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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创新:动因、要素与路径

魏小平

2017年05月16日 12:00

宋玉波 胡尹慧
《探索》2017年02期

改革开放近4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奇迹。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难以与经济改革相匹配所导致的社会风险也在不断沉积和发酵。改革的目的,就短期来看,是要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长远来看,是要激活全社会成员的潜能,不断创造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和公平正义。然而,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对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加以抑制会阻力重重,继续放任又势必加剧利益矛盾与冲突,激化社会风险,增加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和难度。如果不能通过创新社会治理化解和防控这些风险,便有可能危及政治统治的根基。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现代治理理论中,良法良政是良治的基本前提,良好的社会治理状态应当是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大多数人幸福为基本前提下的社会健康发展和政治稳定。但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民间组织发育不充分,公民主体意识淡薄的背景下,要实现以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善治,就必须打破基于统制思维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探索创新协同治理。

1.创新动因: 社会治理水平滞后于社会变革

1. 1 城乡矛盾交错激活治理风险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不同步所带来的社会弊病逐渐凸显。长期的二元分割体制导致城乡社会发展失衡,户籍身份影响地位高低和权利多寡,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的快速推进,城乡分治旧制度壁垒逐步打破的同时,强征强拆、贫富分化、土地流失、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等矛盾突出。社会转型提速升级催生出的新矛盾、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快速城市化正在持续吸收农村人力资源,导致农村空心化,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面临着诸如生活资源短缺、家庭凝聚力弱化、心理健康堪忧、安全无保障、教育资源流失等多重困境。主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导致了农村政治生态的失序,一些地区出现了宗族势力把持村务、村官变村霸的不良现象。急剧的社会变迁也让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乡土文明走向衰落,过度的物质追求让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攀比、赌博、迷信以及低俗娱乐等不良风气开始充斥于一些乡村社会。在暴利的驱使下,一些价值观扭曲且法治观念淡漠的村社甚至出现了整村参与实施诈骗、造假、涉毒等违法犯罪的病态现象。这些问题虽不普遍,但如若放任其发展,对政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而言都将极具破坏性。

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农村社会治理与城市的治理二者并不孤立而是彼此交错相互影响的。对数以亿计已经进城和即将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后代而言,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他们迫切需要融入城市社会,需要对自身价值予以再认识与重塑社会身份。然而,资源占有的不公和社会阶层的相对固化却挤压了他们发展和向上流动的空间,长此以往必将加重他们对政治的疏离感并削弱其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一些利益受损者甚至因此沦为边缘人群而游离于社会治理的制度之外。与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尽管进城务工人员已然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与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能获取的资源却不成比例。这会催生“社会排斥”,激化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治理失范的现象在一些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有愈演愈烈之势。除此之外,因为城镇化发展而出现的撤村并居、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环境污染等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极端暴力案件也进一步暴露出治理风险的上升和现行社会治理的疏漏与不足。

1. 2 治理目标异化导致高耗低效

现代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互动、共商共治,后者是党政一元主导下的权治和单向管制。中国近代刚开始出现以行业组织、互助组织和慈善组织等为代表的社会自治组织,便因时局动荡和战乱频发而导致“先天发育不良,后天无营养补充”。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加强对社会事务的控制,半官办的社会组织也沦为“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的对象。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容易导致社会松散脆弱,缺乏凝聚力与活力。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重新迎来发展的机会,但行政权力的扩张与“政社不分”的社会趋向仍然存在。长期以来,我国的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政府”“全能政府”管理模式的影响,习惯于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因此,“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1109110。政府显然不是万能的,权力与能力的不匹配、权力与责任的不相称,致使政府在应对庞杂的社会矛盾和群众日益高涨的社会服务需求时力不从心,社会治理离“善治”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理想的社会治理形态,本应以政府与社会的互助与合作为基础,尤其要发挥村居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以达成社会的“共治”和“善治”。而政府一方面在许多社会事务管理上习惯于大包大揽,习惯于依靠公权力来强力推进社会政策,进而在社会管理领域催生出权力依赖的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在与社会组织或社会自治主体合作时,“官本位”思想严重,视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自治主体为被管理者而非合作者,甚至凭借其权力与资源的优势在社会事务管理中频繁“越位”。面对改革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利益受损者的各种维权行动以及其他潜在的社会失序风险,一些基层政府并没有进行反思和谋划长远之策,为了追求短期的、表面的稳定,强化各种社会管控措施和出台利益补偿措施来平息突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纷争,甚至不惜采取截访、拘留、罚款、强制驱散等“非常规治理”方式来管控社会冲突,平抑社会不满情绪。

