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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对象:从《导言》到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沈华

2017年08月29日 12:00

顾海良
《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0171期

建设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①,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要求。这里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的理论资源,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为《导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理论探索,展示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中的理论成就与理论品质。
   
      一、政治经济学对象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
   
      《导言》写于1857年,这一年马克思经济思想发生着重要转折。这一转折的显著特征,就是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的以研究为主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转向以叙述为主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这一转折的标志性成果,就是马克思大约在这一年8月下旬撰写的《导言》。《导言》是马克思为他当时构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撰写的“总的导言”的手稿。在《导言》手稿的封面上,马克思把《导言》分作四节,标题依次为:“生产一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生产资料(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导言》没有最后完成,因为马克思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②。但是,《导言》对政治经济学对象、方法和结构的阐释,还是形成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基础。在《导言》正文的开头两节“1.生产”和“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基本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导言》开宗明义,提出政治经济学“对象”首先就是“物质生产”③。以“物质生产”为政治经济学出发点,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④观点的赓续。在“国民经济的事实”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具有一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这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理解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以“虚构”和“假象”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为出发点。这种“虚构”和“假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理解上的“错觉”,“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⑤以这种“虚构”和“假象”为出发点,无非为了表明现社会是从来就存在的,是“自然”生成因而也是永久存在的。这种“虚构”和“假象”,在马克思当年面对的“最新的”经济学中得以延续,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差别。如在法国经济学家弗·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18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在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⑥。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之后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史表明,西方的许多“最新的经济学”一直因袭这种“虚构”和“假象”,一再将这种“错觉”当作各自经济学的出发点。
   
      政治经济学对物质生产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观点,内在地包含在物质生产的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理解之中。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中包含的对不同时代的物质生产“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有些是属于一切时代共有的,有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则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在政治经济学中,不能因为有了生产一般的规定,而忘记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的生产特殊之间的“本质的差别”。生产一般寓于生产特殊之中,生产特殊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在方法论上,对物质生产的社会和历史规定性的理解,就在于厘清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关系,既要搞清它们之间的联系,又要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提出的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⑦
   
      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在《导言》中,马克思还强调:“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⑧两年之后,他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⑨的。10年之后,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进一步明确:“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⑩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观点,是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本质所在。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的,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经济的事实”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对象所具有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就体现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及其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中。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立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集中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特殊的探索,就要确立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意识”。在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1)在对《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紧紧扣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意识”,提出“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实际结合起来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导言》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中“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关系的观点不仅得到应用,而且还得到多方面的拓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产一般”的涵义,又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生产特殊”的涵义,它是经济体制一般和经济制度特殊的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据此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13)
   
      在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集中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14)。二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在统一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作用基础上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三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是以中国经济现实及其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为背景的,说的是中国的事情,直面的是中国发展的问题,提出的是解决好中国问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建设好和发展好中国经济的理论和对策,因而形成的也是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要素及其关系
   
      进入19世纪,流行于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开始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问题作出论述。让·巴蒂斯特·萨伊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就分作“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三篇。詹姆斯·穆勒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要义》小册子分作四章,标题分别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马克思认为,这些教科书共同特点在于:其一,认为生产不同于分配,生产“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这样“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其二,把分配同生产“粗暴割裂”开来,或者同样抹杀分配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其实质就是“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15)
   
      在批判这些隶属于“资产阶级关系”的经济学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关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统一和对立的关系,体现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为消费提供了材料和对象;二是生产在提供消费对象的同时,也创造了产品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者;三是生产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新的需要,成为人们追求新的消费的动力。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使生产得到最后完成;二是消费作为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又会产生对新的需要的追求,从而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方向,提供再生产的动力。可见,生产和消费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是相互依存、互不可缺的:生产为消费创造外在的对象,即提供可供消费的产品;消费则为生产创造内在的对象,即规定生产内在的动力和目的。因此,“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16)
   
      第二,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和分配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生产对分配起着决定的作用,“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7)因此,李嘉图把分配规定为政治经济学对象,就是因为他直觉地感到,分配形式正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得以确立的最确切的表现。
   
      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地位,是由社会的分配规律所决定的。人们在对产品分配之前,已经存在着对生产工具的分配和对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部门的分配。这种对生产条件的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已是这种分配的结果。”(18)在考察生产时,如果撇开了对生产条件的分配,那么,生产也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可见,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生产的结构,但不能由此认为分配决定生产,因为对生产条件的分配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的,就如马克思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9)
   
