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文学的开拓者和预言家
--卡雷尔·恰佩克
冯杰
2024年09月05日 02:01
高 兴
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11日 13版）说起捷克，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也许会想到捷克水晶、捷克啤酒、捷克动画大师兹德涅克的《鼹鼠的故事》。而谈及捷克艺术，我们又会不由得想起德沃夏克、斯美塔那、穆夏等一批作曲家和艺术家的名字。而二十世纪的捷克文学同样引人注目，曾两度出现过空前的繁荣，涌现出一批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其中有一位被公认为捷克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预言家，他就是卡雷尔·恰佩克。
1 想象力的代名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袁可嘉先生领衔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全套书共译介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十个重要流派的作品。正是在这套书中，我读到了捷克剧作《万能机器人》，并记住了作者卡雷尔·恰佩克（1890—1938）的名字。
四十余年过去，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这部剧作的基本情节：某座岛上，一家神秘的工厂正在大批制造机器人。这种机器人没有灵魂，没有意志，没有爱情，也没有反抗精神。他们只知道不知疲倦地代替人类劳作。总统的女儿海伦娜前来参观，觉得机器人实在违反自然。十年过去，海伦娜读报纸时获悉，人类已停止生育，这意味着人类就要绝种。这时，另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传来：机器人造反了。除了建筑师阿尔奎斯特，人类全部被机器人杀死。机器人逼迫阿尔奎斯特交出工厂生产的秘方，然而生产秘方早已被烧毁，机器人同样面临灭绝的危险。在做试验的时候，阿尔奎斯特发现，男机器人普利姆斯和女机器人海伦娜都甘愿为对方牺牲自己。爱情终于拯救了一切，新的希望又在世界显露出光芒……
我在初次阅读这一剧作的时候，总觉得它像一个怪梦，更像一则寓言，一则有关人类文明的寓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恰佩克居然把机器当作自己剧中的人物，足以证明他豪放不羁的想象力。
《万能机器人》带有浓厚的表现主义色彩。表现主义戏剧在德国最为发达。由于历史的渊源，捷克作家大都深受德语文学的影响，恰佩克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在创作《万能机器人》时，肯定也充分考虑到了捷克观众的民族性格、艺术趣味和接受能力。语言的幽默和夸张，剧情的相对清晰和完整，人物的适度饱满和生动，一定程度的本土化，都是这种考虑的结果。通过一出好看又好玩的戏剧，观众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机器文明的怀疑和对人类前景的担忧。此外，强烈的科幻色彩也让该剧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因而，《万能机器人》于1921年上演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捷克和欧洲。作者创造的robota（机器人）一词也很快被欧美许多种主要语言所采纳，并在世界各地流行。
时隔百年，当机器人已日益成为世界部分真实时，当AI已对社会各个领域构成实实在在的影响和冲击时，再来读读《万能机器人》一剧，我们的思想共鸣和心灵震撼显然更为强烈。恰佩克还是欧洲最早意识到法西斯危险的作家之一。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德国法西斯日益猖獗，威胁着整个欧洲。而位处欧洲中部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希特勒的觊觎下，再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紧要关头。作为一介书生和文人，恰佩克唯一的选择就是用笔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紧迫而强大的内在动力的驱使下，他竟在短短的三年内一连写出了四部具有鲜明爱国主义思想和反法西斯倾向的作品：长篇科幻小说《鲵鱼之乱》（1936）和《第一救生队》（1937），剧作《白色病》和《母亲》（1938）。恰佩克运用他擅长的象征派、表现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描写法西斯的发迹史，探究法西斯的危害，抨击法西斯的制度。
如此写作在当时需要冒着巨大的危险，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二战中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二战爆发后，时任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的安德里奇被变相软禁在贝尔格莱德的寓所中，这时，文学发出召唤。他决定用小说的方式来描绘并探究苦难深重的波斯尼亚历史。“波斯尼亚三部曲”《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和《萨拉热窝女人》的创作就在这一背景下启动。1945年，南斯拉夫读者几乎同时读到了这三部小说，安德里奇在南斯拉夫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立。三部作品都被评论界称作“小说形式的编年史”。实际上，恰佩克和安德里奇都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内心忧虑。如果说安德里奇只是选择了一种婉转表达的话，那么，恰佩克则更加勇猛，更加决绝，直接将矛头指向威胁着整个欧洲和世界的法西斯。文学家这时主动担负起批判者和战斗者的重任。在紧要关头，“没有让民族灭亡，而是使它起死回生并向它指明崇高目标的是捷克作家”，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曾如此称赞捷克作家，恰佩克无疑是捷克作家的典范。
２ 口袋故事中的真功夫
