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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观智库对话蔡昉:四川“未富先老”挑战大于全国,解决问题不能光靠生孩子

管理员

2021年07月30日 02:53

川观智库研究员  李媛莉
川观新闻

7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来到四川,这是他一个月内第三次到访。

蔡昉是去年8月受邀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的9位专家之一,他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收入分配、减贫等数十载。结合专业所长,他指出四川面临着比全国更严峻的“未富先老”挑战。他表示,人口老龄化给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带来挑战,且对需求侧的冲击愈发显著。

蔡昉建议,应对“未富先老”,四川一方面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要着眼于需求侧改革,扩大内需。他还建议四川把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挖掘人口红利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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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未富先老”挑战大于全国

●老龄化以全生命周期的幅度影响消费增长,老龄化趋势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倾向

●四川65岁及以上人口高出全国3.43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均值82.4%,未富先老挑战更大

川观智库:经过走访调研,对四川的情况有何了解?

蔡昉: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三次来到四川,其中两次都花了四五天的时间到各地去做调研,还学习了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我对四川不能做全面的概括,但是从个人关注的角度看,与全国相比,我觉得四川更要注意防止“未富先老”。

川观智库:防止“未富先老”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蔡昉:防止“未富先老”其实是全国都要做的,简单地说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

我们已经看到,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开始负增长,导致供给侧潜在的增长率下降。不过实际上,近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依然吻合,这说明在2011年之后,我国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中,并没有遭遇严重的需求侧冲击,是需求因素保障了潜在增长率的实现。

但是,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人口转折点,可能恰恰就是来自需求侧的冲击。预计到2025年前后,中国的总人口可能会达到峰值,这是老龄化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需求侧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抑制将愈益加剧。

川观智库:怎样全面看老龄化带来的冲击?

蔡昉:总的来说,抑制消费的影响有三个效应。一是人口总量效应。有人才有消费,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二是收入分配效应。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如果收入两极分化,总消费倾向就低了,就会发生过度储蓄。三是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趋势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倾向。

具体可以这样理解老龄化带来的这些效应。老龄化意味着小孩子稀缺,父母、祖父母都乐于为小孩子花钱,促使市场和社会大幅提高小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成本,所以数据显示,在人的生命周期,青少年时期的消费最高。但如果青少年的占比越来越少,就不足以支撑消费增长。而20岁到60岁之间正在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工资收入一方面要缴纳养老保险,用以支撑现阶段退休人员的给付;另一方面因为知道人口抚养比正在发生变化,需做预防性储蓄,进一步影响消费。再说老年人,他们收入水平低、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自然不高。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老龄化以全生命周期的幅度影响消费增长。

出口需求看,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不足进一步加剧,加快工资上涨等,意味着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很快丧失,相应的,优势丧失使得制造业的比重下降。再说投资需求,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如果丧失,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就不那么强烈了,一旦生产领域实体经济的需求下降,派生的投资需求也跟着放慢。

这是从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的角度来看老龄化的冲击。中国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GDP超过12535美元;2035年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达到23000美元。要实现这两个目标,经济总量应该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就要稳住经济增长率水平。

川观智库:为什么说四川更要防止未富先老,怎么理解这个“更”字?

蔡昉:现阶段,我们人均GDP的排位和老龄化的排位不对称,人均GDP迈过了一万美元门槛,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人口已经趋于零增长,老龄化程度更接近发达国家。

与全国平均情况相比,四川的老龄化程度更高,经济发展水平稍低一些。根据统计数据,四川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6.93%,比全国平均的13.5%高出不少。同时,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比全国高出6个百分点,其中老龄人口抚养比又高出全国5.4个百分点。

2020年四川人均GDP是58126元,大概相当于全国的80.2%;另外,四川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82.4%。两项都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说四川仍然还是个典型的中西部地区。

从这些数据来看,四川面临的“未富先老”挑战比全国的情况还要严峻一些,应该有更大力度的应对措施。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接续人口红利

●稳定制造业需要制造业发展能够尽可能扩大就业,让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增加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供给一方面可以保持制造业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川观智库:认识到冲击从何而来,应对“未富先老”要从供需两侧寻求发力点。对四川,您有何具体的举措建议?

