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泉 李昊原：巴蜀哲学思想对四川文学的内在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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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8月10日 03:23
《中华读书报》2026年8月5日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犹如一对孪生兄妹，亲密无间。哲学为文学打开观察世界与人生的“内在之眼”，文学则让哲学思想获得了生动可感而有温度的流淌与呈现。巴蜀思想家们以其独特的宇宙观念、历史意识和生命哲思，为这片土地的文学创作注入了关注自然、社会与人性的深层动力，内化于历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外显为巴蜀文学独特的主题取向、表达方式和审美风格。这种思想的内在规定性和文化影响力，使得巴蜀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样貌。
一、多元会通，兼容并包
巴蜀哲学以其开阔的胸襟，善于融会不同思想流派，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巴蜀思想家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从汉代的严君平、扬雄融合儒道，到宋代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兼收儒佛道三家之长，再到刘沅的槐轩学主张三教融合，都体现了这一传统。唐代马祖道一、宗密等高僧的佛学思想是多元思想交融的产物，影响深远。进入近现代，这种包容精神进一步发展为会通中西，如贺麟提出对西方哲学进行“华化”“儒化”，唐君毅则主张吸收西学精华以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展现了在全球化视野下融合创新的能力。
汉代是巴蜀哲学与文学第一次高峰对话时期。严君平与扬雄师徒二人，共同为巴蜀文学奠定了“儒道兼综”的底色。严君平在蜀地讲授《老子》，其著作《老子指归》探讨宇宙生成和身心修养问题，将哲学引向对生命本源的关注。这种对“道”的体认方式，深刻影响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文学不只是载道之器，更是体道之途，为后来巴蜀文学追求“自然之旨”埋下伏笔。严君平讲“上善若水”，带扬雄观郫江水，使其悟道。这种对自然的体悟，深刻影响了巴蜀文学崇尚自然、善于从山水中悟得哲理的传统。扬雄随其在“横山读书台”学习八年，深得道家思想精髓，是巴蜀史上第一位将深邃哲学思考注入文学创作的大师。他早年崇拜司马相如，作《甘泉赋》《羽猎赋》等，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中年以后，他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转向哲学研究，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构建了以“玄”为宇宙本原的哲学体系。扬雄的《蜀都赋》不仅是文学名篇，更是蜀都风光图轴与风俗画卷，开创了将哲学沉思与地域风物相结合的书写方式。其《解嘲》《逐贫赋》等作品，正是以文学形式探讨人生际遇与坚守道义的哲理散文。这种兼容并包、不主一家的学术胸襟，展现出“深玄之风，玄而不虚”的思辨特质，为巴蜀文学能够自由吸纳各家思想资源开辟了敞亮通途。
《方言》十三卷，（汉）扬雄撰，明崇祯间何允中刊汉魏丛书本
二、释经创新，超越旧说
巴蜀哲学的发展与经学研究紧密相连，但蜀中学者并不墨守成规，而是在解释经典的过程中勇于突破。巴蜀哲人往往通过注释儒家经典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形成了“蜀学经学化、经学哲学化”的传统。近代廖平的“经学六变”历时近四十年，从调和今古文转向建构宇宙论，始终以尊孔为宗旨，试图建立一个融贯天人的“孔经哲学”体系，并将孔学范畴扩展至全球文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是巴蜀哲学的显著标志。
魏晋至唐时期，“易学在蜀”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汉代扬雄到宋代陈抟、苏轼，易学传统培养了巴蜀作家对宇宙、历史和人生本源的终极追问意识，为文学注入了深邃的哲理性和厚重的历史感。巴蜀是“易学”的重镇，谢无量称“《周易》自汉盛。至今惟蜀人能传之”。初唐的陈子昂是这一传统最杰出的代表。他高举“文章道弊”“汉魏风骨”的大旗，其《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将哲学思辨引入诗歌的典范。诗中关于宇宙、人生、历史的深刻思考，与巴蜀易学和道家思想一脉相承。《登幽州台歌》中对个体生命在无限时空中的孤独感与苍茫感的体悟，深刻体现“究天人之际”的哲学精神。
古蜀为“仙源故乡”，相传蚕丛、柏灌、鱼凫三王终得仙道。张道陵在蜀地创立道教，将蜀中的山川地理神圣化。这种道教文化背景，使得巴蜀作家在面对自然时，往往带有一种“仙气”和超验的想象。宋初陈抟研究《周易》和道家内丹学说，强调心性修养与宇宙本体的合一，极大地丰富了巴蜀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他那种高卧云台、超然物外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为巴蜀文学提供了隐逸、空灵、奇幻的审美意境。“仙源在蜀”的神话与道家文化，赋予巴蜀文学飘逸、瑰丽和亲近自然的特质，形成文学摆脱尘俗、回归自然的精神取向。
三、沟通道欲，情理结合
两宋时期，巴蜀哲学臻于鼎盛，其对文学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和全面。在与程朱理学的主流理学对话中，巴蜀哲学展现出独特的人情味，更重视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三苏”蜀学与理学相抗衡，公开倡导儒、释、道合一，尊孔子与老子为圣人，强调“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认为礼义道德应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这与当时更偏重道德理性的理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塑造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最富魅力的人格与文风。
苏轼是巴蜀哲学影响下产生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实现了从“自由人格”到“天地境界”的超越。他的民生观、社会观、政绩观、人生观，鲜明体现出他的中庸哲学架构。在《中庸论》中，他突出“诚”与“明”、“乐”与“知”的理念：“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只有认清自然的本然道理和人的本然情感，才能内化为把握世界的方式，才能由“知”而“乐”体会到事物运动变化带来的乐感和洞悉事物本真规律的愉悦。这也是苏轼几经沉浮而始终通达乐观的心性哲学基础。在《东坡易传》中，他以“水”喻道，强调“因物赋形”“随物赋理”，反对僵化的“理”。这种哲学观念直接投射到他的文学创作中，其作品充满人间烟火气，既能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至深之情，又能写出“明月几时有”的旷达之理，情与理在他的笔下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形成“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的美学风格。他的《前赤壁赋》将儒者的担当、道者的自然、释者的空观融为一体，最终升华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审美化人生，成为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最高典范。无论是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前后《赤壁赋》，都蕴含着对宇宙永恒与人生须臾的深邃思考，将易学的变易观化作了文学中对生命旷达与超然的审美体验。
