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工作 党建新声

我的学术生涯

张煜宇

2006年11月07日 16:56

孙冶方的教诲
1978年5月我工作的机关——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派我陪同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去四川西昌和攀枝花地区调查讲学。冶方同志因在20世纪60年代同意前苏联学者利别尔曼关于企业要讲求利润的主张被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在全国闻名。当时我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交政治部工作,自然关注这位大学者的命运。一听说要我陪他去讲学,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冶方同志学识渊博,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更难得的是有一种敢于坚持真理、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的坚强意志。尽管20世纪60年代就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又住了7年监狱,但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情丝毫未减,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我陪他从成都出发,经西昌、昭觉、攀枝花到昆明、西双版纳,然后经过成都返回北京。除了听他的学术报告外,一路上给我讲了许多他的经历和学术思想。特别使人感动的是他讲的那份《社会主义经济论纲》的提纲。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决定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著,并拟就了上述这份提纲。但不久就被剥夺了自由。在监狱里,他念念不忘这本书的写作,但又没有条件,就一次又一次地回忆和默背这份提纲的细节,共达83遍之多,在给我讲述时,简直是“倒背如流”。我不但为他的这种为学术研究而献身的精神所感动,而且从他的学术思想中受到极大的教育和启发。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企业独立核算和讲求利润的理论,对企业“复制古董”式的折旧制度的批判,以及对斯大林一些理论观点的质疑等,真有振聋发聩之感,对我后来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在昆明考察和讲学期间,冶方同志总不忘研究经济学的重要。为此,他向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同志提出了建立云南经济研究所的建议。他的意见得到省委高度重视,由省政府直接领导的云南经济研究所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在地方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所。1999年,我到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正逢云南经济研究所的同志筹备成立十周年纪念会。我向他们介绍了当时冶方同志的建议和省委决定成立经济研究所的经过,对后继者来说,算是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吧。在之后几年里,我总想参加冶方同志《社会主义经济论纲》的整理工作,向他学习更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可惜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原因,没有搞成。现在留在我身边的,是我帮助冶方同志整理的、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的两篇调查报告和一些照片,有时翻阅一下,他的音容笑貌总会浮在我的眼前。

“杂牌军”入伍

从党委机关到理论研究部门,对我来说,无异是半路出家。我是学物理的,后来转人经济领域工作,多半时间是研究经济政策;也曾下功夫读过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研究过经济理论,但不系统。在我工作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78年6月组建时研究人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二是非本专业出身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三是长期从事理论工作但没有大学学历的理论工作者。人们戏称这三类人为正规军、杂牌军、土八路,我是被列在杂牌军之列的。但可以自慰的是,我经历过建国以来历次重大的经济变革: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当过首钢和重钢的工会主席,在工厂和工人一起参加了恢复生产和民主改革的斗争,尝过为建设成渝铁路生产13000吨钢轨的喜悦;在废除国民党时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以原苏联为模式的企业管理制度方面有过亲身的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我作为重钢转炉炼钢厂的党委书记,后来又在四川省委机关工作,深深卷入了“大跃进”、“大办钢铁”的洪流,受过先是兴奋后是苦涩的洗礼;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全身心地投入过三年经济调整工作,从制定企业管理条例,改进人民公社体制,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总结反思,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20世纪60年代中,我满怀激情参加了蔚为壮观的大三线建设,在宏观方针政策的制定,大工厂厂址的选择,铁路建设、工厂建设经验的总结推广,工农结合、厂社结合、城乡结合政策的推进,都有我的踪迹;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文化大革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劈头盖脑地向党政机关袭来,我作为西南局一位领导同志的临时秘书,陪他到处挨批受斗。在这个环境中,过去认为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政策那时都错了,过去认为错的那时都对了,彷徨、苦闷,迫使我如饥似渴地去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反杜林论》、《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毛泽东未发表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等我都反复阅读和琢磨过。20世纪70年代中,我被恢复工作,再次回到中共四川省委搞政策研究。我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进行的经济工作的整顿,使我看到了曙光,但不久又破灭了。
我的以上这些经历,使我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些结论产生了怀疑,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危害有了切肤之痛,对党所推行的某些政策造成的失误有亲临其境的感受,因此,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给了我一个直接参与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变革的机遇,我像又回到了读大学时参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和20世纪50年代初与首钢、重钢工人一起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那些个激情满怀、奋不顾身的年代,立志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推进改革

