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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中拉美民粹主义概念辨析及界定

胡小文

2020年02月14日 02:58

张芯瑜
《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3期

长期以来,民粹主义既是公众舆论莫衷一是的话题,也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议题。自俄国、美国在19世纪开创民粹主义的实践先例以来,这个“幽灵”从未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民粹主义不仅被多次单独论证,还频繁地与其他社会思潮、社会运动及政府政策等相搭配。尽管如此,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仍存在巨大争议,人们对它的认识依旧是破碎和模糊的。这个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无法就民粹主义的概念达成一致造成的。
   在拉美研究中,民粹主义是一个使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各形各色的政党、政治人物、政策及社会运动被冠以了“民粹主义”之名。甚至有人将拉美的20世纪称之为“民粹主义的世纪”。当民粹主义的概念从俄、美“游移”至拉美,加上拉美国家丰富多彩的民粹主义实践,造成了拉美民粹主义的概念极具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了解怎样才是一个好概念,以及如何辨析具有争议的概念,对于我们在现有知识框架下界定拉美民粹主义的概念,并且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政治学中的概念研究
  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政治理论的构建尤为重要。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指出,概念是理论的支撑,概念应该是清楚的理论导向型的,因此只有当其服务的理论成功时,概念才能成为好概念。此外,在许多学者看来,概念研究是比较政治分析的起点。当人们对某项比较的结果争议不休时,这时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回到起点,从概念界定开始,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因此,一些在概念研究方面有着重要著述的学者也是非常出色的比较政治分析者。总体而言,关于政治学中的概念研究有着三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约翰•吉尔林。他们关于概念的著述分别代表着政治学界对概念研究的三次浪潮。

(一)萨托利的古典分类法
   萨托利的概念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1970年的《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是其关于概念分析的第一篇经典文献。在这篇文章中,萨托利首先对当时流行的定量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展开辩论。他反对那种沉迷于调查技术与社会统计的“过度自觉思考者”,并鼓励研究者成为就算没有温度计也能大致判断温度高低的“自觉思考者”。在概念分析方面,这些“过度自觉思考者”容易犯同一个错误,即低估了“概念旅行”的问题。在萨托利看来,事实上概念的构建是独立的,与选择何种方法论无关。
  关于概念的构建,萨托利提出了一个以概念结构的纵向关系为基础的抽象阶梯方法。简单而言,攀爬阶梯的方法包括,通过向上延伸消除概念的特征或属性,或向下延伸增加概念的特征或属性,从而得到一个结构性概念。
  为了实现比较政治研究的目的,萨托利界定了三个层次的抽象类型:第一,高层次分类的普适性概念化,即概念构建通过减少内涵、扩大外延来对跨区域、全球性国别分布进行比较;第二,中层次分类的一般性概念化,即概念构建通过保持内涵与外延的某种平衡,对相对同质的区域内国家进行比较;第三,低层次分类的轮廓性概念化,即概念构建通过扩大内涵、减小外延,来进行国别分析。每一种分类都有其明确的边界与所属特征,以便将其放置于合适的层次。

1984年,萨托利在其主编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一个系统分析》一书中,撰写了“概念分析指南”一章。他通过对术语、含义和指称对象关系的探讨,指出了概念缺陷的两种情况:一是术语与含义之间存在歧义;二是含义与指称对象之间指示不明。萨托利还区分了界定概念的两类属性: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并建议用决定性属性来界定概念。但如何避免在区分这两类属性时注入个人偏好或某种价值倾向,对研究者而言又是一个新的考验。

