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科 理论研究

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的互动:探源与辨析

袁文坤

2020年04月08日 09:00

李安山
《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

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两种关系构成,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对自然的认识、驯化和互动中,人类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与技术,也受到了自然的各种恩赐与惩罚。人与人的互动则使各种生产关系、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应运而生。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非洲对于人类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向各大陆扩散;通过迁徙将自身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为人类文明多元化添彩;在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中遭受重大伤害的非洲对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快速发展阶段的原始积累付出巨大;在政治非殖民化完成而人类面临着多重挑战的今天,非洲在环境、资源、人力等方面正在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在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的关系中,非洲时而主动,时而被动,两者关系的互动十分明显。

国人对非洲历史知之甚少,对非洲为人类做出的贡献知之甚少,对中非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及其重要性知之甚少。研究现实,需追溯历史。本文力图从历史视角通过多层面展示非洲文明及其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并试图解释非洲在近现代处于劣势并受到各种伤害致使当今发展落后的原因。通过对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笔者希望有助于世人对非洲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

人类的起源与非洲

有关人类起源的证据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早期进化的人类化石,通过器物、工具和艺术品体现的早期人类行为,分子遗传学解释和对世界语言起源的探究。针对人类起源的研究,目前已提出3种假说。“多地区起源说”认为,现代人的起源是包括整个旧大陆的事件,现代人出现于有直立人的地方。智人在各大洲逐渐进化成现代人,并伴有基因交流。“走出非洲说”认为,现代智人产生于非洲,很快扩张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虽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智人前的当地人群杂交,但非洲现代智人取代了已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这些人群的遗传根源浅,均来自晚近才在非洲进化出来的单一人群。“线粒体夏娃假说”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现代人起源假说,它基本上支持“走出非洲说”,但否认杂交的可能。根据这种假说,现代人群迁移出非洲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完全取代了当地已有的现代人以前的群体。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杂交可能性极小。

虽然仍有人类起源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但非洲在考古发掘、基因测试和语言溯源三方面存在优势。第一,非洲发现的人类早期演变的头盖骨化石系列最为齐全(从2 200万年前的类人猿到200万年前的人类物种)。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与图根原人(OrrorinTugenensis)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前者指乍得北部沙漠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图迈”(Touma),距今约700万年历史,后者称为“千年人”或“千禧猿”(Millenniun Man),在肯尼亚中部图根山区被发现,迄今约580万年~620万年历史。第二,21世纪的分子遗传基因研究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证据。第三,语言学研究也可以推论出世界语言源于非洲。

古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的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约在180万年前。能人(HomoHabilis)也可能走出过非洲,但暂时找不到化石来支撑研究。最早的古人类从非洲走向世界其他地区的线路是经阿拉伯穿过印度洋,进入中国后抵印度尼西亚。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大部分集中在亚热带地区。古人类第二次走出非洲的是智人(Homo Sapiens)。绝大部分智人分布于东非,近年考古学家在摩洛哥也发现了距今约30万年的智人化石。在南非也发现了迄今约33万年的智人化石纳莱迪人(Homo Naledi),这是智人的一个新种群,身材矮小,脑容量与南方古猿相近。后者的发现证明了东非智人与南非智人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共同生活了数千年。目前的各方面研究发现说明,人类从非洲走向世界,开启了人类的新生活。

非洲的古代文明

非洲是否存在着文明?答案是肯定的。记录人类想象力的最早证据之一是岩画。在非洲,人类岩画的存量极大,非洲也是世界岩画历史最早的地方之一,超过1 000万幅岩画分布在非洲大陆。仅在纳米比亚,有关动物题材的岩画已有27 000年历史。这些岩画与人类生存、审美和宗教有某种联系,反映的是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代非洲文明的另一个亮点是金属冶炼技术,炼铁术从公元前约500年即已开始使用。由于这种技术在非洲非常普遍,以至于考古学家发明了“非洲铁器时代”这一专有名词。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是在这里提炼出来的黄金,青铜冶炼也成就了炉火纯青的非洲青铜雕塑艺术。

