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党史党建 理论研究

智能时代的数字—生命政治

胡小文

2020年06月28日 02:38

蓝江
《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这是一个熟悉的时代,也是一个陌生的时代。

之所以熟悉,是因为我今天步行回到家里,打开手机看了看步数,勉强上了一万步,在朋友圈里,大概排名四十来位。一款APP告诉我,这个步数消耗了128卡路里的热量;而另一款APP告诉我运动时的平均心率,并给出了详细的健康建议,例如按今天的运动量适合摄取什么样的食物,大概能够吃多少,喝什么样的饮料;还有APP告诉我昨晚的睡眠质量如何,当我白天超过半个小时没有运动,这款APP就会自动报警,提醒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坐太久,应该起来走动走动……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在智能手机APP的监督下,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我对这一整套程序是如此熟悉,依照APP的建议进行身体锻炼和营养搭配,塑造着我的身材,努力让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达到正常,而我所依赖的途径是一种智能化的监控手段。

之所以陌生,是我不禁怀疑这还是我自己吗?在智能手机APP尚不太普及的日子里,我在电脑前伏案工作,在书桌前长时间地阅读书籍,忘却了时间,在文字中自由驰骋;而如今,这种自由的驰骋或许在某一刻被一阵短促的闹铃声惊醒,提醒我该走动了。尽管我十分理解,APP的警告和建议都是为了让我具有一个被监控数值认可的身体。但是,我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完全的掌控权。这些致力于规训我的身体、让其保持数值指标正常的APP可以被视为一种良性的辅助。但另一些APP则让我们逐渐失却自我控制。人们花费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以及抖音等平台上的平均时间与日俱增。有时候可能只是偶然看一下手机的讯息,结果却在朋友圈里连续刷屏十来分钟;还有《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手机游戏,让原先一开始只准备玩半小时就收手的玩家连续奋战了三个小时……这些在智能手机APP高度普及时代才发生的现象,正在日益影响着使用智能手机的每一个用户,在手机屏幕的背后,我们似乎面对着一个陌生的自我,我们会不禁感叹:“我们被异化了!”

的确,在这个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里,我们的确有一种被异化的感觉。不过这种异化,不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而是一种新型的异化:数字异化。不过,仅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理解今天我们遭遇到的一切,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非常态的异化,而且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被智能技术和数字化技术重新塑造了,这种塑造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偏移,产生了异化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种被智能工具重新塑造的生活本身可能根本不是偏移,而是正常生活,我们在正常的生活中,依赖于各种智能技术和数字化技术重新生产出我们自己。说得更深入些,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有利于大的数字和智能平台的优化配置管理,从而真正将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转化到一个平台控制的层面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技术,如果延续福柯在1976~1979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给出的方案,这就是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不过,与福柯的时代有所不同,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形比前者更为彻底,这是将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的极致化治理,即将智能控制与每一个人的数字化管理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治理技术,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生命政治”(digital-biopolitics)。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数字—生命政治”并不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延续,而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座中提出的“生命政治”形式的拓展。因此,我们必须回到福柯那里,寻找理解智能时代的新治理技术的钥匙。

人口统计学与现代生命政治的兴起

在1976年3月10日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福柯谈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以第三等级为代表的新型阶级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性质问题。或者说,法国大革命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法兰西之所以是法兰西,究竟是因为波旁王室,还是因为一个可以被称之为“法兰西”的民族。大革命已经砍下了路易十六的头颅,法兰西显然不会随着波旁王朝的末代君主的轰然倒地而从此消弭于无形,法兰西还存在着,但不是以国王的名义而存在。福柯说:“根据君主制的观点,民族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即便它存在的话,无论如何也只有在国王本人身上找到可能条件和实体单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不过,在革命党人,尤其是第三等级看来,关于什么是法兰西国家和民族,需要重新来定义。大革命期间,一位名为西耶斯(Sieyès)的低阶神甫,撰写了一本《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的小册子,并在街头散发。他在当中宣告:“第三等级是什么?就是法兰西的一切……假如第三等级没有获得自由,那么作为整体的民族(nation),乃至任何一个特殊等级,也完全不可能获得自由。”西耶斯的宣告,不能仅仅被视为第三等级向波旁王室的宣战口号,在福柯看来,这也意味着关于国家观念的变革,即从之前的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观转向了以民族为中心的国家观,之前代表法兰西的是宣告“朕即国家”的波旁王朝的君主,而大革命之后的第三等级改变了这一切,无论是西耶斯,还是后来的奥古斯丁·蒂埃里,他们坚持认为构成国家的应该是法兰西民族,即构成法兰西的人口总体,这意味着西方从传统的君主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