(二)科利尔的继承与批判
  科利尔批判性地继承了萨托利的分析框架。在1993年发表的《再议概念拉伸》一文中,科利尔与合作者先是肯定了萨托利对概念研究的贡献,随后指出了其分析框架的不足,认为20世纪的语言哲学和当代认知科学已经论证,并非每一种类别都有明确的边界与所属特征。基于这样的缺陷,科利尔提出了家族相似性分类法和辐射型分类法。科利尔指出,根据家族相似性分类法,类别之间并不具有明确的边界和定义属性。此外,辐射型分类的案例也可能不具备定义属性的所有特征。但不同于家族相似性分类法,在辐射型分类中任何一个类别的所有含义都体现在核心子类别上。核心子类别对应的是最佳的个案或原型,并由共同理解及共同认知的一组属性构成。与此相对应的是“非核心子类别”,它只具有核心子类别中的部分属性。
  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引发了一系列新形势,对既有的符号体系构成了挑战:一方面,新兴国家实现了政体转型,老的术语(如威权、独裁)已不再适用;另一方面,由于威权的因素依旧存在,西方自由民主的帽子又戴不上。这样的情形为术语的发明和概念的创新提供了契机。
  基于此,1997年科利尔与莱维茨基(Steven Levisky)合作发表了《带有形容词的民主:比较研究中的概念创新》一文,目的是通过分析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及其概念的界定,尝试去剖析各种概念创新的策略,并考察这些策略之间的平衡。科利尔首先再次审视了萨托利的抽象阶梯策略在实现差异分析和避免概念拉伸中的效用和局限。其次,科利尔分析了名为减缩亚类型的概念创新策略。不同于古典亚类型,减缩亚类型不会包含亚类型中的所有定义属性,其主要功效是识别初始概念中所缺失的属性。例如,有学者通过减缩亚类型对“有限选举民主”及“监护式民主”的定义进行研究,发现这两个概念呈现的并非民主的原貌,因为它们缺少民主中应有的一些定义属性。减缩亚类型的另一个功效是通过实现差异分析,为概念提供新的分析类型。比如一些学者试图超越“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模糊地带,放弃两者的两分法界定,将许多后威权国家定义为混合政体。

为了对《比较研究中的概念创新》中的各种概念创新策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和修正,科利尔与莱维茨基在2009年再度合作,以民主的概念分析为例,通过分析两种概念等级——“种类等级”与“局部—整体等级”,构建了一个新的概念分析框架。所谓“种类等级”,是指下级概念与上级概念属于同一种类,下级概念对应的亚类型是“古典亚类型”。比如在马克思•韦伯关于“权威”的定义中,“传统型权威”是“权威”的一个种类,“世袭型权威”是“传统型权威”的一个种类。另外,所谓“局部—整体等级”,是指下级概念是上级概念的一个部分,下级概念对应的亚类型是“减缩亚类型”。比如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产品”可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产品”的一个部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这是其相对于“产品”所缺失的两个定义属性。

(三)吉尔林的综合分析策略
   吉尔林对概念类型论(萨托利与科利尔概念研究的基本逻辑)提出了批判。吉尔林认为概念类型论是概念构建的一种捷径,但并没有提供概念构建过程的全面解释。事实上,并没有纯粹的类别,特定的概念类型可以通过牺牲概念的一些优点来让另一些更坚实。鉴于以上思考,吉尔林提出了一组判断好概念的标准:(1)熟悉,即好概念应该易于理解和记忆,避免使用生僻的词汇;(2)音韵,即好概念应该由相近的术语构成(可以是同一类别的术语),并使用押韵的词汇,以便于记忆;(3)简约,好概念除了要注意术语使用上的简洁,还要注意内涵上的精准;(4)一致,即概念的定义属性与所刻画的现象特征相符,这是一个好概念最重要的标准;(5)差异,好概念除了有内部一致性,也有外部差异性,即概念的外延有清晰边界;(6)深度,即好概念应该具备丰富的伴随性属性;(7)理论功效,即好概念应有助于理论的构建;(8)现实功效,即好概念要对现实世界的现象有清晰和对应的投射。吉尔林强调,这八点标准的框架提供了一个快速的和成型的模式,但概念的构建仍然需要在这八个标准之间进行折中。

表1 好概念的判断标准

此外,吉尔林还强调概念构建应该是动态性的,根据不同的情境,概念构建的任务大为不同。就像新的理论必须要证明自己优于其他理论解释一样,新的概念也必须证明,在特定的实证和理论情境下,自身要比其他定义或术语要好。在2003年发表的《让普通语言运转起来》论文中,吉尔林提出了自己的综合分析策略,即适用于所有一般性概念的“最大—最小”策略。具体而言,该策略指通过识别概念的基本要素来确定其最小定义,再联合包括所有相关属性的理想类型定义(最大定义)。最小定义在其所属属性中最小,但其指涉对象最广;理想类型定义在其所属属性中最大,但其指涉对象最窄。

