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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学术交流会举办

杨雨霖

2021年02月01日 02:39

廖苏予 曾江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廖苏予 曾江 通讯员 徐进)2021年1月28—29日,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巴蜀文化精神标识,落实落细《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2020年重点工作》和《重庆市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精神,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组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学术交流会,会议共分为巴蜀文化学术交流会和重庆考古业务科研报告会两大板块,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同步进行。

一、巴蜀文化学术交流会

2021年1月28日,来自成渝两地的10名考古学者围绕成渝地区巴蜀文化研究、西南地区汉文化传播、宋元(蒙)山城防御体系等主题分享了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两地专家学者作深入交流,展开讨论,共同深化了对巴蜀历史文化的认识。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唐淼在题为《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的探索与实践——以宝墩遗址近年收获为中心》的汇报中,介绍宝墩遗址是宝墩文化聚落中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处典型聚落,遗址的主体年代为距今4500—4200年,分为四期五段。近年采用田野考古和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对宝墩遗址开展了较为系统的聚落实践与探索工作。分析显示,宝墩城址内外双重城垣的修建与使用并非同时,外城修建与使用晚于内城。城内地貌多样,台地与低洼区域错落,宝墩人群因地制宜,选择台地营建不同类型房屋居址;墓葬通常分布在房前屋后或台地边缘的较低洼区域;最低洼区域宝墩时期仍为湖藻状态,不排除为早期水稻田。整个聚落呈现出以家户为最小单位,普通家户以该区域大房子为中心,整个城以鼓墩子三组大房子为中心的模式。宝墩先民的经济结构以水稻种植为主,少量粟,采集渔猎作为食物的补充,同时伴有家猪的饲养。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卫东在《巴韵巫风——宣汉罗家坝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新发现》中对罗家坝遗址第六次考古发掘进行了介绍,在2020年度考古发掘中,罗家坝遗址共清理墓葬75座,出土各类随葬品1000余件。新发现了8座出土龟甲的墓葬,且墓葬随葬品数量较多、墓葬等级较高、部分墓葬出土成套的占卜工具,说明使用龟甲占卜的习俗在巴人上层社会较为流行;同时,新出土一批典型的巴蜀符号,且数量较多,演变序列完整,是四川地区巴蜀符号出土最多的墓地。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研究东周时期巴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代玉彪在《两千年回眸六十载等待——九龙坡冬笋坝遗址考古收获与认识》中,汇报了冬笋坝遗址2020年度的考古成果。此次工作共清理战国晚期至新莽时期墓葬28座,其中船棺葬4座、狭长方形墓葬1座、长方形土坑墓21座,近方形土坑墓1座、砖室墓1座,汉代砖窑1座,遗存主体以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巴文化墓葬为主,出土陶、铜、铁、琉璃等各类遗物370余件(套)。代玉彪认为,冬笋坝遗址墓葬呈现出分布密集、排列有序、类型丰富、延续性强等特点,系统反映了晚期巴文化及其逐步融入汉文化的全过程;巴文化墓葬特色鲜明,很可能是巴人系统中的板楯蛮遗存;发现4组并行排列的墓葬,随葬品组合存在明显的性别指征,应为夫妻异穴并葬;此外,还发现了砖室墓与为营建汉代砖室墓烧制墓砖的窑址处于同一空间,汉代墓葬中存在墓内和墓外祭祀的丧葬礼仪等重要信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左志强在《成都新川汉六朝崖墓2020年收获与思考》中,介绍了新川创新科技园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五根松、刘家大堰、王家山Ⅱ号点、蛮洞山四处地点发现的一批数量丰富、分布面积大的汉六朝崖墓,以三国两晋崖墓为大宗,其中五根松M94未被盗掘。左志强认为,三国两晋时期崖墓有诸多新的重要发现,存在多处“避让关系”现象,墓葬形制特征突出,出土随葬品丰富,类型多样,其中摇钱树、画像石棺、青瓷等遗物最为重要。新川汉六朝崖墓与川北、川南同时期崖墓既有一定趋同性,也存在地域差别,2020年度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研究打开了四川汉六朝考古学研究的新局面。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肖碧瑞在《涪光汉影——重庆涪江流域汉代墓葬的发现及初步认识》中,指出涪江流域位于重庆川东平行岭谷以西与成都平原以东的丘陵地带,在战国时期涪江流域的潼南双江一带曾是巴、蜀两国分界所在。近年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涪江流域开展了多项考古工作,取得了一批汉代墓葬的重要材料,为建立这一地区汉代墓葬的文化序列以及秦汉时期巴郡、蜀郡的文化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该区域汉代墓葬的梳理可以发现,本地汉墓是汉文化大一统背景下四川盆地汉墓的实物表现,墓葬形制中流行崖墓以及随葬器物中各类人物俑、模型明器、摇钱树等发达,具备巴蜀文化圈内汉墓的鲜明特点。