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 理论研究

加强国际关系“信号”研究

周梦娇

2017年05月15日 12:00

李宏洲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3月,中央编译出版社“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推出了当代国际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开山之作——《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此书是政治心理学、战略互动、国际关系和国际形象等诸多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由于《信号与欺骗》在政治心理学、国际关系学学科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对于实践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唐世平、林民旺、徐进、吴文成、尹继武等学者近期对此进行了相关讨论。

杰维斯的理论品性与现实关怀

梳理杰维斯的学术生涯,有两条主线无疑非常明显,一个是他对政治心理学一以贯之的关注,另一个是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前者体现了他敏锐的理论嗅觉与独辟蹊径的创造力,集中表明他具有高远的理论品性;后者则表现在他对冷战、核威慑、国际危机、国际安全、核恐怖平衡等的持续关注和钻研,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理论品性是学者学术修养的集中体现,直接影响到理论创新的高度。首先,政治心理学是其理论研究的基点。杰维斯将心理学的理论发现运用在国家等政治主体的互动中,不仅对心理学理论走出实验室、解释人类社会进行了重要尝试,而且对国际关系领域微观和中观层次的理论探索具有开创性贡献。其次,杰维斯对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熟悉程度让许多学者难以望其项背。据说,他未满30岁,就已经能将美国外交史信手拈来,达到不用翻书即可引用的程度。再次,杰维斯能够打破思维定势,尤其关注复杂性思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对动态研究的重视,弥补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理论偏静态的不足;另一方面,关注微观过程、强调条件性,而不追求过度简约化的解释,有利于修正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被结构性理论所绑架的事实。

国际关系信号研究的复杂性及其改善

行为主体的多样性、信号互动的多回路以及背景知识的差异化,造成信号互动极高的复杂性。因此,信号研究很难找到比较固定的模式。另外,关于信号的研究又处在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比如进化生物学、认知心理学、信息控制等,这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就有很高的要求。在国际关系领域,以下几点至少可以改善这种局面:第一,在具备很好的因果推理能力的基础之上,研究者应该重视非线性思维的培养,不必过度执拗于对信号传递过程中的稳定状态的描述,以及对形象投射分析结果的精确性和确定性过度要求。第二,注重档案等原始文献在解读信号中的重要性。对于同一事件,往往存在多种不同解读,因此,在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对原始档案等多加关注。另外,由于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知,学界会有基本共识,所以论证资料的选用可以偏向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第三,注重科学方法的使用。在杰维斯写《信号与欺骗》这本书时,实证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才刚刚兴起。而在我们的时代,实证方法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比如博弈论等形式模型的方法对于信号传播过程的研究就比较深入,恰当利用这些科学方法和工具,无疑对我们未来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信号识别与信号类型——增加信号确定性的努力

为了增加通过信号识别判定行为体意图的准确性,杰维斯将标志(index)作为与信号(signal)相对应的概念,然而,对这两者的区分往往存在难度。一方面,针对同一事件,在不同情境下,既可能是信号,也可能是标志;另一方面,针对某一事件,尽管情境相同,由于行为体认知发生的变化,本应确定为信号的事件可能变成了标志,反之本应确定为标志的事件可能变成了信号。由于存在这种难度,从事信号研究的不同学者对信号的分类甚至没有达成共识。比如,研究黑社会信号互动的著作《解码黑社会》中,区分了信号和标志,其对信号的定义与杰维斯的也存在一定差别,并承认自己与杰维斯在信号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术语。

目前,在分类的基础上,研究者通常从两个方面来增加信号解读过程中的确定性。第一,通过成本高低来判断信号的真实性。尽管存在诸多信号真实而成本极低的情况,但是,可以确定高成本的信号更有可能意味着行为者说谎的可能性较小,以及长期互动过程中,行为体对信号声誉的重视、对失信导致的互动混乱,本身就是一种成本,这些成本有助于增加欺骗的风险。但是,由于互动情境的多变,或者某些特殊思维惯性,依靠成本高低界定欺骗成本的做法很有可能形成错误解读。第二,由于信号互动过程多回路造成的复杂性,部分学者尝试研究单向的信号发射过程,即考察一国如何让自己温和的战略目标以较为可信的方式发射出去,使对方完成准确无误的理解。在降低信号传播的复杂性上,这种研究取向有显著效果。但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信号接收方的意图、忽视了信号互动中的多轮博弈,不利于信号理论的发展。基于这种分歧,学界开始对建构统一的信号理论进行关注,笔者也期待这些努力能够促进信号理论的进步。

信号研究在外交实践中的应用

杰维斯对信号传递和印象投射的研究出自对冷战这一国际政治事实的关注。在当前时代,关于信号的研究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准确认知,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体时代,信号载体的数量大大增加,传播信号的成本总体上也在降低,而这两者也导致了信号管控难度的增加。在当前时代的外交实践中,新的信息传播渠道与旧有的信息互动模式共同发挥着作用,这决定了信号研究仍具有很大的用武之地。比如特朗普利用“推特”(Twitter)这一社交媒体工具,经常就一些国家大事发声,如果能够很好地解读这些信号,有利于把握美国的外交走向。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面临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的压力,因此在投射印象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印象管理的问题。尤其对大国而言,良好的印象管理有助于促进他国的积极认知,甚至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如果一国想向他国民众投射良好的形象,这就涉及公共外交的层面了。当前,学界更多将公共外交视作如何向他国民众展示真实的国家形象,从而增加对本国的理解。然而,从印象投射的角度来看,形象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何种形象对自己有利以及何种形象有利于增进两国的良性互动,从而来决定如何投射和投射何种形象。

只要行为体之间存在互动,信号传递和印象投射就是必然的,因此,这一话题是社会科学永远无法回避的,杰维斯对此主题的研究凸显了其高远的理论品性和深刻的现实关怀。同样,国家如何投射预想形象而影响他国,也是国际关系领域无法回避的话题。

另外,近两年国内智库研究呈现奔涌之势,这值得赞扬。但我们仍存在着不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杰维斯至少带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外交和决策行为的复杂性远远不是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就能够掌握的,必须要有理论依托;第二,研究国际关系不一定要囿于国际关系,要勇于借鉴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成果,从而增加对国家行为的更深理解。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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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15日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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