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 理论研究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胡小文

2018年01月09日 12:00

王雨辰/陈富国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20174期

  重视发展方式的创新,走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道路,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新型发展观和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特点和价值取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

  生态文明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对西方和人类社会发展性危机及生态危机反思的结果,并逐渐发展成包括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深绿”、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浅绿”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红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①。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理论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先主要是评介、借鉴或认同西方的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后来逐渐发展到对红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评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和全球环境治理中关于责任与义务问题的争论,我国学者开始提出超越西方生态文明霸权话语,建立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张,并由此开始了对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生态制约的反思,是探寻当代中国新型发展道路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对此,习近平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②。如何实现从资源要素型投入的不可持续性增长到创新驱动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建设美丽中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出发点和目的。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深绿思潮立足于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与经济增长相对立的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所谓和谐状态;西方浅绿思潮本质上是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环境保护,而非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不仅不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且是内在一致的关系。他在反思人类的发展道路时指出:二战后国际社会盛行的是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但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③。这种发展观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方的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道路,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全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是一种我们当前应当避免的边发展边污染的发展道路。习近平强调,发展“不能光追求速度,而应该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不能盲目发展,污染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而要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为此,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④。在习近平看来,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既存在矛盾,又可以统一。他把二者的关系形象地比作两座山,强调“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又是可以辩证统一的”⑤。在对二者关系的问题认识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说,第一个阶段是用青山绿水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第二个阶段则是在环境资源日益匮乏的情况下,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的根本,开始既要金山银山,又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个阶段则是认识到青山绿水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有机统一。要实现这种统一,就必须改变过去我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着眼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下大力气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⑥。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国的发展走一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⑦。

  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建设与科学技术创新及其运用之间的关系,西方绿色思潮是存在分歧的。具体说,西方深绿思潮把科学技术的运用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之一,因而把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运用绝对对立起来;西方浅绿思潮则强调技术革新对解决生态危机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但在他们那里,技术创新仅仅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所需要的自然条件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技术创新的方向和内容会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习近平强调,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即从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发展型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绿色发展和造福人民。因为“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耗费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⑧。习近平始终把经济增长同满足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⑨。也就是说,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目的和归宿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⑩。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这也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

  生态文明理论必然会涉及如何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对如何处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这个问题,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存在不同看法的。以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存在差异,但共同点是脱离人与人的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从而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争论来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则始终从探寻人与人的关系入手,来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形成总是以人类实践为中介和基础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否能够实现和谐,一方面与人类能否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是否能够合理协调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生态文明,就是要在处理好这两重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协调发展。在习近平看来,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保持这个有机整体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1)。习近平借用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以阐明违背自然规律之后的人类实践后果。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强调了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对人类取得实践的积极成果的重要性。人类实践必须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和基础,恩格斯强调:“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2)习近平根据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自然上走弯路”(13)。正是因为人类实践违背了自然规律,才导致了危及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和黄土高原的沙漠化。习近平强调,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和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对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14)在他看来,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一是因为自然资源的制约使得原有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二是因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5)。基于对生态文明本质的认识,习近平要求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切实转换发展方式,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必须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利益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特质。习近平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国家之间人们在生态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关系。

  首先,习近平强调,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公平正义的制度都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16)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危机本质上是人与人在生态资源利益矛盾上的危机。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和分配上的矛盾利益关系,通过环境正义来真正解决生态资源的公正公平分配和使用,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其次,习近平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加强生态资源的管理。具体说,其一,要制定和完善保护生态的法律法规,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现象;其二,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体制不健全有关,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17)的现实,变革不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监管体制,建立健全的国家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制,区分自然资源所有权意义上的权利和管理意义上的权力,切实落实自然资源使用上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其三,应当通过建立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和环境责任追责制度,“把资源耗费、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18)

  再次,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使生态受损地区的权益得到合理保障。习近平指出,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19),形成一个社会良性循环、各方面各得其所的机制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

  最后,鉴于当代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如何展开全球生态治理,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争论中的热点问题。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各自应当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环境正义成为生态文明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主张在当前的全球生态治理中各国应当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所谓共同的责任原则,是指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所有成员都有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所谓有区别的原则,是指发达国家既是当前生态危机的主要制造者,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术,理应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对此,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讲话中,一方面指出大会形成的协议应该能够引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和治理的双赢;另一方面又指出,要实现这种双赢,就必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形成全球生态治理的团结合力。“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巴黎大会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20)在此基础上不同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应当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形成法治、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同,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守。”(21)

