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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暴力从消灭敌人走向支配敌人

冯杰

2022年11月30日 01:54

林东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0日 07版)

战争是暴力的最高形式,暴力是战争的最本质特征。人类进入21世纪,在技术推动和需求牵引双双作用之下,战争暴力进入了一个高级阶段——支配暴力时代。

1、战争暴力从消灭敌人向支配敌人转变的必然性

21世纪,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正在刷新战争暴力的空间和手段,触发暴力应用层次分化。当初级战争玩家还陶醉于攻城克地的暴力日新月异之中,高明的战争玩家已经布局不费一兵一卒而调动敌人于股掌之中的全新暴力,而对手一旦掉入受支配的陷阱,无论打赢多少场战役战斗,都是做无用功,终回原点,甚至万劫不复。

支配暴力目的是使自己能打击敌人,并使敌人的打击失灵。历来战争双方所追求的至高战胜境界——致人而不致于人,其最大特点就是暴力对抗的不对等性。信息和智能技术解决了战争手段可控与协调等复杂性问题,使战争不再像二战时期那样“战争机器一经启动就难以停止”,暴力手段成了可以驾驭并游刃有余的政治工具。尤其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战争暴力的可控性、可剥夺性为支配暴力提供了条件,掌握高技术的一方通过实施非接触作战主宰战场和主导战争进程,通过威慑、瓦解和解除敌人的暴力工具来达到战争目的,从而使暴力对抗呈现为剥夺或掣肘对手的暴力,并使自己成功避开敌人的打击。

支配暴力本质是从消灭敌人向支配敌人转移,是现代战争凸显经济目的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从根本上讲,现代战争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利益,导致战争暴力从直接暴力向间接暴力拓展。简单地说,不需要从肉体上毁灭敌人而赢得胜利,一是精确使用和控制暴力。暴力的可控性向精确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减少附带损伤的政治需要,也是降低战争成本的经济需要,还是快速控制战局,有效支配敌人,夺取战争胜利的效益需求,这已成为现代战争发展的鲜明特点。二是从施与暴力发展到遏制暴力。传统的暴力对抗强调通过战场搏斗来取胜,而支配暴力则追求威慑、拆解敌人暴力的效力,通过显示武力和拒止敌人使用武力的方式,使敌人畏惧战争或无法运作战争机器,从而以最少量地施与暴力,来达到战争目的。目前看,美军发明的震慑战、斩首战都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产生的。三是不流血的暴力与流血的暴力相媲美。不流血的暴力的最大优势是不仅能大幅度减轻暴力运用的成本,而且能提高暴力运用的非对称性,使战局发生奇变。

支配暴力的法则从传统更多地使用暴力变为最佳使用暴力,从而导致战争暴烈性有所下降。冷战结束以来,现代化战争造成的伤亡骤然减少了。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战争双方死亡总数从不到10万人下降到不足2万人,而越南战争死亡总数则是近170万人。但导致战争伤亡锐减的动因并不是战争杀伤力在减小,而是战略上的需要,首先是经济上的需要,经济历来是战争的本源。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要获得的是石油资源,因此它发起战争的目的是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伊拉克,“打烂”伊拉克或者伊拉克陷入混乱只能加剧战争的破坏程度,增加战后重建的成本,并扩大敌对情绪增加战后维稳的困难。同时,战争暴烈性的总体下降还归因于二战以来世界人民在战争道义观上的进步,产生了对战争暴力使用的限制,其中媒体传播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由此,战争暴力在精确规划和计划之后被精确地使用了、被精确地释放了,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军事打击,能够在最少(足够)并不导致大面积附带损伤的原则下进行,不再使敌人大量死去,而是使敌人快速失去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相当于外科手术式打击转向微创手术,以减小战争后遗症。

2、支配敌人的思想正在变成直接的战争路线

支配敌人是从威慑敌人发展而来的,但并非新概念。从孙子的“上兵伐谋”到“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战术,都蕴含着丰富的支配思想,但过去缺乏武器和技术条件,支配敌人的方式是间接的。而今,武器的信息化智能化,正在把支配敌人的思想变成直接的战争路线。