古埃及文字、科普特文字和阿拉伯文字在非洲存在已久,还有尚待破解的苏丹麦罗埃文字(Meroe)。此外,还有北非的提菲纳文字(Tifinag),埃塞俄比亚目前仍在使用的盖兹文字(Ge’z)和阿姆哈拉文字(Amhara)、东部海岸地区的斯瓦希里文字(Kiswahili)、西部非洲的豪萨文字(Hausa)、富尔贝文字(Fulbe)和卡努里文字(Kanouri)的阿贾米文字体系(Ajami)。这些文字有的仍在使用,有的使用范围小,有的则已失传。以诺克文化为代表的赤陶和头像雕刻曾在欧洲引起轰动,人们为它那巨大的表现力所震撼。非洲艺术风格对毕加索(PPicasso)、马蒂斯(HMatiss)、布朗库西(ConstantinBrancusi)、亨利·穆尔(Henry Moore)等人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西方艺术评论家认为,“西非给世界艺术宝库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美国评论家斯威尼指出:“非洲雕刻的传统艺术是无与伦比的。”非洲音乐、舞蹈和文学为人类文明的百花园增添了各种奇葩。

大学是人类文化历史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最早的大学中非洲占3所,两所位于北部,即今摩洛哥非斯的卡拉韦因经学院(859年)和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972年);一所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即位于马里廷巴克图的桑科雷大学(1327年)。人们熟悉马可波罗(1254—1324),却不识非洲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学界对兰克和布鲁戴尔等欧洲史学家十分熟悉,对14世纪在非洲产生的伊本·赫勒敦(1332—1406)这样的伟大社会科学家却知之甚少。他撰写的《历史绪论》这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除了为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史以及社会学提供了方法论,赫勒敦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不同的民族在习惯和制度上产生的差异取决于该民族提供其生存资料的方式。这一命题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论断十分相似。

古埃及文明在学术界的地位已有定论。库施国王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征服了埃及而成为第25王朝的法老。确实,目前的“国家”是用西方的话语和标准来定义的,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殊不知,在非洲大陆早已存在着具有固定边界、武装力量和法律的政治行为体。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曾与希腊、波斯和中国并列为四大帝国。被阿拉伯学者法扎里于公元722年称为“黄金之国”的加纳帝国可随时征集20万兵力的强大军队和4万名弓箭手。马里国王曼萨·穆萨(1312~1337年在位)的麦加之旅,因携带大量黄金而导致开罗金价下跌12%。桑海帝国的阿斯基亚大帝(1493~1528年在位)的开疆拓土和制度建设使他青史留名。古代斯瓦希里城邦国家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曾使各国的过客流连忘返。大津巴布韦遗址因其特有的风格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史前建筑”。刚果王国的丰饶及权威地位使1642年来访的荷兰外交团不得不跪地拜见刚果国王。奥约帝国和阿散蒂帝国也曾依靠自身实力控制了当地的贸易。

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

非洲因其地理位置和黄金传言被欧洲探险家盯上,随后是传教士的出现。非洲成为迅速崛起并拥有火器的欧洲列强扩张的目标,随之陷入落后挨打的困境。欧洲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持续了400多年的奴隶贸易——一场违反人类道德标准且以非洲人为商品的强迫贩卖劳动力的贸易。它始于15世纪中叶,当时葡萄牙探险家在西非海岸掠走第一批黑人奴隶,终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奴隶贸易对非洲和欧洲的影响截然不同。它确实为欧洲和美国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输入了大量财富,给非洲带来的却是无法估量的损失——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其丧失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动力和实力。

首先是贸易重心的转移。跨撒哈拉长途贸易由来已久,由柏柏尔人开发的地区贸易形成常用通道。长途贸易与各种内陆贸易通道充分彰显了自古以来非洲本土的经济能动力。伊斯兰教随着贸易传到西非,进一步推动了贸易路线的机制化。然而,奴隶贸易将贸易重心从萨赫勒地区转到大西洋沿岸。其次是奴隶贸易带来商品内容和交易形式的改变。以前的长途贸易主要是生活必需品的引进(如盐)和奢侈品(如黄金)的输出,现在则是人口贩卖。以前的贸易是非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平交易,商站是双方交往的联络休息点。奴隶贸易将交易变成了血淋淋的掠夺方式,有时直接导致王国或村落的摧毁或家族的灭亡。在这场浩劫中,“非洲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出口总额就达到l 540万人。”更重要的是,这些被抓捕和运走的人正是非洲社会的青壮劳力。此外,发展停滞、技术中断、人性泯灭、心理创伤、不信任感产生、安全感丧失等,都是奴隶贸易带来的消极后果。