在随后一个星期的讲座中,福柯有意识地比较了君主国家和民族国家的一些差别。其中一个差别是两种国家在处置生与死的权利上的不同。君主体现的是使人死(faire mort)和让人活(laisser vivre),普通的生与死并不在君主权力的管辖范围之内,君主的权力并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不过,在一定的特殊时刻,君主显示出他在王国范围内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他身上掌握着的生与死的权力的本质就是杀人的权力,只有在君主杀人的时候,他才行使对生命的权力。这本质上是刀刃的权力。”福柯的这段话表明,传统的君主国家的中心是君主的身体,而任何触犯君主身体或意义存在的行为,会促使君主实施权力,即君主试图消除任何危害他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与之相反,任何不触及君主身体和意义存在的臣民,实际上保持了自己的特殊性,他们的生活(vie)不在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内,从而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特性。

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治理方式。由于国家合法性的渊源从君主的身体转向了民族,这样,权力实施变成了使人活(faire vivre)和让人死(laisser mort)。福柯总结说:“君主的权力,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然后,新建立起来的权力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在法语中,faire一词是一种主动性的动词,也就是说,faire代表着权力积极实施的对象,在君主国家里,君主的权力实施就是夺人性命,即在杀人的时候才表现出主动性。相反,法语的laisser代表着放任,即权力并不会积极涉足领域,或者说,权力对这种现象和活动不管或放任。在君主国家中,普通人如何生活,实际上并不在君主的直接权力的管辖范围之内。与之相对应,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不再随意地处死他人,而是将权力作用于普通国民的生活,即对他们自己生活的生产。

怎样理解现代民族国家权力中的使人活或生产他们的生活的权力?在之前对监狱和刑事理论的研究中,福柯得出了结论:使人活是“惩戒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个人群可以而且应当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训练、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惩罚的个体。”福柯对新的治理技术,即使人活的权力的崛起的描述值得注意。使人活的关键,在于让之前在群体中作为整体出现的群体分解为个体,并分别对这些个体进行监视、规训、利用。在封建社会或君主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际上不是孤立的,人们仍然因为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形成一个个社群,他们参与政治的行为实际上与整个社群密切相关。个体并不能简单地从社群中独立出来,相反他们的活动总是代表某个家族、某个行会、某个城市。但是,民族国家或新治理技术的出现,让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的结群方式变得十分次要,群体被“使人活”的技术分割成独立个体,而每一个体都是在统一的权力机制之下被管理、被监控、被规训。简言之,君主国家权力作用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个体,而是家族、行会或城市,但是,新治理技术的作用对象就是单一个体,一个个被规训的个体,这就是新的权力。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将之命名为“生命权力”(biopouvoir),而生命权力所依附的治理技术就是“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由于生命政治的诞生,政治治理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革,政治权力作用的对象从家族、行会、城市变成了个体。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个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个体,或者用福柯的说法,这种个体不是个人的杂多(multiplicité des individus),因为杂多代表个体的丰富性和无序性。恰恰相反,这种个体实际上是方便于新型的民族国家的政府治理的对象,它是一种有序的结构,其独立的个体只是外在的表象,福柯赋予这种新的个体的名字是“人口”(population)。人口不同于杂多的个体,它是建立在现代人口统计学上的一种抽象概念。从欧洲最早的人口统计学开始,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被还原为一个数字上的“一”,也就是说,符合一定治理规范的“一”,唯有当某个个体符合治理的规范,他才能成为人口统计的对象,反之,则会变成“不正常的人”(les anomaux),如疯子和罪犯一样,被隔绝在正常社会秩序范围之外。所以,人口概念的发明不仅是一种将族群和社群还原为个体的运动,也是将国民加以正常化和规范化的运动,被人口统计学统计出来的,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也是被规训、被监控、被管制的人。正如福柯所言:“在知识权力的内部,在经济的技术和治理内部,在属于人口的层面和不属于人口的层面或者说工具性的层面之间有这样的断裂。最终的目标是人口。人口是适合作为目标的,而个人,一系列的个人,成群的个人,杂多的个人,是不适合作为目标的。”这样,人口统计学下的人口,并不能被理解为孤立的个体的集合,而是一种在数学统计学架构下的同质性个体的规范,人口统计学完成的不仅仅是对个体的计数,也完成了对个体的规范,让不能同质化的个体在规训、监督、管制下成为规范的个体,从而沦为权力治理的对象。实际上,人口统计学完成了传统社会两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将传统的社群分裂为个体,个体成为“使人活”的生命权力关注的对象;(2)通过对个体的规训、监控、管制,避免让个体变成“个人的杂多”,而是变成有序治理的对象。

