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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中城市生存焦虑的风险与化解

冯杰

2019年07月05日 02:14

蔡劲松 刘建新
中国科学报 (2019-06-26第3版)


“文化治理”这一概念源自于治理理论,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文化整合、文化塑造、文化维系;另一方面,激活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借助文化手段,形成政府、社会、机构及公民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理网络与机制,重视“主体”“自我”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使文化治理成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破解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更加复杂的问题、走出迷局与困境的有效途径。

焦虑作为人的一种情绪状态,具有复杂性、多发性、危险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时常与焦躁、烦闷、郁结、忧虑、抑郁、不安等感受相关联,被普遍认为是人的心理或病理层面上的亚健康征兆。过去数十年,中外学者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与人的心理健康、情绪情感、精神障碍等主题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过不同层面的研究论证,总体上认同城市化及城市生活,对人们的健康包括心理、精神健康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城市化会导致生存焦虑吗

关于“生存焦虑”的研究,有西方学者认为,生存焦虑并不完全是城市生活所导致。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Inkeles和Smith(1970)指出,人们内心精神健康问题的产生不在于农村或城市生活,而在于其所处的位置是否存在压力。城市人群中出现的焦虑、矛盾心理,有其自身独特的工作、人际关系等诸方面的原因。

但是,从历史角度回溯,不可否认,世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生存方式,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每个人的生活、人际交往及精神状态等产生有形或无形的重要影响。譬如Mueller(1981)在回顾有关城乡抑郁障碍的文献中指出,美国城市地区抑郁障碍、焦虑现象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这是由于城市地区缺乏社会支持。Dohrenwend(1974)、Mueller(1981)和Neff(1983)对精神流行病学和城市化的早期研究进行了回顾,结果表明,在城市地区,人群中出现生存焦虑、抑郁或人格、心理等障碍的几率更高。有关日本城市生活与人们精神状况之间关系的研究中,Homma(1991)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城市的高密度生活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了严重伤害,包括侵略、孤立和焦虑。Munakata、Nakao、Fujita和Suwa(1985)研究了东京城市居民样本中的压力源和精神分裂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精神健康状况较差者的生活特点是无力、社会支持力差、应急性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差。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生存焦虑并不完全是件坏事,还可能带来“好处”: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会产生两种焦虑形态,即学习焦虑和生存焦虑。学习焦虑来自于害怕尝试新事物。生存焦虑来自于对现实生存情况的忧患意识。在这种焦虑下,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这种改变的后果是:人们最终对学习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除了有目的和偶然的学习外,当生存焦虑大于学习焦虑时,学习行为就会发生。

时至今日,无论是压力、坏处抑或好处,焦虑已不可避免地深植于城市化进程里人们的现代性生存之中,成为一种普遍的、值得关注的个体与社会心理常态。

生存焦虑产生的根源

不可否认,生存焦虑是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化发展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及其主要后果之一。

有学者(马天俊,2002)强调,生存焦虑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现代生活变迁,导致了一种人们原本具有的“本体性安全感”的丧失。这时,个人的预期不能与社会状态的变化同步,以往比较清晰的个人规划或远景目标,以及自身在世界中的坐标定位,突然间都演变为不确定的因素。反过来,现实生活却不断要求人对上述不确定性因素作出回应,个体本身则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此外,在职业、收入不稳定的压力之下,加之生存环境中诸如房产价格等外部因素,极大超出了个人能力所能掌控的范畴。于是,人们对世界的确定性诉求与现实环境的非确定性变化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城市生存焦虑的主要根源之一。还有学者(刘钊,2014)认为,当社会文化系统与文化价值观念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社会实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时,常常会导致人们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实践的变化,产生严重的对立与冲突,使城市人群陷入精神上的困惑与迷茫,对原有的文化产生怀疑,或丧失信心。

也有学者(罗希明、王仕民,2014)指出,现代人的焦虑不仅有生存型焦虑,还有归属型焦虑和发展型焦虑,并且认为这些焦虑是由于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交汇和冲突、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观念冲突与个人生活失调等原因所导致的。

除了以上因素,在笔者看来,现代城市生存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更在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根源”与“风险社会根源”。

