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培育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019M660706)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现代化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推进的话,那么对现代性的思考就体现了人类的文化觉醒。现代性是人类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自我觉解,表征着人类的理性觉醒、行动自觉及对理性本身的价值估判,孕育着现代化的内在精神。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始终隐喻着两大历史性话语逻辑:一是救亡话语逻辑,即摆脱列强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启蒙话语逻辑,即摆脱封建时代的文化糟粕和西方现代性文化宰制,在独立自主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培育中国现代性话语,实现中国民族现代性的再造,以中国特色现代化和中国现代性精神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前进。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并在终结救亡话语逻辑的同时获得了推动启蒙话语逻辑完全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新中国70年,既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自由幸福的70年,也是开辟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70年,更是不断培育中国现代性精神、为人类现代性贡献中国智慧的70年。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① 从终结对西方现代性的精神依附到实现对美苏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现代性的借鉴与超越,再到推进新时代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性创造,这一个个历史坐标,既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伟大创造,又彰显了中国现代性方案的民族智慧。
一、新中国成立:逐步终结对西方现代性的精神依附
近代以来,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历史性迟滞,这种迟滞不仅使中国未能产生内生的现代化动力,而且沦为西方国家现代化扩张的牺牲品。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每一次战争的失败不仅加深着中国的民族危机,更造就了中国日益深刻的文化危机,致使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中日渐衰微。从地主阶级“洋务派”的器物效仿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制度愿景,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崇拜,始终伴随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失望、怀疑、焦虑、否定、自卑甚至自戕的历史过程,直到新文化运动时达到一个顶点。正如陈独秀所言:“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馀地。”②近代西方的侵略打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更摧毁了中国人赖以自豪的意义价值系统,使中国开始时刻以西方的意义价值系统审视和评判中国文化,中国人承受着由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转变的巨大心理势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写道:“中国人在屡遭顿挫中产生了对自身文化认知上的自卑,甚至产生了对民族文化的罪恶感和‘赎罪’意识……国人在潜意识中居然已经发展到对自身血统的鄙视,足见文化自卑程度之深了。”③这种深刻的文化自卑,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起步艰难,难以从民族文化中找到价值支撑,不得不试图全盘效仿西方,形成了对西方现代性深刻的精神依附。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自卑状态,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立,塑造了一种与近代中国现代性截然不同的现代性文化叙事。
从民族文化选择维度看,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与中国人民文化心理的深度契合。新中国的成立既是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实现民族解放和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价值指引,涵养起中国现代性的主导精神,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文化价值契合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向西看”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仇视西方与羡慕西方的矛盾中。对于西方器物、制度乃至文化的先进性,中国人充满羡慕;由于西方文明带给近代中国的战火、贫困与分裂,中国人又对西方文明始终保持警惕态度。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富国强兵、“以夷制夷”,始终不能完全摆脱民族仇恨而辩证省思西方的文化启蒙,经常处于既学习西方技术和制度又反叛西方本体文化的矛盾中,这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精神无法扎根中国的主因。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文化精神无法实现中国人的精神独立。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之所以适合中国实际,是因为它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反对资本侵略和暴力掠夺,顺应了中国人集体本位的文化价值情愫,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价值追求,又契合了中国作为屈辱者的民族自强心理。中国人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实际上也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独立史”,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摆脱了对西方的精神依附状态,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④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正确的重大文化选择,新中国的成立标识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伟大胜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全新的现代性启蒙篇章。
从国际文化比较维度看,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现代性文化主体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现代性追索中不得不匍匐于西方现代性之下,在殖民主义的魔爪下忍受着民族危亡的苦难,“救亡压倒启蒙”成为近代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历史逻辑。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由近代以来的“救亡压倒启蒙”转化为“启蒙压倒救亡”,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个独立国家现代性启蒙和发展的领导中坚。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现代性精神建构,中国现代性成为国际舞台上独立的文化主体。面对西方世界利用业已形成的“中心—边缘”式世界格局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化侵略和价值渗透,中国始终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方向。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有从文化上站起来,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峰会,从中美建交到“三个世界”划分,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到形成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的价值独立性和国际认同度越来越高,在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实现对美苏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现代性的借鉴和超越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曾是20世纪人类占主导地位的两类现代性范型。新中国的现代性选择亦是在科学辨识这两类现代性中进行的。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依附,却又开始了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模仿。历史地讲,“苏联模式”曾经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自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日趋僵化亦给中国现代性培育带来了深刻阻碍。改革开放是在对美苏为代表的两种现代性进行再审视基础上进行的,开启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培育的新纪元,是新中国发展的里程碑。改革开放不但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而且实现了对美苏为代表的不同类型现代性的借鉴与超越,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进一步培育完善了中国特色现代性精神。