面对殖民瓜分的威胁,刚果王国、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阿散蒂、马达加斯加等国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尝试。除埃塞俄比亚以外,多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殖民统治给非洲带来的消极后果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层面。殖民统治使国家构建或帝国巩固过程被打破,并逐一沦为殖民地或附属国,政治制度被扭曲或强加。单一经济作物制成为非洲经济的基本特征,非洲被宗主国以超经济手段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从自给自足转入经济作物生产,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各种原料。殖民统治打断而非促进了非洲的技术进步。“欧洲传给非洲书面和口头的技能充其量是传播方面的,而不是生产和发展方面的。”殖民机构的政治压迫为经济剥夺提供了各种便利。正是在这一阶段,欧美经历了人类历史发展最快的阶段,建立了对非洲的绝对优势。在种族主义基础上建立的西方价值观在非洲占有主导地位,非洲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对文化价值观的自信心因此受到摧残。殖民统治者制造出似是而非的种族差异,划定出各种边际和界限,确立了各种不平等的制度,灌输各种观念和意识以强加殖民统治的合法性。非洲人民的自尊受到极大打击,同时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会。

殖民地是一种一分为二的世界——征服者/被征服者、宗主国/附属国(地),殖民者/被殖民者、统治者/被统治者。殖民统治时期对非洲的关键影响之一是非洲大陆依附特征形成,从而使得独立后大部分国家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殖民统治给非洲留下了各种历史遗产。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时期建立了相对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人口增长成为一个典型特征;绝大部分独立国家的地理形状基本确定;一些殖民地引进了各种新体制(文官制度、法律制度等)和职业军队。然而,非洲这一时期遭受的最大伤害是失去了主权,从而使非洲人民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诸多机会。正是在这一时期,非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新型民族主义。人们在借用“平等”和“自由”这些西方鼓吹的概念同时,提出了民族之间应追求平等地位和殖民地人民要赢得独立自由的理念。这些理念成为引导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主要精神动力。

非洲发展的因袭与模仿

非洲独立国家继承了两种遗产:传统社会遗产和殖民制度遗产。殖民统治被推翻为新独立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然而,殖民主义的终结决不会自然导致成功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独立后的非洲面临着各种挑战,主要包括三方面:现代国家的管理、经济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和国家-民族的建构。非洲国家曾一度对自身发展充满希望,冷战却使非洲陷入两难境地:因袭西方宗主国的发展模式还是模仿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寻求不结盟道路是另一种战略。坦噶尼喀共和国总理尼雷尔于196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坦噶尼喀的发展遵循四条基本原则:关注实现世界和平,继续坚决反对非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殖民主义,争取非洲统一,远离世界上的冲突。这些原则代表了诸多非洲独立国家的意愿。面对被意识形态割裂的国际社会,非洲国家只有奉行不结盟政策,在主观意愿上远离各种国际冲突,才能保持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非洲国家处于两个阵营对立的国际环境里。苏联努力宣传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联性。赫鲁晓夫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民族解放运动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主义在反帝斗争中的国际地位。这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列宁主义观念,是各个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加强与那些为独立而斗争的人民以及那些已经赢得独立的人民结成的紧密联盟。”非洲的新领袖们一度似乎对社会主义更感兴趣。因此,将共产主义挡在非洲门外成为当时美国对非洲战略的主题。

非洲国家都希望保持真正的独立地位,但英、法等殖民宗主国则极力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则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在非洲大陆建立自己的利益范围。正是西方这种对非洲独立意愿的担忧或恐惧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谋杀、军事干涉和阴谋,如法国警察对摩洛哥独立运动领导人梅迪·本·巴尔卡和喀麦隆人民联盟领导人的暗杀,美、英、比利时支持对刚果(金)第一位民选总理卢蒙巴的枪杀,葡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阿米卡尔·卡布拉尔和蒙德拉纳及其战友的被害,以及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被西方操纵的军事政变推翻等。

