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科 理论研究

不平等加剧下欧洲“社会契约”的重塑及其局限

袁文坤

2023年04月21日 07:49

张金岭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当代欧洲社会正面临着多重困境,涉及失业与贫困、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社会流动性趋缓等,其中最严重的当数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等不平等现象,这在各国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呼吁重塑“社会契约”的声音近些年在欧洲不断增强。此种诉求意在推动现有制度的结构性变革,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博弈的方式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进行一定调整,以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带动诸多问题的解决。深入理解欧洲寻求重塑“社会契约”的时代背景、可能走向及其内在局限,是洞察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发展态势的一个窗口。

一、不平等现象及其背后的多重系统性危机

当下的欧洲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及其背后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的互生同构,充分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困境。

(一)不平等问题持续加剧及其影响

欧洲社会诸多不平等现象中最突出的是经济不平等,表现为劳动收入与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之间的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现象就开始在欧洲逐步加剧。经合组织(OECD)于2017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目前欧洲收入不平等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最富有的前10%人口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后10%人口的9.5倍,比20世纪80年代高出2.5倍。相较于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表明,自2010年以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60%;而且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人群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在欧洲许多国家,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进一步导致了巨大的财富悬殊。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如此强烈的变化,充分折射出欧洲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加剧至何种程度。

在经济不平等之外,欧洲各国民众对其所面临的地位、权利、教育、健康、机会、性别、族群、政治等方面不平等的加剧同样敏感,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言,收入、薪酬和财富并不是衡量不平等的唯一标准,若要厘清不平等问题对欧洲的深刻影响及其激发的诸多思潮与诉求,必须要注意到不平等现象在多个领域内的蔓延与加剧。

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同样是复杂的。很多研究将之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却忽视了更重要的客观因素——各国再分配及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未跟社会变迁与时俱进,从而导致了制度性不平等的加剧。可以说,不平等是政治选择的结果。皮凯蒂的研究已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力量不断增强,而劳动者的利益则持续遭受侵蚀,正如他所言,所有迹象都表明,21世纪资本的收益率将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收益率大约为4%~5%,而经济增长率只有1.5%,正是有这种差异的存在,不平等现象才持续加剧。很明显,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与各国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欧洲国家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主要是政策和政治的结果,是新自由主义强化市场而弱化“社会保护”的恶果。在资本权力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向资本利益的倾斜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普遍特征。新自由主义在强化市场和竞争逻辑的同时,并未能同步实现其所承诺的对收入分配的涓滴效应,相反却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加剧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侵蚀着既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助长了政治极化现象,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不平等不仅造成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导致富人对穷人拥有不可接受的控制权,还折射出经济制度的不公平,破坏表面上的政治公平——不但富人对立法者或其他公职人员的影响力有优势,而且人们缺乏平等的机会来影响选举结果及更广泛的政治决策。21世纪的政治商业化给超级富豪们提供了操纵政治制度的全套新工具:富人可以收买教育改革方案、慈善机构、智库、立法话语权、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其观念的无休止宣传。恰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等人所指出的,在富裕公民和贫穷公民有着相互冲突的偏好的那些问题上,政治结果与富人(收入居前10%)的偏好密切相关,而与穷人(收入居后10%)的偏好完全无关。

不平等现象之所以成为当代欧洲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并非因为它是新鲜事物,而是其严重程度超出了普通人所能容忍的边界。当贫困、被剥夺感和被排斥的感觉达到一定拐点,颠覆性社会行动将会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这正是当代欧洲社会所面临的另一种危险。

(二)多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互生同构

在欧洲社会普遍面临的不平等问题背后,还潜藏着多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它们互生同构,持续恶化其社会生态。

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全面管控导致了经济-社会的失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更加贪婪,受此影响各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支撑国家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经济基础受到冲击,也影响了广大民众的生计模式,使得人口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普遍性失业早已成为一种常态,有时还甚为严重,导致社会大范围出现贫困现象。低迷的经济增长使得财政压力加大,也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实践使得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广大民众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民意代表与被代表的民意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政治精英不会代表普通选民,他们代表的是其身后的大公司、大资本,因此,出现职务腐败、以权谋私等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他们对权力与利益的贪婪使得民众对其厌恶至极,进而也造成了后者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普遍不满。很多人对传统政党的信任早已消耗殆尽,在其眼中,这些政党很少考虑民众的处境及其需求,同时无力应对与纠正金融资本主义给整个国家与社会带来的威胁及其恶果。

