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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规范需尊重地域文化多样性

赵庆秋

2018年08月10日 02:39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 伟
《社会科学报》总第1618期6版


  前些日子,关于小学语文课本中“外婆”被改成“姥姥”的问题在媒体上引起各方热议,专家学者和广大网友的呼声一致,都不支持这种改动。实际上,改与不改,都有各自的理由,“外婆”改成“姥姥”,有便于识字教学的考虑,也有“外婆”是“方言”而不是普通话的考虑。至于普通民众,除了各自有对“外婆”“姥姥”哪个更像方言的认定,似乎更多是把该问题作了夸大,用“狼姥姥”“姥姥家的澎湖湾”之类的调侃对“姥姥”使用范围泛化一事。

 

  亲属称谓是最容易表现出方言特色的一类词,尤其是在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的中国,各种叫法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姥姥”事件从表面上看很简单,但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对此,本文主要谈谈方言和时代、方言与普通话、方言保存与语言变化的关系。

 

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重要性深入人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方言的差别,《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可见地域方言无法作为不同地区的人的共同交流工具。在此种背景下,一方面需要调查各地方言,于是便有西汉杨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秦、晋、梁、楚、赵、魏、郑、韩、周、齐、鲁、燕、代、青、徐、吴、扬、越等地的方言异同都有被提及。另一方面,共同语(或者说通语、雅言,英文译作Koine)的产生便成为必要。虽然我们无法考证通语的具体产生时代,但必定在先秦之前,所以《论语·述而》也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通语和方言、书面语与口语是两两相对的概念。但是,书面语往往比口语具有更多的通语成分,口语往往比书面语显示出更多的本地方言成分。

 

  在中国古代,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学习或使用共同语。当时,接受教育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利,而且读书的目的多半不仅仅为了识字,更多是为了有机会走上仕途。科举考试在客观上对推广共同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隋唐以后,方言背景的不同会影响科举考试成绩的好坏。南方方言的经典韵书、科场宝典《切韵》(隋仁寿元年编定)接近,所以南方人在写诗作赋方面比较有利;北方方言变化较快,离《切韵》渐行渐远,所以北方人每每慨叹,“苦其苛细”。反过来说,古代各地方言的地位自然无法跟共同语相提并论。但时至今日,我们都有条件学习共同语,绝大多数人都能熟悉掌握共同语,同时随着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加上有各类媒体的推动,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

 

尊重地域文化多样性

 

  古今中外,都需要共同语。上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推行“国语”,50年代以后又推广普通话,都是同样的工作。共同语不是人工的语言,必定有某一方言作基础。赵元任曾为“国语”运动灌制过唱片,用的是“老国音”。“老国音”的方言基础是北京话,但是也放进了一些人工成分,比如本来并不存在的入声。由于脱离实际口语,所以老国音很快就被废弃不用了。这也充分表明,共同语的推行必须以某种活的方言口语为基础。现代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语音基础,以北方方言词为词汇基础的,但偶尔也会有某些非北方方言的词进入普通话,比如“尴尬”“煞有介事”等。再如“外婆”和“姥姥”,本来都是方言词,前者偏南方,后者偏北方,所以《现代汉语词典》将前者注为方言词。同时“外婆”也进入了普通话,南北都能接受。但是,个别南方方言词并没有完全融入北方口语,所以“姥姥”在北方口语里并未被“外婆”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允许普通话具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吸纳一些南方方言进入普通话的书面语系统。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加剧,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在减弱,语言保护迫在眉睫。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语言演化和生物演化有诸多可比之处。祖语言到各个子语言的纵向演化、语言或方言之间的横向接触,是语言变化两种基本方式。一方面我们提倡通过各方努力,减缓语言消失的速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尊重语言演化的自然规律,避免太多的人工干预。汉语方言及中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大力推广普通话、规范语言文字的同时,尊重方言、保存方言、宣传方言,都是有时代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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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10日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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