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 理论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下智能投顾发展与监管问题研究

沈华

2020年01月07日 05:05

李瑞雪 闫正欣
《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 年第 9 期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普惠金融,旨在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成员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是其重点服务对象。数字普惠金融是借助数字化手段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率及范围,让更多的人享受金融发展成果。智能投顾作为满足个人投资需求的有效工具,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对于保障普通大众平等享有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普惠金融本质出发展开研究。Kempson,Whyley(1999)从金融排斥角度分析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原因。白钦先和张坤 (2017)、郭田勇和丁潇(2015)等分别从哲学人文发展理念、普惠金融“5+1”核心要素、融资机会平等、突出关注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等角度进行研究;二是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实现路径。丁杰(2015)认为,互联网技术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是实现普惠金融的新方式;三是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措施。邱兆祥和向晓建(2018)认为,面对数字普惠金融中出现

金融诈骗频发、征信体系不健全、监管政策匮乏等现象,宜采用提升用户金融知识水平、实施差别化监管,以及建立征信业协会等措施予以应对。

对于智能投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智能投顾内涵界定。Neil(2013)认为,智能投顾就是通过人工智能,基于投资组合理论来为用户制定投资组合方案。二是投资者适当性基础理论研究。杨东和武雨佳(2019)阐述了投资者适当性基础理论,建议在智能投顾领域中对传统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进行调整,构建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理念,协调现有法律规范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体系。三是智能投顾业务监管方面的研究。郭雳(2019)、姜海燕和吴长风(2016)等通过分析开展智能投顾业务存在的障碍,分别从完善法律监管、技术监管角度等提出监管建议。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有关智能投顾业务监管的研究大多从算法、市场、制度方面展开,并未意识到智能投顾是践行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业态。另一方面,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特征研究较少,智能投顾和数字普惠金融关系鲜有学者研究,缺乏将数字普惠金融理念扩展应用到智能投顾业务监管问题上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细化其特征,研究其对智能投顾业务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以践行数字普惠金融为理念,提出完善我国智能投顾业务监管制度的相关建议。

二、数字普惠金融下智能投顾业务的发展演进

智能投顾作为线上理财业务发展的一种新业态,主要通过线上进行获客、使用算法及投资组合优化等理论模型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理财服务。打破了传统理财业务投资门槛高、手续繁琐的缺陷。从市场规模维度来看,我国智能投顾业务初步形成规模是在 2016 年左右。根据艾瑞咨询和陆金所联合发布的 《智能理财 4.0:2019 全球智能理财服务分级白皮书》统计,2018 年我国智能理财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2546.9 亿元,预计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 7370.5 亿元。从市场格局来看,当前我国智能投顾机构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金融机构,研发智能投顾技术,设立智能投顾平台,如招商银行开发的摩羯智投、广发证券开发的贝塔牛;第二类是互联网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引入金融资源,如京东智投、宜信旗下的投米 RA 等;第三类是新兴创业机构,典型的代表为谱蓝、理财魔方等。近两年来,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以及头部互联网企业借助广泛的客户资源和品牌效应,纷纷布局智能投顾业务,后来居上的态势愈加明显。从市场发展阶段来看,本文认为,智能投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见表 1)。在智能投顾的第一阶段,其面向的客户群主要以低收入年轻客户为主,这主要是因为低收入年轻客户群体接受新型金融产品的能力较强,但该阶段的运营主体较为复杂,持牌机构和非持牌机构并存,金融风险较大,技术手段较为单一。在智能投顾的第二阶段,客户群扩展到中产阶层,并开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技术手段,采用现代组合理论进行资产的管理,运营主体趋于规范,投资方式由以销售为导向向用户导向为主转变。

智能投顾的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客户群进一步扩大和理论基础的改变。在这一阶段由于智能投顾服务客户群的进一步扩大,其投资的需求变得多样,投资目标趋于多元化,使得投资的理论基础逐步转变为概率场景最优理论。由于当前我国可选择投资的被动型底层资产种类并不丰富,尚未实现从销售导向向用户导向转变,金融科技创新能力也仍需进一步加强,我国智能投顾市场仍处于“智能投顾 1.0”阶段,但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

展,我国智能投顾具有巨大的潜力。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智能投顾业务的促进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生活场景线上化地不断发展,产生了以普通大众为中心的小额、碎片化、高频次的金融服务需求。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指通过数字化的金融科技手段有效满足所有市场主体在生产、生活中的金融服务需求。既要重视弱势群体的融资需求,也要为普通大众提供便利的投资渠道,满足普通大众的金融服务需求。