我的经历使我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走上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我熟悉工厂,了解工业,也了解农业和商业,计划、基建、财政、税收、劳动工资、物资、银行等我都接触过。当1978年下半年四川率先在全国进行企业改革试点时,我就和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一起,一头钻进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国有企业如何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去了。最初在6户企业试点,不久就扩大到100户。我参加了省委关于试点条例的制定工作。试点的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是,给企业一定的生产权,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二是,给企业一定的产品销售和生产资料采购权,允许企业在市场上自销计划外产品,采购一部分自用的生产资料;三是给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利润计划的基础上,超额部分实行分成;四是给企业一定的扩大再生产权,允许企业利用折旧和利润留成资金进行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五是,给企业一定的人事权,允许企业自行提拔中层干部、招收工人,对职工进行奖惩。给企业这些权力,今天看起来真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当省委讨论确定给企业扩大这些权力时,有些厅局领导想不通,就背着省委给北京的上级打电话,寻求支持;在利润分成问题上,还引起了省委书记和财政部长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公开争论。从这里我体会到,改革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千真万确。
对四川的改革方向,当时国内外都有不同看法。,一些人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电台上广播,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同时,” 否则成功的机会很少;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在企业外部条件成熟后才能进行,否则就会产生混乱;因此,改革要从制定完整的总体方案入手,方案形成后,在全国的各个领域同时实施。
我是不同意这些看法的,就在一本书《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丛刊》1980年7月)和一次国际研讨会上(1981年在杭州举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对这些看法作了正面的回答。
我在书中说:“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计划、财政、物资、商业、劳动、价格等等体制,在这个整体中一环扣着一环,结成难解难分的网络,无论动哪一个方面都要牵动这个网络,所以要改就得一起改,单从体制的某一方面入手去改是不行的。但若从一开始就各方面一齐改,显然各种条件都不成熟。”接着我在书中阐述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体制改革的三条理由。
“第一,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层组织,是组织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说到底,就是用某种原则、方法,从各方面对企业进行管理。因此,企业在经济这个网络中居于中心环节的地位。过去体制改革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没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1978年4季度开始进行的四川扩权试点,就像一个石块投入池塘一样,水波以石块投入的地方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开去,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都无例外地受到冲击。这就迫使各个经济管理部门不得不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中心进行体制改革。结果,改革不但没有发生混乱,而且使改革中发生的各项体制之间相互牵扯的问题,在共同目标下,得到了协调和统一,基本上做到了同步前进。这也是牵一发动了全局。正因为抓住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发,所以对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就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些什么,怎样改,都应以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依据。否则改革就要产生盲目性。企业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因此,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归根结底,要围绕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力的要求来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优劣也要以是否有利于企业生产力的发展来评价。1978年4季度开始的扩权试点,实际上是企业生产力向束缚着它的经济管理体制发起的冲击。企业要求解开捆在身上的绳索,要求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要求自主地发展自己,要求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些代表着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强烈呼声,为为各个经济管理部门进行改革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也为他们正确地进行改革提供了客观依据。现在四川的改革都是按照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力的要求和当前可能作到的程度来确定的,因此改革就有的放矢,就有比较显著的成效,开始把企业和整个经济搞活了。
第三,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最怕的是影响生产,搅乱经济生活,引起经济上的折腾。而要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关键是改革要直接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实惠。四川的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就是这样考虑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直接把被束缚着的企业生产力解放出来,能使企业和职工在发展生产、增加利润的基础上得到经济利益,因此,只会提高生产,不会影响生产。由此看出,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可能是一条不经过大的震动而得到改革目的的正确道路。”