蔡昉:对四川而言,供给侧的改革应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制造业的比重。过去很多年四川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我认为是因为那些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四川的工业化速度加快,工业比重明显赶超全国。

近年四川工业比重有所下降,降幅甚至比全国还大,也导致劳动力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主要还得靠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就是第二产业,四川第三产业大部分还是由传统服务业构成,不足以提高整体生产率,也不足以支撑比较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

怎么稳住制造业?这是个两难题目。因为提高生产率,就应该有良好的企业“进、退、生、死”机制,以防止资源配置僵化、退化。但很多企业在失去竞争力后,往往会寻求各种各样的保护,比如寄希望于政策层面继续给贷款、给优惠,甚至还会以“转型”名义向国家要补贴,形成僵尸企业、半僵尸企业等,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源配置僵化,导致生产率的大幅下降。

因此,我们必须营造出创造性破坏的条件,让该退出的退出、该死去的死去,让生产率高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实现生产率驱动制造业发展。另外,稳定制造业,还需要让其发展具有包容性,能够尽可能地扩大就业,让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川观智库:四川已经把建设制造强省作为战略性工程来抓,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明确了构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和数字经济“5+1”现代工业体系。

蔡昉:这些“主攻方向”必须带动就业,才具有分享性。保障潜在增长率,四川还有一个独特潜力,这和四川的省情有关,就是劳动力供给潜力。

按照一般定义,中国现在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四川相对于全国,人口红利的潜力更大。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理解:第一,四川的城镇化率还低于全国水平,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四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73%,全国平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第二,四川现在还是人口跨省净流出的省份,外出务工人员规模大,并且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不会在沿海地区得到当地的户口,因此他们回来,在省内实现市民化的潜力是巨大的。第三,四川省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占比,应该比全国高,意味着可以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劳动力供给。

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把引进人才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战略,但我的理解是,吸引人口就意味着吸引了人才,反之则不然。其实,人才进来了,人口进不来,没有人气,人才也没有用武之地。

对四川来说,我觉得就应该从吸引人口入手,促进和扩大农民工社会性流动。其中既有农民工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等横向流动,也有农民工收入增加、身份和地位提高或者岗位晋升的纵向流动。

川观智库:横向流动与纵向流动如何实现?

蔡昉:通过改革引领,获得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不是两个红利,而是两者可以结合。四川在全国来看是人口净流出省份,而像成都这样的中心城市,又是净流入城市,所以四川兼有“输出地”“输入地”的双重优势,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够让省外回来的农民工,在本省内实现进一步转移。

因此,四川应该把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个突破点,这比单一的劳动力输入地或者输出地更容易实现。如果农业劳动力输入省份推行户籍改革,其付出的改革成本并不能够从劳动力收益中全部得到补偿,所以成本和收益不对称,导致改革缺乏动力;如果是劳动力输出地,则很难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因为输出去的劳动力是否能够市民化,取决于输入地是否能够容纳。

四川的输出和输入可以在本省内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均衡和对称,避免纯粹的输出和纯粹的输入出现改革成本与收益不对称。

增加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供给,一方面可以保持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实现应有的制造业比重和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避免过早地出现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共同富裕道路。

光靠“三孩”政策不能解决“未富先老”

●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不是通过生孩子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还是要回归到经济领域来解决

●人是最重要的,但对人的保护不应该与保护低效企业混在一起,而是要在社会层面给予充分的兜底

川观智库:应对“未富先老”,还要解决“富”的问题吧?

蔡昉:在需求端,收入差距越大,消费越受到制约,消费能力越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途径。促进和扩大农民工社会性流动,目的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脱贫后的农村人口、进城的农民工、过上中等生活的老年人,是可以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的三大目标群体。

按照2020年平均工资标准,农民工月均收入约4549元,已是中等收入群体下限水平。目前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约1.74亿。如果能把这部分人群变为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但农民工要真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就应该和城市人口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打破户籍制度的壁垒。

允许农村转移人口有偿转让土地权益,盘活更多乡村资源,实现更有效的利用,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改革方式。

川观智库:近段时间关注度极高的“三孩”政策,能解决“未富先老”吗?

