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
胡小文
2026年04月17日 02:30
赵付科
经济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坚定不移把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
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从权力运行过程看，包括授权、用权和制权环节。如果权力配置不科学、运行不规范、监督不到位，很可能被滥用。
授权是权力运行的起点，要明确权力来自哪里、边界在哪里。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由党和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权力姓公不姓私、为民不为己。不科学的授权容易导致权力边界模糊，为推诿塞责或越权干预留下空间。要按照“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通过法律法规和制度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让权力内容更为清晰。
用权是权力运行的核心环节，也是最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关键环节。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避免权力滥用，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强化用权程序的刚性约束。如果不能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就难以确保权力运行环节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导致乱作为、滥作为。要充分凝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共识，引导党员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
制权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权力规范运行提供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与好不好，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健全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解决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等问题，需完善全方位监督体系，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
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构建起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提供了重要遵循。我国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为框架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基础不断夯实。同时，持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扎密扎牢制度笼子，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后，还要解决谁来监督权力的问题。这就需要坚持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提供了坚强法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法律法规实施，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加强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制度治权、依规用权，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一是完善制度规定。要推动制度建设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聚焦授权、用权、制权等环节强化制度供给，解决部分规定针对性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保障权力运行各环节有章可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要进一步健全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确保权力始终在制度框架内依法依规运行。
二是落实权力公开。权力运行透明度越高，权力设租寻租的空间就越小。要完善监督体系，将公开透明的原则贯穿权力运行全过程，以有力有效监督促进权力规范透明运行。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清晰透明可追溯的权力运行体系，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推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向重点领域聚焦、向关键岗位延伸、向基层一线覆盖，不断压缩权力设租寻租的空间。
三是坚持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要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权力观。健全权力运行责任清单，明确授权边界、用权程序，做到权责法定。完善问责机制，强化问责结果运用，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以刚性问责压实各级责任。
赵付科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