这就是为什么福柯认为人口统计学是生命政治诞生的根源,因为一旦传统的社群分裂为个体,这些个体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的基石。福柯十分明确地指出:“当所面对的不再是君主权力,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艺术的时候,就有了人口,我认为可以说,人对于人口的关系就如同法律主体对于君主的关系。”现代国家的诸多发展,都与人口统计学密切相关,在福柯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人口统计学不仅仅为国家提供了关于人口的数量、年龄分布、地域分布、性别比例等方面的数据,也为国家的经济生产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基础。比方说,现代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建立在一种规则有序、且行为可以被预测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基础上,而“经济人”的现实参照物,在福柯看来,就是现代人口统计学下的规训个体,这种规训个体基于自利的规范行为早就适应了政治经济学中的等价交换的模式。所以,福柯说:“一种新的主体‘人口’在财富的各种要素之中形成,政治经济学正是从这个时期才开始建构起来的。”如果人口统计学代表着现代生命政治治理技术的诞生,那么这种治理技术全方位地推动了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是“人口”,而“人口”建立在对传统社群的分裂,并对分离出来的个体进行规训、监控、管制,使之成为规范化和秩序化个体的生命政治的基础上。

从规范治理到精准治理

1984年,年仅60岁的福柯撒手人寰,他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并没有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彻底展开,在1980年之后,他更多地是思考“讲真话”的自我技术问题,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我解释学中,探讨如何走出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藩篱。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福柯有幸能看到今天的数字化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他是否还会继续坚持他在1976~1979年法兰西学院讲座中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论述呢?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对于今天呈现出来的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社会被数字技术、通讯技术、智能技术迅速地纳入一个高度控制的空间中的状况,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的那些论述是否还有效,或者说我们业已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与福柯所处的时代有了霄壤之别,需要发明出新的概念和范式,来重新理解今天的国家和政治治理的范式吗?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福柯本身的论述和今天智能技术带来的新社会环境的比较中寻找答案。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就是对个体的规训,这与他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求知之愿》中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在《规训与惩罚》的最后部分,福柯谈到了现代“监狱”的诞生,要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对监狱和刑事制度的探索,并不代表着福柯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刑法学和监狱学,而是他发现边沁的圆形的全景敞视监狱产生另一种规训体制,这种规训体制将“不正常的人”(即罪犯)变成可以回归社会的正常人。福柯发现,这种规训体制并不是监狱独有的体制,在整个社会中已经形成了这种特殊的“监狱体制”,福柯说:

“监狱机构”……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是否正常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处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势、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在现代社会里,“监狱网络”,无论是在严密集中的形式中还是分散的形式中,都有嵌入、分配、监视、观察的体制。这一网络一直是规范权力的最大支柱。

福柯的这段文字为我们理解规训体制下的生命政治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首先,规训已经是一种现代社会下的常规化的操作,现代监狱和现代精神病院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在某种“法官”的规范权力的裁决下,或者说在他们全景敞视的凝视权力下,所有个体被迫翦除了自己的异端行为,从而转化为一种规范的行为。这就是现代主体生产的奥秘。从福柯的角度来看,现代主体并不是什么观念启蒙的产物,而是规范化的身体规训的结果,在规训体制下,所有人都按照一种规范化的模式来生产自己,成为权力凝视下的正常个体,这就是现代社会规训技术的最后奥秘。通过规训技术,每一个体自觉地从身体上生产自己,成为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对象。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启蒙,启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编造的神话,启蒙神话背后隐匿的是看不见的举着鞭子的萨德,法官萨德用他那凌厉的凝视将所有的个体都变成“现代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末尾谈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简言之,在福柯那里,将人带入现代社会的不是思想的启蒙,而是身体的规训。

