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二战”之后兴盛于欧美诸国、在新时期的中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已渐趋沉寂。该如何评价这活跃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方文化思潮?其对当代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热潮过后,我们应冷静地展开反思。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旨是:立足于本体论、怀疑论立场,力图以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为理论视角,反对用统一性与整体性来规范世界,反对用固定不变的逻辑与规则说明世界,尊崇歧见差异,提倡多元并存。这样一种思潮,虽然有利于人类破除迷信与盲从,激活创造意识、变革意识,但问题是:“后”之后该如何?
虚无主义代替了价值伦理
不可否认,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反叛是振聋发聩的,他们更为痛切地看到了因科技理性的强盛、知识信息的爆炸、社会规范的僵滞、物欲主义的泛滥而加剧了人性异化、精神迷茫、思想沉沦之类的弊端,但他们应对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是有问题的,不可避免地带来责任感和价值伦理的丧失。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推崇的人生策略只能是:不必再为人生意义、道德尺度、人类命运、世界本体之类问题伤脑筋,也不必自悲自叹、自寻烦恼,而尽可随心所欲,任意而为。后现代主义影响领域较广,比如,在与人类文化生活关联最为密切的文学艺术领域,一些作品的深度模式被削平了,不再追求价值与意义;文学写作变为“零度”的书写活动;甚至连艺术家与非艺术家、艺术与非艺术也没什么界限了,都不过是“玩”而已。这样一来,结果只能是,以怀疑文化与否定文化代替了文化的开拓与创造,以虚无主义代替了价值伦理,以相对主义模糊了是非标准,以放浪形骸代替了严肃的人生追求。故而在一些深受后现代思潮熏染者那里,甚至在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个人生活行为方面,都会让人感到有点玩世不恭、“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分析起来,这或许不一定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及其信奉者们的本意,但之所以如此,是由其“解构”思想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既然要解构一切,要尊崇歧见差异,要提倡多元并存,也就一切都不必当真,一切都无所谓了。
激进反叛理性秩序
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来看,虽与“二战”之后的时代环境有关,但从深处分析,实乃源于人类长久以来的苦恼,这苦恼就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感性与理性、自由与规矩、个人与集体(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并曾这样描述过人类不再是动物之后的境况:“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瞩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取代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唯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人类虽由此而成为有智慧的生物,但同时也“被剥夺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哲人、学者、诗人、作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曾为人类的如此无奈而焦虑,并求索解决之道。或如中国的老子、庄子那样,主张以与世无争、清静无为的生存策略换取心灵的安宁;或如基督、释迦牟尼那样,教人忍受现世的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要奋力挣脱为现代社会加剧的种种束缚,其用意也是很可理解的,但他们采取的激进反叛理性秩序,彻底颠覆文化规范的立场与方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增添人类的精神困境与心灵迷茫。对此,西方有许多学者早就给予了清醒的批判,认为这是西方世界的一场浩劫,是人类的一次精神自戕。用英国当代文论家洛德威的话来说,“是一种更深意义的颓废,因为一个人怀疑除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和世界存在,把自己游离于共同关心的事物,游离于社会的集体性之外,对社会进步而言,是十分危险的。”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看法,这是中产阶级庸人的大逆流,开的是市侩式的反现代主义形式和价值的倒车,代表着新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似乎有意回避了这样一个基本常识: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原本就是理性秩序与文化规范的结果,而理性秩序与文化规范本身就是必要的束缚,无此束缚也就没有人类。对于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礼记》中有这样一段颇为精彩的论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中国传统文化所重的“礼”,虽然在历史发展中变得过于纷繁,产生了压抑人的感性与自由之弊,但从性质上来看,这“礼”正是使人类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必不可少的基本道德秩序与文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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