《东坡易传》，（宋）苏轼撰，明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
与苏轼同时代的张栻，在中国哲学史上提出“心主性情”的命题，他说“自性之有动谓之情，而心则贯乎动静而主乎性情者也。”他强调求实求理，提出理学诗学标准“学者之诗”，并主张传道济民、知行互发。如绝句《立春日禊亭偶成》“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它不以一句一联的警策夺人眼球，而以整体的意境和背后的理趣打动人心，是“学者之诗”的典范。张栻的“实学”思想催生了四川文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影响深远。从宋至清，像魏了翁、李调元、张问陶等文人，其创作均展现关注现实、不尚空谈的特质。魏了翁进一步发展了理学，重建鹤山书院，推动了蜀中学术的繁荣，其文论强调“根于理者为仁义礼智之性，禀于气者为血肉口体之躯。”“大抵作者本诸性情之正，而说者亦以发其性情之实，不拘于文辞也。”指出人欲有善与不善之分，认为圣人也是“使人即欲以求诸道”，肯定了在满足合理欲望的过程中体认天道的可能性。
四、躬行践履，文史通达
巴蜀哲学不仅务虚，更重实用，具有浓厚的实学色彩，强调知行合一，反对空谈心性。巴蜀哲学从西汉文翁治蜀兴修水利、兴办官学的“先富后教”，到宋代张栻强调“行之力则知愈进”，再到魏了翁主张真知，著于实践，他说：“内反诸心以验诸行事之实，当有以自得之”，体现了对躬行践履的重视。巴蜀学者并不讳言功利。魏了翁主张勤勉务实，他说“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实效也。”这种将道德理想与事功追求相结合的思想，在整个理学传统中独树一帜。
从史学到政治哲学，巴蜀哲学延续了重内省、重践履的传统，思想家们将对社会的深刻观察融入文学的血脉。西晋陈寿与东晋常璩代表了巴蜀史学哲学的高度。陈寿的《三国志》以“实录”精神著称。这种史学观背后，是巴蜀学者对历史兴衰、人物命运的深刻哲学思考。他评价人物，不虚美、不隐恶，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儒家价值观的哲学判断。这种史笔传统，使得巴蜀文学在后世的发展中，往往具有较强的历史厚重感和议论色彩，作家们善于从历史变迁中探讨人性与社会的规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方志史的典范，更是巴蜀文化的百科全书。他明确提出“蜀学”概念，“蜀学比于齐鲁”，将巴蜀历史与中原历史置于同等地位，这背后是一种宏阔的文化哲学视野。他对巴蜀地理、人物、风物的记载，充满了深厚的乡土情感，其文字本身就是优美的散文。这种书写传统，深刻影响了历代巴蜀文人的地域认同和书写视角，使得巴蜀作家往往能以通达的历史眼光审视现实。
明末清初的费密反对宋儒空谈性命、虚疏的学风，猛烈批判其“道统论”，主张以汉儒为宗，从经典出发，回归朴实学风。提倡“实学”，强调理论结合实际，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被梁启超誉为“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费密的诗多写亲身经历的离乱之苦，感情真挚，意境深远。其代表作《朝天峡》：“一过朝天峡，巴山断入秦。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暮色偏悲客，风光易感人。明年在何处，妻子共沾巾。”备受王士祯等名家推崇，其沉郁悲慨、朴实自然的风格，深刻影响了后世四川文人的审美追求。
五、批判旧制，与时俱进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巴蜀哲学家往往能发出时代声音，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明清鼎革之际，巴蜀哲学中的批判精神与实学思想高涨，引导文学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探索人性。唐甄是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齐名的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所著《潜书》被称为“五百年无此文矣”，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已被译为法、韩、日文。其哲学核心在于“富民”“养民”，强调事功与心性的统一。唐甄竭力通过内心的平衡来抗拒社会的浸蚀和矛盾，以自身之“悦”消解人生的痛苦。这种自我意志力的确立与强大，是需要心性通泰和恒久修为才能做到的。唐甄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和范畴，如“解闭”“升潜”“启蛰”“隅遍”“绝续”等，特别是“止通”“独该”尤有意味。“止”是指事物的个性，“通”是反映事物的共性；“独”即特殊，“该”即一般。唐甄的这些范畴都是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标识性概念。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在文学上，是写作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锋芒。他的文章不求空谈性理，梁启超评之“无肤泛语”“无蹈袭语”。将哲学思考转化为改革社会的呼声，体现了巴蜀文学中那股“敢言直刺”的硬气，其批判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取向，影响了后世巴蜀文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吴虞则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联系起来批判。这种精神在晚清、近代的巴蜀作家如巴金等人的作品中，依然能够找到回响。
正是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情理兼顾的现实关怀、勇于创新的学术追求，共同构成了巴蜀哲学的独特魅力。其探源宇宙的玄思、经世致用的力度、批判现实的锋芒以及超然物外的飘逸，为四川文学注入了独特的灵魂，形成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独特风貌，成就了“文宗在蜀”的千古盛景。这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也为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对话提供了“和而不同”的地方性智慧样本。
(作者李明泉系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李昊原系四川大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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