  可以看出,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要求确立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生命共同体,同时要求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通过建立合理的生态法律、法规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关系,在实现人与人关系和谐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本质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本质还要求实现发展方式、生存方式、生态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论述。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外延投入劳动要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虽然经济总量得到较大提升,却付出了较大的环境成本,使这种发展方式难以持续。“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22),这就要求实现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式的变革。习近平强调,“发展不能竭泽而渔,断送了子孙的后路。粗放型增长的路子,‘好日子先过’,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子孙后代也难以为继。因此,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23)。这也决定了我们应当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把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早抓事半功倍,晚抓事倍功半,越晚越被动。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发展,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24)

  生态文明建设还要求实现生存方式的转换,具体说就是要实现从追求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到追求低碳生活方式的转换,树立节俭消费生态资源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把建设生态文明看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强调“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25)。“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住绿水青山要抓住源头,形成内生动力机制。要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6)他进一步把对自然资源的节约使用看作一场关系到能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指出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人类必须追求低碳生活方式。“如果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27)在习近平看来,能否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做到节约使用能源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的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28)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革,而且必然涉及如何确立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方式的问题。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秉承生态中心论和以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秉承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反对资本交换价值高于使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深绿和浅绿思潮都力图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通过单纯的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解决生态危机,是价值立场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红绿思潮则把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看作解决生态危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辅之以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习近平明确提出应当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强调树立珍爱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9)。习近平不仅把生态资源的价值提到关乎人能否生存的高度,而且强调应当在全社会建设一种生态文化价值观。他指出,“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30)

  是否具备有机生态思维是树立生态价值理念的重要条件。生态思维的特点是反对机械论、还原论,坚持有机论、整体论和系统论。习近平的生态思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反复强调共同体概念。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强调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生命共同体,在探讨全球环境治理时反复强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生态文明就是要保持他们之间的和谐共存。第二,他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在他看来,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消费方式等变革的系统工程,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原则贯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发展与协调发展。第三,他反复强调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实际工作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31)。他强调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32)。可以看出,坚持有机论、整体论和系统论是习近平生态思维的突出特点。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点

  总的看,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导致生态制约日益严重和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提出的,目的是要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其具体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发展方式、生存方式、消费方式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相比,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服务于中国国情的新型发展观。对于如何看待生态文明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西方深绿、浅绿以及红绿思潮中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存在内在缺陷的。西方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因此,他们“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33)。他们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保护人类实践尚未涉足的荒野,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所谓和谐状态。西方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以所谓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且不但不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而且强调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所说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运用是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的,他们眼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环境的保护。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反对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倡导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价值观。这些本来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们又把文明理解为人类对自然的疏离,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拒斥现代技术的传统农庄经济,最终陷入反经济增长、反科学技术的后现代的错误中(34)。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则始终立足于如何变革当前中国受制于生态制约的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强调走一条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可持续、协调与和谐的绿色发展道路,从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理论本质是一种如何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观。

  第二,生态文明理论如何真正落到实处,是当代生态文明理论面临的共同问题。对这个问题,西方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寄希望于人们道德境界的提升,从狭隘自我上升到人类大我乃至宇宙大我,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这种寄希望于人们道德境界提升的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在理论上具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当人类与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之间、不同物种食物链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时,这种生态文明理论无法落实到人类实践中。西方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主张通过技术革新,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预防机制和严格的环境政策,其措施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系资本追求利润的自然条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但是资本在追求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会最终引发生态危机。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把破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但以抽象的有机教育培养共同体价值观作为破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途径,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机结合,通过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权力关系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其理论探索对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习近平则主张通过建立严格的生态法律制度、生态法规和考核评价体系,让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文化扎根于社会生活,使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发展观,既推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生态文明理论真正落实到人的现实生活中,规范人们实践行为,推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第三,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境界论的生态文明思想。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发展的趋势,是一个危及人类整体生存的全球性问题,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生态文明理论必须超出狭隘的民族国家的视野,具备关注人类整体利益的全球视野和境界,应当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的统一,这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之处。西方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具有强调境界论的特点,但是一方面,它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运用对立起来,无法落实到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发展观而起作用;另一方面,它推卸了资本在当代全球生态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本质上依然是维护资本既得利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西方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鼓励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能够作为一种发展观起作用,标榜自己的理论立足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其本质却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是缺乏真正人类境界的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红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把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但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怀特海的后现代价值立场,拒斥经济增长和现代技术的运用,无法作为一种发展观起到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看作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并强调只要立足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生产,立足人类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能实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一种发展观与境界论相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发展观与境界论内在统一的特点。从发展观的角度看,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是如何实现从通过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到通过技术创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转换,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境界论的角度看,习近平不仅强调人类与自然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人类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然,做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而且在论及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问题时,习近平强调应当抛弃立足于自我利益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形成全球责任伦理,为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承担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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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