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指明方向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总结30年来四川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拨乱反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春天;二是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三是勇于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关健字: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10年里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应该怎么走?在当时中国百废俱兴、百端待举的情况下,人们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指明方向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一.拨乱反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春天 10年“文化大革命”,文化领域一直是深受极左路线影响的“重灾区”,一大批文化艺术工作者当成“牛鬼蛇神”被打倒,绝大部分优秀的民族文化被当作“封、资、修”批判,文化园里百花凋零,出现了“八亿人民八部戏”的可笑局面。三中全会以后,在文化领域首先是要解放思想,对建国以来文化建设的成就以及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通过拨乱反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早在1978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四川视察工作期间,观看了由四川省川剧团与成都市川剧团联合演出的3场川剧传统折子戏,并上台祝贺,接见演员。邓小平说:这些戏,为什么只作内部演出?为什么不上广播、电视?由此,“文革”10年对川剧的禁锢被打破,川剧优秀传统戏陆续公演,被封禁了15年的传统戏在四川率先开放。以此为契机,全国各地方戏曲纷纷解禁。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搬掉了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以后,焕发了艺术的青春和活力,一大批像巴金、艾芜、沙汀这样的老作家被“解放”出来又重新拿起了笔,一大批像周克芹、魏明伦、王火这样的“新人”脱颖而出,一大批对“文革”进行反思和反映新时期题材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如四川美术学院罗中立创作的油画《父亲》就成为了新时期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而流沙河的诗集《流沙河诗集》获得了中国作协首届诗集大奖。从更广义的文化来看,在这一时期里,四川文化领域内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教育、科技等都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在探索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思想战线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在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同时,邓小平也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在“双为”方针的指引下,四川文学艺术领域精品迭出、硕果累累,如在“振兴川剧”中出现了《巴山秀才》、《潘金莲》、《易胆大》、《四川好人》等精品力作;中国首部《甲骨文字典》、《汉语大字典》在川诞生;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首获茅盾文学奖;《红衣少女》、《被告山杠爷》等影片获“金鸡”、“百花”奖。四川的群众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也日趋兴旺,如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支农民铜管乐团,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王》在各地公演,绵竹年画、綦江农民画享誉世界。 二.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起步的,而四川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之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体制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文化体制的改革首先是从文化单位的内部改革开始的。从改革内部分配制度入手,重点解决“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有的文艺单位还仿照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实行了承包制和目标责任制。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产品也是商品,具有商品和市场的属性,一部分文化单位和文艺工作者开始尝试着“下海”、“走穴”。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活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旧的文化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仍然举步维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为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转向“转制”、“改制”,革除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四川,最早进入市场的是一批“敢为天下先”的新闻媒体。1993年10月,中国首家采用股份制企业管理形式进行管理的的商业型电视台——成都经济电视台开播;1994年1月,一份引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的报纸——《成都商报》创刊,5年之后该报借壳上市成为了新中国“报业第一股”;1995年1月,另一家市场化运作的市民报纸《华西都市报》创刊。在改革的大潮中,四川一大批文化单位,如演出团体、电影公司、出版社、图书发行公司也纷纷告别“铁饭碗”,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四川的文化企事业单位渐入佳境。 四川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文化大省,但也是一个在文化上相对封闭的内陆大省,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他说:“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为是愚蠢的。”“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四川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首先是从“请进来”开始的。80年代初期,大量的国外的文学名著和反映西方理论、科技、文化最新成果的作品被介绍进来,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就曾出版具有启迪思想作用的《走向未来》丛书;迪斯科、摇滚乐、好莱坞大片等国外流行文化成为青少年所爱。四川先后举办了国际电视节、国际熊猫节、国际民间艺术节、凉山国际火把节、乐山国际龙舟节、国际恐龙灯会等大型节庆活动,八面来风、广交朋友,并与多个外国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开展了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在“请进来”的同时,四川还采取了“走出去”的策略,17岁的少年胡坤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小提琴赛获奖者,川剧《白蛇传》轰动日本,川江号子登上世界音乐殿堂,第一台手工织锦机出国织造“成都名片”,“农民皮影”成为了“文化使者”,歌舞剧《芙蓉花仙》、音乐剧《金沙》等优秀剧目和川剧“变脸”、自贡灯会等享誉海外,古老的巴蜀文化在对外开放中焕发了青春。 三.勇于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其中之一就是代表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牢牢把握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和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制定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基本政策;提出了“唱响主旋律 , 打好主动仗”和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方针;提出了文化经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思路和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大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特点,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述,作出了新的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党的十七大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更加主动更加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十七大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不仅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目标、动力和路径,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是今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十七大在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上的创新成为了四川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四川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文化自觉大大提高,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放在了同样重要的地位。各地都根据自身文化资源优势和特色,制定文化发展规划,打造文化品牌,寻找文化发展的突破点,全力推动“文化强市”、“文化强州”。在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各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省城乡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在文化体制改革上,四川抓住了“不是试点的试点省”的机遇,全力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文化管理体制上普遍推行了政事、政企分开和管办分离,在文化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三项制度的改革,先后组建了广播电视、报业、出版、发行、期刊、电影、文博等8大文化产业集团,并立足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逐步形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古蜀文化、三国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高科技文化和生态文化等文化产业体系以及创意产业、版权产业、旅游文化产业、网络文化产业等新的文化业态,文化园区建设得到加强并涌现出新华发行集团、锦里一条街、建川博物馆等全国文化产业的先进典型。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四川按照“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推进“五大文化惠民”工程,努力构建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已基本覆盖全省各市县,广播综合覆盖率达到95.41%、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6.74%,“文化列车”、“送书下乡”、“迎新春科技大场”等已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了保障。 在四川人民刚刚经历的“5.12”汶川大地震中,文化的力量再一次得到彰显。无论是在抢险救灾还是在灾后重建中,四川人“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友爱相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美好情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在灾后经济重建、社会重建的同时,四川也开展了“文化重建”,在灾区不遗余力地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恢复和重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虚墟上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我们坚信,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在全川人民的艰苦奋斗下,无论什么困难都阻碍不了四川实现文化跨越的步伐,四川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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