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第斯文明的起源：卡拉尔—苏佩
冯杰
2024年12月09日 07:34
韩琦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25日 14版）传统观点认为，南美安第斯文明的母文化是查文·德万塔尔文化（公元前1200—前200年）。但随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卡拉尔—苏佩文明取代了前者地位，被认为是安第斯地区的第一个文明，其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800年之间，清晰展现着秘鲁中北部地区第一个复杂社会的样貌。
20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有考古学家对卡拉尔—苏佩遗址进行考察和研究，但直到1994年秘鲁圣马尔克斯大学的考古学家露丝·沙迪团队对苏佩河谷进行调查，并随之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学界才对它形成新的认知。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新成果的出版发表，卡拉尔—苏佩文明的古老性和重要性最终得到证实。2009年，卡拉尔—苏佩圣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卡拉尔—苏佩位于秘鲁海岸的中北部地区、利马以北约182公里。秘鲁中北部地区的面积为81497平方公里，包括圣塔、内佩纳、塞钦、库莱布拉斯、瓦尔梅、福塔雷萨等十几个沿海河谷。与其他世界文明中心相比，秘鲁海岸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文明发祥地，因为东部安第斯山脉和西部太平洋形成的反气旋作用导致这里极度干旱。然而，该地区有50多条从山脉到大海的河流穿过，利用这种水源发展的灌溉对卡拉尔—苏佩文明的出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众多河谷中，苏佩河谷在文明起源时期脱颖而出，仅在这一小盆地就发现了20多个可以被归属于同一时期的城市定居点，它们几乎都有公共建筑、圆形广场、住宅等，都有用土坯、石头、树干和植物纤维建成的阶梯式金字塔，其中还有雕像、马黛茶杯器、石器、棉纺织品、烧焦的食品及其他用品。从建筑规模看，卡拉尔城最大，城市布局分布有序，纪念性建筑种类繁多。其距离大海23公里，处于苏佩河谷中段的初始部分，被认为是该地区居民点的首都，被称为“圣城”。
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就有一些家族群体在苏佩河谷定居，他们建立集中居住区，疏干湿地，开辟农田，修建灌溉渠道。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首都地区的城市定居点不断壮大，定居者们在空地上修建广场用于公共活动，并有了第一个金字塔。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人们对卡拉尔圣城进行整体设计，修建了金字塔和下沉式圆形广场。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间，大型金字塔、广场等公共建筑的规模和体积都有所扩大。到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定居者们用较小的石块改建公共建筑，最后掩埋了一些重要的建筑部分，卡拉尔圣城被废弃。
总体来看，卡拉尔—苏佩文明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苏佩河谷的居民发展出技术比较先进的集约化农业。他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如木棍和鹿角）来掘土，修建灌溉水渠以将河水引入农田。考古证据表明，他们已经懂得通过对各种植物品种的实验，来改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类、提高产量。他们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土豆、红薯、南瓜、豆类、花生、辣椒、玉米、葫芦、鳄梨、番石榴、马黛茶、烟草等，其中棉花是交易的主要产品。沿海居民则捕鱼并采集各种海洋生物，主要包括凤尾鱼、沙丁鱼、贻贝和蛤蜊等。农业和渔业形成一种长期的经济互补关系。
居民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产品。沿海居民提供海产品，如离太平洋仅有500米的居民点阿斯佩罗被认为是卡拉尔的渔镇，那里的居民开发了包括使用钩子、麻线、船等在内的捕鱼技术，特别是发明了棉纤维渔网。渔民负责将海产品分发到河谷中的定居点，而河谷居民会给渔民提供所需的渔网和衣物、用作钓线的棉纤维、用作漂浮物的葫芦、制造船桨的木材以及水果蔬菜等，高地居民会提供农产品（粮食）和畜产品（羊驼）。这样，该区域形成一个类似专业化生产的贸易网络，而卡拉尔圣城无疑是这一网络的中心。很显然，这个网络还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在卡拉尔—苏佩地区发现了来自高原的洛克木棒、秃鹰羽毛，亚马逊丛林的陆生蜗牛、灵长类动物皮、各种鸟类羽毛以及厄瓜多尔赤道海岸的多刺牡蛎。
灌溉技术的使用、渔网的发明以及活跃的贸易交换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剩余积累，从而使苏佩社会能够以地方政府的形式加强其政治一体化进程，这种政府形式的有效性可以从国家承担的大型纪念性建筑群建设中得到体现。
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卡拉尔圣城拥有复杂的城市布局。该城占地66公顷，包括一个核心区和一个外围区。核心区包括32座公共建筑和一些住宅建筑群，外围区有一些住宅建筑群。核心区又分为两大部分，北部为上城，南部为下城。北部的公共建筑分为A、B、C三组，每组都有两个金字塔、广场、官员住房。其中B组的金字塔最大，长160米，宽150米，高18米，坐北朝南，背靠河谷，面向下沉式圆形广场，是卡拉尔城的主建筑。下城建筑有下沉式露天剧场、露天剧场神庙、长桌神庙、圆形祭坛神庙，以及平民住宅区等。
金字塔结构的墙壁上抹有泥土，被涂成白色或浅黄色，偶尔涂成红色。每座金字塔都有一个通向顶部的中央阶梯，其上有几个房间。在主房间都有一个圣火祭坛，祭坛中央有一个火炉，火炉下方配有导风的地下管道。圣火祭坛具有仪式功能，被用于火化各种祭品。
卡拉尔位于地震活跃区，其建造者使用“希克拉斯”技术，即将石块装在芦苇纤维编织的网格袋中，尺寸和重量各不相同，但非常均匀，有一定的松散度，用它们来支撑挡土墙，填充金字塔。这样，当发生强烈地震时，“希克拉斯”会以有限的方式微动，发挥着柔性地基作用，由此实现建筑物的结构稳定。规模宏大的城市和坚固的建筑表明卡拉尔人已经具有先进的组织能力和工程技术。