然而,社会发展的事实已经表明,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增长,高压型的社会管制措施反而会诱发更多的社会对立情绪,将社会治理深陷于“维权维稳”无休止的困境。这种以维稳压倒维权,以稳定性替代合法性的政治管控行为,实质是将维稳与维权对立起来,从而忽略了维稳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各项权益。当改革步入攻坚阶段,社会进入多元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继续推行以维稳压制维权的社会治理方式无疑将消耗掉极高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非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反而可能造成政治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导致更多的潜在矛盾和风险。

1. 3 公共精神缺失致使社会价值混乱

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社会利益多元化推动社会价值观的复杂化,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体系也将由此经历嬗变的痛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树立最基本的共同价值标准去凝聚人心和达成社会共识,以确保社会治理不至于迷失方向,而凝聚共同价值标准的首要因素便是公共精神。党的十八大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表述其实正是公共精神之体现。“公共精神”的概念虽源自西方,却是现代健康社会的基本属性。“公共精神是人的现代化的品质追求,而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与核心。”[2]公共精神包含着对文明、自由、民主、平等、秩序、公益、责任、诚信、友爱和彼此尊重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肯定、认同和身体力行;它强调现代公民应具有“自主、公道、宽容、理解、同情、正义、责任、参与、奉献”等理性风范和美好情操。公共精神的主要特点是超越个人的狭隘眼界和直接的功利目的,强调独立的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律自制的行为规范和善待生命的慈悲仁爱精神[3]。

公共精神的实质是社会成员在主体意识、公共意识充分觉醒的基础上,对他者利益的尊重和对公共利益重要性的理性认知,以及对社会共同生活准则的主观认同。现代社会治理从本质上讲是多元主体的自主自治,它需要建立在公民意识觉醒和公共精神普及的基础之上。社会成员需要正确理解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明确个体应当承担的公共责任,进而在公共理性的指引下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对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争议或冲突事件,各个社会主体间应当通过协商与对话来消除误解、缩小分歧、达成共识,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

然而在传统政治文化和“家本位”观念的影响下,既缺乏公共精神的历史传统也缺乏支撑公共精神的政治社会环境。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的不同步,激活、放大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也使原本薄弱的公共精神基础被进一步消解。社会成员对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价值的冷漠,对他者利益的随意践踏,折射出当前一些社会成员在意识上所陷入的混乱和迷茫。以至于近年来与这种体现公共精神的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或严重冲突的现象层出不穷,诸如公共场所的各种不文明行为,防不胜防的各种“网络暴力”甚至人身攻击等,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前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导致的社会价值取向混乱。至于诚信缺失,虚假泛滥,诈骗公行,“碰瓷”猖獗,贪腐当道等,更是突破了社会的伦理底线。公共精神缺失与社会价值扭曲并存,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社会治理效果差强人意。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是我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

2.创新要素: 多元主体、公民意识与法治保障

社会治理理论旨在回应社会现实需要。社会治理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强化管理为特征的现行社会治理无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形势,不能有效回应公众对多元治理和善治的现实需求。良好的社会治理应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公共精神的普及和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的提高为主要表征。2. 1 治理主体多元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前提现代社会治理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宽泛,一切与公共事务相关的政治活动、管理活动和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供给,都可以纳入其中。仅凭政府一己之力,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治理需求。因此,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1995)中将治理重新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44,也就是说治理主体应当由公共的、私人的机构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构成。而研究治理理论的另一位权威,英国的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在提出有关治理概念的五个论点时,也特别强调了治理的内涵之一就是主体多元化:“治理意味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后要形成一个自主网络;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5

事实上,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决定了政府已经不可能是社会事务唯一的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授权,都可以成为治理主体,行使部分社会公共权力,分担一定社会治理责任。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首先需要明确政府、社会以及私人机构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重点厘清最基层的政府组织( 如乡镇) 或政府派出机构( 如街道) 的行政管理权与村、居(社区)委会的自治权的界限,打破当前社会治理中行政主导的现状,变全能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实现行政权从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收缩以及社会自主自治权的回归,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2. 2 公民意识是良好社会治理的观念基础

社会治理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体对自身的治理及对与自己直接相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治者与被治者的辩证统一关系,须以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养成、公共精神的培育为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这正好抓住了社会建设和治理所需的意识和观念基础。