总之,吉尔林的综合分析策略试图在萨托利和科利尔成果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以降低概念构建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在概念研究的三个浪潮中基本形成了两大典型的派别:一是以萨托利为代表的本质主义,二是以科利尔和吉尔林为代表的折衷主义。萨托利强调政治学方法论(尤其是各种调查技术和定量分析)与概念的构建不相关,其本质主义反对轻率和随意地使用概念,并且提醒我们注重概念的本体论和一致性。折中主义批判性地继承了本质主义,主张识别和提炼概念之间的层次关系,并且强调要将概念放置于其所属的语义学环境,注重概念构建的情景性。这些概念分析框架不仅丰富了概念构建的标准和方法论,而且为辨析具有争议性的概念提供了途径。但事实上,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是具有不同意志和动机的主体,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一套普适性的、标准化的概念分析策略,几乎也不存在一个能让人们普遍认可的概念。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汲取各类策略之精华,将概念的争议性降到最低。

二 政治学中的拉美民粹主义概念辨析

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农民运动和19世纪后期的美国人民党运动,随后开始在拉美和欧洲遍地开花,时至今日依然兴盛于美洲、非洲及亚太等地区,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当民粹主义覆盖的新案例越多,学界对其概念的争议和分歧就越大,这正是萨托利所言的“概念旅行”和“概念拉伸”的问题。关注概念的外延如何随着其内涵而变化,以及如何导致内涵与术语之间关系模糊的问题,可以成为我们剖析民粹主义概念的切入点。

首先是民粹主义概念的内涵。内涵,亦即概念本身。萨托利认为概念的本质是内涵,并且内涵决定外延。内涵也是萨托利所指的决定性属性。不同于概念的伴随性属性,决定性属性确立了概念的边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定义了民粹主义,将其看作政治风格、政治策略、言论风格、意识形态、政治运动、代表方式、政治制度等。这些定义中有着相互重叠、相互区分的决定性属性(见表2)。如果学者随意挑选、搭配这些属性,一方面丰富了民粹主义概念的内涵,但另一方面也模糊了概念的边界。因此,仔细区分民粹主义概念中的决定性属性能帮助我们辨析概念的种类。

表2 文献中出现的大部分民粹主义决定性属性



其次是民粹主义概念的外延。外延,亦即该概念范畴之内的个案。外延通常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它仅是概念经验层面上的涵盖,在内涵与案例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比如,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定义民粹主义,就容易产生狭窄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卡斯•穆德(CasMudde)在其2004年的论文中,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最终会被分裂成两个同质和对立的群体,即‘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认为政治应该是表达人民普遍意志的途径。”在他界定的范畴条件内,其外延主要包括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及代表人。依据此定义,穆德与考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2013年合作的论文中,将此概念的外延拓展到了拉美。宽广的外延有助于囊括更多的个案,但却不利于案例之间的比较性研究。

最后是民粹主义术语。由于民粹主义概念本身有许多相互重叠和区分的内涵,所以其术语也具有多样性。在我国学术界,“populism”一般被译为“民粹主义”,但有时也被译为“民众主义”“平民主义”“人民主义”“大众主义”。其中“民众主义”较多地应用在国内的拉美研究中。在笔者与多位相关研究者请教和讨论后得知,之所以大部分拉美研究者认为“民粹主义”宜译为“民众主义”,原因是基于拉美实践强调“人民”在该运动中的诉求和重要地位,并且为了避免使读者认为该运动的领导者在名称上自诩为人民的精粹。使用“民众主义”有其合理性,但也较为不妥。一方面,学界早已普遍认可“民”和“民粹”或“大众”和“精英”是民粹主义的核心元素。当代汉语对“民粹”的解释既包括“以民为粹”,即反精英的大众主义或平民主义,又包括“民之精粹”,即视民众为工具的精英主义。因此,如果译为“民粹主义”,并不会让人忽视“民”或“人民”在此概念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此解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他称,而“民众主义”是自称。也就是说,该运动中的领导者通常会将自己塑造为来自“平民”中的一员并且代表“平民”,不愿自命为救世主或人民的精粹。因此,本文认为既然“民众主义”只是基于不同角度的称谓,且在相关概念的理解上帮助甚微,不如在国内拉美研究中统一使用“民粹主义”,这样更有利于学科之间、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交流。