1. 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了智能投顾业务的广度。

不同于传统普惠金融,基于市场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特征更加明显。经济性是通过线上化运营模式,扩展了物理服务网络渠道,打破信息不对称性,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获客成本和风险防控成本。效率性是依托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时空限制,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可以实现 7×24 小时不间断操作,有效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这两方面有助于智能投顾业务广度的提升。这是因为:从机构角度看,通过线上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获得用户,扩展了物理服务网络渠道,其长尾效应覆盖了广大中低产阶层的投资者,加之智能化风控技术和算法模型的运用,机构的运营成本、获客成本和风控成本显著降低;从用户角度看,由于智能投顾业务相对于传统准入门槛低、可获得性强,用户可以较低的搜索成本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智能投顾的效率性主要体现在通过线上化运营方式,简单、便捷化的操作方式,提升了用户获得理财服务的及时性;同时,运用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模型,进行批量化、专业化和客观化操作,打破了传统人工服务的低效性。

2.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了智能投顾业务的深度。

理财业务得以发展的前提是投资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有效防范。如何在确保资金安全、网络安全和用户隐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理财服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提升理财业务服务的深度,智能投顾的安全性和创新性是必不可少的。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安全性和创新性。安全性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属性,是金融资源能否公平分享的前提性条件。创新性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手段运用,不断赋能普惠金融发展。智能投顾业务安全性主要基于“合格投资者制度”、智能化风控等手段和途径为投资者提供符合投资者自身特点的投资方案,为投资者推荐合适价格的理财产品,避免投资者非理性投资,确保投资者资金安全。智能投顾创新性主要是基于技术创新,特别是算法模型技术的运用,通过对投资者信息的分析,基于投资者投资目标和风险管理规则对投资组合进行优化和调整,运用智能投顾算法模型为投资者提供精准化、专业化、实时性的服务,满足不同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

四、数字普惠金融下构建智能投顾业务监管制度体系的现实性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智能投顾业务等新兴金融服务业态的兴起与演进,需要适时、适度、完善的监管制度,而现阶段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下智能投顾业务的监管制度亟待完善。

(一)数字普惠金融下智能投顾准入监管规制亟待完善

数字普惠金融下智能投顾业务涉及证券、基金、期货等多个行业,监管要求散见于《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等法规中。虽然 2018 年 4 月国家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提出了智能投顾业务监管的宏观思路,但内容仅为原则性规定,指导性、可操作性有限。当前我国智能投顾市场准入机制缺失,缺乏明确的监管机构。一方面,较低的准入成本造成资质不健全的智能投顾机构可能基于“逐利性”趋向损害金融投资者的利益,造成市场的无序竞争;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行业监管体制不健全,导致智能投顾机构多以提供投资策略为主,缺失科学准入标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能投顾市场未来的发展。

(二)数字普惠金融下智能投顾合格投资者评价制度亟待完善

在数字普惠金融下,智能投顾机构为追求服务效率和客户转化率,存在将风险承受程度不匹配的理财产品营销给投资者的逐利动因,导致投资者无法以适当价格购买符合自身需求的理财产品。销售导向引发的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对智能投顾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不足,必须抓紧构建与数字普惠金融原则融合一致的智能投顾合格投资者制度。

(三)流量模式下智能投顾安全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在流量模式下,需要收集、处理大量的客户数据,可能存在过度收集用户隐私和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十类 App 测评,发现近半数 App 隐私条款不达标。其中金融理财类 App 评分最低且涉嫌过度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①。目前对于信息安全问题还未形成完善的监管制度,导致智能投顾市场中出现买卖具有安全等保资质的壳公司、挪用客户资金、倒卖客户资料、通过“一键授权 +不合理格式合同”方式设置圈套等市场乱象。因此,必须抓紧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下严格的智能顾投业务安全法律规制。

(四)风险审视下智能投顾算法治理规则亟待完善

虽然我国资管新规大致规划了智能投顾算法的治理框架,但对于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而言,规定过于粗糙,无法落实《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中的基本要求。现行规定,更多的是采用事后监管的思路,强调市场风险出现后进行有效处置,并没有发挥监管制度应有的前瞻性和引导性。对于如何识别和监测应用算法带来的风险、如何落实风险信息披露要求等问题,均未见相关制度性规定。

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智能投顾业务兴起的时间较短,其在智能投顾市场准入机制上,缺乏明确的监管机构,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保护客户数据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为更好地促进我国智能投顾行业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本文提出完善我国智能投顾业务监管制度的路径。

五、完善我国智能投顾业务监管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从监管主体和参与者门槛两个层面设计市场准入机制

1.明确智能投顾业务监管主体。资管新规未明确智能投顾监督管理部门,导致监管流于形式。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将智能投顾纳入金融服务许可范畴,认为智能投顾业务具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特性,适用投资顾问监管规则。从监管层面看,我国传统投资顾问的监管主体主要为证监会,智能投顾机构开展的业务主要涉及证券、基金、期货等领域,本质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建议将具有投资顾问特征的智能投顾业务纳入现有的监管规制框架,由证监会统一进行监管。