不难发现,规训机制的核心是规范,也是塑造现代人的标准,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城邦和行会当中的差异都在一个共同的规范模板下被翦除了。“监禁机制”法官的凝视权力,就是魔鬼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将所有人都从身体上规训为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个体。对此,皮耶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的主体生产和规训有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从生产性这个角度来看,成为主体,认知的主体或权力的主体——对此福柯不可能指其他的内容——也就是将主体置于规范的作用之下,这就是主体取决于规范的效果……这个所谓的主体,无论是通过规范还是在规范中,只会按照他被作用的方式行动,也只会按照他被思考的方式思考,主体的思想和行动能够被测量,也就是说,可以被整合到全面的评估的体系中,成为其中的值或元素。”十分清楚,马舍雷指出,福柯试图通过规范来说明现代主体的诞生,实际上就是臣服于规范和规训机制的产物,成为主体也意味着符合规范,即成为现代社会体制下的标准化的产物,一旦主体符合规范的标准,也意味着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是可以预测的,这样,主体就成为了规训主体,亦即生命政治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也就是规范或标准化的治理技术,将群体分解为不同的个体,并将他们规训为标准的主体,在政府治理的权力之下,被人口统计学所解析出来的个体是一种可以在行为和思想上进行预测的个体,这种个体背负着思想启蒙和自由解放的名义,但实际上却处在“监控体制”之下,他们的行为完全被规范化了,从而降低了现代社会治理的风险。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实际上设定了以君主为中心的惩罚权力与以民族为中心的规训权力的二元范式,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中,福柯都沿用了惩罚机制和规训机制的二元范式,其中规训机制,尤其是直接作用于个体身体的监控、管制和规训,被福柯视为生命权力的实施。但在1977~1978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提出规训机制之后的一种新的治理机制,即安全。为什么福柯需要提出新的治理机制?规训机制是否已经不能满足福柯在理论上的要求?需要理解的是,福柯思考的治理技术问题,不是从个体角度,而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思考治理。对于个体而言,他是规范的个体、被规训的个体,但这种个体对于整体城市的治理来说并非万无一失。就像托德·菲利普斯导演的《小丑》(Joker)一样,那个患有痴笑症(gelastic epilepsy)的亚瑟·弗莱克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来获得周围的正常人的认同,然而正常人异样的凝视甚至嘲讽,让他感到更加压抑和沮丧。这种努力让自己变成正常人的规训机制在一次乘坐地铁时崩溃了,无法再忍受的亚瑟枪杀了三位嘲笑他的金融男,并一发不可收拾地杀掉了自己的母亲、同事、梦中的偶像、幻想的情人,成为了哥谭市最邪恶的代表。实际上,菲尼克斯演绎的“小丑”形象正是对福柯式的规训机制的反动,规范化的规训必然带来压抑,而这种压抑一定存在着一个极限,一旦突破这个极限,风暴便会席卷一切的。