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已经出现。卡拉尔—苏佩文明显示出复杂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如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包括渔民、农民、工匠；精英阶层，包括商人、定居点的领导者和祭司。精英们不再直接为自己的生计进行生产，而是致力于专门的活动，如加强远距离贸易；进行天文观测来测量时间和制定历法；在公共活动的建筑施工中试验和应用算术与几何知识；举行仪式和献祭活动。
考古发现揭示出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分。城市中心各区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在位置、大小和所用材料上都有区别；服装穿着方式和个人佩戴的饰品上，如男性权威人士的项链和大耳环，女性的项链和头巾，也体现了社会区别。一些装饰品、项链是用从遥远的地方（如厄瓜多尔海岸）所获材料制作的，专供少数社会上层人物使用。
中央集权的国家雏形已经显露。苏佩河谷的人口分布在苏佩河两岸被称作“帕查卡”的城市定居点中，这些定居点的规模和建筑体量各不相同。每个“帕查卡”都由几个“艾柳”组成，这些“艾柳”是通过亲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族群，拥有相同的祖先，通过祖先来确定身份，并由族长领导。族长中有一个主要首领——库拉卡，负责指挥全体居民。这种政府制度在苏佩河谷20多个城市定居点中运行，由于卡拉尔居于核心地位，它发挥领导和组织其他城市定居点的作用，形成一个广泛而有序的互惠、交流网络。
卡拉尔是一座和平与和谐之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没有防御城墙，没有武器，没有残缺不全的尸体，这与通过战争产生国家的理论解释有所不同。美国考古学家乔纳森·哈斯认为，卡拉尔人进行了人类建立政府的实验，他们将个人自由交给一个中央集权机构，由中央集权机构决定创建一个作为仪式中心的城市，并要求大家为共同或更大的利益努力工作。人们之所以选择成立“中央政府”，是因为意识到合作将使个人和整个社区受益。考古学家露丝·沙迪认为，对神的崇拜是凝聚力和社会平衡背后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接受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是因为他们相信统治者可以在人与生者的社会和神与死者的社会之间进行调解，政府的管理对于保证生活是必要的。卡拉尔社会展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种种迹象表明，卡拉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复杂结构的社会实体，已经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要素。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卡拉尔的金字塔、广场和祭坛等雄伟建筑不仅是宗教仪式的场所，也是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金字塔象征着与天界的联系，广场则是集体仪式和庆典的场所。卡拉尔人信奉多神教，崇拜多种神灵。这些神灵与自然现象、农业、天气和其他重要生活领域有关。祭祀活动在卡拉尔占据重要地位。人们通过圣火祭坛进行各种形式的献祭，包括毛发、珠子、石英碎片、骨器、木器、纺织品、鱼类、贝类等，这些被认为是向神灵表达敬意和请求庇护的方式。统治者和祭司被视为祖先和神灵的代表或中介，他们通过控制宗教仪式、祭祀活动和宗教建筑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卡拉尔的宗教活动是在音乐伴奏中进行的，在这里出土了一套由秃鹰和鹈鹕翼骨制成并绘有鸟类和猴子图案的横笛（共32支），一套由骆马骨和鹿骨制成的号角（共38支），一套由芦苇和棉线制作的排笛。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宗教成为卡拉尔统治者凝聚和控制社会的力量，它使卡拉尔—苏佩河谷的居民团结起来。
科技知识在文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卡拉尔人开发了先进的农业灌溉系统，修建水渠和水库，这对于他们在干旱环境中维持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设计和建造大型纪念性建筑以及修建灌溉水渠时，显然运用了算术和几何知识。有证据表明，卡拉尔人已经具备天文学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与经济、宗教活动有关的历法制定中。在卡拉尔上城C组的公共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块巨石，是当时用来观测天文的。他们已经发明一种记录信息的工具系统，如在上城C组的画廊金字塔中，考古学家发现一件纺织品遗物，被认为是“基普”，即用作记录工具的一套打结绳线。同时，在上城B组小金字塔的三个石块上还发现了基普的图画。这说明卡拉尔人已经在使用基普，比印加人早数千年之久。考古学家还发现，一些药用植物多次出现在墓葬中，表明卡拉尔人已经了解一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在纺织技术方面，他们利用棉花纤维编织连衣裙，采用穿插和缠绕的方法，还制作了渔网、鞋类、包类、绳索等。圣火祭坛下方建造的地下通风系统，能够引导风力保持火焰燃烧，并将烟雾排到室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早在公元前4000年厄瓜多尔的瓦尔迪维亚等地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但卡拉尔人并没有使用或自己生产陶器。他们用葫芦作为器皿，用木头雕刻勺子，用石头雕制盘子。因此，卡拉尔文明属于“前陶瓷”文明，这一点已被考古学家们认定。
由于强烈地震和灾难性气候变化，卡拉尔—苏佩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被遗弃。虽然如此，它在农业、城市建筑、社会政治组织、宗教文化等方面对后来安第斯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卡拉尔—苏佩文明是安第斯文明的摇篮。卡拉尔—苏佩文明的发现具有多重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它通过展示秘鲁古老文明说明美洲文明在人类伟大文明的诞生序列中居于重要位置，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美洲文明的错误认识。同时，卡拉尔—苏佩文明是一个建立在农业生产和贸易交换基础上的文明，它的发展说明，在和平条件下通过互动和交流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作为文明重要起源的卡拉尔—苏佩告诉我们，文明不是在冲突中诞生的，文明是在和平中诞生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