杀伤性暴力发挥武力支配作用,在有人作战空间呈现流血和不流血双轨模式,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迈向从生理和心理上支配敌人。从冷兵器到火器,都是物理暴力杀伤肌体,属于流血的暴力,当地毯式轰炸发展到顶峰后受到战争法制约,转向精确杀伤,减少不必要的杀伤。同时,显示武力仍是有效的政治工具,核威慑起着战略稳定器作用,精确杀伤提升常规威慑效力。但精确暴力并非“仁慈的暴力”,战场压力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化武器兴起,细菌战、毒气战进入战场,导致大规模伤亡并破坏生态环境,被《海牙公约》禁止。但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主义仍在谋求生化战争,而恐怖主义更是把生化武器作为反人类的最佳暴力工具,因此,21世纪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生物战的世纪。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战剂杀伤力可控性大大增强,2002年俄罗斯在处置人质危机事件中首次将生物气体用于反恐战场,标志着非致命性武器走进了常规战争。随着非致命性武器大发展,从火药杀伤肌体迈向控制、破坏生物(生理)系统,从而使战斗力失能。尤其是非致命性武器的造价与飞机、军舰、坦克等致命性武器相比具有高性价比,随着制造技术简易化,嗅觉武器、橡皮子弹、捕捉器、生物试剂、眩晕弹、激光致盲武器列装,它们带动杀伤性暴力朝着软杀伤方向发展。现代震慑战和基于效果作战实践表明,战场上使敌人不敢使用武器和使用不了武器,可以赢得更容易。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成功地运用震慑战来恫吓和欺骗萨达姆,使其一直未能启用对美军有威胁的飞毛腿导弹。

智能化战争从兵力密集型战场转向武器密集型战场,网络、太空、电磁空间等高维度空间取代陆海空成为主导性作战空间,这些空间近乎无人化,加上输油管道、仓储、交通枢纽等体积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关键基础设施成为打击重心,推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突破有人战场的羁绊,转向破坏武器系统和作战平台。杀伤性暴力转向破坏性暴力,导致战争暴力仍在无限增长。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军使用集束炸弹、贫铀弹打击伊拉克军政基础设施和装甲车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核门槛的禁忌,开启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的新方向。自美军科索沃战争使用石墨炸弹攻击城市供电系统起,到伊朗核设施受到病毒攻击而毁伤瘫痪,电磁脉冲武器、太空武器、网络武器显示出巨大威力。破坏性武器虽然严格控制,不直接针对人体,但却力图破坏作战体系、基础设施甚至是敌人的生存环境,从而迫使敌人屈服。尤需警惕的是,核打击因战争法限制而远离城市和平民,甚至兵力密集的有人战场,但转向人员稀少的无人战场,太空、深海和孤立的岛屿。

随信息化智能化发展,信息域认知域成为深入经济社会的新战场,信息工具和认知工具也自然成为新暴力工具,其主要以网络暴力、经济暴力、文化暴力等形式展现出来并异军突起,强制性改变对手战略层和社会层的判断、立场和决策。网络战人为制造假数据或篡改大数据,诱导对手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经济暴力演化出经济制裁、金融战、科技脱钩战,打击对手股市和银行系统,以法律和强制性商业手段中断对手供应链,迟滞对手发展创新;文化暴力借助数字网络推动传统舆论战迈向公共外交战和全球传媒战,从而影响国际社会和全球公众的立场。

总之,在支配暴力时代,战争的暴烈性发生了转移,即从杀伤性暴力向破坏性暴力、强制性暴力拓展。

3、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走不同的支配暴力路线

21世纪,战争的暴力本质并未改变,暴力仍是战争的主要行为,没有暴力就谈不上战争。在冷兵器时代暴力表现为刀光剑影,在火器时代发展成硝烟弥漫,到了核时代战争暴力走向无限扩大,至今,人类总体上仍处于核威胁下不安全的相对和平年代。

