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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写的是哪个时代、何种社会

孙喜

2019年11月15日 03:18

晏绍祥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11月13日 10 版)

古代希腊人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脍炙人口的史诗。在古代,两部史诗都被视为荷马的作品,也经常被作为历史证据对待。希罗多德的《历史》就以荷马史诗的传说开篇,提到了帕里斯拐带海伦,因而引发特洛伊大战的说法,进而引申到公元前5世纪前期发生的希波战争。修昔底德在回顾希腊人海权的发展时,固然以米诺斯开头,但也把特洛伊战争作为他讨论的对象。只是两位历史学家都相当理性:希罗多德明确否认了拐带妇女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提法。他援引波斯人的看法,认为除非妇女们自愿,否则不可能被劫走。修昔底德则宣称,诗人明显夸大了自己主题的重要性,并且恰当地对战争迁延10年的说法进行了分析:那时希腊人财富不足,不得不分出相当部分人手到特洛伊对面的凯尔索奈斯耕种土地。如果希腊人开始就全力以赴的话,则特洛伊断难支撑10年。然而,两位史学家都不曾怀疑荷马所记载的特洛伊战争本身的真实性,更不会否认荷马是两部史诗的作者。

然而,这样的情况到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性的史学家们一般都不认同荷马的记载,尤其是其中夹杂了太多神奇的内容,如神灵亲自参加特洛伊人或希腊人一方战斗,直接干预人间的事务等。沃尔夫更证明,荷马史诗是在民间口传诗歌的基础上拼合而成,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虽然他的结论赢得了众多支持者,但相信荷马史诗是真实历史记载的也代不乏人,而且他们的信仰,因为19世纪后期德国商人施利曼在土耳其的希萨尔立克山丘以及希腊大陆上迈锡尼等地的发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证实。一时之间,荷马似乎成为了迈锡尼世界的史学家和向导。不过美国学者帕里的口传诗歌理论,再度向荷马史诗作为统一整体的观点发起了挑战,英国工程师文特里斯对线形文字B的解读,以及因此揭露出来的迈锡尼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基本把荷马与迈锡尼世界区分开来。

在把荷马史诗的记载与迈锡尼世界的状况区分开来的研究中,芬利的《奥德修斯的世界》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该书初版于1953年,本来是维京出版社向他约稿的副产品:出版商希望他写一部面向大众的希腊史,可是他连第一章的初稿都未完成,而是转向了荷马史诗研究,其结果,就是1953年出版的《奥德修斯的世界》。芬利的意图,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统一的荷马所描绘的社会图景,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他要为荷马史诗提出一种在人类学上和社会学上站得住脚的解读”(《导言》第III页)。所以,他从制度史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去观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描述英雄们在其中活动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实际。在回顾了荷马史诗与希腊人的关系,以及简要论及近代学术后,芬利明确宣称,“如果说欧洲历史以希腊人为开端,希腊的历史则确以奥德修斯的世界为其源头”(第14页),直接切断了荷马与迈锡尼世界的联系,因而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在古典学界和历史学界引起了反响。简要检索一下相关书评,从1955年以来,该书的书评不下10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芬利正因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失去了在罗杰斯大学的教职。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得到了莫米利亚诺的帮助,得以顺利前往英国任教,先去了牛津大学,但很快转到剑桥大学,并在那里找到了他理想的同行。此后直到1986年去世,他一直在剑桥大学工作,并在那里提出了他著名的古代社会经济史理论。

该书共分5章,分别讨论了荷马史诗在希腊人中的地位、史诗的创作、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芬利承认荷马史诗带有前希腊色彩,但本质上仍属于希腊人的作品,如果真有一个统一作者的话,则《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可能是两个而非如希腊人认为的一个。他注意到米尔曼·帕里的口传诗歌理论,而且用它来分析荷马史诗写作的时代,但他认为英雄诗歌的典型特征,是拟古风格,即故意与自己创作的时代保持某种距离。这样,虽然荷马史诗可能写作于公元前8世纪,其反映的社会,却既非迈锡尼时代,也非公元前8世纪,“如果一定要将奥德修斯的世界置于某个时间点的话(因为我们从英雄诗的比较研究中了解到的一切都要求如此),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公元前10世纪和前9世纪。”(第43页)不过他也意识到这样的定年或许并不完全合适,因而认为那是历史学家的特权。

