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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发言摘编

杨雨霖

2017年06月28日 12:00

人民日报

改革的重中之重在于发展生产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朱之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通过深层次的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表象是要素配置扭曲,但根源还是体制机制障碍,核心的政策手段应该是通过改革提供和完善制度环境。例如去产能,通过定指标、分任务的方式短期可以收到一些效果,但从中长期看,还是要通过改革、健全市场机制淘汰过剩产能。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改革、难点在于改革、突破点也在于改革。只有扭住改革这个牛鼻子,才能真正推动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全面改革,而是结构性改革。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体制,提供有效制度供给。比如可以考虑,在市场制度层面,健全市场准入、市场交易、破产清算、要素流动等制度;在企业发展层面,激励创新、保护产权、减轻税费负担、鼓励竞争打破垄断等;在政府管理层面,简政放权、减少不当干预以及完善财税金融体制等。

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但只要坚持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必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迈上新的台阶。


引导资金脱虚向实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兰云升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既有利于抑制资产泡沫,又有助于实体产业走出低谷。

为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建议:为提高实体产业盈利能力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一方面要多渠道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切实进行结构性减税,解决部分税项重复计征问题。大力清理不合理行政性收费,缩减涉企的政府收费项目。加快建立用国有资产收益支撑社会保障运行机制,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实体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支持企业提高研发投入,落实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所得税优惠政策,提高扣除比例、扩大适用企业范围。支持以“中国制造”为代表的企业“走出去”,给予审批、汇兑、融资等政策优惠,鼓励通过兼并收购、参控股开展国际合作。

努力改善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是加快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股权、债权融资比重,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吸引更多新兴产业和创新型的企业在国内市场融资。二是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加快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商业银行体系,鼓励错位发展,大力发展民营银行。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地区设立村镇银行,改善对小微企业贷款担保服务,实施差异化监管考核,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容忍度。三是充分发挥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对于财务公司设立境内外分支机构,申请外汇、投资、发债、产业链金融等业务资质,参与同业市场、央行清算系统等,给予普惠制放开。


从顶层推动防范金融风险建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明康

中央多次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攸关国家安全的高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近期进行了专题调研。

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依存,防范金融风险离不开政府债务持续可控、企业稳健发展。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必须依法合规经营、审慎经营。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于需要,现代科技的运用不适时,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信用体系建设迟滞。

建议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真应对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直面各地发展转型中的具体问题,反思和改进产业指导政策与实践,筑牢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基本面。

从顶层推动金融风险背后体制、机制、法规、标准的建设,并且注意排查执行中的问题,做好有第三方参与的独立的过程评价和后评价,认真研究全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的改革。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失真和监管改革以及市场退出的实践(含破产、重组等)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并设专题实办、督办。

于近期选择一批典型案件,明确国务院相关业务部门指导地方处置,按市场规律办,按法律法规办,涉及刑事犯罪的要有司法机关介入,这对当事各方都会起到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扎实做好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的建设,尤其是思想作风建设。


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陈锡文

当前,电商、网购、乡村旅游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如火如荼。但在实地调研中,也感到有些情况值得引起重视,有些地方在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过程中,存在着简单模仿、形式单一、产品雷同等问题。为此建议:

加强规划引导。目前,乡村旅游呈井喷式发展,但道路、停车、安全、环保等设施明显不足,隐患不小。有些地方在社会资本进入后,民宿建得越来越像宾馆、农家乐办得越来越像饭店,背离了游客体验农情乡趣的本意。建议主管部门针对这些情况,加强对乡村旅游、土特产品等市场供求关系的调研、分析和预测,加强规划、制定规则、补齐短板、主动引导、搞好服务,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健康发展。

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要打开眼界,在满足市场新需求上下功夫。有些地方发展生态农产品,品质虽好,价格太高,市场难以做大。于是他们从实际出发,同时也生产绿色健康产品。有的还推出市民订制菜园,每个30平方米,农场员工负责种,每周送一次,一年收费3980元,一亩地可划出20来个菜园,年毛收入约8万元。有的地方农民工外出就业逆势上扬,原因是大力发展订制化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只有细分市场,才能发现新需求,创造新产业,形成新供给。所以,要不断总结农民和基层创造的经验,使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改革要“见物”更要“见人”