    第三,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流通是从“总体”上来看的交换,“总体”上的交换表现于四个方面:一是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如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在分工和协作过程中发生的活动和能力的交换,它“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二是生产过程中的产品交换,如在生产成品过程中各道工序之间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交换,它本身就是“生产之中的行为”;三是产品在最后进入消费领域之前,各个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在产品生产运输、包装、保管等过程中的交换;四是直接为了消费而进行的交换,即产品进入最后消费领域的交换。显然,交换的性质也是由生产的性质决定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决定了交换的私有性质;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也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20)
   
      马克思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阐释,不仅在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得到多方面的拓展。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资源上就是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关系基本观点的应用与拓展。
   
      2014年7月,习近平在提出“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时强调:“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21)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程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这一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的内涵和条件,改变的是经济运行的方式和经济过程的结构,改变的是社会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方式和途径。
   
      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22)。对经济过程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及其综合性的科学把握,是经济新常态对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理解的重要特征。从时间维度上看,经济新常态适应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更替变化的内在逻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关键的是“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23),生产环节长期累积的低端产能增长过快甚至产生产能过剩,必然要求对原有的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作出结构性调整;相应地,生产环节的问题延伸地表现为交换过程阻塞,特别表现在消费环节上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生产环节中长期形成的主要以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生产环节的中高端产业成长受制于经济过程其他环节的制约;以创新为核心的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亟待经济运行过程各环节及其关系的调整。从空间维度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间形成的国内国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的整体格局,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范围内交换环节和过程受到生产和消费环节和过程滞呆和阻隔的冲击,全球贸易进入发展低迷期。从交换总体上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不仅对生产也对分配和消费环节及其关系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增长动力在转到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的时候,如何在生产和交换、分配环节和过程上推进世界贸易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对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作出四个方面的概括:一是“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二是“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经济将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三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经济增长朝着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方向发展;四是“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24)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变化上,对经济环节和过程及其格局的综合分析,成为谋划经济新常态战略的主要依据和重要基础,也清晰地呈现了经济新常态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阐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中得到新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认为:“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以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25)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也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因此,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的竞争,在根本上“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26)这就是说,供求关系体现的就是生产和消费关系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对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阐释,特别是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阐释,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探讨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从“两个总和”、“两个统一体”或“两个集合力量”来看,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基本方面。在这一意义上,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7)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发力,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就是要在消费端着力,促进交换、分配、消费端对过剩产能和库存的有效化解,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反作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连为一体,既注重生产环节的决定性作用又凸显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反作用,既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又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既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社会生产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论观点得到广泛运用和深度发展,开拓了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境界。
   
     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总体规定性
   
      在《导言》中,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阐释中,还提出了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之间“总体”关系的理论,强调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这一“有机整体”中,“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这些环节之间,“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28)。对这一“总体”关系,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概括就是:“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9)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来说,资本就是这一“总体”中的“普照的光”,就是“特殊的以太”,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对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30)。马克思从社会生产过程“总体”上所作的阐释,是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理解的深化,同时也是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概括。
   
      在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题、主线和主导的形成和发展中,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总体”方法不仅得到应用也得到多方面的拓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题。党的十四大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定义中就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31)这里提到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总体”方法和“总体”思维,其意蕴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32)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的创新性理论,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象“总体”方法的新的应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线。“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33)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贯通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总体理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34);后来他又提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5)的思想。“讲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总体把握和运用。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把“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36),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要义。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把“必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37)。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习近平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38)。“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在提出新常态经济问题时,他强调“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39)。“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辩证认识和全面谋划的新的概括,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总体”方法论的运用和拓展。
   
      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导。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的“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40)的思想,以及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41)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发生着重要的、持续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42)这样一些朴实的话语和坚定的信心,从思想理念和政治意识上阐明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怎样持续稳定发展的深刻内涵。邓小平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看作是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总体问题。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43),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44)的重要论断,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基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入新世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在科学发展观得到多方面的丰富,胡锦涛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立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4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新阐释。习近平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46),使新发展理念成为“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47)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成就了发展的总体观,形成了总体的发展观,赋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以更为丰富的内涵,赋予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以更为深刻的意蕴。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从总体上看,新发展理念的要义在于:一是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以创新为发展基点,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整体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二是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协调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三是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要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四是着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五是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新发展理念蕴含的“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48)的总体观,对《导言》关于政治经济学总体规定性观点作出了多方面的拓展。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49)新发展理念集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为“总体”,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总体规定性观点的创新,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
   
      从马克思《导言》对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阐释,到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和发展,生动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应用、发展和创新,开拓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①“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97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515页。
   
      (14)“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21)“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4年7月30日。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2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24)参见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2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9页、第660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38)“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39)“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2014年7月30日。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页、第540页。
   
      (4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4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第377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9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6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74页。
   
      (4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49)“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北京 100871]]>

2017年08月29日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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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