在国际研讨会上我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四川的试验》的发言。我说:有些人主张中国改革要“全面”、“同时”、自上而下进行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不经过局部的改革试验,完整的总体改革方案是拿不出来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从某一个早晨开始,在全国同时实施改革,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在总体方案还没有设计出来的条件下,改革可以先小配套,后中配套,然后到大配套。四川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所举行的计划、物资、商业、财政等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小配套。以后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必然要同时进行价格体系、税收制度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这可能就是一种中配套。以后企业还要从部门和地区的隶属关系下解放出来,独立地进行经营管理,必然要同时进行整个经济领导体制的改革,这可能是一种大配套。总之,改革不配套是不行的,但要一次配套齐全后再改也不行。全面改革方案包括改革的理论和原则,改革各种体制的具体要求,实施改革的形式和方法,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所必须的,但这种方案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是真正中国式的,实施的具体要求、形式和方法,必须是积极的、稳妥的、逐步过渡的,使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能对生产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我的上述文章和发言,阐述了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论证了改革的根本目的,归根结底是解放和发展企业的生产力,提出了我国的改革必须是中国式的、逐步过渡的、不能搅乱经济生活、引起经济上折腾的主张。这些都是从四川改革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对总结我国28年的改革经验来说,具有一定意义。

首钢改革:与蒋一苇携手

由于学术观点、思想作风和研究方法的一致,我和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同志在改革中结识,后来又成了莫逆之交。1982年3月,我带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首钢,同一苇同志率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共同进行国有大企业改革的调查研究。
当时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小企业有机构成低,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的因素起的作用大,可以扩大自主权;大型企业有机构成高,物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人的因素已降低到次要地位,不宜扩大自主权,因此,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中就形成一个“大的管住,小的放开”的说法。有一位学者把这个观点写成信件报告了国务院总理,总理批示给理论界进行讨论,我们两人都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大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骨干,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调动大企业的积极性,把大企业搞活,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企业无论大小、技术水平无论高低,人在生产中总是起着主导作用,企业规模大,技术水平高,活动的余地和可以发掘的潜力就更大,给大企业以必要的自主权,使大企业有更大的活力,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决意在首钢搞出一个大企业扩权方案,推动全国国有大企业的改革试点。
我们在首钢工作了40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和首钢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一个改革方案,定名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主要内容是:第一,以1981年的利润包干为基数,每年上缴国家的利润递增5%,超过部分留归企业使用,如达不到5%,企业必须补足上缴份额,相应降低留成份额;如大于5%,上缴递增率不变,企业留成递增率增加。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又鼓励企业提高实现利润率的递增幅度,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第二,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规定企业留成利润的使用比例。首钢的做法是,留成利润60%用于技术改造,发展生产;20%用于集体福利,主要用于职工住房的建设;20%用于奖励和日常的福利费。如果上缴递增率达不到5%,职工奖金水平不变;如果连基数也大不到,则停发奖金;如果达到或超过5%,每递增2%可多发奖金0.1个月的标准工资。这个增加幅度虽然不大,但将鼓励职工群众努力增收节支,保证上缴利润率的实现。第三,允许企业用留成的奖励基金,每年在企业内部调整部分职工工资,实行内部工资制。办法是对职工进行严格考核,确实达到上一级的技术标准,又圆满地完成岗位责任,由企业给予“升级”;次年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就取消升级;调出企业时不带所升工资。如连续三年保持合格,在把级定下来,转入工资基金开支;国家统一升级时,扣回升级面。这个办法,可促进职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得到长期实惠。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向国务院总理写了一份关于在首钢进行“利润递增包干”试点的报告。我们的报告很快得到总理批准,并在批示中指示国家经委、冶金部、财政部、北京市委市政府等部门尽快研究实施。同时,要求首钢把上缴利润递增率由5%提高到7.2%,试点从1982年开始,一定15年不变。并确定二汽、佳木斯造纸厂等7户大型企业按首钢的模式进行试点。因为解决了一个困扰人们的大型企业能不能扩权和如何扩权的大问题,我们心里非常高兴。