关于公民意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论述城邦作为当时的人的共同体,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6140。而以葛兰西、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当代思想家认为,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7]。哈贝马斯还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的价值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政治的侵害,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因而变得孤独、冷漠。因此他主张重建非商业化、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让人们在自主的交往中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这正好为前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价值观混乱、公共精神缺失等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与出路。公民意识作为现代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社会成员对于其生活的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其内涵包括了体现“公共性”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和监督意识等。“公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成员,是国民;从社会的角度说是公共生活中的成员,是社员。公民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们从臣民转化成了公民,而这正是人发展成为恩格斯所谓的“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8757的必经阶段。

然而,我国尚处于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之中,一部分人公民意识淡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倾向于逆来顺受,更关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对个人及家庭之外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却漠不关心,对他人遭受的苦难或不公正对待“泰然处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冷淡静默”的态度是公民意识生长、发育、成熟的精神障碍,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法治建设的推进,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新的城市社会结构正在快速形成,无疑将有助于突破“臣民文化”的最后堡垒,促进进一步的“思想解放”,营造公民意识生长发育的适宜环境。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提高,特别是互通互联、参与合作、共建共享的网络社交媒介的普及,信息流动方便快捷,更会大大促进公民意识的形成,有力推动公共精神的培育。

“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育既“是一个自我循环(即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集体心理和情感的塑造过程,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自身得以完成的”[9]。但是,在急剧转型、矛盾累积的当今社会,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生长的条件并不充分。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很难自然生长出公共精神,而必须下大力气培育。也就是说,我国“公共精神的成长具有建构的属性”,需要外在机制影响其成长和发育[10]。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既为公民意识、公共精神的生长发育创造条件,也不断促进新时期公共精神养成和社会认同基础的重建。

2. 3 法治保障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关键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国家治理所追求的善治状态和重要价值之一。法治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约束和对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并以此为基础维护公正良好的秩序。“社会治理不仅要强化道德约束,更要注重依法治理。”[11]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社会治理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依靠法律的权威与理性,可以有效地规范和调整社会矛盾,制约和平衡权力与权利间的紧张甚至冲突,从而将社会治理纳入到理性、有序的法治轨道。

作为社会治理的规范依据,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下,应该有不同法律规范。但就现状而言,我国相关法律规范远远滞后于社会变革的速度。以社会自主自治为例,我国当前调整社会自治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宪法第二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2010 年修改后有所完善,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依然悬而未决,对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之外的私人机构、第三部门以及一些有特殊影响力的社会利益集团,如民工维权组织、妇女组织、业主委员会、公益团体等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程序保障与权利救济等,仍未有效纳入法律调控的范围。没有法律规范,所谓“多元社会治理”至多只能是政府( 或其派出机构)与基层自治组织的“二元治理”。法律规定的模糊不清和空白,给行政权力的扩张留下大量可操作的空间,而缺乏完备法律支持和程序性保障的社会治理,也难免落入形式化的窠臼。因此,创新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更为细化以便于实际操作。

3.创新路径: 以协商民主促进社会治理

我国已经有政治协商的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但这种“协商”主要运作于体制内。社会治理则是公共性多于政治性,不但决定于体制内,更实际表现于体制外。因此,吸取协商民主理论的合理要素,通过发展协商民主的要素———多元主体、公民精神和法治保障———来促进社会协同治理,便是深化社会治理改革,提高社会治理效率的合理选择。

3. 1 协商民主理论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契合

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一种政治理论研究范式,协商民主的理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时期。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曾提出协商思想,而雅典的500 人大会等政治实践也包含着协商因素[6140。但这些思想的火花却为漫长的历史所淹没,直到20 世纪后期为了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推动各个政治力量间通过沟通对话等政治互动达成共识,学界才开始重新思考并提出一种新的制度设计来引导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政治协作,以实现政治上的合作与共治,协商民主理论才得以产生。许多著名学者都曾致力于相关研究,包括罗尔斯、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以及古特曼、博曼、汤普森、曼宁、德雷泽克等,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协商民主理论开始成熟并逐步运用于政治实践。而协商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当推哈贝马斯,他在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以及商谈民主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协商民主“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为话语样式”,即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基于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而展开的对话、交流、辩论和商谈[12]。依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合理的协商民主应当采取双轨制模式,即公共领域的非正式协商和决策机构的正式协商。“公共领域的协商形成共识后,经过机制或国家‘公众信息流’传递给国家,传递的机制主要是选举和媒体”,因此“协商民主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一种社会和制度的框架”[13289。事实上,在乔治·M·瓦尔德斯等西方政治学者的眼里,协商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巨大政治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不同政治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中的某些核心问题。