福柯已经意识到,将所有个体都规范成为一种标准化的主体,可能潜存着巨大的风险。但是,如何在不规训个体的情况下实现对个体的治理?福柯回答说:“主权将领土首都中心化,提出了政府位置的主要问题,规训架构起一个空间并且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的关键问题,安全则试图或治理环境,根据一些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或者可能要素,这些系列都需要在一个多价的和可变的框架中来调节。”简而言之,福柯给出的是一种复杂的控制论式的模型,也就是说,在一个治理空间里,需要考察各种要素和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找出它们之间对应的联系,在一个多价的可变的环境中来灵活地处置各种问题。德勒兹在阅读福柯晚年的作品时已经意识到了福柯在思考治理技术问题上的细微变化,德勒兹写道:“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界定完全不同于规训社会。那些关心我们的繁荣的人不再需要,或者说将会不再需要拘禁场所。”之所以不再需要监禁场所,是因为从事治理的机构所能获得的信息发生了变化。哈布斯堡王朝的特蕾莎女王当政时期开展的人口普查,其信息只能精确到具体的人数,在这种信息背景下,人口普查的功能就是将不同的人还原为规范的个体。但是,在德勒兹看来,上世纪末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让人们可以收集和分析更复杂的信息,从而获得更细节性的信息。福柯说:“规训的主要功能是阻止一切,甚至首先是阻止细节。安全配置执行其功能的时候则依靠细节。”这样,安全机制并不要求将一切纳入一个同质性的规范框架下来运行,而是放任,一种建立在细节上的放任。福柯不止一次地谈到“安全配置就是放任”,其原因也在于此,安全机制不再谋求统一的规训,也不再有权力的凌厉的凝视。相反,相对于规训阶段,个体感受到了一种“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个体再也不会被强制性地按照某种既定方式来行为和思考,也不会因为自己行为的异端而遭到隔离和整肃。这是一个全新的治理阶段,一个“放任”的治理。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将福柯所谈的“放任”真的理解为放任,这也不是让社会变成无序状态。相反,在从规训体制向安全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社会的失控。其深层原因正是,权力已经找到了更有效的治理技术,来面对多样性的个体组成的复杂社会。简单来说,在规训阶段,个体是规范性的,也是标准化的,个体的行为和思想之所以可以预期,正是因为被规训的个体是一个规范模板的产品。在安全机制下,个体不再要求具有同一性的标准,或者对个体行为的预期不再简单地建立在规范基础上。那么,安全机制如何实现控制?福柯已经给出了解答——充分的细节信息。譬如说,今天我们在APP上购买商品的行为,并不是规范的,因为我在购买什么商品时,并不具有一个购买的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购买行为是不可控的。现在的大数据技术通过简单的智能计算,就能从我浏览的商品中判断出我的购买意向,从而在页面显示上自动推送我可能会感兴趣的商品,而我看到这些商品后,会如同着魔一样下单。在我购买的时候,并没有一双权力的眼睛在背后凝视着我,商家或APP对我的购买行为是“放任”的,但我的购买结果对于商家来说,仍然是可以预期的,这就是安全机制,一种新的治理技术的效果。这种效果,建立在细节性的信息收集和分析上,从而可以对每一个体进行差异的分析判断,并作出信息上的导向。我们看似自由的网络购买行为,实际上在强大的数据网络背后已成为某种智能控制的对象。如果说规训社会下的治理是一种标准化的规范治理,那么今天面对的这种全新的治理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精准治理。它之所以是精准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按照统一的规范来行事,与之相反,在所有的行为和思想中,今天的个体是差异化的、放任的、偶然的,但这种差异化恰恰是数据化智能分析的结果,我们变成了数据下的特定的独特对象,而智能控制能够精准地判断我们的需求和行为,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当标准化的规训个体,变成安全机制下的放任个体时,治理技术也从规范治理走向了精准治理。

数字—生命政治的诞生

尽管福柯已经提出了安全机制的概念,并将之与新自由主义社会对应起来,从而区别于规训机制—自由主义的配对关系。但是福柯对于安全机制的讨论,在1979年讲座终结之后就戛然而止,转向了自我解释学和自我技术的问题。尽管福柯没有在这个主题上继续下去,对于后世的福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遗憾。但是,可以预见,福柯所处的时代,不可能让他充分展开对安全机制的论述,因为安全机制所需要的大量的细节信息的处理和分析,只有在进入到高度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尽管福柯提出了基于复杂信息的差异化分析,针对精准个体进行治理的安全机制,但是,只有在今天,这种机制才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正如真正实现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的并不是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而是无所不在的监控探头一样,实现安全机制的治理技术的,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结构,而是今天的智能化社会。