《万能机器人》《鲵鱼之乱》《流星》等作品显示出恰佩克非凡的想象力、预见力、思想力和批判力。光看这些作品，读者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恰佩克是位思想深奥、手法先锋、难以接近的作家。事实上，恰佩克同样写过不少相当接地气的作品，主要是些短篇小说和小品文。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充分领略到恰佩克在日常中发掘故事、在现实中提炼思想的卓越才华。此刻，摆在我书桌上的《审判路易扎：恰佩克口袋故事集》（孙廷琳译）就是典型。
恰佩克曾任职于捷克《民族报》《人民报》等著名报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和积累大量“原始故事”。这些“原始故事”成了他难得的创作素材。而如何将这些“原始故事”转化为文学故事，无疑需要想象力、创作力和思想力。
写作《审判路易扎：恰佩克口袋故事集》时，恰佩克有意识地采取了更为亲切平和同时也更为朴实自然的姿态。亲切平和、朴实自然到仿佛在和一位老友聊天和谈心，我们甚至还能感觉到某种酒吧聚会或者茶馆说书的气息。作者每一次都专注地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故作高深，也不故弄玄虚，语言平实、幽默，人人都能听得懂，手法单纯，主要引入侦探小说一些元素，悬念、推理、意外反转，都运用得自然而然，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从查理大学走出来的哲学博士恰佩克，写出好几部艺术杰作的作家恰佩克，难道在向通俗文学投降？当时捷克文学界有人甚至对此提出疑问。他的这一姿态实际上涉及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这一问题至今依然不断引发人们的热议和探讨。
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随着文学的发展，这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有必要先稍稍定义一下严肃文学。严肃文学是相对通俗文学而言的。一般认为，严肃文学追求作品内容的严肃性和表现形式的艺术性，能够给人以审美享受、心灵冲击和思想启迪。我们所熟悉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等中外文学经典大多被认定为严肃文学。但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界限已日益模糊，难以界定。不少作家甚至都不愿接受和承认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这样的分类。当今文坛，跨界、融合和杂糅已成为普遍趋势。许多作家，包括那些文学大家，常常会在自己的“严肃文学”中引入“通俗文学”元素。比如昆德拉小说中就有情色小说元素，班维尔小说中就有犯罪小说和惊悚小说元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有太多曾经的通俗文学如今却成了严肃文学，甚至文学经典；同样也有太多曾经的严肃文学如今看来完全属于通俗文学。
恰佩克的厉害之处在于，早在百年前，他就同他的著名“乡党”哈谢克一样，毅然决然地打破所谓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将小说艺术变成无边无际的天地，自由想象和创造的天地。
在《审判路易扎：恰佩克口袋故事集》中，恰佩克似乎总在特别中规中矩地讲述，但他绝不仅仅停留于讲述，在他的讲述中，不动声色的心理捕捉、寓意溢出和思想呈现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一切最终又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他实现了艺术飞跃，将表面上看来简单的故事叙述提升到了诗意的高度，思想的高度。幽默的语调，又将紧张和沉重转化为轻盈和机智。哪怕是一些悲剧，作者也不会让读者的关注点仅仅聚焦于悲剧本身，而是激发起读者对悲剧所内含的人性和社会问题的深度思索。心理和寓意才是所有这些故事的重点所在。良知，正义，智慧，复仇，自由，荒诞，现实困境，对人性的挖掘，对现实的批判，这些才是作者真正要面对的主题和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如此，这些貌似从酒吧或街头听来的故事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艺术品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既引人入胜、动人心魄，又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如此，这些貌似通俗的口袋故事，实际上照样可以折射出作家的真功夫。
翻开书页，我们就能读到一篇独特的小说《审判》。小说涉及婚姻悲剧，但它溢出的意义更加动人心魄。对年轻妇人的审判在讲述中转化成陪审员的自我审判。外在转向内在，心理由此突出，不知不觉中，审判者变成被审判的对象，小说的内涵顿时拓展。
《诗人》则是一篇构思巧妙的小说。一桩交通事故逃逸案，需要目击者提供线索，诗人用一首诗当作目击证词。没想到，看似瞎扯的诗句竟然帮助警官找到了肇事者。由此，一个有趣的问题生出：诗歌到底有没有用？兴许，关键时刻，看似最无用的恰恰会变成最有用的。
《她的收据》中，一桩毫无希望的案子，最终却通过一张不起眼的收据找到了重要线索。这似乎在提醒所有读者对细微的关注。而细微，不仅对于生活，对于文学创作，不也同样重要吗？
《蓝菊克拉拉》也是篇意味深长的小说，又聋又哑、疯疯癫癫的女孩克拉拉不时能采到蓝菊。但其他人怎么都难觅蓝菊的影踪。秘诀在于，克拉拉恰恰因为疯疯癫癫，所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任何障碍和栅栏都阻挡不了她，到任何地方都如入无人之境。而一块“禁止通行”的牌子就能挡住多少所谓的正常人，其中的意味值得深思。
《追捕》中，一边是黑压压的追捕队伍，一边是矮小瘦弱的逃犯，巨大的反差和特殊的气氛所形成的张力令人感到震撼。如此追捕所获得的胜利还算得上胜利吗？在这样的反差中，读者甚至会对逃犯心生一丝怜悯和同情。而世上多少所谓的胜利本质上那么的可怜，犹如讽刺。