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在20 世纪中后期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社会潜藏的深刻而持久的道德冲突,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的陷落,制度缺陷造成的多数人难以有效参与公共决策等。这些问题与我国当前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困境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作为针对西方社会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及制度构想,虽未必适合于中国,却在某些方面有益于中国的政治协商理论与实践。其中的某些合理性要素,对于我们摆脱社会治理困境,不无积极的参考价值[14]。当然,这里的协商民主与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主要是社会治理层面的。对此,陈家刚在《协商民主》一书的序言中就指出,协商民主涉及决策、组织、治理形式,“概括起来讲,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参与公共协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提出各种相关的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最终达成共识,从而在审视各种相关理由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15]序言。

总之,协商民主理论创立的公共协商决策模型,它所倡导的社会的自治、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对公民主体责任与公共利益的强调,在路径和价值取向上都与现代社会治理契合。因此,在社会治理领域引入协商民主理论,结合政治协商制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将有助于抑制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激励公民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在公共领域开展广泛的对话与协商,形成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良性互动,增强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3. 2 以协商民主促进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3. 2. 1 培育公共精神,发展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

良好的公共精神是推行协商民主和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16]。公共精神或公民意识,是公民自觉关心与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积极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公共生活的观念和思想基础。公民的公共精神体现在:遵守国家法律,积极与政府合作;认同并遵守公共价值和公共秩序,自觉关心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资源等公共利益;自觉遵守公共准则,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在公共生活中理解、尊重、包容他人并与他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

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强调主体的主动参与。在依据协商民主建立的社会协同治理规则和程序之下,任何人都可以平等而自由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及其决策,同时,任何人的参与权和表达权都应当得到他人的尊重。公民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方式是多样的,既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参与,也可以通过自愿结社的方式来共同表达,实现和维护某种公共利益,解决社会问题,还可以参与公共讨论、协商或公共听证,来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通过营造平等参与的政治文化来提升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和协商意识,并将这些意识内化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质,逐步在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建立开展友好协商、合作对话与平等交流,实现社会协同治理。

3. 2. 2 培育社会组织,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

社会协同治理需要以“政社分开”为前提,“在一个得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府与社会应该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领域,彼此各守本分,分工协作”[17]。这就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释放和发挥社会的自治活力,以便以社会主体为主来处理社会事务,依靠社会的逻辑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政府一方面要尽快转变、优化职能,努力向社会放权并释放更多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和支持各类社会公共组织的成长,鼓励社会公共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构建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多元协作的社会治理网络。在这一网络中,通过对话和沟通,各种利益可以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通过协商与妥协,相互冲突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维护;通过合作与协同,可以实现做大蛋糕与公平分配蛋糕的良性互动。如此,社会分歧可以缩小,利益矛盾可以缓和,人们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在多元利益主体间达成某种社会和解和社会共识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自主自治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回归和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过程。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社会以及私人机构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分工和角色定位,重点厘清政府行政管理权的边界,变全能型政府为有限政府,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实现行政权从社会公共领域的收缩以及社会自主自治权的回归。3. 2. 3 完善相关立法,构筑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体系法律作为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功能,对一个治理有序的社会而言,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守法预期可以大大减少社会摩擦,而法律对于规则和程序的强调,也可以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化进而降低人们的维权成本。如果一个社会拥有合法而畅通的诉求表达机制和公正便捷且高效的维权机制,各个层级的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事关个体和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决策,那么他们就能通过有效的对话或协商而不是诉诸上访、甚至更激烈的群体性暴力抗争来维护合法权益。因此,在一切涉及社会交往、社会正义、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冲突的相关治理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最具权威性、稳定性、公平性和可预期性的解决方案,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方面需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的相关立法,另一方面则要树立法治理念,增强公众的法治信仰,让法治精神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此,我们应当加快社会领域的立法,健全社会法体系,重点解决当前社会组织立法的滞后问题,健全社会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完善弱势群体权益保障和救济等相关立法。

此外,基于社会治理对主体多元的强调,社会的协同治理表现为公共领域中的集体行为,这使得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变成了各种行为主体都认可的行动规则的制定过程,这种对制度和规则的强调,本身就是治理法治化的客观表现。事实上,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向,只有当制度化水平同公众的民主参与要求大致同步发展时,政治和社会制度才能得以维持。因此,以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的社会协同治理体系,可以有效推进社会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同时改善社会政治生态。

4 结语

社会治理创新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对社会公众现实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协商民主理论为依据,引入多元合作的社会协同治理,实质是运用协商民主的理念与制度形式来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创新,以此激发社会活力,增进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治理。这种改革创新,既要面对现实,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和消解各种社会风险,以减少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又要着眼未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全民福祉,以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简介:宋玉波(1958—),男,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尹慧(1977—),女,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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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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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党协商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