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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文心雕龙?通变篇》的“通”与“变”

宋扬

2008年09月24日 10:20

 
摘要:《文心雕龙》体大精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研究已非常深入、深刻,但涉及到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厘定,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心雕龙•通变篇》就是一例,龙学研究者公认为刘勰在《通变篇》所要说明的是文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我认为《通变篇》在《文心雕龙》五十篇中地位卓著、意义重大,是刘勰文艺思想最集中体现的篇章之一。何谓“通变”,仅仅概括为继承和创新还是过于笼统,本文试图结合《文心雕龙》全篇思想内容,来更详细地去管窥《文心雕龙•通变篇》中的“通”与“变”。
关键词:管窥   《文心雕龙》  通变
《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是传统观念与时代思潮的集合,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毋庸置疑,刘勰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他在三十多岁时,“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i]梦见一回孔子,便兴奋得不知如何。作《文心雕龙》,也与他对孔子的崇仰有关,有阐明文章之源俱在于经典的意识。《序志篇》里他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义,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但刘勰对儒家文艺思想也并非完全赞同,把文学强调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他是在儒家质朴雅正的外衣下,来建立他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境界,即以经典的雅正为主体,而参酌以奇丽。其中,“通变”集中地体现着刘勰的继承传统与结合时代思潮的辨证的文艺思想,通变观是贯穿刘勰文学思想的不可分开的理论整体,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试着对通变分而论之。结合刘勰文学理论体系,“通”的更确切的内涵,至少包括下列诸义。
一、通是“自然天道”                                            
刘勰在《通变篇》中着重说明了文学创作中应注意继承文学发展中必须继承的东西。魏晋南北朝之所以被称为文学的自觉的时代,就在于人们积极主动地去探索文学作为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问题,不再把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或附庸,赋予文学以崇高的地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刘勰在曹丕给予文学以崇高地位的基础上,把文学的发展阐发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道”高度。《原道篇》刘勰根据《易经•系辞》的天道自然观念来说明文章“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有心之器”所创作的美丽的文章,是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等“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的合乎自然的反映。刘勰所谓的自然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主宰一切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最高观念,也就是《通变篇》所说的“名理有常”的“有常”的一类。刘勰认为文学是自然的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做文章必须注意把握合乎“自然之道”,即天有天文,地有地文,人有人文,刘勰总结说“莫不原道心以敷章”。
还应该注意的是刘勰这里所说的“道”与后来唐宋古文家所说的“道”不尽相同。他是指合乎自然的天道,而不是指儒家的伦理之道。天道自然,这是魏晋南北朝玄学中的一个命题,引申为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反对人为拘束观念,但刘勰把自然之道与儒道相互捏合,认为儒家圣人的经书最能“原道心以敷章”,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所以要“征圣”——向圣人学习,要“宗经”——效仿经书的榜样。刘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以雅正为最高准则的文学要求。所谓:“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篇》)至此,刘勰既以“道”的名义,赋予文学以本体论的崇高地位,又以同样的名义,要求各种文章符合于雅正规范。实质上,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就是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现象。“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篇》)纠正齐梁诡奇轻艳,思想不够纯正的文学现象是刘勰的理论出发点。
陆机《文赋》的文学理论,在探索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上功不可莫,但是他对文学的思想内容重视不够,偏重谈论表现的方法技巧,即“会意尚巧”。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批评陆机“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所以,刘勰为了纠正时弊,使文学走上健康之路,他在《通变篇》中提倡“还宗经诰”,“参古定法”,“体必资于故实”。这些方法论,不免过于拘谨,但在当时文学形式主义泛滥的情势下,刘勰的文学观对文学的健康发展,还是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的。可见,原道、征圣、宗经,是“通”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二、通是文学创作过程本身的内部规律