独立以来,非洲的政治发展经历了稳定-动荡-稳定的过程。一些国家照搬资本主义制度,一些国家模仿社会主义道路。然而,这些尝试并不成功。目前,非洲国家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非洲政治变迁的内外条件有待完善。客观地说,非洲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问题并不仅仅是非洲人自身的责任。非洲国家独立以来,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各个方面对非洲的发展施加影响,为这些国家制定发展计划,并以提供支持或援助为借口迫使非洲国家接受西方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规划:从“现代化”理论到发展战略,从“伯格报告”到“华盛顿共识”。在各种压力下,非洲国家不得不按西方意志进行各种并不适合国情的“改革”。而这种尝试失败之后,谁受到指责呢?并非那些导致各种发展计划出笼的西方“专家”,而是非洲各国领袖或人民。这是很不公平的。

确实,非洲国家的领袖也应承担责任。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把这些弊病推到往昔和外来者们——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隶贸易,推给这个极为不公平的世界上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平衡,这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能推托我们当今非洲人的责任,从我们自己的责任到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们,都不能宽恕。”在客观条件有所限制的条件下,领袖、政治家和官员决定一切。非洲需要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们,他们应该将民族前途作为自己的责任,愿意与全体民众一起努力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

非洲发展自信心的重振

2000年,《经济学家》杂志以《无望的大陆》(Hopeless Continent)作为封面标题,表达了西方学者对非洲失望的态度。2011年,《经济学家》杂志意识到11年前的荒谬判断,指出:“自从10年前《经济学家》杂志不无遗憾地将非洲称为‘无望的大陆’以来,非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以《非洲崛起》(Africa Rising)为封面标题,表明非洲在重新引起世界关注。

从洛美会议开始的一系列会议制定的贸易政策,是要确保非洲、中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到欧洲加工。由于这些加工产品的附加值随深加工而提高,欧洲公司对为这些地区的制造业投资缺少积极性。诸多非洲国家认识到工业化对解决就业和提高民生水平的重要性,一直在推进贸易以实现工业化,改变单一出口原材料的经济模式,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通过出口加工制成品,推进经济多元化。这也是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致力于推动的目标之一。2012年,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主持的非洲进步小组发布《非洲进步报告》指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7个在非洲,7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过去10年来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国家。联合国非洲经委会的年度报告从2013年起开始强调工业化,每年选择不同的相关主题:2014年为“机动的工业政策”,2015年为“贸易与工业化”,2016年为“绿色工业化”,2017年为“城镇化与工业化”。

在“2016年全球智库评选”中名列全球私营智库首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2010年起发表了多篇有关非洲的报告。《狮子在前行:非洲经济体的进步与潜力》(2010年)打破了西方对非洲的一贯悲观看法,肯定了非洲大陆近年来出现的持续经济增长态势。《工作中的非洲:创造就业与包容性增长》(2012年)指出,非洲国家应确定一个或多个具有全球竞争优势或是能满足国内强劲需求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2013年有关非洲数字化潜力的报告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互联网发展潜力巨大。《狮子在前行II》(2016年)指出,除了北非地区和一些石油输出国外,其他国家2010~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4.4%,高于2005~2010年的4.1%;未来五年非洲仍将是仅次于亚洲的经济增长地区;制造业在2025年将翻番,大众消费将快速增长。《狮龙共舞:非洲与中国如何密切结合,两者的伙伴关系将如何发展?》(2017年)通过调研8个非洲国家的1 073家中国企业,预测未来中国对非投资将以更快速度增长。

另一方面,非洲民众对国家发展充满希望。2013年,皮尤公司的“全球态度项目”对8个非洲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民众对国家总体发展趋势的看法。尽管面临挑战,但非洲人民对前景基本乐观。2015年,皮尤又对9个非洲国家的9 062名非洲居民进行抽样调查,48%的非洲受访者看好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与发达国家民众的态度形成强烈对照。尼日利亚人对政府信心满满,其他8个国家受访者中78%的人对政府持有信心。2016年的皮尤在南非、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三国的调查发现,大部分非洲民众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2017年皮尤中心的民调问题是:“你如何描述今日——典型、特好还是特差?”非洲民众对国家的发展普遍比欧洲民众乐观。