以上部分剖析了民粹主义概念的内涵、外延和术语,但仍不足以明确其复杂多样的定义属性。为此,我们还需借用政治学中概念研究的重要策略去辨析这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本节将着重介绍三种分类法:家族相似性分类法、辐射型分类法、古典分类法,并对由这三种分类法形成的拉美民粹主义概念进行剖析。

1.家族相似性分类法

家族相似性分类法强调的是“或”的逻辑,概念的产生只需满足其中至少一个属性即可。根据家族相似性分类法,学者通常会把不同范畴或同一范畴内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特征集合起来,但不会对这些特征作优先次序的区分。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提倡在界定民粹主义时使用此分类法:“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将民粹主义的所有案例都归结为一个单一定义,或者在一个既定的术语中只寻找一个单一特征。”“我们所区分的各种民粹主义不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种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同种类的东西,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赫尔马尼(Gino Germani)也曾在罗列一系列民粹主义特征后指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中任何一个这样的特征都可能具有重要性。

但事实上,在概念构建中支持使用家族分类法的学者并不多,因为由此产生的概念是粗糙的,且很容易造成混乱。格尔茨指出,家族相似性分类法太过于灵活,由其产生的概念总会囊括一些没用的定义属性。即使有学者在使用此分类法时,将概念限定在单一范畴内,仍未能解决上述问题。萨克斯(Jeffrey Sachs)将民粹主义限定为社会经济范畴,指出拉美民粹主义的定义特征包括宽松的收入分配政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高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等。从单一范畴出发,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概念的外延,但仍为广泛的案例留下了空间,容易造成“概念旅行”的问题。在萨克斯的民粹主义定义中,既包括了传统民粹主义者胡安•庇隆、保守主义者何塞•萨尔内,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新民粹主义者阿兰•加西亚等。

2.辐射型分类法
    辐射型分类法强调用“和”的逻辑联系必要属性形成概念的理想型个案或原型,再用“或”的逻辑联系部分属性形成概念的子类别。辐射型分类法具备的优势之一,是将概念进行了理想型与较低层次的区分,这样就可以把一些具有“核心”属性的特征,但同时又存在差异性的案例囊括进来。比如,罗伯茨(Kenneth Roberts)从不同范畴内拣选了民粹主义概念的五个核心特征:(1)魅力型、家长作风型领袖;(2)异质性、多阶级的政治联盟;(3)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4)模棱两可或折中的意识形态;(5)一种利用扩张分配和庇护关系维持大众支持的经济政策。在罗伯茨看来,只有像阿根廷庇隆这样的人物才具备所有核心特征而成为典型案例,其他包含一个或更多特征的案例只能成为子类别。这种包含所有定义属性的类别和由于缺失初始概念中应有属性而形成的子类别,也就是科利尔所言的“古典亚类型”和“减缩亚类型”。
    此外,在使用辐射型分类法时,一些学者通常会尽量减少概念的核心特征个数,以便更好地联合“非核心子类别”。比如,为了论述民粹主义运动中存在组织程度的差异,罗伯茨重点强调了民粹主义作为大众政治动员方式的核心特征,并据此形成了民粹主义概念的四个子类别:高组织化公民社会和高组织化政党形成的有机民粹主义、高组织化公民社会和低组织化政党形成的劳工民粹主义、低组织化公民社会和高组织化政党形成的政党民粹主义、低组织化公民社会和低组织化政党形成的选举民粹主义。
在概念构建中使用辐射型分类法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一方面,当此类型概念中囊括了来自不同范畴的不同特征时,容易模糊概念的边界。另一方面,该分类法容易在学者之间培养伪共识。一个达成共识的术语可能会掩盖内涵上的分歧。古典亚类型和减缩亚类型的同时存在,意味着一个术语要对应多个意义,这样只会加深概念上的混乱。