首钢试点最大的优点是,在保持上缴国家的利润不断增长、国家财政不再提供技改拨款的同时,利用企业利润留成的力量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企业的素质。同时可以更好地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因此得到国家经委和各地经委的很大支持。国家经委领导同志和我们一起选择了100户国有大企业,准备按首钢模式进行改革,以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但受到财政等部门的强烈反对。1984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一苇和我应邀参加。会上,首钢介绍了经验,但一些重要部门不同意推广首钢经验。为此,总理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征求意见,一苇和我都参加了。会上争论很大。反对推广者的意见是,首钢的模式是把国有资产转化为企业资产,有同志还算了一笔帐,12年之后,首钢的国有资产就可全部变成企业资产。我们力陈理由,说明首钢经验可以大大加快大企业的技术改造步伐,所形成的新资产仍然是国有资产,但没有说服他们。会议最后决定,除准许首钢等少数企业继续试点外,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模式不再推广,开始在全国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1987年,《全国企业承包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写了一篇名为《论完善国有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几项原则》的论文与会。在谈及首钢的成就和经验时,我归纳出5个方面的良性循环:
在写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报告中,我们还提出一个可否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议。当时不过是一个附带的提议,但也得到“原则同意”的批示,令人振奋;于是我们又联袂奔赴重庆对综合改革试点的可行性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于同年11月5日写出了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另一份报告《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几点建议》。这个建议不但得到批准,而且以党中央的文件形式下发,并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带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会同四川省、重庆市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近200人,在重庆进行了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从此开始了中国城市改革的新篇章。我们参加了这项改革的实践,深感欣慰。
我们所以提出上述建议,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绝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在中心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必须有中心城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改革相配套;而传统体制中,同在一个中心城市的企业都分别隶属于中央各部、省各厅、市各局和区各局,如不相应进行城市的综合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就很难进行;二是中心城市都是一个区域的经济中心,有的还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传统体制把本来就应当是开放性的中心城市封闭起来,当作一个一般的行政区来管理,严重制约了它的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我们的建议就是要通过重庆综合改革试点,探索一条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路子。
在以上两项重大的改革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城市改革的研究;同时参与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又介入了宏观改革的研究;对企业改革逐步转到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上。1983年,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开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孙冶方同志不幸逝世。由我国经济学界著名学者牵头,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4年和1986年我的两篇关于城市改革的论文连续获得这个殊荣。我想起1978年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这两篇获奖文章应当看作是对他的教导的报答吧!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1988年5月我大病初愈,应《求是》杂志记者之约,在北京住院康复期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从承包制到股份制》。在这篇文章里,我认为承包制只是企业改革的一种过渡模式,股份制才是最终模式,而且我发现,二者不是对立的,承包制中已孕育着股份制的胚胎,从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是完全可行的。对股份经济的属性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并认为混合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这篇文章于《求是》1988年第4期上发表,有几家杂志转载、还被收入了一本股份制的论文集。使我完全没有料到的是,一年后的“六四”风波后不久,《求是》杂志于7月的第14期,发表了一位同志与我商榷的文章,多处点名道姓。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四川的舆论认为要对我进行批判了,港台报刊也借机大作文章。有一本名为《潮流》的香港杂志借题发挥,竟用了近四千字的篇幅来介绍我的经历和改革开放年代的活动,煞有介事地说大陆的知识分子又在遭受批判,我就是例子。我跑到北京去找《求是》的秘书长刘复荣同志,又找到总编辑苏星同志,他们讲并没有批判我的意思,要我再写一篇文章在《求是》上发表,以正视听。我的文章《企业承包经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求是》1989年第21期上刊登出来,这件事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不久又发生了让我主编的、当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经济体制改革》杂志停刊的事件,也让我给抵挡住了。
