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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花开,紧抓“一带一路”四川机遇

杨雨霖

2017年04月13日 12:00

四川日报

编者按:茫茫丝绸之路,架起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长达上千年的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桥梁。4月8日,“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90余位考古、文博、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纵论四川与丝路的关系。本期理论版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丝绸从天府之国走向世界·李后强

可以肯定,中国丝绸从天府之国四川走向世界,四川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

世界了解中国最早自丝绸开始。印度古语“赛里斯”和梵文“支那”,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都是丝绸的意思。在印度、土耳其、埃及、非洲等地一些博物馆都能找到中国古丝绸,且部分来自中国蜀地。四川考古中未发现古丝绸遗物,是因为四川盆地湿度大,不易保存。其实,丝绸之路的“丝绸”,仅仅是一个代名词,实际讲的是实物贸易,除了丝绸,还有茶叶、香料、食盐、花种、陶瓷等都在运输和交易。

南充是“丝路源点”,因为其同时具备“六大要素”。一是自然要素,具有能适合优质野桑树生长的条件;二是生物要素,就是有适合优质野蚕生长的气候条件,本地有野蚕种;三是技术要素,就是有纺织加工蚕丝的设备和人员;四是交通要素,有水路、陆路运输的方便条件;五是交易要素,就是有丝绸市场和商业氛围,但商业不能太发达也不能没有;六是群众要素,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蚕丝产量和生产人群,种植业发达,群众积极性很高。一个地方只有同时满足这六大要素才算“丝路源点”。四川南充基本同时具备,可以算“丝路源点”。

还可以从“六个维度”看南充丝绸。一是地理维度。南充位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温度表现梯度变化,最适合蚕桑生长生产。二是古城维度。长安和洛阳都是中国古都,说它们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实际是指“集散之地”,当时南充距长安和洛阳路途不远,实为丝绸“生产之地”。三是时间维度。最早去印度、埃及的丝绸应该是南充的。因为古时从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印度,比走北方沙漠、荒滩、奇热、风沙、冰雪之路要方便和容易。四是生物维度。原始野桑树在嘉陵江生长茂盛,其他地方的桑树是从南充移栽和培养的。五是经济维度。南充经济不如西安和成都,这样才能重视农业,发展蚕桑。西安、洛阳、成都皆是销售和精细加工之地。六是文化维度。《水经注》《华阳国志》、诗词、民俗、传说、歌谣、地名、道路等,都有蚕桑记载。而绵阳盐亭黄帝元妃嫘祖养蚕纺丝,解决了技术和人才问题,把南充丝绸历史提前到远古时代。

(作者系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教授)

 

成都与“高原丝绸之路”·霍巍

“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称,原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印度、西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成为指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名词。“高原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高原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史前时期,而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与西藏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成都则是高原丝绸之路东端最为重要的起始点与中心城市。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西藏高原农作物的起源、金属器的制作,都可能受到西南地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影响。汉晋时代,以成都(益州)为中心,形成丝绸生产、盐铁制造、漆器、金银器制作等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高原丝路”最为重要的物质交流中心。同时,成都还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沿城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成都至甘青一线的“青海道”便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中亚唯一的陆上通道。

唐代吐蕃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往,益州(成都)都是联系汉藏民族最为重要的桥梁。成都自北朝以来丝绸制作多行销包括吐蕃在内的边地,著名的“陵阳公样”图案成为唐代外销丝绸中最受追捧的纹样,近年来在吐蕃考古中也有大量发现。唐宋以来的“茶马互市”及形成的“茶马古道”,正是“高原丝路”在新时代的延续与新的呈现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第一,成都是“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从南北方向可纵贯连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路。第二,成都也是“高原丝路”和“喜马拉雅文化带”的东端起始点,从东西方向上可横贯青藏高原,并且联接中亚、南亚;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大十字”网络,历史上成为“一带一路”的西部枢纽,不可缺少,更不能忽视不见。第三,在今天打造新的“南亚通道”、继承和发扬“一带一路”历史传统的新的历史时期,成都作为中国西部最为重要的中心城市,必将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王子今