在社会领域,社会分化之深以及阶层固化之坚,使得所谓的社会团结变得愈加困难,社会内部潜藏的矛盾与冲突异常尖锐。青年人普遍感觉到未来没有希望。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导致党派林立、选票分散,众多民意代表背后仅有少数选民的支持,实际上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真正的合法性。就此来看,程序民主的结果并没有真正地实现“人民主权”。

以上政治、经济与社会三方面的问题并非孤立,而是相互缠绕,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危机。只有一种系统性的变革才能从整体上扭转这一困局。

二、重塑“社会契约”被视为危机治理的关键命题

在种种危机所积聚的压力之下,各国民众一直渴望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从根本上理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困顿,要求重塑“社会契约”则成为最具张力的一种诉求。

(一)欧洲各方广泛呼吁重塑“社会契约”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就已开始出现要求重塑“社会契约”的呼声,借以推进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当然,此种诉求并不仅仅着眼于应对不平等问题,还包括各国所普遍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困顿,要求变革其生产、增长、分配、税收、就业、消费与服务等众多领域内的制度机制,形成新的发展秩序。正如时任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伯努瓦·科雷于2013年公开表示的,欧洲所面临的挑战是重新定义“社会契约”,以保护欧洲经济社会模式的可持续性。

从当代欧洲的现实来看,各国社会内部正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社会契约’正在遭受破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完全崩塌”,这尤其体现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目前“绝大多数人口的经济福利和社会福祉受损,他们的收入再也不足以承担相对体面的生活”。由此,民众普遍对现有制度提出了质疑。导致欧洲民众不再信任现有制度格局所体现的“社会契约”的各种原因,主要集中于“不平等、大多数再分配政策失效、人们感到遭受排斥或被边缘化,以及感到社会不公的普遍情绪等问题”。很明显,不平等以及财富向少数特权阶层的聚集,助长了反精英统治、反现行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民粹主义的情绪的滋生。这些问题的存在自然导致欧洲社会运动频发,同时也使得右翼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政党获得了赢取政治权力的机会,在多个国家成为执政党。西班牙学者曼努埃尔·穆尼兹认为,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欧洲社会既有“财富生产与分配方式”之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的直接反应,如果其结构性裂痕得不到正面解决,西方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将会动摇。就此而言,维护现行政治制度的安全是欧洲各国强调“社会契约”重塑的重要目标之一。

欧洲各左翼团体也集体表达了坚定支持重塑“社会契约”的声音。2019年,葡萄牙、德国、卢森堡、西班牙、瑞典等国家政府中负责就业等相关事务、出身左翼的部长们共同提出了重塑“社会契约”的5项关键条款,涉及减少欧盟成员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集体解决失业与社会排斥问题、加强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强调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以及加强社会对话等。

近年来,“黑夜站立”运动(2016年)和“黄马甲”运动(2018年)成为欧洲民众要求重塑“社会契约”的代表性事件。这两场社会运动虽然兴起于法国,但很快就外溢至欧洲各国,并引发较为广泛的情感共鸣和行动响应。从其发展态势来看,以劳动法改革、燃油加价等为导火索,引发民众激烈抗议、批判其日益恶化的人生境遇、日渐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和不断缩水的社会福利等,批判的矛头直击国家制度弊端。在民众所表达的诸多改革意愿中,既涉及要求改善民生、寻求平等与公正的内容,也涉及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重塑国家的政治机制等要求。可以说,这两场社会运动较为全面地折射了欧洲民众要求重塑“社会契约”的底层声音。2019年春天,在“黄马甲”运动引导法国社会对其制度体系进行深刻反思的背景下,法国有19家社团、工会与互助组织着眼于生态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公正,以“为了赋予每个人以生存的权力”为主题,提出要建设新的社会与生态契约。眼下,重塑“社会契约”普遍被欧洲各方视作应对失业、不平等以及数字与绿色转型等重要挑战的关键。在欧盟就业与社会权利专员尼古拉斯·施密特(Nicolas Schmit)看来,欧洲未来若不制定新的“社会契约”,就无法摆脱导致个体、企业与国家面临失败的现有危机。可以说,重塑“社会契约”已成为欧洲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新范式。

(二)政治压力下的“社会契约”重塑及其内在局限

不平等问题的持续加剧、多重社会矛盾的共生,不断削弱欧洲的政治机制、威胁其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欧洲左翼对不平等等诸多危机的批判尤其强烈,他们既指责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在根本上造成的不平等,也指出现有社会福利制度、税收政策、权力机制等已逐步失灵,无法适应欧洲社会的变革与转型。