第一,超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中冒进主义的文化思维,在社会主义阶段性发展目标与终极目的性文化理想间找到对接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仿效苏联现代性冒进主义的文化品格,相继出现了“大跃进”“浮夸风”等“左”倾现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度成为响亮的时代口号,不仅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现代性尖锐对立起来,形成了冒进主义现代性文化。一是认为社会主义离共产主义近在咫尺;二是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拒斥,只要步入社会主义,就应该把资本主义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性培育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就在于抛弃了苏联现代性冒进主义的文化思维,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统一的维度逐步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诠释和实践着社会主义本质,孕育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价值取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⑤ 其一,社会主义应是生产力尺度和生产关系尺度的统一。改革开放从国情实际出发,辩证认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纠正了“冒进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精神片面排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错误逻辑,改变了只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尺度而忽视生产力尺度的“左”倾作法,主张科学运用多重生产关系中的优势,赢得对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其二,社会主义是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的价值指向性的统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核心文化精神。但要正确处理阶段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关系,不能人为跨越社会发展阶段。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我们党明确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知,并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吸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行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确立了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在不断调适现代化建设目标和指向的过程中持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从理性尺度上强化了发展的文化主题,从价值尺度上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原则,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结合起来,找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性发展目标与终极目的性文化理想间的价值对接点,积淀起既尊重实际条件又符合历史旨趣的社会主义实践理性,凝聚起中国现代性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文化精髓。
第二,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市场文明,创造性培育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实施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事实证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跨越市场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需要市场逻辑支撑。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⑥这打破了把“计划”与“市场”意识形态化的思维范式。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的市场文明借鉴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实践样态;另一方面,孕育出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诉求的现代性市场精神。其一,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现代性精神孕育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现代性精神之所以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现代性精神,根本原因是其构筑于公有制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现代性同样尊重效率、提倡竞争,鼓励以最小成本收获最大效益,但我们将“最大效益”的享有者由私人资本家转变为全体劳动者,首次让多数人成为驾驭市场与财富的力量。其二,坚持政府与市场间良性互动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价值支点。资本主义市场把“自由竞争”奉为黄金法则,容易诱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注重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对市场运行进行科学调控,使其更符合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整体服务,孕育了中国现代性市场精神的公共价值取向,创造出中国市场现代性独有的文化景观。其三,坚持对“资本逻辑”的有效管控。在公有制基础上,坚持劳动这一普遍性的分配衡量尺度,不断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局面,在价值指向上实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代性精神的超越,实现对人类市场文明的全新塑造。
三、新时代:自觉开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性创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大国际观出发,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现代性必将实现新的历史性创造。
第一,树立大历史观,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体系,以实现中国梦为主题话语推进中国现代性培育。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国家梦想的名义成为新时代的主流话语,聚焦了中国现代性最鲜明的历史特征和时代追求,必将最大限度地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伟业,打造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价值高地。新时代文化自信既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成就为依托,又深受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习近平在首次提及中国梦时,就以“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来形容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⑦“昨天—今天—明天”这一历史思维的坐标框架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创造新时代伟业的坐标,表明了亿万中华儿女的民族责任和历史担当。在这个大历史思维框架下,我们既能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珍贵滋养,又能以民族复兴话语的现代性标准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能提炼和继承优秀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注入动能,又能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实现革命文化的现代性再造;既能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鲜活价值支撑,又能不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的伟大创造。