3.古典分类法

 古典分类法强调通过“和”的逻辑把必要的属性联系起来,再取其交集而形成概念。通过古典分类法形成的民粹主义定义通常来自多个范畴(经济、社会和政治)或一个范畴。根据此分类法,学者会将民粹主义在多个范畴或单一范畴的特征叠加在一起,形成叠加型概念。这一类型概念假设民粹主义政治与其社会根源及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学者还通常会把民粹主义与特定的发展时期联系起来,比如传统的寡头政治崩溃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衰落期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上升期等。
   这一分类法的盛行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两大主流理论——现代化和依附论密切相关。从现代化理论的结构性变量出发,学者们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在被社会动员起来但政治上仍没有组织起来的大众和精英阶层中,能够胜任领袖角色的少数人之间结成民粹主义联盟的发展条件。与现代化理论相比较,依附论或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强调拉美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并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现象。与此同时,依附论学者还指出,拉美民粹主义是外围国家发展落后的一个特有的、短暂的现象,具有阶级联盟的特征。
   这种通过多个范畴形成的叠加型概念有着广泛的经验基础,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将民粹主义与特定的发展时期相关联,不仅限制了案例研究的选择,而且很难超越特殊的历史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拉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在经济上推行与传统民粹主义完全相异的政策,这对多范畴的叠加型概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从结构主义角度看,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大转变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结果。这样的分析,无疑会忽略意识形态、政治动员及组织等政治结果产生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参与因素。
   也有学者根据古典分类法从一个范畴去定义民粹主义。也就是说,将概念的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严格区分开来,从而产生一个“最小定义”。比如,有学者从经济学的单一角度去定义民粹主义,强调民粹主义者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如考夫曼(Robert R.Kaufman)和斯托林斯(Barbara Stallings)指出,拉美民粹主义者的政治目的通常包括三方面:一是动员劳工组织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二是从内向型经济中获得一些补充性的支持;三是在政治上孤立农村寡头、外国企业和国内工业巨头。围绕这些政治目的,可供民粹主义者选择的经济政策包括: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名义工资的增长加上控制价格来影响收入再分配;控制汇率或者汇率升值,以削减通货膨胀和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和利润。虽然社会经济政策对定义民粹主义有一定效用,但却容易导致混乱,比如随意将实施此类经济政策的人物定义为民粹主义者。此外,在逻辑上也很难区分民粹主义在经济上的不负责是有意而为还是形势所迫。
   此外,以卡斯•穆德为代表,有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范畴去定义民粹主义,主要通过判断政治家在言论和意识上是否强调人民与寡头的对立,从而去鉴别民粹主义者。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这样的定义有着过于宽广的外延,在比较研究中难以推进。一方面是方法论上的缺陷。文本分析法(如演讲、政策或署名文章等)是此类学者判别民粹主义者及其意识形态倾向的主要途径,但事实上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公开文件是否代表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志。另一方面,在经验上基于言论和意识上的对立性去鉴别民粹主义者,容易在分析中忽视当事者的人格特征、行为目标等。相对于欧洲的民粹主义,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拉美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导。拉美民粹主义者个人化的领袖魅力在民众动员和民众意志的凝聚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最后,有学者提出从政治学范畴定义民粹主义,强调民粹主义概念中的政治属性。比如,威兰德(Kurt Weyland)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策略,指出相关的定义特征包括:超凡魅力的领导人、谋取或行使政府权力、直接和非制度化的支持、大量无组织的追随者。罗伯茨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强调自上而下的动员、魅力型领袖、反对精英、维护“人民”等特征。罗伯特•巴尔(Robert Barr)也将民粹主义界定为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方式。从政治学视野出发,还有学者将民粹主义界定为一种政治风格。比如,德拉托雷(Carlosde la Torre)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在话语上强烈地表达人民诉求,在行动上代表领袖的政治动员风格。但相对于政治策略,将民粹主义定义成一种政治风格具有一定的缺陷。一方面,作为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太过于抽象,该定义很容易失去其分析效用。正如穆德与考特瓦瑟所言,政治风格理论把民粹主义言论与几乎所有的二元修辞等同起来,虽然拓展了该方法的适用范围,但却由于其过于抽象,很难成为一个严格实证研究的分析对象。另一方面,作为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完全忽略了民众在民粹主义运动中的能动性。事实上,并非政治领袖的所有言论都会被民众全盘接受,其言论也并不会自然而然就产生政治认同和政治动员。综上所述,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无论是理论规范上还是现实经验上,都有助于澄清我们对民粹主义的混乱认识。