河西汉简资料中屡见“广汉”人名和“广汉”地名,和以“广汉”为名的军事机构名号。“广汉”可以理解为体现当时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特殊符号。而河西边塞出土以“广汉”指示蜀地纺织业产品“广汉八稯布”的简文,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和关注。

“广汉”汉初置郡,下辖“广汉”县。广汉曾经是朝廷倚重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史书记载所谓“主金银器”“主作漆器物者”,反映广汉郡的产业目标似乎主要在于满足上层社会生活用器的需求。而河西简文“广汉八稯布”告知我们,这里的纺织业产品已经形成优势地方品牌。汉代织品以织作规格有七稯、八稯、九稯、十稯的分类,近似现代织品多少支纱的说法,体现成本和质量的差异。

据汉初法律《二年律令·金布律》,政府为“徒隶”等劳作者提供的服装,“布皆八稯、七稯”。汉景帝时制度,“令徒隶衣七稯布。”汉代边防士卒的军装也以“七稯布”“八稯布”制作。从反映河西织品市场的资料看,“七稯布”“八稯布”的价格比较低廉。居延汉简资料可见“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数量甚大。敦煌马圈湾汉简可见出现“驱驴士”“之蜀”字样的简文:“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每位“驱驴士”“驱驴”十匹,体现了这种运输劳作的具体情形。而“之蜀”标示的交通目的地,也是明确的。

简文“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所透露的军运形式可能具有保密性质的特点,或许与这条交通线路附近“羌”“虏”“夷”分布的复杂形势有关。由蜀地往河西作为重要军需物资的“广汉八稯布”等纺织品的运输路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别支。考察这一交通线的走向、路径和通行条件,是丝绸之路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而汉代成都平原的经济地位、纺织业生产力及其市场影响幅度,也可因此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说明。成都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的出土,以及张骞浮槎行天河见织女得“支机石”传说与蜀地的密切关系,对于相关考察也有参考意义。

(作者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早期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宗性

在唐代高僧义净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为后世记录了西晋时期佛教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同印度传播互动的重要信息:“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文字中记载的史实,正值中国西晋末年,历史上所谓的“八王之乱”兴起,北方社会动荡,南方僧人要想从北道赴印度求法是比较困难的,选择从西南丝绸之路赴印度求法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从蜀川牂牁道而出”的记载,为我们了解西晋时期,佛教高僧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印度交流互动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佛教在东汉前后传入巴蜀地区,至东晋时,巴蜀佛教已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先是法和率领徒众入蜀,避“石氏之乱”。法和入蜀后,“巴汉之士,慕德成群”,这就说明蜀地的佛教,大有兴盛之势。后有慧持于晋隆安三年入蜀,初到成都时,住在龙渊精舍,由于他“大弘佛法”,世人“望风推服”。以上从法和、慧持先后入蜀的情况来看,蜀地佛教对外的影响力非常明显,并且蜀地佛教的兴盛之势,也正在逐步形成。

至隋末唐初,由于其它地区的战乱不断,蜀地因其地理环境相对稳定,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由于隋末各地战乱不绝,社会动荡,民众生活非常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大多向稳定的蜀地纷纷聚集,巴蜀成为佛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彰显。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还记载,有五名唐代巴蜀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前往西域求法。他们分别是:明远,益州清城人(今四川都江堰市);义朗、智岸、义玄、会宁,皆益州成都人(今四川成都市)。从文字记载来看,他们五人都是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前往西域的,他们途经的国家有今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是唐代巴蜀佛教与东南亚、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佛教传播互动的重要史实。