如众多书评人都认识到的,该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三到五章。第三章的核心是经济,重视荷马社会的社会分层与大家族。他指出荷马社会的基本区分是贵族和平民,世袭贵族垄断着绝大部分财富和全部权力,一般平民几乎没有可能上升为贵族,更不用提经常出现于史诗中的奴隶。在这个社会中,土地主要用来放牧,贵族的主要财富,也表现为牲口的数量。他们获取财富的方式,或通过战争和掠夺,或通过礼物交换。贸易和手工业受到鄙视,一般的农业劳动被视为下层阶级的活动。第四章关注社会和政治。他认为家族是核心,权力的基础来自家族势力和家臣数量。大家族中除了贵族及其直系成员外,还包括旁系、被他们庇护的外来逃亡者和奴隶。即使城邦的组织已经萌芽,也非常原始,长老会和人民大会固然已经出现,但都没有定期集会的制度。在长老会上,虽然所有贵族都有资格发言,但他们的意见只是建议,并无约束力。同样,人民大会也只能通过噪音表达意见,而且不会得到首领首领们的重视。不过国王们自身的权威也不巩固,通行的原则是“国王死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开始了”,而不是君主制已经胜利后的“国王死了,国王万岁”,他们能否保住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个人和家族的力量。因此,荷马时代政治体制的典型特征,是“较大程度的随意性、流动性和灵活性”(第82页),也就是非制度化特征。相应地,在道德体系上,荷马笔下的英雄们根本不会顾忌任何制约。他们没有社会义务感,没有对共同体的责任感,他们所要的,就是不断炫耀勇力,以及因此获得的荣誉和财富。除《奥德赛》的最后似乎显示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意识外,荷马社会的英雄们基本不不知道正义为何物。

芬利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前城邦时代的、原始且野蛮的希腊人社会。它与城邦时代的根本区别,在于城邦时代克制了英雄们一味追求个人荣誉的冲动,并且借助神灵,创建了一整套的城邦式道德体系。他对史诗所做的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解读,为理解荷马史诗开辟了新的道路。概括起来说,这条新路是把荷马史诗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其反映的时代,并且据此判断这个社会的性质。虽然他的努力遭到某些传统古典学家的批评,认为他把史诗作为历史文献,糟蹋了西方历史上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他的做法明显赢得了众多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首肯,哪怕他们并不完全认同芬利对荷马社会的具体判断,但都承认他对荷马史诗的解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许多过去的问题。从那时起,任何触及早期希腊历史的人都无法忽视芬利的看法。尽管学者们对荷马史诗反映的具体时代仍有分歧,对其中的诸多具体问题,例如荷马史诗到底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史诗与迈锡尼世界以及古风时代的关系,荷马社会中的城邦与王权,民众和贵族在新兴城邦中的地位等,都仍存在争议,甚至斯诺德格拉斯那样的人,会完全否认所谓荷马社会的历史真实性,但荷马社会从此成为了一个“令历史学家头疼的问题”。在《权力与责任》中,阿德金斯从芬利的基本假设出发深入探讨荷马社会的道德;莫里斯在《对荷马的使用和滥用》《墓葬与古代社会》中,试图给芬利的文献分析补上考古的证据;默里在《早期希腊》中则构建了一幅更加活跃的贵族社会图景。另有诸多学者从迈锡尼的遗迹、城邦的形成和政治思想的变迁等不同方面,对芬利做出回应或修正。总之,《奥德修斯的世界》之后,学者们勾勒出的奥德修斯的世界,真的与20世纪前期非常不同。线形文字B的解读与近年来的考古研究,不过是证实了芬利的看法:荷马的确不是迈锡尼世界的向导,他预示的,是城邦时代的发端。

中文译本依据的是1978年的第二版,其中补充了芬利1974年就任古典学会主席时的学术报告《重温奥德修斯的世界》以及他同年所做的惠勒讲座的《施利曼的特洛伊——一百年之后》,很有意义,外加一篇书目介绍。它们反映了20多年后芬利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以及从1953年到1978年之间围绕《奥德修斯的世界》所发生的争论,至今仍不乏学术价值。奈登的评价表明,即使在该书出版65年后,它仍值得所有读者细细阅读和研究。

同样重要的,是两位中译者的译文相当传神地表达了芬利的风格:简明扼要,直奔主题,但有时不免好辩。全书的校对显然相当认真,笔者只是找到了两处小的印刷错误,一是导言第III页的“自恰”似应为“自洽”之误;第128页正文倒数第3行的“利物”或为“礼物”。而将community译为“社群”,虽然不错,但总感觉过于现代,也许“共同体”更加适合荷马社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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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5日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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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昌武先生的“古典诗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