美国人类学家娜塔莎·舒尔(Natasha Schüll)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进行了这样一次特殊的研究,在赌场里,赌客们认为他们自己的输赢只在于自己的运气,而且认为他们面对赌博能够理性地操控自己的行为,在输到一定限度的时候,这种理性可以帮助他们选择放弃,而不至于被吞噬掉更多财产。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舒尔发现,赌场里的监控并非普通监控,而是一种能够进行精确面部识别的监控。如果在规训社会里,这种监控的功能仅仅在于阻止赌徒在赌博的时候作弊,让他们以更规范的行为方式参与到博弈之中,但是,今天的监控比去赌场的客人们想象得更为强大。我们知道,监控的基本功能是记录和保存影像资料,但是,智能和数据技术赋予这些监控探头一种新的功能——面部识别。需要注意的是,赌场进行面部识别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身份确证,而是一种数据收集和智能分析。简单来说,一个正在玩百家乐的赌徒,拿到好牌和拿到差牌时,都会很自然地表现在面部表情上,面部表情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恒定性,也就是说,虽然监控探头看不到赌徒手中的底牌,但是可以通过分析赌徒表情的瞬间变化控制该赌徒的输赢。值得注意的是,赌场的目的并不是保持相对于赌徒的全胜,因为赌徒在赌桌上的挫折感,会让他以后对赌场望而却步,这并不符合赌场的利益。赌场的策略是,当赌桌上的赌徒感觉到快绝望时(绝望的面部表情同样可以被监控探头捕捉到),用一场相对不错的胜利使赌徒留下来,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舒尔说:“赌徒基本上会进入到这样一种状况,他们也分不清这是自己的行为还是机器在起作用。他们解释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意图与机器的反应达成一致。”在这样的机制下,原先只准备在赌场里玩一个小时顶多拿出一千美元来博弈的赌徒,却在赌场里耗费了五六个小时,并输掉了几万元。在舒尔的眼中,赌徒并不会感到抱怨,因为他始终认为是自己的决策让自己在赌场里耗费了更多时间、输掉了更多的钱,并会再次来到赌场博博运气。这是一种更深刻的控制,一种比福柯的规训机制更强大的控制。在赌场控制的时候,赌徒甚至无法意识到是自己在玩,还是在机器的设计下走入了上瘾的怪圈。赌徒往往会将这种原因归咎于自己,走出赌场的时候,他只会自责,认为不能理性控制自己,而一切都与赌场无关。这正是赌场的数字监控达到的最佳效果,赌徒在控制下输了钱,却不会归咎于赌场。

娜塔莎·舒尔的赌场模型实际上就是智能时代治理的模型。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将这个模型称之为“微粒社会”模型。在规训社会里,个体是同质化的,对行为和思想的预测和控制依赖于规训的模式。在这个“微粒社会”里,个体呈现出数据上的差异化,“数据越多,我们的特征就越清晰可见,数据越丰富,独特的个体就越多,网络化程度越高,个体化的程度也就越高”。微粒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差异化的社会,但是这种差异化不是无序的差异化,所有的差异都建立在丰富的数据采集和智能分析基础上,我们通过各种数据来了解差异化个体的各种信息,并可以在这些信息中对个体做出判断,甚至可以对个体的行为施加影响。例如,苹果手机可以查询每一个手机用户曾经去过的位置,通过经常去的位置,可以准确分析出手机持有者的职业、兴趣、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讯息,利用这些讯息,智能分析软件就能够对手机用户做一个相对精准的轮廓描绘(profiling),这些描绘对于治理而言,就是可以控制的对象。例如,在Facebook的泄密案中,扎克伯格的公司泄露的并不是什么隐秘的信息,就是用户普通的点赞和评论信息,Facebook将这些信息泄露给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私营公司,这家公司通过一定的智能算法,仅仅借助5个点赞信息,就能准确地判断出一个用户的政治倾向,如果用户还有对应的转载和评论信息,甚至可以判断用什么样的讯息来影响该用户的政治判断。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获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无论Facebook是否真的泄密,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讯息是:我们每一个平台用户,实际上都被智能技术描绘为一系列的数据轮廓,这个数据轮廓虽然不是同质性的规范个体,但是仍然可以成为有序治理对象。换句话说,今天的治理技术的效力,并不体现在将所有个体规训为固定的范式,而是通过准确的数据轮廓的描绘,将个体数据化为可以治理的对象。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微粒社会”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发现的权力。在圆形监狱中,尽管我们看不到监狱的中心瞭望塔上的看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在监控摄像头下,我们总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目光会凝视着我,在监控探头下的我会保持着规范的行为。但在这种智能时代的“微粒社会”下,根本没有让我们行为保持规范的权力,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受到控制。正如舒尔分析的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样,在智能时代,我们的主观意图与治理的控制无法简单地分开,之所以会如此,正是因为我们面临了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可以称之为:数字—生命政治。

