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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是我们在异乡的通行证

冯杰

2019年05月31日 07:55

杨雪泥
中国科学报(2019年05月31日 第7版)


一阶博物学要从“生地”做起,二阶则要从“远方”着眼。


对“生地”的熟悉,在我们远行时,能帮助我们辨别新土地的鸟兽草木,将异乡转变为心安之所。而对“远方”博物学文化和研究方法的掌握,在我们返归本土文化时,能激励我们识别出它独特的价值,建立起将之深入雕刻并推向世界的能力。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一门对自然事物进行命名、描述、分类、编目的学问,也是一种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日常实践,包括观察、聆听、品尝、采集、收藏等活动。在人类各民族的夙昔,博物学不仅是一方土地滋养一方人的知识和技术前提,还是不同民族构建其独特世界观和文化图景的一项基本资源。以各种形式流传下来的博物学文本和经验一方面反映了人类一度赖以生存的致知模式,另一方面彰显着文化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在彼此遭遇中迸发的创造性。


既然曾经存在着多元的博物学文化形态,为什么我们要首先了解“西方博物学文化”呢?



西方文化塑造了我们今天熟知的“自然”概念,最早将“自然”作为一个统一的、有别于人类的对象做系统化探究。同样,西方学者最早运用现代学科框架和方法审视自身的博物学遗产。这本《西方博物学文化》中大多数工作正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上:通过接触西方历史上的一阶博物学记载,同时吸收以西方为主的二阶博物学研究专著和评论,从技术哲学、社会学、民族志、殖民科学、编史学、性别研究、环境哲学等角度来探析具体人物、时期和问题。


西方博物学的编史工作从启蒙时代就开始了。在“理性”“进步”的启蒙观念主导下,主流对博物学文化与历史的理解皆以积累真知、破除迷信的“进步史观”为基调,以文明对野蛮扩张和管理的“西方中心论”为主线。到20世纪上半叶,科学史学科在诞生之初就注意到了博物学,将其历史与近代新兴的科学学科作比较,呈现出来的仍是典型的辉格史:博物学要么为科学奠基,要么阻碍科学发展。20世纪下半叶起,科学史领域“外史”与“内史”的分野、人类学视角的引入、福柯对历史不连续性的哲学阐释等等,改变和丰富了学者对西方博物学传统的考察进路,更注重将特定的博物学实践放置于当时当地的文化整体中去考量,将博物学作为一种平行于专门科学、具有独立话语体系的文化现象来审视。


尽管全球范围对博物学的研究才刚开始,但西方学术界已经积累了许多二阶成果,吸纳了不同的研究纲领和方法,这正是中国学者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西方博物学文化》主编、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在引言部分说,中国古代的博物内容极其丰富、分散,在缺乏参照系的情况下,要评估这些内容,并与同行、公众达成共识和有效沟通,都非常困难。因此,中国学者研究博物学文化的更好进路是“先外后内”,厘清西方博物学的发展脉络,学习西方博物学研究的各种范式,有了这一基础,回探我国的博物学文化与历史,会更有助于我们自我理解、与他者对话。



《西方博物学文化》的章节涉及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博物学内容和语境,以人物研究为主。全书24章按主题分为四编。


第一编始于西方博物学的两位开创者: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二者为博物致知方式奠定了自然主义基调。这一编谈及的人物均为其时代核心问题的敏锐参与者。近代早期,培根在勾勒“新哲学”时,将博物学置于基础地位。约翰·雷的工作促成了17世纪英国博物学学科范式的形成,他的神学作品是博物学与自然神学紧密融合的典范。同生于1707年的林奈和布丰为后来者建立了标准,代表了不同的自然探索进路。19世纪的华莱士和格雷都积极回应“达尔文革命”,在糅合进化论与自身专业中发展出独特的政治和神学理论。


