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当代意义
袁文坤
2021年06月24日 06:16
汪介之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曾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当前，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偏离批评本义的现象：或热衷于转述国外的某种理论（包括相当多的非文学理论），或套用某一理论对文学作品做对照检查式的“解读”，或依据国外学者提出的某一新观点，轻率地宣称国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已出现某种“范式转型”，并呼吁国内学界也应迅速与其“接轨”。与此同时，却较少有研究者脚踏实地研究外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丰富现象（特别是重要作家作品）。在“理论前沿”不断出现转瞬即逝的新术语、新提法和新模式时，自古希腊以来的文学批评经典似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回归文学批评经典，充分认识文学批评经典的当代意义，正是走出文学批评困境的重要路径之一。
认清文学批评的目的
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这本来是常识性问题，可也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当有人把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归结为建构某种新的“理论体系”时，或许在不经意中已忽略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区别。韦勒克指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则主要是对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研究。毋庸赘言，文学批评不限于作家作品研究，它还关注所有具体的文学现象。因此，韦勒克才认为不应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分离。根据韦勒克的观点，不难区分出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卢卡契等主要是理论家（虽然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学批评），而萨缪尔·约翰逊、圣伯夫、别林斯基、勃兰兑斯、奥尔巴赫等则是批评家。关于批评的目的，韦勒克写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
韦勒克的这一说法，并非他作为“新批评”代表人物对该派基本观点的一种表述，而是历代批评家形成的共识。19世纪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明确指出：“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必须确定他的创作的特点，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置……”“着手研究一个诗人，首先应当在他的作品的无穷多样性中捕捉其个性的秘密，也就是他的灵魂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捕捉并确定了这种独特性的实质，就意味着找到了发现诗人的个性与诗的秘密的锁钥。”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论及莎士比亚时也指出，发现作家的独特性是文学研究的目的。他说：“什么是莎士比亚的特异之处，使得只有但丁、塞万提斯、托尔斯泰以及少数几个人成为他的美学同侪？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在探寻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在批评实践中充分揭示莎士比亚“独特的伟大”并给予高度评价的，是18世纪英国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他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中写道：“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他是一位向他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剧作，按照严格的意义和文学批评的范畴来说，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作；它表现普通人性的真实状态，既有善也有恶，亦喜亦悲，而且错综复杂，变化无穷”。布鲁姆认为，在约翰逊以前，没有人如此表述过莎士比亚那独一无二的压倒性的表现力量，因此，他称约翰逊为“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
别林斯基也在其批评文章中提供了作家作品研究的出色典范。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他开宗明义地概括道：“果戈理君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在逐条具体论述这些特点之后，别林斯基补充论述了果戈理“描写心所向往的事物时洋溢着的一种抒情气质”。在由11篇长文构成的《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这部批评著作中，别林斯基对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普希金的创作个性作出了精辟的阐发。显然，认真研读这些批评经典，有助于认清文学批评的目的和意义，从而自觉追寻这一目标，使批评真正回到正轨。
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文学批评的方法问题，是批评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文学批评的方法，事实上可分为“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两个层面：前者是指批评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后者则是指批评过程中所运用的具体手段。别林斯基在《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中曾提出这样的主张：“用不着把批评分门别类，最好是只承认一种批评，把表现在艺术中的那个现实所赖以形成的一切因素和一切方面都交给它去处理。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1847）一文及在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信中，都强调自己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评价不同作品的，和别林斯基的观点遥相呼应。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是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把握方式，显示出作者的艺术个性，因此，文学批评不能离开美学的视角；文学创作又总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作家、作品和读者都关联着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决定了文学批评不能抛开历史的观点。“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的结合，正是外国文学研究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外国文学批评经典中，有许多著述都是把“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结合起来的出色范例。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这些批评经典则是手法灵活多样，形式不拘一格，如19世纪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6卷本《19世纪文学主流》。这部批评巨著显示出看待欧洲文学的整体性原则：著者不是把某国文学看成孤立的现象，而是认为它们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体现于各国文学中的不同形态；每一作家作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欧洲各国的思想文化、精神心理、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运动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特定时代文化的整体，文学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著者也因此把文学史看成一种心理学，认为文学由民族精神、民族感情及其历史而产生，又可依据文学认识这一切。
勃兰兑斯深受法国艺术史家丹纳“三要素说”（种族、环境、时代）的影响，既注重文学史实，又常常不厌其烦地交代社会政治背景，有时似乎离题太远，其实是在说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所带来的思想文化、精神心理、时代风尚的变化，探寻文学变化的原因。他同样受到法国批评家圣伯夫的影响，重视作家的生平、心理和个性因素等对其创作的制约，考察作家与其笔下人物的精神联系，如歌德与维特、卢梭与圣普乐、夏多布里昂与勒内的关系，不时还极有兴致地描述作家的生活细节、作家之间的关系，意在由此发现作家的个性与其创作之间的联系。全书还贯穿着比较的方法，其中既有法、英、德国文学与丹麦文学的比较，也有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比较。
与《19世纪文学主流》一样在批评方法上为我们提供了优秀范例的，还有德国批评家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1946）、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1948）、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1994）等在20世纪相继出现的批评经典。只有研读这些批评经典，而不是仅仅浏览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理论”著作（特别是非文学的“理论”著作），才能领会和切实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
蕴藏丰富的批评话语资源
文学批评经典中还蕴藏着丰富的批评话语资源。历代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在他们的批评论著中经常使用的基本概念、专门术语、习惯提法和表述方式，已逐渐构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话语体系，并显示出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这些批评经典的语言，大多是一种准确、流畅而优美的文学语言，这就使得它们本身往往就可以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1946）中关于“白银时代”文化氛围有这样一段概括性描述：“这一过程伴随着很大的热情。一片片完整的天地展现开来。心智的和精神的渴望都是巨大的。渗透着一种精神潮流。有一种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感觉……那是一段非常有趣而又紧张的时期，它为最有文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打开了新世界，为精神文化的创造解放了灵魂。”别尔嘉耶夫善于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特定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基本特点，恰到好处地传达出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氛围。他的批评文字往往显示出一种箴言式的风格，他深厚的文化修养、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对精神文化现象的诗意感受，又使其著作避免了任何形式的枯燥和艰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理—抒情色彩。
在各国文学批评经典中，更可以读到大量关于具体作家作品评论的精彩文字，如莱辛的《汉堡剧评》（1769）针对汉堡民族剧院的52场演剧撰写的104篇评论，圣伯夫对从拉伯雷、蒙田、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到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福楼拜等法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作家作品的一一阐释，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对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作品的评价，等等。利维斯对狄更斯《艰难时世》有一段评说：“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所表现的生活具有一种令人惊讶而又难以抗拒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遍布四处，哪里都能见到，自然而不造作，就在平凡字句间。而形形色色的表现即由此间方才协调共生，逼真相埒。这就是无可置疑的‘真实’。这种丰富性源于狄更斯的非凡感知力和非凡表达力……实际上，以质地结构、想象形态、象征手法以及由此达至的凝练而论，《艰难时世》给我们的感觉当是在诗歌作品之列。”类似的批评文字，在文学批评经典中俯拾即是。
这些堪称典范的批评语言，并非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自觉锤炼语言的结果，而是其艺术感受力、认识能力、鉴赏能力、概括能力、分析能力和阐释能力的外在表现。经常阅读这类批评经典，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我们的语感；而要拥有作为这种批评话语之基础的艺术感受力和评价能力，除研读批评经典外，还应熟读作为文学批评感性基础的经典作品，更需要基于这些阅读的思考与练笔。“开卷有益”无疑是正确的，但“卷”的选择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