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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张謇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他所领导的清末立宪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立宪政治的进程;他所创建的大生资本集团,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典型代表;他在南通建立的一系列学校,是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缩影,奠定了南通地区近代化教育的基础,影响至今。张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甲午状元,后弃官从商,经营实业,同时他还积极投身清末立宪运动,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张謇积极投身近代化事业,思想超前,目光远大,时代性可见一斑。但是从张謇身上,我们时常看到的却是一个中国传统儒者的形象,其早期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对张謇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思想行为中都带有儒学的深刻痕迹。本文试从儒学对张謇的影响这样一个角度,对张謇的思想行为进行一定的阐释,以期从一个侧面探讨近代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传统士大夫的行为动机和特征。 一、儒者、“状元资本家”集于一身的张謇 “天命观”是儒家对世界的基本认识。 受儒学“天命观”的影响,张謇头脑里也有强烈的天命思想,张謇有一句著名的话:“天下事成败在人,而所以成败者天。”作为近代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张謇对于人的能动作用极为肯定,他特别强调人在大自然中的能动性,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但是,他同时也不否认“天”的作用,将事物最终的成败归宿于“天”。他这里所指的“天”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两句话,他说: “以天理国势力论之”,“诚天道也,天无他,理有固然,势所必至而已”。“顺承天,而必反之以趋平施罔忒之天乎?”很显然,张謇所指的天是指天意、上天。可见,在张謇的思想意识中有着强烈的宿命论的观点,这种天命观的思想,限制了张謇世界观的认知水平。在张謇的世界观里,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人应该顺从上天的安排。对天命的认可,导致张謇陷入了“君臣之义久定”的狭隘认识中,使他对皇权顶礼膜拜,从而奉行君主立宪,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 儒家有句名言,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句话在张謇身上有充分的体现。由于张謇不排斥人的能动性的作用,因此他特别强调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不学而后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他认为人只有在学习中,才能得到知识,获得才能。他一再强调,不学习,则“昏庸者乐于因循”,强调注重实际学习的效果,因此他很崇尚汉赵充国所说“百闻不如一见”的话。这种注重实际的思想表现在其行为中,便是务实精神,张謇的这种务实精神,在他创办大生纱厂和兴办农垦公司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张謇的好友刘厚生以和张謇共同工作的亲身经历,来描绘张謇的这种精神,他记述道:“宣统元年正月……张謇到第二纺织公司小住三日,与我同往垦牧公司视察现状……我与张謇巡视公司,有时步行,有时用独轮小车……”。 总的说来,受儒学的影响,张謇对世界的看法基本上是天命观的唯心主义思想,但在处理具体事情上,他则强调人的能动作用,注重实际扎实的工作。 此外,张謇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也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远自《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著名论说,及至孔子“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言论,近至今文经学的长于言变,儒学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持肯定的态度。而在张謇的哲学思想中,也时时有言变之论;在其行为中,也可以窥见他对“变”的积极态度。张謇生活的时代,正是整个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时代;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对陈腐的旧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旧有的统治秩序已经不适应社会急剧发展的要求,张謇对此发出了“安在旧之能守”的疑问,并提出了一套“变”的依据: “法久必弊,则变亦变,不变亦变,不变而变者亡其精,变而变者去其腐,其理固然”。既然旧的东西不能继续生存,那么其出路只有“变”。戊戌变法期间,张謇积极参加强学会的活动,表现出对维新变法积极支持的态度;对清末的最大一次新政改革,张謇极为赞同和支持,他带着对新政的满怀期待之心,写下了洋洋洒洒一篇几千字的《变法平议》,说:“乘积弊之后,扶至锐之气,取一切之法而更张之”。他把当时的时局比喻为水,“譬诸水也,相其壅塞之无益,而为之川以导其流”,其求变之心可见一斑。张謇的持变思想,和儒家言变理论不谋而合。张謇之所以能大肆言变,虽然是在时局剧变的情况下,迎合时代潮流的举动,但不能不说他言变,是受了儒学言变思想的深刻影响。 如果以上仅仅是张謇和儒学思想的某些不谋而合的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再仔细看看张謇的一些论著,不难发现,在张謇的言论中,充满了对儒学思想的崇拜与赞赏。因此可以这样说,与其说是儒学在影响着张謇,还不如说是张謇在有意依靠儒学,以儒学思想作为他言论行为的理论依据,为他的行为寻找强有力的思想支撑。 张謇虽然赞成对现有的陈腐体制进行变革,但他在发出“法不可不变”的同时,却又加上“天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的解释。他所指的“道”,便是祖宗之法,是封建王朝的根本体制,他是要在不改变清王朝的根本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改良。他担心大的变革,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上疑其专而下喻其意,伊古以来,变法固为有不致乱者矣”。这时,他便搬出了儒家思想,以作为自己变而不变思想的依据,他说;“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很显然,虽然张謇主张改革政治制度,但他是要在保留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改良,而不赞成采取激进的革命手段。 此外,儒学也影响了张謇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张謇曾对其好友刘厚生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为此,他将自己的纱厂取名为大生纱厂,将自己的集团取名为大生资本集团,他说: “我以‘大生’两字命名,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义。”