三 从政治学范畴出发对拉美民粹主义的界定
   以上部分剖析了不同分析策略形成的民粹主义概念,要使民粹主义概念获得理论功效和现实效用的另一个关键,是需要与具体的情境相结合。正如吉尔林所言,要根据情境来理解和评价概念。接下来,本文将从单一范畴出发,通过古典分类法在拉丁美洲语境下去界定民粹主义。具体而言,本文将借鉴库尔特•威兰德的概念,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谋取或行使政府权力的政治策略,该权力来源于通过使用反建制的诉求和全民公决式的联系获得大量、无组织追随者的支持。基于此,民粹主义者则是将这种政治策略作为首要手段,以争取或行使权力的人(虽然并非其获取支持的唯一策略)。
   不同于意识形态角度主要考察政治家所言或所想,从政治学范畴定义民粹主义主要基于政治家的行为。本文定义中两个决定性属性的确定,来源于围绕民粹主义者行为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粹主义者提供怎样的诉求以迎合民众的需要,二是民粹主义者如何利用民众的支持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第一个问题涉及民众支持民粹主义的原因。虽然拉美国家在实现民主转型后民主化进程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拉美民主政治体制的巩固、质量和治理仍面临着多重困难和挑战,具体表现为腐败、官僚主义、庇护关系等在社会生活中的盛行。为此,拉美民众对现行民主体制的运行产生了较大的不满和失望。一些拉美国家的投票率降到了历史最低,许多被边缘化的人走上街头来发泄他们的挫败感。民粹主义者提出打破现有政治格局的反建制诉求,恰好迎合了拉美民众的需要。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民粹主义者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大部分拉美国家在独立后,通过移植、模仿甚至复制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纷纷建立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自身的局限在拉美民主化进程中不断暴露,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在间接民主中拉美政治精英对民意的忽视或歪曲。在此过程中,被排斥在政治、经济体制以外的普通民众很难在代议制民主中获得政治代表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民主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民粹主义者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推崇政治家与民众之间建立直接的、非制度化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为全民公决式的联系。全民公决式联系展现出的是包容性与直接化的面容,这是对被排斥者的有效回应。下文将对拉美民粹主义概念中的两个决定性属性作进一步阐述。
   第一个定义特征是反建制诉求。“建制”的含义既包括宪政法治体系,也包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规范、准则和决策程序等。因而,反建制主义是一种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谋求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打破既有建制的思想和行为。反建制主义赋予了民粹运动及其政体特殊的运作模式。民粹主义有着严格的“我们”和“他们”二分法逻辑,强调“崇拜人民”和“反对精英”。但民粹主义的反精英话语是表象,它们服务于反建制诉求,而非像其他极端理论那样鼓吹消灭精英阶层和群体。因此,民粹主义实践极少诉诸极端暴力,也不会试图摧毁民主体制。对此,巴尔指出提出反建制诉求的民粹主义者是半忠诚的反对派,介于忠诚的和不忠诚的反对派之间。
   民粹主义者的反建制诉求有三种主要实践方式。首先,“言论”是民粹主义者表达其反建制意图的重要途径。民粹主义者通常会使用简单的二元对立修辞,将繁杂的政治关系简化为人民对精英的反抗。正如柯克•霍金斯(Kirk Hawkins)所言,民粹主义使用摩尼教式的话语,将政治冲突转化为二元化的道德对立。此外,为了强烈地反映人民的公意并刻意地表达其反建制的价值观,民粹主义的修辞必须夸张、引人注目和“接地气”。比如,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提出“已经够了”的口号和他声称自己领导的“公民”革命。其次,“符号”也是民粹主义者反建制诉求的重要实践途径,包括服饰和佩戴的视觉符号、个人举止的行为符号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其自身属于“非建制派”的地位符号。比如,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历来穿着随意,甚至在出访期间也不穿西装、不打领带,只穿他喜欢的皮夹克、短袖衫或羊驼毛衣。最后,民粹主义反建制诉求的实践方式包括推翻制度后的“再建制”,这也是民粹主义者最难达成的目标。因为不同于一般的反建制运动在摧毁旧建制后会迅速的再制度化,缺乏明确制度目标的民粹主义往往在通过权力运作实现去制度化后,无法为制度的重建提供“政治燃料”,也无法推动社会重回平衡状态,而是成为一台“空转的马达”,直至民粹运动到达丧失政治动员能力的极限。因此,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其反建制诉求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仅取决于是否有大量民众在认知上接受其意志,以及如何进一步操纵民众的这种认知。
