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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走出近代史

《走出中国近代史》

孙喜

2020年06月19日 01:54

张向荣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10日 10 版)

章开沅先生的随笔集《走出中国近代史》收录了他新世纪以来的演讲、序言、评论、发刊词,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纪念日写下的文章。这些随笔不是游戏笔墨的闲谈,而是章开沅先生在晚年出乎毕生阅历、又切合当下时弊的思考。乍读这些文章的话,读者可能会觉得语言十分平易,意思通俗易懂,思想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地方,显得颇为平淡。不过,熟悉章开沅先生、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熟悉中国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以及对当代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有过一些了解的人,就不会这样看,而是从这些文章中看到颇为宏大的学术思考格局、发现毫无隐讳的批判力量。1926年出生的章开沅先生今年已经94岁,这不由得令我想起了那首常常被引用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这本随笔集的题目,取自书中一篇文章的名字。如果只是一般性地为这个集子取个名,那么书里收录的第一篇《读书与做人》,以及《历史的公正》《史学的品格》等都可以拿来做书名,其中《读书与做人》是2005年章开沅先生给学生所做的演讲,当时在网络上曾广为转发。但本书却取了一个更“小”,也更学术化的名字:走出中国近代史。何谓“走出”?为什么要“走出”?

凡是接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人,都能说出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分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时期”,一个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前一阶段以往被称为近代,后一阶段则被称为现代。但从上世纪以来,对这种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划分为近代和现代的史学主张,学术界就颇有反思。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章开沅等诸多学者的努力,才逐渐厘清这一问题,把从1840到1949年统称为近代史现在已是共识。罗志田先生也论述过,称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最显著的变化”(罗志田:《转变与延续: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偏重中国近代史研究》)。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覆盖的时段也正是1840到1949年,而且十卷本的分卷作者,出自章开沅先生门下的就有多位。

那么,如何“走出”?在这篇文章里,章开沅先生用了八个字来概括:上下延伸、横向会通。前者是从时间的维度,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认识到近代史是古代的延续,“首先就是走出这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在基础知识与学术视野两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同时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因为旧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经济、政治、文化……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立刻消亡”(p39)。后者则是从空间的维度,强调局部与整体的内在联系,认识到中国近代史同样属于世界史的一部分。

走出僵化了的时间范围,走出囿于一域的空间局限,这就是章开沅先生对“走出”的论述。而他本人,当然是实践者和先行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敢为人先章开沅》,载《光明日报》2016年7月28日)

如果说“走出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那么就有必要将目光从学术问题转向社会问题。这当然符合章开沅先生一贯关注社会、关注青年学生的取向。这本随笔集里收录的其他文章,大部分都没有直接谈论近代史,有的谈历史学科的价值取向,有的谈治学之道,有的谈某个具体人物或事件,有的谈知识分子的立场本位,有的谈读书与做人。章开沅先生不厌其烦地讲,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良心、要有批判的本能;要用超越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要建立“理性爱国主义”;要反思过去的苦难,不要倒退回自我的浩劫;知识分子要把“真实性”作为命根子,不要曲学阿世,等等。这些难道不是常识吗?不是“老生常态”吗?为什么还需要一位老先生在晚年苦口婆心地来说呢?这恰恰说明,“走出中国近代史”在学理上已经基本完成使命,但社会价值和社会心态层面,还未实现。什么时候,我们再也不需要重复讲这些“常识”,那才说明我们真正走出了中国近代史。

章开沅先生有一句名言常被引用:“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他中学时,因为写作文表达了进步思想而被开除,反而给了他加入抗战军队的契机。抗战胜利后,他进入金陵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又因为相似的原因,尚未毕业就跑到了解放区。1980年代,他成为被选出的大学校长,又在

1990年代以近七十岁的年龄申请“留学”。前几年,他又因主动请辞“资深教授(等同院士待遇)”而受到关注。这不是很像他的这句话吗?不断给自己的过往划上一个又一个句号,却在个体的品格、思想的追求、人生的境界上不断远航,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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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19日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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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笔下的“第三帝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