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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探讨德国默克尔 4.0 时期的内政外交与中德关系

杨雨霖

2018年07月12日 12:00

查建国 夏立 郝靓
中国社会科学网

7月6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办的“德国默克尔4.0时期的内政外交与中德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顾俊礼等专家就当前德国内政外交和中德关系进行探讨交流,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李乐曾主持研讨会。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作专题发言及总结报告。

郑春荣表示,德国对美政策调整的外部催化剂来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经贸政策的改变,而内在驱动因素则在于,新形势下德国外交政策包括对外经贸政策的重构,这也是默克尔政府积极有为外交调整的延续趋势,德国旨在通过外交政策调整,参与建构全球秩序,在国际事务构建中承担更多责任。

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德国以及欧盟

“面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应当尽最大可能全方位、多视角、跨学科地研究德国、欧盟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比较全面看到未来发展趋势。”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刘立群谈及对当前德国及欧盟形势几点看法时说,首先是如何看待欧美矛盾,特朗普上台后欧美矛盾裂痕扩大,但从学术角度看欧美价值观方面仍然是相近的,欧美的分歧主要在国际问题领域,包括如何通过国际组织实现各自利益,欧盟倾向于借助国际组织,美国则藐视国际组织及相关协议。其次如何看待德国外交转型,德国外交的连续性远大于它的变化调整,这是由于近几年德国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它在国际事务中反对武力威胁,希望通过多边方式解决问题。

刘立群认为,德国一方面需要强化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总体来说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对俄罗斯的政策影响力也在下降。谈到如何看待德国政策的右倾化,刘立群指出德国反难民浪潮和右翼民粹现象之所以泛滥,一方面是德国民众出于穆斯林对德国传统文化冲击的担心,另一方面是由于难民危机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福利的冲击,但危机对德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应过于夸大。

在题为《默克尔时代与德国的保守主义》的发言中,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认为,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上看,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在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默克尔2009年执政开始,默克尔时代呈现出的文化、政治秩序与战后国际秩序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德国经济或呈现走弱趋势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就德国经济与欧盟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时表示,德国经济占欧盟经济总量的1/5左右,德国不仅是主要的出口大国也是主要的制造业大国,2017年德国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占整个欧盟的15.28%,在欧盟成员国中位列第二。从就业角度看,德国是欧盟国家中吸收劳动力最多的国家。从投资角度看,德国投资占欧盟其他国家一半以上,东欧是德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受益者,1800多个德国企业在东欧投资,创造了65万个工作岗位。

丁纯表示,从长远来看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一枝独秀,但目前却呈现出走弱趋势。首先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持续放缓,影响了后续的经济增长;其次科技前沿领域研发强度不够;最后劳动力成本上阻碍了德国经济发展。此外,外部环境变化也对其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未来德国经济会出现相对较慢、较停滞的增长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赵晨认为,从美欧两大发达经济体的关税贸易战可以看到,其背后是两种国际秩序的争论。美国代表的是一个多极化世界秩序,希望回到以国家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而欧盟则主张的是经济全球化所需、放松各种管制的自由国际秩序。

德国政治格局从二元向多元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解朴对德国政党政治的新特点进行解读时表示,德国政治格局正在从二元向多元转变,德国政党内部出现了裂痕,呈现出一种政治形态的多元化,国际性问题、区域性问题成为政党政治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德国政党政治呈现出一种溢出趋势,政治侧重点发生了方向性转变。

杨解朴认为,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负面结果导致了德国在内的欧洲部分行业低技能从业人员长期失业,在现代化过程中,这部分利益受损的民众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移民表现出抵抗、敌视的态度。社会成员在对继续推进全球化或是退回保守主义路线的选择中出现分歧,在全球化浪潮和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感到被忽视、被伤害的群体恰好成为新兴民粹主义政党拉拢的对象。

外交学院教授熊炜的关注点在于德法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德国推进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所采取的政策等问题。他认为,认识德法关系的特殊性,需要从认识德国在欧盟的领导权入手,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有所探讨,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领导权的权威问题。德国在欧盟中所面临的领导权困境,实际上是一个权威困境,即虽然有实力却不被信服、甚至招致反感。

熊炜提出,从德法发展历程来看,德国既缺乏法理性权威,也缺乏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相比较而言,法国权威要重于德国,因此在实施欧盟领导权的过程中,德国的策略是向积累了权威资本的法国借权。德国以这种方式向实力不如自己的法国选择妥协和退让,在实力增长的同时保持审慎和谦让的态度。

会上,还有来自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朱苗苗、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胡琨就“德国新政府环境与气候政策”、“中德关系:新阶段、新问题与新机制”、“德国与欧元区改革”作专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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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12日 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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