什么是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治理整顿时期我最担心的是改革发生曲折反复。当时有位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观还是资本主义改革,观的问题。我当然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观的理解却与这位学者有些不同。从1990到1992年,我从不同角度,写了多篇文章,反复表达我治理整顿必须坚持改革、服从改革的观点,提出了不宜再提治理整顿的建议。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的重要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同年4月我在武汉的一次研讨会上尽情地做了题为《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的发言,从八个方面讲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阐明了我的社会主义改革观。八个方面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议为中心,不断排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必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消除计划和市场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障碍;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服务,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赢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和和拥护;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中的倾向性问题,不要随便贴标签,扣帽子;必须坚持反丑恶、反腐败斗争,警惕出现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贿赂经济,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选拔坚持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去领导改革开放;必须十分讲究政策策略,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与我们一道进行改革开放,防止把群众推到改革的对立面。我的这个发言曾广为流传,又在几个杂志上刊登,并被收入论文集中。这些观点,我至今坚持不悔。邓小平南巡谈话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起了拨正航向、开拓未来的重要作用。十年后重读南巡谈话,仍然令人激动和振奋不已。为此,我于2002年春节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
告别一苇的学术研讨会
1992年9月,我由深圳到大连,为中国石化总公司一个研讨班讲课。一到住地就接到蒋一苇同志的电话,要我代他去日本参加国际经营学会东京大会,那时他已卧床数月不能亲赴东瀛了。一苇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的会长,我是副会长,代他出席本无不可,但看到他那越来越憔悴的病躯,心情十分沉重。我从东京回来,就和一些同志商议举办蒋一苇学术观点研讨会的事。一苇的学术观点主要是《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和《经济民主论》。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马洪、刘国光等同志积极支持召开这个会议,周叔莲同志和我就分别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共同发起。开会那天,吕东、袁宝华、马洪、高尚全、刘国光、陈清泰等负责同志和学术界、新闻界的专家对一苇同志的学术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事业的经济开拓者。不幸的是,会后仅两个月的时间,一苇就与世长辞了。人总是要死的。对一苇的逝世我很悲痛,但更伤心的是一苇自己,经历了几十年坎坷生涯的他,才遇到一个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遇,而给他的时间却那么短暂,他怎能不深深地感到遗憾呢!我至今还没有写出什么纪念他的文字,唯一的就是我在蒋一苇学术观点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蒋一苇同志(三论)观点述评》。我在这篇文章中力图抓住每一论的核心和三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理出一个作者的学术体系来。我做得如何,一苇生前已无力作出评论。可以告慰他的是,我和一些同志以及他的学生们已经组建起一个“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理事会,他的学术思想一定会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02年我和刘世庆教授合写的论文《中国国有经济布局现状调整方向》,获得了“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一等奖。文章是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在分析了我国236个经济大门类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分布后写成的,它告诉一苇,我和其他许多学者仍在努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从“CDI”开始的新探
1989年,我应马洪、李灏同志之邀,同蒋一苇、高尚全、纪中等同志一起,到深圳筹建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英文缩写为CDI)。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们把研究院的性质定为民间性、自主性、综合性、开放性和公益性。目的是想学习国外“脑库”的经验,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研究机构的道路。开始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为人、财、“屋”奔波,另一方面探索研究的新路,确实费了不少精力。在研究方面,我把精力主要倾注在沿海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战略研究上。如深圳与香港经济对接的研究,在大连构筑“北方香港”的研究,在广西建立“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的研究,北疆五省区对原苏东国家对外贸易的研究,内蒙古中部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以后又发展到研究祖国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研究中国经济要从研究中国版图内的经济出发,因此中国经济应分成三个板块(港澳台板块、东部沿海板块、内陆板块)和四股力量(港澳台力量、沿海力量、沿边力量和内陆力量)。为此,我连续五年参加了由CDI和NIRA(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举行的东亚经济国际研讨会,发表了五篇论文:《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与中国经济之发展》、《进一步推进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协作》、《在反金融危机中加强两岸的经济协作》、《中国西部大开发与海峡两岸及多国的经济合作》、《东亚经济格局的变化与台湾经济的未来》。这五篇文章都立足于促进两岸四地的经济协作,构建“中华经济圈”或“中华经济共同体”。现在看,不管台湾当局如何抗拒,大势已不可逆转了。
沿海经济起飞使我陶醉