2.设置科学的智能投顾市场参与者门槛。对于智能投顾机构应当设置严格准入门槛和标准,可参照澳大利亚 ASIC 发布的《向零售投资者提供的数字金融产品监管指南》,对证券智投运营商资质、经营范围、监控和测试算法、防范网络风险和保障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投资者服务标准等一般性义务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建立豁免制度,推行监管沙盒模式。在获得正式牌照之前,规定在一定期限内 (如 12 个月),对特定范围内产品或服务进行测试,明确豁免适用条件,限定投资业务范围。

(二)客户导向下创建合格投资者监管规则

1.事前监管:科学设计 KYC 问卷,加强投资者教育。在立法中,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在线问卷所应包括的具体问题,设定 KYC 环节所必须考量的因素。同时,建立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多方联动机制,加强智能投顾投资者教育,培育投资者识别自身抗风险的能力和金融知识,了解投资产品的风险属性和等级。

2.事中监管:采用多种方式及时处理矛盾答案。《智能理财 4.0:2019 全球智能理财服务分级白皮书》认为,当前大多数理财服务平台主要通过问卷测试的形式了解用户风险偏好,如用户自我认知错误,极易误导平台为用户提供不匹配的理财配置服务。建议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设置投资者可能提供相互矛盾的答案问题,设计弹窗或采用人工介入的方式,对矛盾答案予以确认,并协助投资者再次进行风险评估。特别是出现投资者选择的投资组合不符合其

设定的投资目标情形时,应及时提醒投资风险。

3.事后监管:注重客户资料更新,积极研发 PI保险。从科学评定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角度出发,确保符合客户最佳利益原则,建议规定:智能投顾机构应定期(如 1 年)要求客户更新个人信息,根据客户信息变化重新进行风险评估。同时,从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角度出发,建议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联合保险机构共同研发专业赔偿(Professional indemnity,简称 PI)保险。

(三)从技术和管理双重维度建立信息安全保障制度

1.搭建智能投顾信息安全技术体系。从开展业务所需的实质条件出发,制定智能投顾强制性信息技术标准,并配置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网络安全保障力度。对智能投顾技术基础性、关键性信息系统进行定级备案和等级测试,要求智能投顾机构必须建立防火墙、入侵检测、数据加密以及灾难恢复等网络安全设施,并将相关内容落实到内控制度当中。同时,从数据使用环节出发,建立全流程的技术安全体系,在数据收集、流转、存储等环节,均应提供针对性的监管制度供给,做到精细化立法。

2.构建智能投顾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为保障支付结算系统的便利和安全,建议搭建智能投顾业务资金存款系统,保证智能管理账户中资金专款专用,鼓励金融机构研发资金转移风险的保险产品。为保障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性,建议依法明确信息脱敏要求,要求智能投顾机构对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权限控制。同时,规定智能投顾机构必须对其合法收集的个人信息具备控制力,针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应当有严格的操作规范。制定明晰、简洁、全面、与投资

者年龄相符的隐私政策,通过便利的方式充分披露给投资者,以此获得投资者的授权。

(四)以风险控制为核心优化智能投顾算法治理规范

1.风险测试:积极与专家合作,研发测试工具。当前资管新规仅要求报备主要参数和主要逻辑,并没有对报备后的审查事宜进行规制。建议监管部门积极与行业专家进行合作,进行主动监管,共同研发智能投顾算法测试工具。同时建立动态监管机制,除对算法工具进行初始审查外,还应对其进行持续性审查,定期测试工具输出结果,确保符合预期。

2.风险识别与监测:明确责任主体,关注算法更新。建议进一步明确技术风险识别与监测的义务主体,通过配置法律责任的方式,强化持牌机构及其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的信义义务。同时,对投资咨询工具使用的算法模式,应当随市场和其他情况变化对其是否仍然适用进行持续性评估,及时监督智能投顾机构优化算法。

3.风险信息披露:细化披露事项,充分揭示使用风险。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是打开“算法黑盒”的有效路径。建议以列举方式,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事宜,对于算法所做的修改记录,规定最短保存时间。在对客户进行信息披露时,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采取合理的注意措施,避免客户对服务范围产生歧义。从满足客户心理体验的角度出发,充分告知投资者算法模型运行原理及存在的风险因素。


参考文献:

[1]白钦先、张坤.再论普惠金融及其本质特征[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32(3).

[2]郭田勇、丁潇.普惠金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银行服务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15(02).

[3]丁杰.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理论及现实悖论[J].财经科学,2015(6).

[4]邱兆祥、向晓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1).

[5]杨东、武雨佳.智能投顾中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27(2).

[6]郭雳.智能投顾开展的制度去障与法律助推[J].政法论坛,2019,37(3).

[7]姜海燕、吴长凤.智能投顾的发展现状及监管建议[J].证券市场导报,2016(12).

[8]杨涓.澳大利亚数字化投资顾问服务相关监管规定与业务指引[J].声音,2018(23).

[9]刘沛佩.我国证券市场智能投顾发展的监管思考[J].证券市场导报,2019(1).

[10](美)保罗·西罗尼.金融科技创新[M].马睿、汪吕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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