其次,重庆涪江流域汉代墓葬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等在双江以上的上游地区明显受到川西成都平原文化的影响,双江以下至合川境内,则深深打上了川东峡江地区的文化烙印,两种文化互补、渗透、融合的界限可能就在今潼南双江一带,表明该涪江流域是融汇东西、桥联巴蜀的文化廊道。此外,在吸收汉文化、巴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涪江流域的区域特色,比如砖棺的使用、崖墓内用墓砖起券习俗等,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行政区划、历史渊源有直接关系。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睿在题为《四川地区宋元山城现状调查》的报告中,介绍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历年开展的宋元(蒙)山城考古调查工作,并对四川宋元(蒙)山城的修建背景、数量及分布规律、特点等进行了初步的全面梳理,对一些代表性山城行了简要介绍。刘睿重点介绍了近年在开展合江神臂城调查中,关于城墙布局,遗迹现象等方面的新认识。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汪伟作题为《梁平赤牛城遗址2019—2020年度田野考古的收获与初步认识》的报告。2019—2020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重庆师范大学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对该遗址开展了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初步确认了南宋末年所筑赤牛城遗址的内外城垣分布范围,为研究宋元(蒙)山城防御体系、复原宋末元初夔州路战争史提供了重要城址标本与历史实证。宋代香炉石的发现为《舆地纪胜》考证及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材料,其上题刻“皇宋夔府路梁山军县水东乡福德保王村”证明了《舆地纪胜》中相关记载,同时也为梁平的历史沿革及古代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蔡亚林汇报的题目是《忠县皇华城遗址2018—2020年度考古发现与认识》。皇华城是宋元(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中唯一的“孤岛型”城址。2018—2020年度,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城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取得了系列重要收获。一是基本廓清了城址布局和功能分区,调查发现皇华城城垣由内城墙、外城墙及一字墙三部分组成,内城总面积约57万平方米,初步确定了衙署区、军事区及居民生活区;二是初步厘清了城址年代与沿革变迁,找到了筑城之前及城墙废弃之初的地层堆积,为探讨城址分期和演变沿革提供了线索;三是清理揭露了一批保存较好、较为罕见的重要遗迹现象,如一号城门外拱券顶内“排叉柱”结构为首次发现,是宋代城门发展演变关键阶段的珍贵例证;四是调查新发现采石场、墓地、水井等文物点55处,丰富了对城址文化内涵及延续性的全面认识;五是深化了对城址价值特征的评估,考古发现表明城址整体较好地保留了宋末以来的原始状态,相较其他同类山城,具有高度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孙治刚汇报的题目是《奉节白帝城遗址2019年度考古收获》。2020年5—10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中山大学联合实施了奉节白帝城遗址2019年度考古发掘。通过对白帝城重要组成部分的子阳城皇殿台、中间台两个高台遗址的发掘和重点解剖,获取了不同时期建筑遗存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确认了子阳城遗址东汉始建、六朝沿用、晚唐五代筑台、南宋拓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建立了子阳城遗址的年代序列,为探讨历代白帝城的空间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皇殿台、中间台两座南宋高台的发掘,基本廓清了高台的布局,确认皇殿台为内台城和外瓮城的结构,布局完整,表明子阳城内各高台均为据险设防的台城,遗址军事功能突出,进一步完善了南宋白帝城的城防布局和攻防体系。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胡立敏在《2020年钓鱼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中,介绍了钓鱼城遗址年度考古收获。本年度主要发掘了大天池、范家堰、大草房、薄刀岭和九口锅等5个遗址点,大天池遗址的时代和性质以及与范家堰遗址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以后钓鱼城考古研究和申遗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范家堰遗址的最新发现为当前对遗址的房屋建筑、路网系统、给排蓄水系统等分区布局和功能结构问题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他认为,大草房遗址应为一处高规格的、具有祭祀性质的祠庙类建筑,为钓鱼城军民战时的宗教、精神生活研究提供重要实物资料。薄刀岭遗址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且视野极佳,推测应为一处咽喉要道,同时也是重要的瞭望、警戒和防守设施。九口锅遗址城门、城墙遗存进一步完善了钓鱼城“内城”的城防设施,对探讨钓鱼城的战争精神、城防思想及其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本年度考古新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钓鱼城遗址文化内涵,初步廓清了宋元(蒙)战争时期大天池遗址-范家堰遗址-大草房遗址-薄刀岭遗址-九口锅遗址一线的遗存分布、路网体系及城防设施等,对于深化钓鱼城遗址功能分区、结构布局和综合防御体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重庆考古业务科研报告会