民进中央副主席  张  帆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不能仅仅放在生产端提供“物”的产品,也要关注背后的“人”这一生产供给的主体,否则改革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必须深化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劳动力供需错配和技能短缺问题。为此建议:要实施人力资源优先战略。整合和优化人力资源的有关战略,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优先位置,人力资本增长率要超过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有关的社会项目发展应优先于消费性更强的社会项目。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是补齐人才短板、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消除社会教育焦虑的关键出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要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读职校并不是“失败者的选择”;职业教育是一个教育类型,而不是教育层次,不依附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还是开放的、产教融合的教育,要提高职业教育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要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工程。政府要下大力气补齐历史欠账,把推动农民工为主体的低技术劳动力转化成中高级技能人才,作为释放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举措。要打通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的制度通道,采用灵活和有弹性的学分制度,允许采取就近、随时、零存整取方式,实现职业教育零门槛准入。


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赖  明

近年来,热点城市采取多种举措,房地产市场调控短期成效明显。长期来看,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产业、人口、城乡和公共资源供给关系,使人人能就业、能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房有人住、人有房住。

依据功能,推动产业合理布局。建议加强整合,统筹各类主体功能区,加快推进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协调行政区、经济区、类型区关系,依据产业布局推动城镇协同发展,优化房地产开发布局。

以产引人,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协调产业和城市规划,以产业吸引人、以就业留住人,以人的城镇化实现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及时推广特大城市疏解经验,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与人口聚集。鼓励中小城市和村镇发展养老服务产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和人口就近就业。

摸清总量,促进合理供给。完善金融制度,促进合理供给,区分自住性和投资性购房,降低自住负担,提高投机成本,必要时试点空置税。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尽快出台住房保障法;鼓励自住为主、普通商品住房为主、以本地常住居民为主的住房消费;倡导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旧后新、购租并举的梯度消费模式;加强中介机构监管,保护租户权益。适时引导逆城市化发展趋势,优化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中小城市公共服务。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商务部副部长  钱克明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入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推动“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流通现代化建设,切实降低企业税费、物流及制度性成本。拓展自贸试验区压力测试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成熟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强改革的系统集成。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引进来”的成果与“补短板”的需求相结合。加大新一轮高水平招商引资力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科学把握外汇储备管理与对外投资关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大方向,引导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品牌、市场,培育一批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主体。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发展战略,统筹布局、协调推进经济技术开发区、自贸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打造一批支撑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周密谋划新体制、审慎推出新规则,尽量缓和地缘冲突、降低战略损耗。


“债转股”政策仍需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彭小枫

《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列举了企业降杠杆的7种途径,应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适用的途径、方法,多策并举。“债转股”是目前采取较多的方式,但由于多方面原因,银行积极性不高,实际进展缓慢。“债转股”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建议重视完善“债转股”政策。当前,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应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支持、引导和指导。财政部、国资委、银监会等部门可联合出台实施办法,增强各项政策的协调性、灵活性,切实推动重点行业“债转股”。

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预算软约束,冲动投资,盲目扩张,是企业杠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为此要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强化企业自我约束,抑制盲目扩张冲动,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对于一些民营企业,也要引导其加强财务约束,避免激进扩张、四处举债。化解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从根本上说,要靠企业自身的发展。政府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形成企业良性发展的趋势。企业要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效益。只要效益较好,还款期限宽裕,杠杆率就可以在较大区间内浮动。相反,如果效益不断下滑,杠杆率再低,也照样存在风险。


国企“混政”不一定死守控股线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国有企业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可以分为两类企业。一类是特殊行业的企业,另一类是一般行业的企业。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暂缓,一般行业的企业可以先改先试行。要大胆改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为目标。国有企业中可以试行改革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应当有改制细则作为依据。如果股权分散,由国有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死守51%这条控股线,控股40%或30%甚至更低一些,也是可行的。只有这样看待国有股的控制权,才能使国有股继续对转型后的企业股份行使有效的控股。当然,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并非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国有投资方控股,有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国有股控制。一切以行业性质和国有企业原来的经营状况而定。

PPP模式通常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投资建设,如用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公共交通建设、城市一般居民的房屋建设、公共医院建设等。国际上常把PPP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指建设阶段。建设完毕后即转入第二阶段,即按照法律法规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股权明确,自主经营。项目转入股份制企业后,政府资本可增可减,也可以不变,而企业或民间资本则依据企业经营状况和前景,很可能会投入新资本,使这些公益性企业越办越好。

今后在推行PPP模式时,一定要解除民间投资者的顾虑,实现公平竞争,才能使PPP模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推动民间投资支持政策落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李毅中

近两年我国民间投资增幅明显下滑,2016年增长3.2%,比全部投资低4.9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64.2%下降到61.2%。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取了针对性措施,今年一季度增速回升到7.7%,但仍低于全部投资9.2%的增速。

推动民间投资支持政策落地生根。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细则、办法、方案时不要打折,不要拖延推诿,不要设置过多的前置条件,不要变相抬高门槛。