以上统计不能排除非洲人的乐观天性,但调查结果多少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生活及国家前途的真实感受。2019年皮尤公司的民调表明,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受调查者对自己国家经济状况有所不满。近年,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给非洲国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批以原料特别是油气出口为主导的单一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遇到极大困难。这一点不容否认。

2019年7月10日,坦桑尼亚前总统基维特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发言中表达了非洲大陆在变化中的全球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让我重申一下,非洲在各种直接影响其利益的全球问题上,没有也不愿意退居次要地位。考虑到有相当多的成员可供其支配,非洲的集体机构在全球任何一轮谈判中都非常重要。支持气候变化谈判、多边贸易体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联合国改革的立场充分证明,非洲大陆正在积极吸引其他全球行动者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问题。此外,非洲行动者应继续在全球努力,为促进、恢复和维持非洲大陆内外各种充满冲突的地区和平的过程中做出贡献。对和平与安全的全面关注不应削弱非洲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行动者进行各种接触时的自信。”这是非洲人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产生于对世界历史与非洲发展互动的认识,也是一种自主性的表现。

余论:非洲发展的自主性

世界的发展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一个显著特点:对外坚持制定政策的自主性,以服务国家利益为宗旨;利用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不受制于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聚焦于有利于民生的发展项目,从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种发展战略以国家共识与人民利益的统一为准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央集权政府在发展初期的优势,如梅莱斯时代的埃塞俄比亚、多斯桑多斯时代的安哥拉,以及当前卡加梅主政下的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在他未完成的伊拉斯姆斯大学硕士论文中对“无选择民主”(No-choice Democracy)导致派别竞争并极力掠夺国家利益这一现象表示担忧,指出国家在历史上对加快发展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埃塞俄比亚的学者奥克贝(Arkebe Oqubay)敏锐地认识到:“从干涉主义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来看,东亚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对非洲而言可能更有借鉴意义。”

马克斯·韦伯曾将权威概括为3种类型:传统的、神魅的和法理的。第一种权威来自传统,代代相传无可非议。第二种权威来自个人超凡魅力即超群能力,是建立在人们对领袖非凡才能的崇拜和敬畏之上。第三种权威是法制或理性的,权威根据法律程序产生且服从法律,这是理性选择。然而,这种分析难以解释非洲国家的权威。一些非洲国家的王权并非上述权威中的一种,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非洲历史上具有自身特点的政治机制已引起非洲学者的重视和研究。耶伊关于早期索马里赫尔习惯法的研究分析了酋长权力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来源,认为赫尔习惯法的政治哲学对当今社会有所启示:达成共识的机制;通过平等原则和代表制模式促进所有成员群体的融合并赋予其权力;达成有约束力的决策前允许发表所有观点的民主决策程序;优先考虑正直和学识,而非世袭、金钱和权力的领袖选举模式;不同机构之间的权力分享原则;通过肯定少数群体实现权威的象征和统一;培养年轻一代履行公民职责的公民教育体系;利用神话和宗教信仰使制度合法化,激发对法治的尊重。其研究揭示了内生式民主制度在非洲复兴的可能性。“索马里可以利用其制度崩溃的时机,基于赫尔习惯法的道德规范,从头开始,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吉布提则可以利用当地盛行的两种民主习惯法(丁卡习惯法和赫尔习惯法),设计出合适的机制,实现有效治理。”

从目前的发展看,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体制虽然给予民众意见一定的表达空间,但引发的问题显而易见。这种非此即彼与零和游戏的竞选制度导致非洲国家政治力量分裂,民众分别支持各派政治势力。政党竞选促使政府更替,制定和实施国家长远战略几乎无望。各政党的诉求成为上台执政的砝码和争取选民的手段,也是与对手竞争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不论前任政府的发展战略如何有效,直接反对前任政府的举措成为最有效的竞选手段。这种被西方强推的制度不适合非洲。由此,一些非洲学者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民主没有任何下注的非洲国家将选举组织和资金的包袱甩给施主们。甩包袱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施主们要求选举,所以他们应该为此买单。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越来越多地认为选举不过是挡住施主们监视目光的仪式表演,他们对于资助和管理选举的内在机制的投资只不过是敷衍了事。这就是为什么每次选举之际,这些国家就疯狂地要求施主们为选举出钱,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施主们的资金不够充足,这些国家就推迟选举。”虽然人们对这种制度的缺陷有一定认识,但根深蒂固的西方影响使之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现状。然而,已有学者对这种民主提出了怀疑或是对不同制度表示关注和敬佩。2019年皮尤公司民调表明,非洲民众质疑西方“民主”的声音日增。