2021年1月29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建筑遗产研究所、文物修复保护所、保管部、文物信息中心等业务部门的12名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围绕考古发现研究、文物修复保护、古建保护研究等主题进行报告,达到了总结收获、分享成果的目的。

文物考古研究所唐勇在《2019—2020年度万州天生城遗址考古发掘收获及认识》中,介绍了天生城遗址最新考古成果。通过连续两年的考古工作,一方面发现了一批商周时期石地坝文化遗存,进一步扩充了遗址的古代文化内涵,是探索峡江地区二级阶地以上海拔区域早期遗存的分布与特征的重要实物样本;另一方面,首次在天生城内城发现了以宋代房址、水井为代表的宋代遗存,原生堆积出土遗物丰富,以实物印证了天生城作为宋元(蒙)山城遗址群重要一环的历史史实,为下一步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线索,为遗址的利用提供了展示素材。

文物考古研究所陈东在《巴南区翰林坟墓地考古工作收获》中介绍了翰林坟墓地的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工作,相继确认了翰林坟墓地主墓及拜台和石阶、袝葬墓及北侧垣墙、神道铺地石面及石阶、沿神道对列分布的石像生(含石翁仲、石虎、石羊等)、享殿铺地石面及柱础、望柱柱础及柱顶望兽、墓地西南缘堡坎、明塘内外坎等布局设施。他认为,墓地依山就势、背山面水,是明代风水堪舆思想在重庆平行岭谷地貌实践的典范,也是现代山地文化景观的重要实例。翰林坟墓地地理大环境完整,重要要素齐备,时代明确、墓主刘春生平历史清晰,是西南地区代表性的明代品官墓葬考古实物资料。

保管部吴梦玲汇报的题目是《重庆地区两汉时期的铜棺饰研究》,认为我国古代先民对葬具的装饰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到了汉代更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漆馆、石棺等多种多样的饰棺方式。通过进一步对重庆峡江地区出土的圆形牌饰、龙虎形饰、双阙形饰等铜棺饰的类型梳理,认为这批棺饰非常具有地域性和独特性,出土的墓葬等级相对较高,直接反映出了墓主生前的财富与地位。在空间分布上与重庆渝西地区和四川地区出土的画像石棺泾渭分明、毫不重叠,被称为川渝地区棺上装饰的两朵奇葩。

文物考古研究所牛英彬在《江津石佛寺遗址出土南宋碑刻及相关问题研究》中,以江津石佛寺遗址出土的数块南宋时期的碑刻为主要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史料,进一步梳理和考证了这批碑刻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重点围绕其中所涉及的寺职、度僧制度、寺院经济及僧人、居士、寺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历史文献、考古遗迹形成了互证关系,极大地弥补了石佛寺遗址在文献上的缺失,进一步提升了石佛寺遗址的价值,活化了石佛寺遗址的历史场景。