如今很多欧洲国家在维系公平、打击社会排斥等方面裹足不前,民众对政党政治与政府机构的怀疑一直在持续上升,使政府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对政府治理成效感到失望,一些民众开始转向支持反建制和持有欧洲怀疑论立场的政党,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即是这种不信任情绪的显著映射。从法国国民联盟到瑞典民主党、再到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从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到法国“不屈法国”、再到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它们纷纷提出反建制的诉求,试图确立新的政治机制。

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学者雷尼尔·贝尔格玛(Reinier Bergema)等人提出“纵向张力”(vertical tensions)的概念,用以描述欧洲国家公民与政府(包括欧盟)机构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纵向张力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反馈机制。由于各国政府与欧盟无力解决长期存在的一系列民众强烈关切的问题,如社会不平等、福利保障式微等,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些被边缘化的公民群体认为其安全与生计受到威胁,就不再倾向于支持所属国家与欧盟的现行制度,他们强烈要求的变革指向“社会契约”的重塑,以期维系其应有的权利。

作为“社会契约”失范的表现及其结果,当代欧洲民粹主义的抬头同样也给“社会契约”的重塑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但是,民粹主义者虽然能尖锐地指出欧洲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能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他们“在基础概念、理念基础、政治动员、价值诉求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都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属性”,同样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资本限制”与“自我限制”的“双重陷阱”和内在悖论之中,并不能真正实现平等、公正等正义诉求。

“社会契约”论为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哲学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契约”既具化为法律、法令、规章等制度规范,也表现为人们所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它在本质上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协商的结果。

但是,从马克思对“社会契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社会契约”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锐利武器,另一方面,它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对“社会契约”所代表的片面自由观及其所基于的抽象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恰是因为其抽象的理论基础,才使得社会契约论“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既要看到欧洲国家通过倡导“社会契约”重塑实现新的社会平衡的诉求,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所在,尤其是在回应民众平等诉求方面的片面性。

三、审视“社会契约”重塑的三重要素

在当代欧洲语境下,民众所期待的“社会契约”的重塑,自然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权利及其基本原则的重申,而是要通过制度的调整与完善,解决包括不平等在内的诸多社会危机,尤其要进行深刻的政治机制改革,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不平等问题治理的角度来看,基本上呈现为如下三重要素。

(一)制度重塑:能否建立更为公正的社会发展秩序?

应对不平等问题是一项系统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工程,需要在制度层面确立一种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机制。恰如古特雷斯所言,新的“社会契约”要消除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从其根本上讲,是要纠正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系统性不公正问题。

在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比利时学者菲利普·范·派瑞斯(Philippe Van Parijs)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构想,其主张不考虑任何一个个体的身份、家庭以及工作等情况,着眼于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而发放一定的经济收入。他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21世纪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全民基本收入”试图缓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内在张力。它试图弥合现有裂痕、回应不平等问题,但却缺少付诸实践的条件,接近于空想。在德国经济学家海纳·弗莱斯贝克(Heiner Flassbeck)看来,如果“全民基本收入”仅每人每月1000欧元,就会摧毁德国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的支柱。实际上,“全民基本收入”绝不能作为一种孤立的机制来回应“社会契约”重塑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尽管经济不平等问题十分严重,但单纯的经济手段并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即便是所需要的经济手段本身也是得通过斗争——尤其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才能实现的。当前想要在根本上遏制导致分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强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才有可能,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的高涨曾推动了《底特律条约》——劳资协商分享生产率增长红利——这样的“社会契约”的签订。

近年来,减少不平等也是欧洲民众努力推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他们要求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工资水平、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权益、增加福利保障等,目的是将劳动者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改变他们身处其中的不平等困境。劳动力市场改革在实践中确实可以纠正某些不平等现象,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形式平等”并不能掩盖“实质不平等”,欧洲民众所面临的巨大的财富差距实质上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使然。在劳动收入与资本所有权及其收益之间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劳资范畴内“社会契约”的重塑更加迫切。但是,仅是劳资谈判与劳动力市场改革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如今欧洲各国“劳动组织尤其是工会的衰退直接影响了工人在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同时,“打压工会并挤压集体谈判的制度空间是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新右派政治的首要政治目标”。因此,很多人意识到必须跳出这一范畴,通过多领域联动重塑新的价值取向、制度结构及其政策体系,借以带动包括劳资关系在内的诸多问题的解决。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欧洲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令广大民众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活动的意义及其目的。上文提及的法国多家组织提出的重塑“社会契约”的建议就呼吁,让团结与社会公正的要求置于经济活动之核心,要创建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比如设定企业高管的收入上限、规范不同薪酬之间的差距,以推动经济模式更具集体性,让每一个人都受益。