建立具有非洲自身特点的制度尚有待创新。2010年,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向亚历克斯·德·瓦尔解释了他在接管政权后的头十年政策形成的背景。“新的世界秩序显而易见,特别是在这个地区,而我们对这些变化感到困惑。独立界线的前景似乎非常暗淡。因此,我们为了避免太多的私有化而放手一搏。”梅莱斯在硕士论文中所指的“民主发展型国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包括以下因素:发展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随后才是经济和社会过程,发展就是一切;市场机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新自由主义范式不允许技术能力积累,而这正是发展的核心;需要一个积极的政府在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发展型国家的民主可以实现。“即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只关心加速增长,它也必须建立对其努力至关重要的高社会资本。它将不得不杜绝资助和寻租。这些都是同样的东西,为相对不受资助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当(发展型国家)完成其使命后,它将破坏其自身的社会基础,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民主或自由民主联盟。他认为,强大的发展型国家是人权的先决条件,埃塞俄比亚需要首先确立这些条件。卡加梅政府为了重建和培育卢旺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共识,通过借鉴历史文化传统,丰富和推进国家的发展计划,创制了一系列本土解决方案,其特点是注重自力更生、强调本土特色、妥善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注重安全与稳定、坚持公平公正、强调和解和谐、协商政治、有为政府、开放意识、倾听底层民众呼声,将有益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力量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可操作程序或机制,独立自主势头正日益增强。

非洲国家的自主性体现在发展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政治危机的解决。非洲联盟于2015年通过了《2063年议程》,包括非洲发展的七大愿景和17个具体行动领域,随后通过了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提出到2023年要实现的20个目标和13个旗舰项目。非盟还提出了自身在联合国2015年后议程上的共同立场。近年来,津巴布韦等国政治危机的自主解决有力地维护了国内和平和地区稳定,标志着非洲自主决定本国事务、自主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显著提升。非洲国家的自主性也表现在对外关系上。美国于2007年成立非洲司令部,尽管有几个非洲国家与美国关系较好,但美国最后却难于在非洲为非洲司令部找到一个落脚处,该司令部只能设在斯图加特。在政治-安全领域,非洲在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国际刑事法院、处理非洲内部政治安全事务等方面均强调非洲自主权;在与欧洲联盟的双边关系上,非洲国家的自信也在逐渐表现出来。此外,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的通过从另一个方面也是非洲国家自信心的体现。尽管自贸区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协议的达成为非洲一体化的推进铺平了道路。

在非洲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援助成为一种重要因素。由于现代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每一个民族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与他国打交道也在情理之中,援助不失为一种有效工具。然而,为什么西方对非洲的援助并未使非洲摆脱贫困,反而使这个丰饶大陆越来越穷?关键在于,西方将自身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目的披上了“援助”的光环。西方援助的目的不是为了受援国,而是为了自己——实现全球战略意图,赚取自身出口产品的高额利润,在受援国培植代理人,促进自身企业在受援国的投资利益。提供援助时援助国往往附带损人利己的条件。例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借贷条件上强迫加纳开放国内稻米市场,加上世贸组织的不公平贸易规则,以致大量受美国补贴的稻米进入加纳。尽管加纳农民生产的糙米营养价值较高,但加纳人宁愿选择从美国进口的廉价米。由于发展的困境以及为了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受援国往往不得不在“失语”的情况下接受援助国的各种条件。从受援国的角度看,它们一定要树立自主性的原则,即在接受援助时,宁可放弃援款,也不能放弃主权,且应该通过接受援助而达到逐步自力更生的目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从依赖援助到摆脱援助是必经之路。

2015年4月22日,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作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他提出了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三大根基: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以及人权与法制。“虽然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和特点,但我认为这三大根基是建立一个成功社会的关键。这是安南先生对处于世界动荡中的非洲大陆建立和谐秩序的期盼。

中国与非洲关系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的非洲研究任重道远。中国学者要做到充分总结历史经验,认真探索历史规律,努力把握历史趋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与文明互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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