张謇既羡慕日本政府“实在能作到孟子所说‘黎民不饥不寒’的精神”,认为日本之所以日渐强大,完全依赖他们有此精神,全赖他们实行了儒家思想;同时他也钦佩宋儒程、朱阐发的“民吾同胞,物吾同舆”的精义,并企图改掉他们只说不做的缺点。他要“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 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诸侯危及社稷,则变置”。其意在于君主可变,民众无法变,惟有“得其心”。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们,更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认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民为,社稷亦为民而立。”勤政爱民,关心民生,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从这一思想出发,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社会,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所追求的完美境界。可以说,儒家的这一思想,对张謇民生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从民众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一认识出发,提出“民心向背,即天命之所去留”的看法,符合儒学的民本思想。张謇一生的社会活动,正是围绕着儒家所倡导的民本思想而进行的,而民本思想正是回答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即民众是社会的根本,是政权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刘厚生在他的《张謇传记》中,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关心民生的儒者张謇的形象。刘厚生记述道,张謇曾对他谈起他办盐垦公司的目的: “要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而数十年兢兢业业于导淮事业,更是张謇对黄淮水灾导致民生困顿的现实的关注;他曾大肆谴责军阀混战,说他们“大都不注重于贫民生计”。关心民生,为民生奔走努力,正是张謇民本思想的重要表现。 二、儒学影响了张謇的人生价值观 义利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儒家强调人们遵守道德规范,重视表现人际心理平衡的“义”、“德”观念,而贬斥那种与自然争强好胜的打破天人和谐局面的非分名利思想。表现在做人准则上,他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念。 虽然儒学对于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人大加鞭笞,但并不反对公利,主张讲求民众之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的富民思想。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荀子均对合理的“利”表示赞同。但儒学发展到后来,士大夫们大多啬谈利,而大讲义,使传统士人大多走向了“士农工商”的世俗观念中。 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张謇认识到要民族振兴,就必须彻底破除传统世俗观念。他在 1886年就萌生了兴办实业的思想,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兴办实业,而责任在于“士大夫”,他要士大夫们勇于挑起拯救中华民族的重担,他提出了“欲国之强,当先教育”,而“欲兴教育”,又须“先兴实业”的主张。而在当时中国,兴办实业,发展工商业也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滚滚时代潮流。1894年,张謇大魁天下。 1896年,带着无从施展的满腔抱负,张謇回到了家乡。就在当年,丁忧在家的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在通海地区举办团练。这一年,他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民族资本主义事业上来,萌生了在通海地区兴办纱厂的想法。张謇以办纱厂作为兴办实业的起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通海地区具有天然的棉产优势,可以利用这里的地利;二则棉纺织业是关系国民生计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也是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危害最为严重的部门之一。因此,他要从办纱厂着手,和外国人“争利权”。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的纱厂在艰难中创建起来,他在大生纱厂的《厂约》中,明确指出自己办纱厂的目的:“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他不仅不回避谈利,而且公开说: “财者,譬之人身,犹经血也。”儒学对于义利思想的论说,在张謇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阐释。 儒学重义轻利思想对张謇的个人修养也有重要影响,孔子提倡修身,而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张謇曾说:“孔子中国古时大教育家也,其美德曰温良恭俭让;孟子言古之仁君曰恭俭。”可见张謇对儒家所提倡的美德是何等的赞赏。而在其言行举止中,他也正是以一位落落大义的儒者标准来要求自己。虽然张謇是大生集团的创始人,是拥有几十家企业的大资本家,但他“从开办公司之时起,直到逝世时为止,无论个人之生活如何困难,也从未在大生帐上挂欠一文。” “他个人对于大生公司之款项往来,界限极清。”张謇在举办大生纱厂成功后,曾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南通地方的公益事业,由于他不计代价地投入公益事业,因此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实业集团的运作,常常使集团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中;而他更以个人微弱的努力,来竭力襄助南通的慈善事业,显示其对于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关怀。“张謇所办之慈善事业,除大生公司额定捐款之外,有时亦向大生通融,等到年底结帐时,积欠若干,张謇即在上海登报卖字。”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学强调“仁”、 “礼”、“信”。究竟什么才能称之为“仁”呢,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快、忠爱是“仁”的最本质的品质。而做到敬谨,虚心学习,以及对人处事中庸,便称之为“礼”。“礼”是孔子最重视的个人修养,孔子说“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做到了“礼”,便真正做到了“仁”。而“信”则是要为人诚信。儒学对于个人品质的要求,正是体现在仁、礼、信三种品质之中。张謇对于儒家的修身思想赞赏有加,他曾借用孟子的话来抨击“无礼”的行为: “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国民兴衰五日矣!”