欧洲民众还普遍渴望实行更加公正的税收制度,以纠正收入和财富向资本大规模转移的问题。税收制度有助于提升政府的财政能力,以维系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在皮凯蒂看来,在“公平社会”里累进税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能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能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还可以使收入和资产变得透明化、公开化。但是,皮凯蒂提出的对任何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征收90%的财富税的做法,相当于是对资本实行公有化,这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难以实现的。税收改革一直是欧洲各国政党政治交锋的焦点,近年来它们就此产生的诸多分歧,充分反映出在“社会契约”重塑中完善税收机制所面临的困难。

综合来看,应对不平等等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重新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与财富分配机制,重新实现劳动者与资本协商分享生产进步的成果,才能在改良的基础上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尽管这种做法只是改良,可囿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本性,所谓“公正”的社会发展秩序总是相对的,它无法公平地惠及整个人民集体,“社会契约”的重塑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寻求相对平衡的一种权宜策略。

(二)政治重塑:强化国家与政府的责任能否保障人民的根本权益?

在民众强烈反对不平等的背景下,很多人呼吁并致力于在政治重塑中强化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巩固公民权利保护的政治机制。

就导致欧洲目前众多困境的原因而言,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与政府责任的缺失,以致无法维系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有人认为,需要在“社会契约”的重塑中重新确立国家及政府相对于公民与社会的责任。也如皮凯蒂所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不一定意味着民主和精英管理的进步,政治力量才是解决当代欧洲社会诸多困顿的主要动力。

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改革部分游戏规则和永久性强化政府的作用,被认为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且这在欧洲已成为一种广泛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表明,市场不是万能的,欧洲社会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来应对。在强化国家与政府作用的实践中,最为重要的是强化它们对市场的监管职责与能力,将社会公正置于经济活动的核心,要完善诸多制度以使所有人能够相对公平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欧洲民众希冀通过“社会契约”的重塑变革财富分配的机制与结构,实现财富在富人和穷人以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理分配,而推动此项改革的主要责任同样在于国家与政府,二者具有足够的权威代表人民推进制度变革。

在2022年法国大选期间,马克龙竞选纲领中提到的“三个公约”——代际公约、生产公约与共和国公约——鲜明地体现了基于国家角色重塑“社会契约”的想法。他主张,在“代际公约”框架下,要让年轻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具人情味,还要关注人们的健康、减少贫困、增加就业团结收入等。在“生产公约”框架下,让法国赢得经济力量与独立性,既要推动实现充分就业,并确保性别之间的职业平等,又要规划生态转型,通过再工业化建设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法国。在“共和国公约”框架下,建设一个权利与义务的共和国,加强移民管控,强化价值观与法律监管下的社会安全秩序。显然,这三个公约并不是在系统思考如何重塑“社会契约”的角度上提出的,但马克龙借以提出的改革思路与政策主张却是朝此方向,回应民众期待、重塑国家与政府的责任。

在今日欧洲,选民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倾向于支持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政党。“非左非右”的“共和国前进党”(现已改名为“复兴党”)已在法国连续赢得两次总统选举,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崛起则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证明。为打破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的恶性循环,聚焦于选举改革的努力还只是必要政治改革措施的一小步。欧洲民众普遍要求进一步共享权力,不但在公共政治领域主张要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共同建构公共政策,还要求在企业内部共享权力,以增强普通劳动者的力量,而能为此机制提供保障的则是在“社会契约”中重塑国家与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责任。

但是,在资本主义政治机制下,国家与政府责任的履行受制于资本掌握的权力游戏,选举政治所推动的权力更迭总是会在根本上服务于资本的核心利益,“社会契约”重塑所推动的国家(政府)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寻求危机减缓的一种政治手段,并不会真实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意义上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危机重重的时代背景下,欧洲国家通过重塑“社会契约”所要强化的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在根本上也只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障自然不是“社会契约”重塑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此而言,即便是“社会契约”的重塑会使不平等问题在未来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也得不到根本治理。

(三)价值重塑:技术进步能否维系公正的劳动价值与伦理?