1994年我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委托主编’了一本定名为《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的书,我和刘世庆教授到七个省市进行了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生动的资料和具体数据,共同撰写了其中的总论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些经济学家对东亚经济奇迹、东亚经济模式产生怀疑,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也议论纷纷。针对这种情况,我又将总论独立出来进行修改补充,写了长篇后记,以《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书名重新出版。在这本书中,我学习运用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结合实际,得出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结论。起飞的主要特征是:多种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处于激烈变动期的产业结构,初步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高度外向性的开放格局,双轨推进的城市化道路。起飞的因素是: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我在后记中写道:“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是一个光辉的篇章,它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集聚了资本、优化了结构、培育了人才、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没有它的率先起飞,就没有我国经济的全面腾飞。我们长期工作在西部,同时又有机会参与、考察、研究东南沿海经济起飞的历程。强烈的对比,使我们对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是在十分激动的心情中写完这本书的。我们没有奢望它在经济学意义留下多少痕迹,但却希望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一页,留给历史,奉献给读者”。
我的西部研究生涯
我长期在西部工作,又长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党政领导机关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三次西部开发我都是参加和经历了的。特别是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西部开发三线建设,我作为一名建设者,参加了这一蔚为壮观的事业;二十多年后,又作为一名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战略研究》的参加者,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对如何进一步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抚今追昔,思绪万千。对于三线建设,人们有各种各样评论,我始终认为,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段镌刻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光辉篇章。它将永彪青史,为亿万人民所称颂,为后世子孙所垂念。今天看来,三线建设的精粹部分,仍然保持着璀璨壮丽的形象,衰败淘汰的部分都是过时的东西。而从更深层次考察,三线建设留给我们的是一次生产力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战略性大转移,空前规模的大调整。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若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的支撑,也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西部许多地区若没有三线建设注入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至今还是一片与世隔绝、愚昧落后的不毛之地,东西部的差距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三线建设确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但这些缺点错误不过是一块雕琢精致的美玉上的小小瑕疵。有同志说过,三线建设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建设”。如果稍稍具有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对比一下历史和现实,他就会醒悟过来,知道自己这个判断不对。有的同志还曾说过,三线建设投资效益低下,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稍稍懂得一点发达国家开发不发达地区的历史,懂得一些国家为保卫祖国的安全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就会放弃这种观点。
在胡耀邦同志的倡议下,1984年成立了西南四省区五方(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经济协调会,每年开会一次,由各省区市政府轮流主持,至今没有间断。与此同时,西南四省区五方的社会科学院也与北京有关部门、香港21世纪学会联合大西南开发研究。在1985年7月昆明举行的“开发大西南战略研讨会”上,我提供了《再论我国战略布局中的东西部结合问题》的论文并在会上发言。在这篇论文中,我不赞成把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东部的主张,更反对由东部向西部的“梯度推移”的理论,而提出东西部结合论。这些观点显然是从西部的角度而非从全局出发的。当我在东部沿海工作了几年,特别是写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一书之后,我研究西部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变化,看问题似乎更理性化了。1994年3月我为国家体改委召开的“加快西部改革开放研讨会”提供的论文《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成因和改革对策》,阐述了我的一些新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中国东西部之间长时期存在的差距是全国总体发展水平极低条件下的差距,是贫困程度的差别,而非富裕与贫困的差别。要使中国全面富裕,必须改变平均推进和平均分配的政策和做法,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邓小平所说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对非均衡发展政策的形象表述;他所推行的东部沿海发展战略,让东部先发展、先富裕,然后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就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非均衡发展必然引起东西部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然而从全局看,这种拉大的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作用。(一)让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可以尽快增大全国的经济总量,有利于支持全国的发展;(二)有利于造成经济落差,形成经济势能,带动发展较慢的地区前进;(三)可以让被封闭和沉淀的要素流动起来,流向发展条件较好和回报较高的地区,使要素在流动中生财;形成商品优势,实现区域互补。我国的实践完全证明,正因为我们实行了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战略,才有今天居世界第6位的、10.2万亿元的经济总量,而在这个经济总量中,东部地区的贡献率高达65%。以东部沿海为重点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迅速进入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行列,为我国开发西部聚集了物质基础,这就是我们二十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总结。