   拉美民粹主义概念中的另一个定义特征是全民公决式的联系。“全民公决”是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它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城邦雅典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全体公民参与城邦事务的政治机构。在公民大会上,雅典的一切重要事情都由全体公民投票决定。在民粹主义实践中,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洛克斯顿(James Loxton)将全民公决理解为一种治国策略,例如为了避开国会所进行的全名投票和为了创建新的宪政秩序而召开的制宪大会。作为治国策略的全民公决,容易忽略在此过程中民众的能动性,因此本文倾向于将民粹主义中的全民公决看作一种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为正式与非正式的直接民主形式。正式的全民公决式联系主要指公民就政治家提出的某一特定议题进行全民投票。例如,2009年2月委内瑞拉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查韦斯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民选公职人员连选连任次数的限制。非正式的全民公决式联系包括政治家号召其支持者举行的游行示威。例如,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曾亲自主持集会,号召民众进行游行示威,以支持政府行动。从以上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民粹主义中的全民公决式联系存在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个人化的魅力领袖在民众动员和民众意志的凝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人的个人权利和个人魅力;二是在这种联系中领袖与追随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准私人的关系,后者为前者提供直接的、非制度化的支持。在民众对现状不满或缺乏表达诉求的合法途径时,民粹主义者通常会在全民公决式的联系中达到目的,但有时也面临失败。比如,在2016年2月玻利维亚举行的修宪公投中,莫拉莱斯寻求第四次连任的努力失败。
   关于本文涉及的两个决定性属性,还须强调两点。一方面,民粹主义者并不是使用反建制诉求或建立全民公决式联系的唯一主体,因此只有将这两个定义属性叠加起来才能更好地与非民粹主义者进行区分,拉美民粹主义的概念才能有明确的边界。比如,有的政治行为者虽然没能实现谋取或行使政府权力的目标,但他同时具备了这两个定义特征,因此他仍可被定义为民粹主义者。如除了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民主化进程中不乏民族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出现,但他们未能最终实现行使政府权力的目标,比如祖国良知党(CP)的总统候选人卡洛•斯帕伦克、公民团结联盟(UCS)的创建者及总统候选人马克斯•费尔南德斯•罗哈德及该党2002年的总统候选人约翰尼•费尔南德斯等。此外,有的被看作为民粹主义典型的政治领袖,在其执政后期没有再同时使用这两个策略,因此不能再归属于民粹主义类型。例如,墨西哥的民粹主义者、左翼政党候选人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2018年7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奥夫拉多尔被视为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为其执政理念倾向于底层民众、主张民族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提倡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等。但同时奥夫拉多尔也颇具实用主义的作风。他在2000—2005年担任墨西哥城市长期间工作认真务实,不仅投资社会项目,也投资基础设施,而且他选任的市政府班底也多为技术专员和商人,而不是激进分子。事实上,尽管奥夫拉多尔在此次墨西哥大选中胜出,但由于其所在的政党并不在议会占绝大多数,他执政的可操作空间并不大。因此,奥夫拉多尔在出任墨西哥总统后,到底会采取民粹主义政策还是保持实用主义风格,仍然有待观察。另一方面,这两个决定性属性是在拉美语境下确定和阐述的,所以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比如,由于美国政治制度中充满较为严格的制衡和否决机制,因此美国民粹主义者很难与民众建立全民公决式的联系。

四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政治学中的民粹主义概念进行辨析,从政治学的单一范畴出发,对拉美民粹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确定了此概念中的两个决定性属性。本文将概念的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严格区分开来,产生的关于拉美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有着显著的理论和现实功效。正如考特瓦瑟所言,利用“最小方法”定义民粹主义不仅准确和有效,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一是此方法提供了民粹主义的“最小定义”,有助于我们分析其在不同民主体制下的影响;二是我们不仅可以基于民主的理想模型来研究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实证分析具体考察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对民主构成威胁或展开纠正;三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意与宪政之间的平衡与相互协调。通过文章分析,我们既能看到民粹主义对代议制民主的检视和修正,也能看到民粹主义者对传统宪政秩序的破坏。民粹主义对民主的这种双面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主自身两个重要属性的回应:竞争性与包容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既存在对竞争性民主的威胁,又存在对包容性民主的修正。这种以竞争性为代价换取包容性的民粹主义式民主,在经济社会排斥程度较高的拉美国家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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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14日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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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对抗抑或和平合作?——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北极安全问题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