在文化生态根源方面。当下,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其现代性、世界性转换的过程中,遭遇空前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危机。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都市伦理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后果就是,现代城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以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心理失衡等为特征的现代性“危机”。可以说,上述现代性危机,究其本质而言,其核心是精神文化危机。城市生存焦虑,实质上是人们精神迷失与精神焦虑的深刻反映,是破解当前人们存在的生存及发展困境、走出现代性危机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在风险社会根源方面。当今社会转型期的跨越性、多变性、复杂性等征兆,客观上给社会群体和个体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惶惑与影响,这充分说明,我国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一样,正处于人类社会发展中必然经历的“风险社会”新阶段。风险社会与当下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形态联系十分紧密,具有“普遍性”与“难测性”“人化性”与“感知性”“全球性”与“高危性”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对于城市生存焦虑,产生不同维度的影响:

其一,风险的“普遍性”与“难测性”特征,需要人们不断提升对于风险的预测和防控能力,但现实是我们往往对风险预估不足、缺乏研判,甚至还在不断制造难测、潜在的风险,这就使人们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风险环境之中,导致严重的生存焦虑。

其二,风险的“人化性”与“感知性”特征,使风险充满了主观色彩,如人为风险、社会化自然风险、制度化风险等,许多风险并不真实存在或仅有很小的威胁,其“恐怖”多源自于个体对风险的理解与建构,或许风险并没有增加,只是被察觉与意识到的风险增加了,因而人们的风险感知程度成为产生生存焦虑的重要因素。

其三,风险的“全球性”与“高危性”特征,诸如我们所处的日益全球化、多极化和高度网络化的世界,在为风险打上全球性印迹的同时,也具有广泛性、分享性的影响,有时局部性的风险常常发生突变甚至裂变,在短时间内蔓延、扩散,其影响范围及程度不可估量,但人们的预测与防控力又极其有限,此时产生生存焦虑的可能性与威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生存焦虑如何防范与化解

当前,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现代性危机和风险社会背景下,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渐成为社会性诉求与群体性愿景,然而,由于现实中不确定的危机与风险频发,这样的诉求与愿景不能较好地得到满足。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现代性危机与各种社会风险、文化风险,关注日益凸显的城市生存焦虑问题的防范与化解。

区别于“分配财富、分配好处”的“现代社会”,“风险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风险、分配坏处”。从生存焦虑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理论强调人们并未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而高枕无忧,反而由于这个过程中的片面追求与极端行为,带来潜在的风险因子,导致焦虑状态的扩散与剧增。某种程度,焦虑除了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有时还更多地来自人本身。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创造了城市及其文化,城市及其文化又反过来对人施加观念的、现实的、生活的互动与影响。而这种互动与影响的失衡,会导致城市文化与社会个体的对立乃至冲突,使人们容易丧失人文精神的信念,陷入精神上的迷惑与困境,陷入更加严峻的生存焦虑危机。

那么,现代性危机中的城市生存焦虑,能否有效防范,甚至化解?

笔者以为,文化治理的方式或是解决途径之一。“文化治理”这一概念源自于治理理论,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文化整合、文化塑造、文化维系;另一方面,激活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借助文化手段,形成政府、社会、机构及公民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理网络与机制,重视“主体”“自我”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使文化治理成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破解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更加复杂的问题、走出迷局与困境的有效途径。客观上看,以文化治理的方式调和公民个体内在与城市生活二者间的矛盾,从而防范、消解生存焦虑,是既有理论依据,又兼具现实可行性的解决方法。

然而,关于“文化治理”的界说,当前学术界仍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强烈的行政管理惯性及行政干预下,现实中的某些文化治理实践,反而衍生为一种最缺乏“文化”的治理。2016年11月,东方出版中心翻译出版了当代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托尼·本尼特教授(Tony Bennett)的《文化、治理与社会》一书,该书选录了他学术生涯中对文化研究、文化机构及相关政策研究的主要代表性文章。本尼特教授致力于建立一套注重社会历史实效和实践批判意识的文化理论,同时倡导知识分子应通过实践途径,策略性地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治理工作相结合,深度介入政府机构和文化组织,参与或影响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期改善文化治理、文化发展的手段和方式。