在东部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是东、中、西大区域的战略,而且是东部各个省的内部战略,先从一个重点地区开始,逐步扩大到全省。广东首先集中力量发展珠江三角洲,江苏首先发展苏锡常,浙江首先发展杭嘉湖和温州,福建首先发展厦樟泉三角区,山东首先发展胶州半岛。我在总结这些省的经验时写道: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先行发展,就没有今天广东在全国的领先局面;没有苏南地区的超前进,就没有今天江苏在全国的地位;没有杭嘉湖和温州的率先发展,就没有今天增长速度居全国第一的浙江;没有胶东半岛的带动,就没有今天山东的飞跃;没有厦樟泉三角区的成长,就没有今天福建非凡的进步。根据这些省的经验,在四川和重庆分治时,我和刘世庆教授向四川省委和省政府提出了一个首先发展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构想和设计。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采纳,并制定了实施意见,可惜未落到实处。我认为现在应当重新启动。
西部大开发给我研究西部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从1999年江泽民发出西部大开发号召到现在三年多时间,我始终关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及时地表达我的看法和建议。这其间,我写过多篇文章和内部政策建议。代表性的有三篇,都是我和刘世庆教授共同写成和发表的。一是为成都举办的《2000中国西部论坛》上提供论文,题目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西部大开发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二是为西安举办的《2001中国西部论坛》提供的论文《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挑战》;三是为2003年3月加拿大维多里亚大学举办的中国西部大开发国际研讨会提供的论文,题目是《审视西部大开发》。第一篇是我对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运用和展开;第二篇是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五个方向性问题的提示;第三篇是从五大标志性工程讲起,对质疑西部大开发的两位高官的回答。现在东西部的发展格局是:东部在世界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推动下,正进入新的经济快速增长期,经济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扩张能力大为增强,产业结构迅速升级,制造业和新型第三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西部经济增长也明显加快,但主要靠基础设施的国债投资和银行配套贷款拉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我的政府改革观
在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同时,我始终没有放弃对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问题的研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我在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产权制度改革、产权交易、企业集团和国有小企业改革上作过一些调查、写过一些文章、出版过有关著作。
199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国企改革问题在深圳对我进行采访。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政府是改革的领导者,但又是被改革的对象;政府是改革的动力,但弄得不好也会变成阻力,因此,政府要自觉进行自我革命。这个观点在全国广播后,引起一些不同看法。中国体改研究会安志文会长赞成我的观点,但他认为,当时强调政府自我革命还不是时候。到了上世纪末,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不能再拖下去了。而要改革国有企业,政府改革必须与之相配套。所以,我在2002年6月海口举行的“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上就写了一篇论文《经济转轨中的政府改革》详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一个是改革领导者的角色,另一个是改革对象的角色。一个是改革动力的角色,另一个是改革阻力的角色。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角色,是由中国改革的性质和领导所决定的。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而不是推翻这个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转轨改革的领导,不是像俄罗斯那样由一个新建的政府来领导,也不是像东德那样由外来的西德政府来推动,而是由一直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来领导和推动的。这样,中国的政府,一方面要领导各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还要改革自身,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比如国有企业改革,由于所有权、经营管理权都在政府手中,政府不改,企业改革就无法进行。因此,国企改革必须企业、政府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成功。政府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大调整。改革就会失掉权力,损害利益,还要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法。这对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官僚政府的官员来说,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改革进行拖延,甚至设置障碍,进行抵制。有些人还会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的空挡,牟取私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由改革的动力变成改革的阻力。在改革过程中,常常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出台的改革政策无法一步到位,只好采取双轨并行的体制。如开始进行价格改革时,不放开不行,完全放开也不行,于是就采取价格双轨制,一部分由市场定价,一部分仍由国家定价。结果,价格改革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但利用价格差而牟取私利的腐败却产生了。中国政府是一直致力于反腐败的政府,但在改革中又不断为腐败提供新的渠道,客观上成了腐败的制造者。政府承担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角色,说明政府在改革中的地位多么重要。为此,它既要领导改革,又必须在改革中自觉进行自我革命。政府若能不断克服工作中的失误,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我们的改革就能顺利而健康地推进,否则,改革就会受到阻碍。