蔡昉:先说一个概念——总和生育率,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在中国,也可以将总和生育率理解成一对夫妻生几个孩子。

总和生育率决定了人口从长期看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一般来说,高于2.1就是高生育率,低于2.1就是低生育率。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生育水平就已经低于2.1,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总和生育率还有没有回升的希望?只能说事在人为,这也是中央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不能乐观指望生育率快速地实质性回升。人口政策的关键点,不光是允许生几个,更关键的是降低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让人生得起、养得起,愿意生。这次国家出台的配套生育支持措施,就是要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诸多因素一体化考虑。

从经济学的角度,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不是通过生孩子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还是要回归到经济领域来解决。

川观智库:经济领域还有哪些解决之道?

蔡昉:应对老龄化切实可行的办法不光是提高生育水平,还包括提倡全生命周期的配套政策,包括终身学习、反对就业歧视、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以及实施更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等。

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人高达1.9亿,60岁以上的老人更有2.64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如果能够通过养老制度改革,让老年人享有中等收入的生活水平,中等收入的群体就扩大了。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前三个阶段是高速增长时期,财富驱动是减速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前两个阶段,我们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结合起来,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保持必要速度,也学会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此外,中国已经进入了应该构建福利国家体系的发展阶段。为什么这么说?按照一般规律,人均GDP在1万至2.5万美元区间时,政府社会福利支出会提高10个百分点。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美元的中国,从现在到2035年,刚好处在这一阶段。所以我们需要把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提高,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

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就是七个“有所”,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分别对应降低“三育”成本、劳动者素质与人工智能竞争、解决结构性就业困难、实现全民医保、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普惠性和均等性、将保障性住房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开展社会救助和解决相对贫困等目标。

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也就意味着社会政策托底,就意味着在面对竞争时,我们并不直接去保低效企业,也不保过时产业,甚至不直接保岗位,而只是保人本身。人是最重要的,但对人的保护不应该与保护低效企业混在一起,而是在社会层面给予充分的政策托底。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激发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

专家印象

蔡昉的私人方法论:

行千里路和读万卷书

蔡昉的头衔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蔡昉的日程太满——用他的话说,“常态就是频繁地出差,到各地基层调研,参加科研院所、大学、政府乃至投资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或相关活动,会见认识不认识的同行……”

自称“年轻老头”,他坚持退休不退岗,秉持旺盛的学术热情,在中国经济和人口等问题的研究领域一直保持时新的研究成果输出。在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蔡昉把最新的研究情况,面对面汇报给总书记;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他呼吁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谏言地方政府抓住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牛鼻子;在媒体平台,他把走向共同富裕的途径分享给全社会。

在他的学术自传中,蔡昉却“检讨”自己并不是一个外向型性格的人,一旦超出专业范围,“我可谓不善言辞,比较木讷”。然而他清楚,内心对任何事物既自感愚笨,又充满了饥渴般的好奇心。于是,蔡昉愿意随时随地处于交谈、阅读、浏览、观察、欣赏的状态,“说到底,调查研究也好,参会访问也好,会见来访的客人也好,既是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是学习的机会,都印证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和开卷有益这样的经验之谈。”

“这方面,确有一些类似于私人方法论的东西可以分享”,亲身实践的行千里路和读万卷书,是蔡昉分享给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经验。他说,一个人无论多么用功,终究不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各类职业人群交往、交谈,固然不应该出于什么实用主义的动机,但是,长期积累下来你会发现受益良多。

关于读书,他的解释中有这样的内容:广义的“读万卷书”是经济学家增进语言表达能力的必由之路。著名学者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不打算饶有兴致地做思想实验,就根本不能做严肃的经济学研究;而麦克罗斯基则干脆说“经济学家不把文章修饰好是不道德的表现”。如果说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优势的话,或许恰是以其抽象能力取胜,因此,没有起码的抽象力很容易流为票友经济学家或其同侪。但长年累月徜徉于抽象世界,却容易使人的语言表达能力遭到耗损。没有人能够自动化解这个悖论,而他对任何人能够给出的唯一建议,就是广泛阅读而且只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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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7月30日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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