福柯并没有对生命政治给出完整的定义,不过在《安全、领土与人口》的开头,他曾提到:“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重新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出,福柯之所以将18世纪以来的新的治理技术称为生命政治,其根本原因是将治理对象的生物性因素纳入到政治的考量之中,更确切地说,福柯看到的是生物性的身体成为了权力治理的对象。这种生物性的身体成为治理对象就是规训体制在身体上规范了个体的行为和思想,从而达到对个体的控制。今天,我们的生物性因素仍然是政治治理的因素之一,而且成为更确切的数据,如我们的身体被还原为一系列的生理学数据:血压、血脂、血糖、胆固醇等等,还包括一系列的运动机能的数据,从总体上判断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不过,这并不是今天的数字—生命政治的全部,数字—生命政治走向了对身体的影响。如果说,在规训体制下(或18世纪以来的生命政治),个体的运动是在萨德皮鞭的阴影下完成的,那么在新的数字—生命政治下,个体的运动是自主完成的。体检的数据提醒我们体重和血脂超标,就必须通过锻炼来恢复正常,于是,现代的个体选择了跑步、游泳、打球,甚至做瑜伽、跳广场舞等方式以求达到标准的生物性数据。这是一种智能算法的治理技术。斯蒂芬·夏皮罗(Stephen Shapiro)曾指出:“算法完全取代了市民社会之下的真理形态、个人发展、归属的意义,无投入的消耗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新阶段的典型特征。”高效率的数据收集和智能分析,已经成为今天治理的典型手段,生命政治的确进入到一个高度依赖于数据和智能分析的阶段,即数字—生命政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体现为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的高度应用。

算法治理的根本是在一个看不见的数字平台上将一切可以连接的因素都纳入到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之中,并在这个网络中控制里面的每一个因素,表层世界那些看似独立的因素,背后实际上都与一些数据和算法相联系。可以回到开始的命题,当我们沉溺于《王者荣耀》的游戏,或者不停地刷抖音和朋友圈的时候,的确不是异化,也不是数字异化。因为我们沉溺在其中,对于算法治理技术来说,就是最正常的行为。我们的数字形象在算法治理技术中被精准地描绘出来,成为精准治理的对象,同时也通过数字信息交往,影响到每一个被提取信息的用户的行为与思考。每天通过APP的购买、游戏、甚至只是简单的浏览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网在控制着行为和思想的流向。每一个看似独立的个体,都已经成为智能算法下的提线木偶。这就是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技术发展的最新阶段,治理技术不再需要将每一个体规训为统一的规范,而是“放任”他们去网络和数字平台上翱翔。当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飞翔的小鸟的时候,其实忘却了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被诸多无形的数字和算法的控制线操纵着,我们不过是被隐形的线牵着的风筝。

在数字—生命政治的时代,无论是福柯的“外边思维”(pensée du dehors),还是德勒兹的游牧政治都无法抵御这种新的控制技术。因为外边思维和游牧政治都依赖于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潜渡到正常的边界之外,就构成了对规训体制的反抗。但在算法治理技术之下,根本没有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分,也不存在一个外部来供我们游牧。当我们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和异常性的时候,恰恰是算法治理最活跃的时候,那种看似极端的反抗,在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下,却依然成为可以被控制和操纵的行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今天的北美、欧洲和巴西等国的民粹主义的复兴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因为这种民粹的表象正是数字—生命政治下算法治理技术的结果。个体在自由的表象下,越体现出所谓的独特性,就越倾向于被数字治理技术所控制,所谓的民粹就是被数字—生命政治所俘获的生命,让这些生命变成权力的武器。

一个新的治理技术诞生了,这就是数字—生命政治。这一治理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福柯所能预计的阶段,生命本身已经再一次被控制,而我们必须在被数字和算法控制的生命内部重新寻找希望。


]]>

2020年06月28日 10:37
244
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