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沈华
2025年10月28日 01:50
原磊
经济日报2025-10经济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阐释到2035年的改革目标任务时，强调“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推动经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加大创新力度，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科学理解主要构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经济体系建设，既包括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又包括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其中，生产力决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效率，生产关系构成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可以说，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就是发展生产力并形成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过程。
需要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经济体系演进的基本类型。一般来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存在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生产力的质态未发生跃升，生产关系总体上适应生产力发展但存在不完善的环节，因此要朝着不断完善的方向运动；另一种是科技创新带来生产力质态的跃升，过去生产关系的很多方面已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必须要进行适应性重构，要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进行革命性变革。当前，由新质生产力所驱动的经济体系演进，实质上是经济体系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而进行的适应性重构。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它基于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突破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跃升形成。这种跃升将引发经济体系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其底层逻辑、运行规则和核心架构都将经历系统性重塑，并深刻改变价值创造、分配与流通的方式。对此，要求我们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主动构建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制度体系。这意味着，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既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也要以新型生产关系为制度支撑，是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经济系统。从某种角度说，可理解为主要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现代化生产体系。生产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决定其他环节的性质和形式。现代化生产体系的本质是承载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系统，具有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开放共赢等特征。具体来看，现代化生产体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组织形式等，推动实现更高效率的发展；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深层次问题，持续优化生产力布局；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用更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现代化分配体系。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直接影响社会化再生产的其他环节。现代化分配体系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导向，统筹效率与公平，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财富流动，在更高水平上形成共建共享的分配机制。一是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更好激发高级生产要素活力，在收入分配上更加注重知识创新、技术贡献和人力资本价值。二是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生产要素的供求变化评价要素的贡献。三是更好体现公平正义的要求，构建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将效率作为重要目标，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同时将公平作为刚性约束，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多元价值诉求。为此，需重点强化二次分配的精准性，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释放三次分配潜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现代化流通体系。流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血管”，市场流通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社会分工、满足市场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化流通体系深度融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实现从生产到消费高效衔接的新型商品服务流动。建立现代化流通体系，需加快应用最新科技成果，通过技术赋能、模式创新、绿色转型等，对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进行重构。随着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数字孪生等技术的成熟，流通体系进一步向智慧化、无界化、低碳化方向演进。同时，建立现代化流通体系，需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流通依赖于市场，市场机制通过资源配置、制度环境、需求牵引等多个维度决定流通效率。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消除阻碍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高效配置。
现代化消费体系。消费是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生产环节创造的商品和服务，必须通过消费才能完成“惊险的跳跃”，实现其价值。现代化消费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变革和制度优化，对传统消费行为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和生态化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需求端驱动力和落地场景。从消费理念看，传统以“拥有”和“功能满足”为主的消费逻辑，正被更具动态化、情感化的理念所替代，消费成为个体表达、社会连接的综合性实践。从消费内容看，传统消费正经历从实体到虚拟、从单一到融合、从功能到体验的深刻变革，数字化消费、绿色低碳消费、体验型消费、个性化与定制化消费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领域。从消费方式看，消费活动呈现碎片化、即时化、社交化和智能化等特征，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普及推动消费场景全链路数字化，极大提升了消费效率，优化了用户体验，促进了供需精准匹配。
深刻认识进展成效
近年来，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不仅实现生产力水平的大幅跃升，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而且实现了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从生产体系看，不仅产出总量稳步增长，而且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总量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人民币。“十四五”以来，我国经济经受世纪疫情、贸易霸凌等冲击，平均增速达到5.5%，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同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例如，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等关键部件占全球市场份额比重约70%；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势崛起，出口额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产业自动化与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工业机器人产量和安装量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此外，我国积极推进“双碳”目标，经济发展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从分配体系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2020年增加9125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20年的2.56∶1降至2024年的2.34∶1。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四五”以来，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成为重要补充。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5亿人，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不断织密织牢，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逐步纳入社保体系。
从流通体系看，基础设施和流通网络全面升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同时，基本建成世界级港口群，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吞吐量连续多年全球领先。智慧物流快速发展，2024年快递业务量超1700亿件，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农村快递覆盖率超90%。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有效破除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制度性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修订和实施推动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领域全国性标准统一。“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营主体活力持续释放。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已缩减至29条。
从消费体系看，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4亿人，消费潜力巨大，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8.3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5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快速发展，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逐年提高，消费者更加注重品牌、质量、健康、环保，高端消费品和高品质服务需求旺盛。数字消费增长迅速，智能硬件、数字内容、软件服务等领域消费呈现较快提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成为引领消费的增长点。绿色消费蓬勃兴起，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绿色产品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各个环节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生产体系方面，产业门类齐全，但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分配体系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不同群体、城乡、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流通体系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但流通体系的整体效率和国际化水平还不够高；消费体系方面，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但消费结构、消费环境和消费品质有待优化升级。同时，不同环节之间的协同配合也还有待加强。例如，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之间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部分产业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分配体系与消费体系之间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消费能力提升。为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要着力完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流通体系和消费体系中的薄弱环节，还要注重加强不同环节之间的协同配合。
准确把握方向路径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演化的根本动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在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现代化生产体系。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集中资源和力量，重点投入到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同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方面，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元宇宙、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尤其是对于产业基础较好、科技水平较高、人才资源较为丰富的发达地区，要争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另一方面，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原有生产模式进行颠覆性创新，使其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绿色化特征。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通过“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方式，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在电力系统、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建设运行等领域的应用，实现数字技术赋能绿色转型。
统筹效率与公平，完善现代化分配体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在初次分配中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导向，充分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加强对各类生产要素的产权保护，形成清晰界定所有、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处置等产权权能的制度安排，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中强化共同富裕目标要求。完善税收、社会保障制度，增强转移支付精准性，优化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完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政策措施，加强现代慈善组织制度建设，构建激励相容的税收制度，通过市场化机制激活社会资源，调动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对于数字鸿沟下的弱势群体，进行重点关注，在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
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完善现代化流通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完善现代化流通体系的关键抓手，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在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方面，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建立一套标准统一、规则一致、执行协同的市场运行制度体系。在统一市场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强运输网络一体化建设和构建智慧流通系统，在全国范围建设统一互联的现代流通网络、信息交流渠道、商品交易平台，打造“硬联通”与“软联通”协同发力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在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方面，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严格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对各地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招商引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统一。在统一市场监管执法方面，要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监管法律，确保执法标准和力度的统一性，减少各地政府在监管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在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方面，要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整合技术交易市场，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流转等改革，完善数据采集、数据交易、数据产权等制度体系，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实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与此同时，还要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推动国内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并重，完善现代化消费体系。统筹兼顾结构性改革与周期性调控，同时注重制度创新与市场活力激发，努力打造供需良性互动、消费升级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的现代化消费体系。从短期政策看，要聚焦于精准刺激消费需求。通过发放消费券、减税降费等方式直接提升居民购买力，提振市场信心。加强对重点行业和弱势群体的支持，保障基本消费。鼓励企业稳岗扩岗，通过社保补贴或培训补贴提升劳动者技能，增强收入可持续性。从长期政策看，应聚焦于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预期。加强消费信用体系建设，完善消费金融发展环境，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推进质量强国、品牌强国建设，扩大优质供给，加快形成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教育医疗、文娱旅游等消费新增长点，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的消费供给体系。积极培育新型消费模式，拓展绿色消费、共享消费、数字消费等新兴领域，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提升消费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优化消费区域布局，结合城乡融合发展，激发县域消费潜力，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下沉，提升农村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构建更加均衡协调的消费格局。
作者简介：原磊，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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