这类精彩的小说在故事集中还有许多，几乎每一篇都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亮点，几乎每一篇都值得细细品读。这是部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小说集，今日读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迷人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光泽。这恰好证明，恰佩克是一个独具超前意识的作家，是一个在时间中不断丰盈而非减损的作家。
3 特殊时代造就的天才
恰佩克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1907年，他随全家迁居布拉格，后又考入中欧著名的古老学府查理大学。文学一直是他的爱好，哲学其实才是他的专业。多年寒窗苦读后，恰佩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让他在一夜之间跻身高端人才的行列。完成学业后，他没有选择留校，也没选择从政或经商，而是看中了新闻记者这一行当。从这一选择上可以看出，恰佩克从一开始就是位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作家。
对于捷克乃至不少中东欧国家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成了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分水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摆脱了奥匈帝国的长期统治，并于1918年10月28日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一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了捷克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恰佩克因此逢上了捷克历史上短暂的美好时期，相对开明，安定，富裕，自由，崇尚个性，激励创造。在此环境中，他同哈谢克、万楚拉、奈兹瓦尔、泰格、塞弗尔特等一大批我们熟悉的作家共同发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将捷克文学推向了罕见的辉煌，提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这前所未有的繁荣是捷克文学的奇迹，布拉格一度成为整个中欧的文化中心，旋覆花社等重要文艺团体也以各自的姿态丰富了捷克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捷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弗尔特就在其回忆录《世界美如斯》中，满怀深情地为读者呈现出那一时期捷克文坛种种美好的瞬间。此外，当时还有一些在捷克境内生活和写作的德语作家，其中就有小说家卡夫卡和诗人里尔克，有相当一部分捷克民众索性将卡夫卡称作捷克作家，弗兰兹·卡夫卡文学奖在捷克的设立便呼应了这样的民意。卡夫卡几乎一辈子都没怎么离开过布拉格，而里尔克一生重要的时光也在捷克度过。他们的存在使得捷克文学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格局和奇特的混合：既有哈谢克的传统，也有卡夫卡的传统。
我们可以想象恰佩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动活泼、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拥有记者、编剧、导演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恰佩克在创作之余，总会走出书斋，踏上旅途，到访一个又一个国家，简直就像他的前辈、同样酷爱云游的扬·聂鲁达在他身上的附体。《意大利书简》《英国书简》《西班牙之行》《荷兰风貌》《北方之旅》等游记一一诞生。同萧伯纳、威尔斯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交往和友情成为他云游途中一段段欣悦的佳话。因《时间机器》而闻名世界的英国作家威尔斯十分欣赏恰佩克的才华，还曾提议请恰佩克担任国际笔会会长。
可惜，捷克文学蓬勃发展的进程却被一场巨大的灾难打断了。对此，恰佩克早有洞察，并曾奋力加以揭露和鞭挞。至暗时刻终于降临。1938年10月，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四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1939年春天，希特勒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弱小民族和国家再一次蒙受丧失独立和自由的耻辱。几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恐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在劫难逃，尤其是那些有强烈反法西斯意识并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难以发表，还有成批的作家和艺术家被关进集中营。伏契克、万楚拉等就这样倒在了法西斯的枪口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捷克作家的英勇而又悲壮的形象。而万楚拉在相当程度上是后来享誉世界文坛的昆德拉的启蒙老师。
由于长期的异国统治，二十世纪之前，捷克文学的历史不算太长，底子不算太厚，可圈可点之处不算太多，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史诗。因此，恰佩克和哈谢克这一代作家的出现，对于捷克文学具有开拓、建设和典范意义。就连向来自负的昆德拉提到他们的名字时，都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由衷的敬意。而赫拉巴尔、哈维尔、克里玛等几乎所有捷克作家都多多少少受到过他们的影响。
在捷克文学史上，卡雷尔·恰佩克的名字常常同他哥哥的名字连在一起，他们也合作写过不少散文作品。他的哥哥约瑟夫·恰佩克（1887—1945）不仅是优秀的作家，还是出色的画家，是一个充满情趣和爱心的人。他写的那些有关猫和狗的文字十分动人。两个著名的恰佩克，一个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另一个的生命结束在法西斯集中营里。
所幸，他们的作品还在延续着他们的生命，证明着他们的存在。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