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领在《重庆地区元代中后期青白瓷的发现与初步探讨》中,对元代中后期重庆地区青白瓷做了系统收集和梳理,围绕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劳动村元墓及最新的考古资料,着重探讨了重庆地区青白瓷产地、分布特点。他认为,重庆地区元代中后期青白瓷主要分布在重庆路、夔州路路治所在地及邻近区域,主要特征与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址、落马桥窑址产品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应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的贸易瓷器;相较于两宋时期,各类瓷器在元代中后期明显偏少,与宋末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元代三峡航运的难度增大、景德镇窑在重庆地区销售层级的削弱有密切关系。

文物信息中心吴广在《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区位特征研究》中,以110个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平台,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对区位特征、发展空间和地域模式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期为重庆市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提供基础性的依据。研究显示,重庆市中国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呈现一定的集聚性,具有明显的区域空间分布差异;分布总体与重庆市自然条件特征相适应,具有典型的低山丘陵聚集性和亲水性。交通区位可达性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呈现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且以低可达性的现象为主。

建筑遗产研究所孙慧在《山地城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划定中的几点思考》中,分享了在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划定的工作实践和思考,通过列举山地城市文物保护区划划定遇到的困境和相应对策的探索,进而总结出一套基于重庆城市特色和文物特点的文物保护区划划定方法。

后勤中心袁钧在《山地城市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探索——以中共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旧址保护利用为例》中,通过对中共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旧址保护利用的实践,提出了一些认识和思考。袁钧提出文物建筑保护领域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建立“价值管理”模式,文物建筑保护和利用将收到良好效果;同时文物保护建筑与现代建筑标准体系的对接,近现代历史建筑的修缮注重的内容对历史建筑修缮中的布局、构件、设施、修缮工艺等适宜性改造方面缺乏指导;另外,他提出适应性改造的尺度问题,如何把握妥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尺度,既是“适应性改造”的关键,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建筑遗产研究所韩昭彦在《谢氏民居修缮设计与思考》中,介绍了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谢氏民居的修缮设计工作。谢氏民居为一处砖木结构合院式建筑,是渝西地区典型的合院式民居建筑。谢氏民居的修缮设计遵循文物保护基本原则,针对其保存状况及病害险情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恢复建筑原有布局风貌。

建筑遗产研究所刘远坚在《何土司城遗址本体保护工程》中,汇报了何土司城遗址的保护工作。何土司城遗址本体保护是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的深度贫困乡镇文化脱贫攻坚重点文物保护项目,文物本体保护工作历时数年,是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一体化保护”模式的实践典范,从前期调查、勘探清理、勘察设计到项目施工,始终将考古工作贯穿其中,不仅达到了进一步深挖渝东南土司文化的学术目的,更通过不断研究分析、调整完善工程设计及施工指导,最终达到一体化保护展示利用的效果,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了有益实践。

文物修复保护所张良帅在《土遗址可溶盐侵蚀机理与抑制研究现状》中,介绍了参与土遗址保护的相关工作。土遗址数量巨大,且绝大多数土遗址由于长期受环境影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其中,可溶盐是直接或间接导致病害的主要因素之一。报告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土遗址中可溶盐的来源、种类与状态、侵蚀机理、盐害抑制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梳理与探讨,认为可溶盐的结晶压、水合压与热膨胀压是导致土遗址材料劣化的关键因素,而目前常用的脱盐法、转化法、抑制剂法都不能有效控制盐害。研究表明,通过向土体施加具有一定控水效能的功能材料,进而使土遗址中水盐稳定化才是解决盐害问题的正确思路。

文物修复保护所谭可馨在《中国早期高钾玻璃及其熔融特点初探》的汇报中,介绍了中国高钾玻璃及其熔融特点。高钾玻璃是中国早期出土的玻璃类型之一,报告对高钾玻璃氧化物成分进行整理和分类,同时借鉴实验考古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通过模拟实验,对高钾玻璃的熔融特点有了进一步认识。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白九江研究员做总结讲话,向各位报告人取得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贺。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复工复产,然而考古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20年也是难忘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为考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白九江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学术交流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本次会议形式创新、内容多样,邀请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青年学者,促进了成渝地区巴蜀文化的交流,同时采用线上的形式,扩大了影响范围;学术科研汇报会涵盖了田野考古、文物保护、建筑遗产保护等方面,体现出各位学者在各自领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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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1日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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