当下,将文化治理的方式运用于城市治理之中,并以此降低社群或个体的生存焦虑,提升城市社会的整体和谐度、社会个体生活的有效满意度,或可从如下三方面重点加以考量。

首先,文化注入城市。

其预设的前提是,当下的城市不同程度面临着文化的缺失,或文化的缺位。事实或正如此。我们正处在一个大的转型时期,全球化进程、新技术演进、人口流动加剧、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带来了社会格局的大变动、大调整,社会矛盾和冲突频频发生,反映到文化变迁、文化内涵、文化载体、文化语境、文化价值体系等诸多方面,都未能很好地适应这一过程,都遭受着严峻的挑战。而城市生存焦虑产生的一大诱因,就是城市快节奏、高密度的生活方式,严重冲击了社会文化生态和人们内心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情形下,城市建设与治理、城市生存焦虑的化解,迫切需要文化力量的注入、文化生态的重构、文化传统的弘扬、文化价值的渗透、文化创新的超越。

其中,尤其应倡导中华人文精神在城市文化重构中的引领作用。中华人文精神无疑是世界上最具创造性、人本性、和谐性特征的思想价值体系,它重视从人自身的存在出发,强调人的本位并将天、地、人三者并列,进而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系统。楼宇烈先生(2014)曾指出,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其中,“以人为本”的观念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想则体现了它的精髓。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

我们今天强调城市文化治理,将文化力量注入城市,应当自觉运用“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思维,注重中华人文精神对城市文化生态的注入与渗透,使之融为城市发展、社会生活的文化投射与映照。应大力促进中华人文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其深厚的底蕴和优秀品格,创设良好的生存环境,形成更加有效的社会文化支撑,帮助社会个体化解生存焦虑。

其次,艺术介入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美育和艺术“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社区作为城市人群的生活空间,是距离人们最近的文化网络。艺术介入社区是美育在城市社区衍生价值、生发实效的重要方式,其核心是通过艺术教育、艺术传播或艺术介入,使受众享受各种美好的事物,达成独特的审美感应与精神体验。这种感应与体验不仅能提升人们对美的认知能力、实现审美愉悦,还能滋养人的心灵、完善人的情操、改变人的气质、激励人的精神、塑造民族精神品格,乃至化解个体生存焦虑等困境。

倡导艺术介入社区,不仅能够为社区注入新鲜的文化艺术活力,而且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拉近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形成地域性的文化治理网络。艺术介入社区,要高度重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创设必要的区域公共文化艺术空间,如城市及社区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演艺文体场馆以及公共艺术景观等。还要重视高品位社区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和传播,最大限度地吸引公众参与,提升大众的文化层次;要制定完善的实施保障举措,将社区文化建设纳入城市文化建设整体规划中,践行共治共享的文化建设理念,给予政策、机制、财力等方面倾斜与支持,涵养城市及社区的文化艺术气息,把艺术介入社区落到实处。

再次,治理走向协同。

城市文化治理需要采取“协同式”策略,离不开政府、社会机构或组织、城市居民个体等多主体的有效参与及协同式、协商性治理,这不仅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亦是降低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风险危机、化解城市生存焦虑的重要路径。

譬如,调动各方创造性、能动性,构建多主体协同的文化建设体系;有效激活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凝聚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共识,培育、发展文化类社会组织,发挥其治理主体的作用;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和创新,提升文化的社会治理效能,创新文化艺术活动载体,丰富社会公共服务的内涵与形式,等等。

强调城市文化治理协同性,还应将城市文化建设的效用与价值,提升到城市战略发展的层面。城市的发展进步,不能仅仅依赖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应在整体的文化软实力上取得质的跨越。城市发展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人的美好生活愿景,而提升城市整体文化水平与实力,塑造良好文化环境,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树立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文化风尚,进而帮助人在现实生活中内心有所依靠,实现化解生存焦虑的目的。

综上,风险社会背景下,必须注重从文化视角深入探寻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生存焦虑的深层原因与特殊“意义”,及其与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或许,惟有重新构建一个整体的文化治理框架,重新构建城市文化的文脉,重新构建适应于新时代的中华人文精神与城市文化发展体系,重新构建城市人整全的心灵图景与精神家园,方能为走出城市生存焦虑的困境开辟一条新路。


(蔡劲松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建新系该院文化传播与管理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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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05日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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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分好类的垃圾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