早期的巴蜀佛教不仅接纳域外高僧入蜀讲经弘法,形成了繁荣的巴蜀佛教局面,还在隋唐之际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同时,早期巴蜀佛教界的僧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西行求法的行列中,建立起巴蜀佛教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互动传播的信息纽带。可见,早期的巴蜀佛教,具有开放包容、拓展进取的品格。

(作者系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教务长)

 

阐述“一带一路”的历史根据·张海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我们在阐述其现实意义的同时,更应该阐述“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根据。只有从历史学角度把“一带一路”的历史根据讲清楚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纵深及现实战略意义也就更容易阐明。

从全球视野来看,可以把自古及今的丝绸之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一是先秦到元朝是丝绸之路的1.0时代,主要是“中原”与“四夷”互动的过程。丝绸之路成为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桥梁。这种交往包括战争、和亲、通婚、贸易、和平、互助等形式,也包括交往中各民族、种族的融合。中原物质文化影响了四夷,蜀锦成为四夷国王、贵族互赠礼品之物;四夷物质文化也影响了中原,成为中原一体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是明清时期是丝绸之路的2.0时代,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时代。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从14世纪开始,陆上丝绸之路被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所阻断,日渐衰败。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远洋航行,表明了那时中国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继续郑和远航的是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但16世纪以后,明清两代实行海禁政策,海上通道遂被西方列强控制,和平贸易受到抑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

三是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的最新时代。“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以共赢追求共富的思维,是一家发展、家家发展;一国发展、各国共同发展的思维。各国人民都要共享发展的红利,各国人民的福祉都要得到保障。“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用共赢的手段达到共富的目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受到世界各国广泛欢迎,朋友圈越来越大,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经验证明:丝路精神,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计利当计天下利”的精神。四川应乘着“一带一路”顺风,发扬川人工匠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担当气概,把四川的航天航空产业、高端机器制造产业、IT产业等做大做强,推动南亚、中亚、东欧乃至整个欧洲产业的提升,实现共享发展。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历史学家)

 

四川是“一带一路”关键增长引擎·尼克拉斯·施万通

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规划和完善“一带一路”倡议。各国政府、企业和相关各方都关注着与这个雄心勃勃项目有关的新政策。然而,很多国外评论员忽视的一点是,“一带一路”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其整体框架内突出的区域组成部分。虽然“一带一路”关系到中国政府的关键利益,但是中国地方各省区也在发展和推进这个构想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其地理位置和经济结构,特别是考量其在建立可行的跨喜马拉雅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四川成为理想的“一带一路”关键增长引擎。

“一带一路”带来了诸多机会、巨大增长和发展潜力。实际上,新丝绸之路及其相关项目有助于中国政府实现国内发展目标和拓展更多国际间发展。比如促进与邻国的稳定和相互连通至关重要。但是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和交流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有的可以被描述为迫在眉睫,而其他一些风险来得更加微妙和平缓。解决问题的关键,取决于国家以及省区、学术和工业领域的领导人,通过精心设计的风险管理政策,帮助制定控制不良影响的政策,最终将不利条件转换为宝贵财富。

由于部分覆盖一些动荡地区,“一带一路”也受制于一些有形威胁,比如恐怖组织、社会动荡等。地面贸易路线的特点是一部分线路切断可能会导致整个线路的贸易崩溃,至少总体增加运输成本,影响供应。这意味着任何旨在推动国际间发展的提议,都应该将安全因素纳入考量。

虽然防务政策的执行主要在国家政府的职权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国际背景下,但省级政府可以而且需要为整体安全框架的设计做出贡献,特别是当涉及非传统威胁时。对于四川来说,这意味着要不断加强现在作为“一带一路”协调和推动者的作用。未来,四川及邻近地区也将能从环境技术、执法和医药等方面的交流中获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政策也将逐渐成型,各方的角色也将随之变化。这必然会使不同人士的利益相互依存,比如,四川人民的繁荣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人民的福祉将密不可分。这意味着四川政府以及其他行业和学术界的经济驱动力量,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的作用将超越省际的范围。