在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不平等的加剧使得维系劳动价值及其伦理彰显出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在欧洲民众的期待中,劳动价值及其伦理的维系涉及两个关键取向:一是重新确认作为社会之必需的所有职业的价值;二是协调技术与劳动之间的冲突,确认劳动伦理及其对于人之生存的价值。重塑“社会契约”,不只是被期待应对包括不平等、权力机制失衡等在内的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类社会的运转更能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传统产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重新确立劳动的价值及其伦理是保证“社会契约”可持续的当务之急,这不仅涉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更直指人的生存及其劳动伦理的问题。

欧洲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反映出劳动者工作的内在价值与其所获经济报酬之间的深度脱节,显著的例子是维持社会运转所必需的一些岗位获得的报酬往往最低;不稳定就业日益成为常态,更多人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不安全问题,比如在英国,大多数护理人员签署的是“零工时合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时无常,其收入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在欧洲各国,滥用短期合同与兼职工作的用工机制,越来越成为工作不稳定的表现,也成为民众呼吁重塑劳动价值所要打击的一种现象。因此,从治标的层面讲,需要在全社会层面对职业薪酬结构进行调整,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给予那些职业从业人员的报酬方式。

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可能会进一步分化劳动力市场。未来,欧洲将至少有40%的就业岗位被机器取代。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导致很多类型的常规性和重复性工作的消失,并提高对就业劳动技能的要求,而经济运转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可以说,在技术进步大规模、全方位地替代人工劳动后,工人如何生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解决劳动力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矛盾,维系人的劳动尊严及其获取体面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是欧洲未来“社会契约”重塑必须考虑的问题。

科技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自然会极大地减少生产对于传统劳动力的依赖。因此,资本掌控下的技术进步是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还是会对人造成新形式的压迫,并加剧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使普通劳动者更加依附于资本呢?很明显,在资本所驱动的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社会契约”的重塑并不必然会推动形成可以突破资本利益边界而真正服务于人民利益的劳动制度,这也恰是西方国家“社会契约”重塑在劳动价值重塑方面的局限所在。

在数字技术革命可能深刻改变劳动形式、就业结构,并会使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的背景下,技术进步的收益是被广泛分享,还是集中到极少数人群手中,并不取决于智能机器如何设计,而取决于如何制定适应新机器时代的明智政策。当然,这种明智政策的制定又取决于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这种改良,只能是拭目以待。

四、重塑“社会契约”与欧洲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以不平等为主要表征的诸多危机,欧洲社会早就认识到既有制度与政策的修修补补是难以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必须推动更为深刻的、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变革,才能带动不同领域内现有危机的扭转,而重塑“社会契约”就是日益成为各方共识的一种变革范式。

应当看到,欧洲“社会契约”的重塑,实际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再平衡,借以调整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调整政治权力的运转模式,调整社会生活的秩序结构。当然,重塑“社会契约”的具体方案会因国家而异,并没有现成可用的模式,因为每一项潜在的解决方案都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不过,有一些关键议题是欧洲民众普遍关注的,比如,对公正的社会发展秩序的维护、对国家与政府积极角色的强化、对技术进步背景下劳动价值的再确认等,它们涉及当代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性调整。

欧洲各国民众提出重塑“社会契约”的诉求,既是为了追求正义,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增强其韧性。在欧洲各国,尽管希望重塑“社会契约”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一被期待的变革实践却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在欧洲国家,“社会契约”的重塑同样受制于其“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各国制度框架、政治机制与价值体系的变革,以及民众所期待的国家与政府责任的落实,均受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约束,以致结构性困难普遍存在。其次,“社会契约”涉及劳动与资本利益的重塑,这样有可能会侵犯某些资本集团的既得利益,由此也必然招致强大的阻力,而且资本集团往往拥有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动员力及话语权,拥有左右未来“社会契约”基本体系的能力。最后,严重失效的社会对话机制如今已成为欧洲各国达成变革共识的重要阻力,在诸多诉求与矛盾中最难以调和的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要二者协调日益分化的利益诉求,本身就非常困难。而且,欧洲民众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同政府与传统政党及其政治精英进行对话的信心与耐心,认为只有借助于激进的方式才能引起重视,这就更加重了“社会契约”重塑实践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痼疾,“社会契约”的重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洲各国目前的种种危机,因为此种变革范式依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并不会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构成挑战,故而也不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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