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近年来我反复研究思考这个问题,深深感到,农民长期处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状态,没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一个重要原因。1998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曾访问过许多农场、农户和大学农业学院,了解到美国的农场主和农民都组织在各种农业协会之中。当时正是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进行农业谈判之时,谈判对象一个是美国农业部长,另一个就是美国农业协会主席。我看了这个报道,感慨万千。2002年我国加入WTO第一年,外国的各种协会抢登上海滩,一次报道就提到有65家。其中,以美国的农业协会为最多。什么马铃薯协会、大豆协会、森林协会、硬木协会、新奇士橙协会,应有尽有。他们是作为尖兵来抢占中国农产晶市场的。在谈判中,一边是美国农场主和农民的利益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政府官员,而我国的农民却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无法参与其中,显得十分尴尬。小布什总统在访问中国时与朱镕基总理谈中美大豆贸易问题,其后朱镕基总理感慨地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说:“我国各种协会要能象美国大豆协会那样就好了”,因为美国大豆协会曾经扮演了美国大豆占领中国市场急先锋的角色。针对这些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谁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于2003年2月18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
我在文章中写道:在上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农会是世界上最有组织性、最有革命性的农民组织。对农会的作用,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作了热情洋溢的高度评价。正是这个农民组织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坚力量。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经波折,始终没有建立起农民的经济组织。现在可以这样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农民组织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在回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完全可以代表农民利益去和对方谈判,不一定要农民组织起来派代表去谈判时,我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存在各种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利益集团不断增多,具体利益矛盾也复杂起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以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因为它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调节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引自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但是,政府的兼顾和调节,并不都是正确的,也不是都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才有工会,有妇联,有工商联,有商会,有各种工业产业协会,有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等组织,来代表这些阶层的利益,表达他们声音,在政府与各阶层之间建立起勾通的渠道。作为政权组织的政府不能代替农民的群众组织,如同政府不能代替工会一样。
关于采取什么模式来把农民组织起来?我的意见是,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可按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工,建立各种农业产业协会,把从事同类产业的农户组织起来。农业产业协会不仅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群众组织,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组织,可以打破农业的“小而全”,推进农业向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通过专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交流,促进农产晶产量和品质的提高;进一步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一体化经营;通过这一组织,制定同业技术标准,传播同业信息,交流同业经验,规范同业行为;使这一组织成为同业农民与政府间勾通、联系的桥梁,代表同业农民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维护本行业农民的利益,进行反倾销斗争。
农业产业协会的基础在农村,县、市、省以至中央都可根据情况建立各级专业的农业产业协会。与此同时,还可借鉴工业经济联合会的经验,在县、市、省和中央建立各级农业产业协会联合会。这样,条条块块就都有了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事情就好办了。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时想起十六大列入党章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看来,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就是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方面的具体体现。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他还说,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认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这是多么精辟的概括!从学习中我悟出一个道理:“执政为民”必须与“执政靠民”相结合才能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自己来代表自己吧。
现在我还在为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尽力工作着,为培育年轻一代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的学子而尽自己的职责。我坚信,中国无论发生什么风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常胜不衰地发展下去,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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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8日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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