受此影响,张謇自身的品质修养也力求做到这几个字。从许多记载中,我们了解到张謇是一个度量宽宏,性情豪爽,待人接物开诚布公的典范。他自己有句警言:“宽以待人,即修身之实践也。”生活在清末那样一个混乱的时局中,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毕露,而张謇总是能做到洁身自好。他曾强烈谴责那些趋炎附势的行为,认为这都是“社会之恶习”。同时,他很欣赏孟子所说“为天下得人者为之仁”的话,他说,做人就是要“求当为人所敬爱,毋至为人所畏忌,勉循职分,保全信用, 自得社会之欢迎。”张謇能从一个士大夫,转变为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在通海地区兴办起一个又一个的企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天时、地利的优势外,为人谦和,善于处事,赢得人和,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张謇是在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权人物的支持和保护下,才成就起大生资本集团的辉煌业绩的。虽然张之洞等人对张謇的支持有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但选定张謇,恐怕和其本身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吧。 三、儒学影响下的张謇的行为特点 通观张謇一生的行为活动,可以看出,在张謇身上,有着那个时代具有爱国忧患意识的士大夫的特点。张謇身上所反映的这些行为特点,既带有他自身的特色,也有着那一时代的士大夫的一些共性。 儒家所倡导的“仁”是张謇行为的出发点,这是儒学影响下的张謇行为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在他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张謇举办大生纱厂的目的首先是为“通州民生计”,这也是他弃官从商的主要原因。对芸芸众生的关注,符合儒家“仁”学思想的精义,因此其转向资本主义事业的动机,首先是对“仁”的重视。在兴办实业成功后,张謇除了在南通地区大兴教育外,还将其资本集团的赢利大半用于兴办公益事业,他在南通地区兴办的交通、文教卫生、福利等事业,奠定了南通地区近代化的基础。慈善事业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张謇牢记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儒者之训”,因此他把举办慈善事业作为他行“仁”的一个步骤。他认为“老幼孤独不得其所”, “养老之大者,王政也”。如果王政办不到,则慈善家“言补之”,张謇不仅以大生集团的资金对慈善事业进行大量资助,而且自己还通过卖字、募捐等活动来补济经费。 张謇“仁”的思想的最终归宿则是为了实现“仁政”。孔子说“政者,正也”,正即是仁。可见,判断统治者统治的好坏,是以“仁政”作为标准的。在古代来说,“仁政”就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建立一个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权机构。近代以来,随着时代发展,君主专制政治已经不适合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张立宪政体、君主国体的立宪思想应运而生。君主专制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显然和先贤所倡导的“仁政”背道而驰,因此立宪派提出了“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使国民得予政权”的思想。张謇也认为实行宪政可以消除“君上独负治乱安危之责任”,同时提出“内政重要计划,一须注重民生以实行宪政”主张。因此可以说,张謇主张实行宪政的一个出发点,即是要恢复“仁政”。 张謇行为的第二个特点,是“和为贵”的中庸思想贯穿其行为中。孔子中庸思想的主旨便是“和”,孔子说: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和”即“中庸”,儒家的中庸之道的含义,便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主张温和的行事方式,在乎稳中发展。张謇从儒家那里将“和为贵”的思想继承了下来,“和为贵”是张謇政治思想的核心。张謇一向主张行事要“因革损益之宜,第轻重缓急之序”,表现在对时局的看法上,则希望在平稳中求发展,在乎稳中适应时变。因此在清末的政治改革中,他始终坚持缓进的改革方式,主张立宪政治,反对以激进的革命手段改变中国的现状。同时“和”也是张謇从立宪走向共和的基点,是张謇和袁世凯合作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以立宪为政治宗旨的张謇,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转向共和。可以想见,对于一个长期受封建伦理观念影响的士大夫,能舍弃与封建王朝的感情,是何等痛苦的选择。张謇在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做解释时说:“环视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者,趋势然也"。在这里,儒家“和为贵”的思想,更现实地表现为“和平”。张謇顺应了历史潮流,实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形势使然,也是儒家“和为贵”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选择了支持袁世凯,他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造成“稳定的局面”,才能形成全国范围的统一与秩序。为了使国家能尽快恢复统一与稳定,张謇不遗余力地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奔走,希望尽快求得“和”的局面。正是带着这样良好的愿望,张謇积极于南北调和,积极支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参与袁世凯北京政府的工作。他片面地相信,在当时的时局下,只有袁世凯才能挽救中国,这是张謇受儒学“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的迂腐的一面。但和张謇的愿望相反,袁世凯复辟帝制,逆潮流而行,彻底打破了他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的梦想。 张謇是一位忧国忧民,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本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受儒学影响至深的士大夫。他的身上既体现着近代资本家和政治家的时代性,同时也体现出有浓厚传统意识的儒者的行为特征。他的行为特点,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许多具有爱国忧患意识的士大夫的双重心理的具体体现。传统的儒学思想制约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活动,使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一定的顽固和迂腐;但儒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也影响着他们,使他们积极投身现实社会的变革中,为改造中国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