第二编从家园延伸到远方,从主流转移至边缘。博物主体不仅有皇家学会主席,也有普通爱好者。参与博物不仅以帝国殖民为名号,也以艺术品位为标语。在欧洲、男性、精英主导的科学世界里,美洲和大洋洲的博物文化冲击着博物学家的传统认知,公众和女性的博物实践促进了学科专业化和文化兴盛,标示着社会整体的风尚气质。


第三编介绍的四位美国人: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森各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身份。梭罗以“公民的不服从权利”的政治主张而闻名,缪尔以其热情的自然写作被后人称为“山间的吟游诗人”,利奥波德的生态实践担得起“野生动物管理之父”的头衔,卡森在生命科学的学科体制内发表了大量专著和杂文,激发了广泛读者对自然的兴趣。但他们最基本的身份都是博物学家。正因为其扎实的个人观察和深刻的博物情怀,在美国20世纪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他们皆是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


第四编关注文化碰撞、乃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博物交流,聚焦这一过程中图像、媒介、教育、学科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与变革,引出博物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我们去理解异乡的博物学文化,是为了反观我们的乡土,同样,回望历史上的博物学,是为了审视当下的生存境况。



从细节走向整体西方博物学没有固有的“本质”。《西方博物学文化》一书无意于勾勒出博物学在西方历史上清晰、完整的脉络,但它吸收了对传统历史叙事的种种批评,在书写中综合了内外史视角,借鉴了人文社科方法,尽量避免时代错置和以今释古。


尽管该书主要由人物研究构成,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自然知识是由遗世独立的个体在头脑中构想出来的。选文揭示的内容恰恰相反:博物学是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协同合作的产物,是各种自然事物、机构、集体与人类反复磋商的结果。博物学家与其他生命形式对话,与标本、图像、实验演示以及前人的书本对话,与陌生的异域文化对话,他(她)要置身于宫廷、协会、大学、花园、博物馆、图书馆、实验室和荒野之中,要将自己套入同行者所认同的服饰、情绪表达和人际交往模式中,要汇集多方力量来保证自己获得知识和技巧得到承认,得到传续。只有零散的细节研究才能揭示这些内容。


细节虽然琐碎,但它有利于重建一段历史“横切面”的整体性。选文关注特定时期的博物学如何赋予时人生活以意义,如何与彼时彼地的社会习俗、技艺水平、交往策略交织在一起。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总是嵌套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中,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些条件的多样性,以此探悉博物活动在漫长世纪中浸透于人类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广度。和一阶博物学实践一样,二阶的研究也要把众多致力于理解细节的努力蚁集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整全印象。


这本书不仅面向科学史相关的专业学者,也面向不熟悉博物学文献的广泛读者。借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和故事,书中的章节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人如何看待人这个物种在自然界的位置,而这种看法是每一个社会构建其道德氛围和政治秩序的基本要素。对于每一位思考今日人类地位和伦理的读者,这本书应是开卷有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花草、倾听鸟鸣,或在故纸堆中翻找古老的自然记录和博物抒怀,最终都是为了延续前人可敬的生存智慧,以新的价值观重建博物学。


一阶博物学要从“生地”做起,二阶则要从“远方”着眼。对“生地”的熟悉,在我们远行时,能帮助我们辨别新土地的鸟兽草木,将异乡转变为心安之所。而对“远方”博物学文化和研究方法的掌握,在我们返归本土文化时,能激励我们识别出它独特的价值,建立起将之深入雕刻并推向世界的能力。对于西方博物学文化,我们还有无数的细节研究可以补充,而对于中国的博物传统,有待融贯中西、理论扎实的后来者推进。


梭罗曾在哈佛毕业纪念册上赞美自己的家乡康科德:“你的名字将成为我在异乡的通行证。”这句话对于一阶和二阶的博物学活动都将适用:博物学是我们在异乡的通行证,上面印刻着全球化时代我们对土地传统的珍视,印刻着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向往,印刻着中西文化深度交流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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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31日 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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