马克思关于“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论断,至今仍是正义战争信条。但战争手段的进步和战争时空全球化的展开,使正义战争的暴力结构性转变从自然过程上升到自觉过程中来。首先,不为战争的效益观掩盖战争的历史观,认清只有正义的支配才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战争总是分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也不例外。其次,现代战争实践既为我们推动发展正义战争理论提供了战术技术上的经验借鉴,同时也提供了政治和战略上批判的反面教材。一个深刻认识是,美军宣扬的小伤亡、低成本战争效益观,给世界带来了军事速胜的深刻印象。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这两个国家花上万亿美元来搞战后重建,还是无法避免最终撤军走人的结局。这样的教训古已有之,现代战争又继续重演,它揭示的奥秘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效益观并没有改变只有正义战争才能赢得和平的规律。美军凭借强大的战斗力做到了军事上的支配,从战争发起前到主要战事结束期间也在一定程度做到经济支配,但没有正义的政治统领,其信息优势下的快速制胜仍然是短暂的、不能维持的、政治失败的武力胜利。因此,开辟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在正义方向上的发展路线,既是正义方政治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是决定正义方打赢的前提条件。

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牟取霸权利益而频繁发动战争不同,通常是被迫采取战争自卫行动,并力争通过一次性暴力的释放来阻止更多更大的战争,从而达成反暴力的教育作用。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全天候打击转向隔日炮击,再转向不打人的炮击,再转向炮击前通知敌人,就是从杀伤性暴力到破坏性暴力,再到强制性暴力的转换过程,起到震慑敌人、教育敌人、团结敌人的战争目的,充分展示了正义战争的大智大勇。正义战争的暴力观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以正义暴力遏制非正义暴力是中心,这与非正义战争追求暴力最大化及其反人类倾向有本质区别。一个基本点是发展自卫的暴力,主张发展消灭武器的武器,支配敌人更要强调发展那些能够制止暴力的暴力,立足朝杀伤力、破坏力可控的方向拓展武力,从致命性向非致命性方向拓展,从环境破坏大向环境破坏小方向拓展。另一个基本点是有力有理有节地使用武力,不求最大化地使用武力,而是围绕支配敌人选择武力的运用方式,并在具体运用中界定武力法则。

正义战争主张以杀伤性暴力、破坏性暴力辅助强制性暴力,从重在摧毁敌人暴力工具迈向遏制和拒止敌人使用暴力工具,展示更高的支配暴力境界。从根本上讲,正义战争是保卫自己的国土、海疆,高度重视战后环境和社会治理需要。应看到美军在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城市扔下了大量贫铀弹、温压弹和石墨弹,在他国建立病毒实验室,对城市环境和民生的伤害是长远的,其隐形的破坏是巨大的。这种非正义战争以降低“流血的政治”为名,从制造外伤向制造不可修复的内伤拓展,滥用非致命性暴力,如音频武器超过合理的度,震裂耳膜,导致听觉丧失,比火药杀伤更残忍,带来的不是威慑而是恐怖。相比于非正义战争突出破坏性和杀伤性,正义战争暴力结构则以强制性为中心。一是力求遏制敌人启动战争机器,立足大规模的武力宣示和施压,显示不可战胜的实力和不达目的不收兵的决心,将威慑战略推进到支配战略的新思路,把战争准备的实效显示出来,慑止敌人铤而走险;二是以有限杀伤性暴力、破坏性暴力释放拒止敌人运行战争机器,使敌人放弃暴力抵抗,这种用剥夺或掣肘敌人使用武器的方式比摧毁敌人武器代价要小得多,比摧毁敌人兵力兵器更有效,更适用于正义战争。三是以强制性暴力为主体,立足持久,以富有弹性的经济战、网络战、认知战赢得压倒性战略态势。

展望未来,只有正义战争才能带来战争文明的进步。因为,战争文明是否进步取决于战争方对暴力的认知和选择。历史证明,非正义战争奉行绝对暴力的支配作用是暂时的、不可靠的,为正义战争必胜提供了条件,但同时超限滥用暴力对正义战争方的克制暴力构成非对称的牺牲压力。为此,正义战争有必要把暴力和非暴力综合起来发挥支配作用,使“正义战争必胜”在智能化全球化时代获得新支撑。正义战争施展相对暴力制胜,立足以有限但长期的军事和经济扼控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发动敌我双方的人民和国际社会,制止敌人使用战争机器,在遏制中打赢,在打赢中遏制,追求高效益、低代价的暴力运用,以最小伤亡、最小破坏、最小成本达成政治胜利。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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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30日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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