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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与宋代的巴蜀词(上)

胡小文

2019年05月09日 01:45

张琼,孙纪文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第2018年28卷第3期

作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主要形式———词,其发展可谓蔚为大观,而地处西南的巴蜀词坛更是盛极一时。正如词学巨擘唐圭璋先生所言:“论词以宋为极盛,然蜀人实导其先路,……风流相扇,由来已久。”[1]以“知人论世”而言,作家与其所处的环境必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如罗宗强先生即认为:“出生于同一地域或者活动于同一地域的作家,往往在创作倾向上相近或相似”。[2]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地区的两宋词正是浸淫着巴蜀地域文化的直接产物。本文试从巴蜀文化与巴蜀词的关系切入,探讨巴蜀词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及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以推进巴蜀词研究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地域文化之于文学的关系,古人似体察较早,并颇多论述。北齐颜之推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3]魏征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4]对此,清人况周颐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自六朝以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时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何与焉?……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5]由此略知地域文学的概貌。

具体到词学研究,巴蜀地区一直为词学研究之重镇。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创获颇丰。如唐圭璋先生的《唐宋两代蜀词》,将唐宋巴蜀籍词人做了系统划分,并评述了部分重要词作。韩云波《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陈明《〈花间集〉与巴蜀文化》等文章,探讨了巴蜀文化对词人创作的影响。其中以张帆的《唐宋蜀词人论丛》用力甚勤,为集大成之作,该著作对唐宋巴蜀地区的重要词人进行了系统研究,体大宏深,对学界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宋代(公元960-1279)巴蜀籍词人作品,词作征引之内容,以《全宋词》《历代蜀词全辑》和《历代蜀词全辑续编》为准,凡词人79名,词作1067首;词人籍贯的界定,以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为主要参考。

二、宋代巴蜀词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

(一)富庶的经济条件

历史上的巴蜀地区被称为“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6]班固《西都赋》言:“……源泉灌注,陂地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27西晋左思在《蜀都赋》说:“(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7]96宋人郭允蹈说:“(秦)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8]清代顾祖禹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9]

况且,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是当时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基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泽被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而在封建时代,作为经济命脉的农业更是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繁荣,令天下瞩目。

(二)巴蜀地区“性喜游乐”的风俗

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物产丰饶,因此蜀人向无饥谨之忧。《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槽之便。”[10]到了宋代,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宋史·地理志五》:“川峡四路,……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11]2230北宋韩琦《扬州厅壁题名记》:“故有唐藩镇之盛,曰扬、益二州,号天下繁侈。

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了蜀人“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的民风。[11]2230对于成都的繁荣景象,宋人杨天惠《铃辖厅东园记》曾有这样的描写:“成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彀画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12]399 宋人王十朋《人日游碛》一诗中,很好地写出了巴蜀人“好游乐”的习俗。“好遨蜀风俗,夔人贫亦遨。今日日为人,倾城出江皋。遨头老病守,呼宾酌春醪。归来及初鼓,繁灯照霜毛。”[13]描述了人日这天,人们尽享受游玩的快乐。

词是一种应歌文学,与歌楼酒肆的佐酒娱欢关系密切。一般而言,城市经济、市民娱乐之风与词的创作活动是呈正相关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中说:“故南人生活逸乐,得沉湎于空想或冥想之中,是以民性浮华,热情而富有诗意。其文艺思想则流于浪漫主义,而有逸乐的、华美的、放荡的倾向。”[15]而曲子词这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的文学形式,就与巴蜀地区“好游乐”的民风高度契合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蜀地区“好游乐”之风愈演愈烈。以苏轼的《满庭芳》为例:香叆雕盘,寒生冰著,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飏。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

美女、歌声、美酒、佳肴,这些在宴饮中常见的意象,在宋代巴蜀词作中所在皆是,较为普遍。

(三)巴蜀人的乐观性格

对于巴蜀人性格方面的特点,唐代杜佑曾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15]《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蜀人“少愁苦”,热情外向,性喜浪漫,乐天旷达,这主要是得益于巴蜀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优势,常常使得蜀人随遇而安,较少铤而走险。

以苏轼为例,他的一生可谓“时乖运蹇,忧谗畏讥,流离颠沛,疲于奔命”。林语堂说“SuTungpo was an incorrigible optimist(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16]这里,苏轼性格中的乐观用“incorrigible”一词表现的淋漓尽致。苏轼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楷模,他面对蹭蹬人生,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何等豁达,何等胸襟!从根本上讲,巴蜀人乐观豁达的性格,正是他这种性格生成的土壤。苏轼的词作中常常表现出一种超越俗世的乐观心态,如《定风波》一词中,他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将他的这种乐观旷达表现得十分透彻。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1]表现出一种闲云野鹤般的闲适,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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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09日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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