从文学外部特征上来说,“通”是自然天道。刘勰对文学的探讨的精粹更表现在他对文学内部规律的深刻认识上,作为需要创作者们继承的“通”的另一重要内涵就在于此。刘勰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学理论体系完备,更在于其理论追求辨证性。他注重雅正的内容,但并非不要形式,既不像汉代经学家只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工具意义,也不同于唐宋古文家注重文以载道,此“道”专指儒家伦理纲常和刘勰的天道自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内容雅正的基础上,刘勰积极吸收、发展曹丕、陆机、挚虞对文学发展内部特征的探索成果,形成了他自己的一整套文学发展规律理论。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这些也正是刘勰在《通变篇》中总结为“名理有常”的“常”的部分,也即是刘勰所要求的需要继承的“体必资于故实”的“故实”。
我们不难发现,把握刘勰的“通变”就必须从刘勰整体文艺思想出发,才能说的清,道的明,刘勰所谓的“通变”的“通”的确切内涵,毋庸置疑地凡是刘勰认为的文学发展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的东西。正如上述所述的文是自然之道,这个根本性的本源,文人不可忽视;文学的内部规律,创作时也不可不考虑到。刘勰给文章家指明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就是儒家经典。当然,在《正纬篇》和《变骚篇》中,刘勰也强调了奇特想象和富艳辞采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刘勰本人也很重视声律和对偶的运用,《文心雕龙•丽辞篇》甚至说,对偶的辞句犹如人们的手足自然成双,单行的辞句反而不自然。刘勰极力赞赏的是屈原的文学创作形式,说他“取熔经意,自铸伟辞。”(《辨骚篇》)姑且不论能否熔骚体的奇丽在雅正规范之中,但刘勰的理论的出发点是合理的、健康的,追求内容与形式的不偏不倚。
三、通是各种文体的内部规定性
文学的内部规律性,还应包括各种文体都有各自的具体独特要求,这也要求文章家必须注意,所谓“凡诗赋书纪,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这些不同的文体,各有自己的特点,也是以此来互相区别,在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创作原则和方法。所以,《文心雕龙》的结构体系就是先总论,得出文学的本源;再进行文体论,挖掘各种文体的各自独特性;接着阐发创作论,指出文学创作过程的独特规律性。这里面都有刘勰所要求继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规律。
总之,诚如,张少康所说的“通,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的创作原则是历代都必须继承的。”[ii]而这些创作的基本原则大体上就是本文上述的三个方面。
刘勰的突出之处在于他的文学理论充满辨证性,在阐发创作过程中必须继承的“通”的同时,无处不在说明“变”。刘勰在《通变篇》中主要论述的是“通”,而对“变”的内容几乎没有说明,就是在为数不多的说明中还是充满着前后矛盾,对“通变”的“变”的厘定,还得结合《时序篇》来谈。可以说,刘勰是最早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的理论家之一,并且初步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例如,他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离乱,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论西晋时代,指出当时作家很多,但因为“运涉季世”,所以“人未尽才”。他最后总结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篇》)
刘勰之所以认为世风盛衰会影响文学的发展,也与他的文学本体论的认识有关。文学既然是天道自然的人文的反映与显现,那么人文是变化发展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文,本当就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各种文体也要求有不同的艺术呈现手法,以及各个作家的才性、气质不同,文章也就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和文学的发展而有新的发展与变化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至于,如何厘定刘勰的“变”,刘勰在《通变篇》赞中说的极为清楚“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就是创作上求日新,这个新不光是继承,是要变。从九代的文学沿革,是讲究“变乎骚”。楚骚不仅在内容上,在语言上,比兴手法上都有变。汉之赋,魏之篇制,都不光是继承,而有新变。但对自然天道的表现是历代文学的共性,所谓“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刘勰指出文学创作的“通变”观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对要求新变的原则阐发不够明确,尤其举出“五家如一”的例子,也不够恰当,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坐头等交椅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本文引原文均选此本。
[1]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5页,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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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8日 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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