第二,树立大时代观,打造以文化自信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话语体系,在四者的同构互塑中涵养中国现代性方案。文化自信构成了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提供着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培育的内生文化动力。其一,文化自信构成了道路自信的深层价值根基。我们之所以建构中国现代性文化自信,就在于它蕴藏着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和持续前行的动力。中国道路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选择。从合规律性意义上说,中国道路选择体现了对中国内在文化逻辑的本体论追问。中国人在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几经磨难,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之所以不能完全移植到中国,是因为农业文化的主导性塑造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之所以不适合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集体主义情愫不适应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的价值逻辑。我们在中国特定的文化时空中创造的中国道路的行动逻辑,在70年时间内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奇迹,为人类提供了更富说服力的现代化选择和现代性精神。从合目的性意义上说,中国道路符合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展开了对人类文化发展前景的价值论求索。中国人历来崇尚“天下为公”的公义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天下情怀,顺应了世界全球化趋势下“类本位”的价值追求,这正是新中国现代性文化对人类现代性之示范效应所在。⑧其二,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的内在力量源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旗帜。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取向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文化理想深度契合,因而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中国“站起来”的历史重任,帮助中国解决了“挨打”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完成了中国“富起来”的历史重任,帮助中国解决了“挨饿”问题。在力图实现“强起来”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需要在先进理论指导下树立中国现代性旗帜,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西方强势现代性话语交流交锋,秉持传播中国理论的价值坚定性。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国际认同,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为中国现代性代言,积累中国现代性文化自信的资源,扭转中国在国际现代性文化较量中“挨骂”的局面,让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上经久传唱。其三,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的核心精神要素。文化自信决定制度选择的自信,影响制度实施的自信,制约制度评价的自信。近代以来,我们先是受到西方制度的干扰,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模仿苏联模式中付出了一些历史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扬弃这两种制度模式,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定型,我们在独立自主的现代制度实践中涵养起支撑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精神,使中国在人类现代化制度选择、实施和评价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第三,树立大国际观,打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话语体系,彰显中国现代性对人类整体命运的价值关怀。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⑨共同价值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其核心要义是尊重各国各民族多样化的文化价值选择,旨在追求多元价值间的最大公约数。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展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价值关怀,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性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中国现代性对世界的双重理解:一是中国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维护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权,支持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精神。二是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国强必霸”“零和博弈”的思维,秉承“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现代性价值逻辑,力图实现各种文明在彼此尊重独特价值基础上求同存异,基于人类面临的共同生存发展问题形成价值共识,在互联、互通、互鉴、互勉中携手应对、共同发展,在奉献世界、贡献人类的过程中释放中国现代性的最高价值理想。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为主题,既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对世界文明观的价值重构,又有利于中国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在西方现代性主导的“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都处于边缘地位,深受西方中心国家的经济剥削、政治包围和文化渗透,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绝不是在“中心—边缘”国际秩序框架下由边缘走向中心,而是要根本打破这一不合理的文明势差型(中心文明优于边缘文明)国际秩序,在尊重世界各国多样文明平等的原则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多样文明纽带,积极倡导并推进世界文明观的合理化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文明共同体,中国现代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建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追求。以文明平等超越文明优越,彻底摒弃文明优劣之分;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力争打破人类发展进程中积淀的文明沟通障碍;以文明合作超越文明冲突,努力形成多样文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态势;以文明共赢超越文明霸凌,彻底打碎西方文明对人类多样文明话语的单一性垄断及由此带来的文明冲突效应,形成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的共赢局面。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现代性方案,由于赋予了人类多样文明平等的地位和交往的权利,关照人类共同的前途和命运,契合了各国人民追求和解、合作和共赢的文化心理,顺应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文化的发展取向,将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中国必将为人类现代化事业和现代性培育提供珍贵的文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