加强民营高科技企业科研成果的保护和转化。虽然各地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如果维权成本大于创新成本,企业也就对创新失去了信心。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法律惩治。还要消除对民企的歧视,打破隐形壁垒,为民营高科技企业成果转化敞开大门,增强民企的投资信心和创新动力。

破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小微民企资产少、价值低,缺少抵押物,增信措施也有限,银行不放心,经常受歧视,多数拿不到贷款,即使拿到,利率也在10%以上。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有效帮助,央行、银监会、证监会早已联合发文,明确了这两类公司的金融机构属性,但税务部门对此并不认同。

应推进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建立信用奖惩机制;落实股权、收益权、应收账款等质押制度;探索设立为小微企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服务多样的政策性银行。


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有效供给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  程  红

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以问题为导向不断优化政府管理,以需求为导向增强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部分行业标准“缺、低、窄”,相关产品让消费者不放心、不满意。因此,政府应将事关全局的标准工作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工作,高位部署、系统推进,问题为导向填补空白,抓紧完善,狠抓标准贯彻,促进国内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普遍提升,构筑放心消费环境。

市场竞争中,品牌往往是决定产品能否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的关键要素。自主品牌能力培育和转换是关键,自主品牌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国家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推进,政府、协会、企业、媒体共同努力,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在供给改善中提振消费,在回拉消费中释放产能红利。

不同于有形产品消费,服务消费质量很难在消费前预知,因而服务业的标准和规范更为重要。政府和协会应系统开展服务业行业的标准制订、修订,全面提升行业规范水平。服务业企业则要加强标准贯彻和员工技能培训,提高服务供给的一致性,赢得市场、满足消费。

要充分利用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新型方式,提升服务业的组织化程度。利用品牌、价格、服务、采购等统一的连锁机制,提高供给的内在约束和规范化程度,让百姓更放心、更安心地消费。


全方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  李朋德

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政策配套供给。科技体制改革新政频出,从科技计划项目确立到组织实施均有很大改进,不断扩大了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和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处理权,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有待解决。建议国家积极调整审计、财政、税收、人才等相关政策,建立能够反映成果转化效果的科技研发指标体系,大胆实施“放管服”和“双随机”,把好事落实办好。

进一步促进对接产业需求的科技创新活动供给。我国产业创新力量还不强,产业的创新需求与科研单位研发脱节依然严重。建议进一步提高科技计划的系统性,突出基础研究,加强对行业创新的支持。简化企业研发后补助的程序,多设立奖励基金,提高税收减免力度,多凝练系统性攻关难题,减少竞争性科研。

进一步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建设供给。科技水平代表国家实力,成果转化需要好的环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产业发展是创新的刚需。目前,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实际落地时还有差距,中试平台建设不足,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紧缺,成果转化的投入严重不足,技术转移机构仍存在“小弱散”现象,商业金融与成果转化需求间有较大的空隙。为此,建议地方政府积极为金融专项提供背书担保,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保险投入。


进一步完善清洁政策机制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张基尧

近年来,我国清洁能源得到较快发展,对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必须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完善政策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建议:修改完善可再生能源法。目前,可再生能源法已不完全适应清洁能源的发展,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未落实,应尽快修改完善,统筹清洁能源政策,强化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地位。

加强清洁能源发展的规划设计和执行力。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科学统筹制定风、光、水、核及生物质能源总体、类别和地区的发展规划,开展专项巡视督查,确保规划有效执行。

清洁能源财政补贴实行动态调整。建立资金补贴退坡机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力争2020年左右风电、光伏发电实现平价上网,减少对国家补贴政策的依赖;加大自备电厂电价附加的征收力度,适当提高现有电价附加征收标准,尽快解决现有补贴拖欠问题。

制定促进清洁能源消纳利用的激励政策。一是实行包括水电在内的清洁能源电力消纳配额制。二是实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机制。给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发放绿色电力证书,允许绿证上市交易。三是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构建全国电力交易体系,推进跨省区电力交易,实行清洁能源地区间利益补偿机制。


减少无效供给 扩大有效供给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徐绍史

坚持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一方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围绕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要素更多向生产率高的行业和企业集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关键性改革。争取尽快在国企国资、财税金融体制等关键改革领域取得突破。充分发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等重要功能平台作用。

坚持减法和加法相结合,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一是继续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采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实现过剩产能出清,妥善解决人员安置、债务处置等问题。去库存要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

坚持防控风险隐患,为改革发展营造稳定环境。一是管控金融风险。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二是防范房地产泡沫风险。紧紧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处理好短期和长期、中央和地方责任、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租房和买房几大关系,加快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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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6月28日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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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