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公园城市建设将进入新的阶段。成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两千万的超大城市,将在公园城市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肩负起先行先试的新使命。全国两会期间,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联合腾讯新闻、新浪微博、成都发布、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都市天府公园城市研究院),发起“城势而上”线上高端论坛第二季,聚焦“两山”理论的城市发展实践。
3月6日,首场论坛聚焦“如何着力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展开对话。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葛察忠,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汪小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承照等4位嘉宾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从“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
绝非文字顺序简单变化
记者:公园城市与城市公园有哪些不同?
葛察忠:城市公园是满足城市居民休闲需要,提供休息、游览、锻炼、交往,以及举办各种集体文化活动的场所,而公园城市作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是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相互融合的复合系统,是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从“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的转变绝非文字顺序的简单变化,而是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公园城市作为生态价值向人文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值转化的重要载体、场景和媒介,积极探索城市建设新模式的价值实现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
记者:超大城市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厚植绿色生态本底?
葛察忠:我认为一个超大城市要厚植绿色生态本底,主要需要做以下方面内容:首先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建设绿色高效、低碳智慧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其次,需要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塑造绿满蓉城的公园绿境,打造连珠成串、全民共享的天府绿道;第三,需要推进大气联防联控,打造清新空气城市;深化“三水”统筹,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实施土壤分类管控,确保土净地洁沃野;最后,需要创新现代管理制度,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等。
记者: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和谐的人文环境,在大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什么价值?如何将绿水青山理念贯穿在城市发展的全过程?
葛察忠:城市的生态与人文价值,不仅是其本身的价值,还有其提升带来的城市宜居、人才吸引、产业发展、创新集聚等多方面的价值。通过绿色生态建设,营造绿色宜居的生活环境和山水相宜的城市风貌,既可以保障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健全,还有助于挖掘城市内涵,外显城市底蕴,可以促进城市整体价值的提升。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应当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追求干净的GDP、绿色的GDP,把绿水青山守护好、传承好。
治理大城市病,促进大城市健康发展
公园城市的“隐藏任务”
记者: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公园与城市应该如何相融,是否存在一个合适比例?
李晓江:在我看来,从需求端来看,公园的分布的确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公园必须满足供需关系——应该按照人口的分布和活动规律来决定城市公园的个数和分布。
目前,城市中的公园主要分市区和郊外:郊外往往是大型公园,由于距离原因导致使用频率较低,但适合长时间户外活动,比如郊野公园,甚至是成都的农家乐等等。另一种则是高频使用的公园,比如为儿童建设的乐园、供老年人遛弯的地方。这类公园在空间上有严格的要求,即必须与生活、工作场所紧密相关,所以它的分布密度往往很高,且相对均匀。
所以,公园城市也是一本“规划”账:城市要根据人口和就业的密度来决定公园的分布。过去,城市的公园往往都建在郊区,因为这里土地资源丰富,但在城市发展的下一阶段,其实更应该尽可能在高密度地区增加公园的密度。
记者:成都获批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一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相结合,同时也面临超大城市治理的现实挑战。公园城市会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解法吗?
李晓江:批复文件中有一句话很关键:着力健全现代治理体系、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相结合。除了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其实成都还肩负了一个“隐藏任务”:治理大城市病,促进大城市健康发展的先行示范。
要知道,过去40年间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工业化和城镇化。我一直强调,“大城市病”在中国普遍存在,比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缺、房价飞涨等问题,都是城市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所造成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有一个重要转折,就是2014年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北京是“三高”发展的先行者,而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批复,其实是相似的逻辑:通过探索公园城市发展的理念,改变城市的发展模式,提升城市的治理水平,进而实现城市的美好生活。
“双碳”目标下公园城市如何建?
调整用地结构
推动产城融合
记者:“双碳”目标下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应当如何在促进空间结构的转变上着力?
汪小琦:成都本身是单中心的超大城市,存在一些城市病的问题,如果继续以“摊大饼”的形式发展,未来城市病会逐渐严重并爆发。所以需要通过用地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双碳”目标下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
我们根据手机大数据来研究成都的通勤情况,发现早上通勤时全市人民都涌向10个就业集中地,晚上下班时就回到各个地方,较大的居住集中地有20多个。大量人员穿城通勤、跨区通勤,尤其是高比例的机动车通勤会带来严重的碳排放。这不能简单依靠轨道交通的不断强化成网,还需要通过用地结构的优化调整,去不断推动产城融合。
成都需要建设一些郊区新城,一些有特色功能的、相对独立的城市组团或者主体,能够从根本上去减少资源浪费型的长距离通勤,减少交通带来的碳排放。
全球的许多城市在这一发展阶段都瞄准了这些目标不断做出努力,比如上海的“五大新城”。我相信,上海“五大新城”也是通过建设相对有特色功能的、独立的长三角功能节点,来解决老城区的不断蔓延。另外,巴黎提出建社区生活圈,也能够提供更多在社区范围内的就近居住和就业。
除了满足产城融合、职住平衡以外,我们也希望通过功能的调整,在全市形成多中心、网格化的功能结构,来承接和落实成都被赋予的核心功能和使命。
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方面,成都已基本形成成网成型的轨道空间结构,未来成都将以TOD的发展理念和方式,利用轨道站点高效的人口和经济承载能力,去推动形成围绕轨道站点的发展模式。以职住平衡的理念,去形成未来城市的功能节点,去组织市民的出行、就业和生活。
区情不同、地情不同、模式不同
成都提供了一个好经验
记者:成都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探索对城市发展模式有哪些重要意义和价值?
吴承照:成都从2018年至今,经历了四年的公园城市建设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首先我们看实践成果。成都的公园城市在空间建设的许多层面上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我们回顾这四年可以看得出来。2018年同济大学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批研究课题单位之一,当时我们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七项对策,现在来看成都都在有序地推进,其中环城公园系统、绿道系统、场景系统建设成效最为明显,成为全国很多城市学习的示范性城市,也成为我们很多高校科研院所研究的案例城市。
因地制宜、因城而异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老城区、新城区和新的开发区怎样跟自然系统实现有机融合?一区一策。老城区是老城区的对策,新城区是新城区的办法,新的开发区是新的开发区的生态理念,不是一刀切。区情不同、地情不同、模式不同,我认为这是成都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场景体系建设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它把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跟城市的自然要素的系统作为一个基础,在不同尺度、不同文化特色的街区、公共空间形成“五态合一”,使得成都的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和经济活力,通过这样一个场景体系,在多维度的城市空间中得到展示。
我认为,成都公园城市建设这四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生动地阐释了习总书记关于公园城市与生态价值的关系理论,它为国际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中国的样本,在今天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的国际背景下,成都用世界的语言阐述了中国的城市经验,它具有全球的示范价值,成都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再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和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态文明,在传承与发展中彰显了生态的景观魅力、文化活力和发展动力,是城市生态文明一个生动的教材,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一个新型的示范区,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