(作者系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博士)

 

古代成都是三大丝路的交汇点·何一民

成都地处中国内陆深处四川盆地,四周为高山环绕,形成了封闭式的地理环境。地理上的封闭性虽然对成都与外部的联系造成了巨大困难,但并不能阻止四川盆地内外的人们相互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反而更加促进了古代蜀人对内对外开放开发的决心和勇气。

早在先秦时期,四川盆地与北方的汉中、关中地区,西北甘肃、青海地区,西南的云南地区,东南的湖湘、江浙地区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开辟出多条通往外界的蜀道。因而看似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反而成就了成都作为中国古代三大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以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无不透露出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信息。

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主要商品“丝绸”的重要供给地,特别是丝绸之路的高端产品“蜀锦”是成都特产,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考古遗址发现有一定数量精美的蜀锦就是有力证明。南北朝时期,当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受战乱影响中断之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成为新的丝绸之路,使中国内地与西北各政权及亚欧各国的贸易一直未曾中断,佛教文化也多经此传播到中国内地。

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开通,并延续了2000多年一直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早在先秦时期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保持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并通过长江各重要节点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联系。汉唐时期,随着国家强盛,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发展,成都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从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城市。

三大经济文化带交汇点的区位,使成都成为古代中国对内对外开放的枢纽,这一地理区位优势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具备的。

(作者系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

 

古蜀文明与天府丝绸的起源·谭继和

丝绸是中华服饰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在适宜桑蚕的地域,即《山海经》称之为“欧丝之野”的纺织缝制技术由麻葛发展到丝绸的产物。河姆渡、钱山漾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蚕纹、蚕茧与丝绢、丝带、丝线等考古遗存,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黄帝正妃嫘祖创制桑蚕缫丝技艺,黄帝因而能进入“垂裳而治”的文明时代的历代祖先口述史相印证,说明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始源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早了4000多年。

中华丝绸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起源模式一样,丝绸文明也是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具有多源、多地域、多样化的特征。“天府之国”四川是中华丝绸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四川古部族擅长经营桑蚕,故用甲骨文的原蚕象形体的“蜀”字为名,“蜀山氏”就是该部族的特称。该部族第一代蜀王名“蚕丛”,是对具有特殊的丛簇养蚕织丝技术的蜀王崇敬的尊称。这与成都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陶石纺轮、绳纹与网格纹陶器,一直到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巨型青铜立人像,身着华美丝织龙纹、鹮鸟纹、兽面纹的黻黼锦衣的实证是相一致的。

成都交通巷岀土西周蚕纹铜戈、百花潭出土战国宴乐嵌错纹铜壶和成都彭州汉墓出土画像砖均有妇女在桑园采桑的图案,说明先秦古四川丝织业的高度发达。秦汉时代的蜀锦与蜀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的蜀锦,渊源于捶打光滑的缎,故名“锦绣缎”。

秦汉时期技术改进,锦江洗濯,织出如彩贝的“贝锦”,这是蜀锦的特色品牌,成为蜀中城市财富的代表性标志。它通过南、北丝绸之路行销于西域、西亚及东南亚,汉代成都成为当时与齐鲁、襄邑比肩的全国丝绸生产和贸易的中心。成都老官山汉墓发现的世界最早的木制锦缎丝织提花机模型,代表着当时中国,也是世界最高超的织锦技术。

难怪司马相如写赋,也要学习蜀锦之工匠“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高超巧思和精妙技艺,来写作锦心绣口的文章了。因蜀锦与蜀绣的卓越秀冠的知名度,汉代成都遂以它作为城市代表,称为“锦江”“锦里”“锦城”。到唐宋时期成都为代表的巴蜀城市更成为“扬一益二”的世界历史财富聚集和文化交流互鉴的都市,居于当时世界中世纪城市的前列。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省历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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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4月13日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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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蓉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