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80后”新中产的向上流动之路

沈华

2015年12月29日 12:00

李欣 王曦影
《当代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一、引言
   
       2004年,一篇名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1]的帖子,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该篇文章描述了一位农村青年,通过18年的艰辛努力,鲤鱼跃龙门,考上名牌大学,取得了与城市青年一样的职业地位,踏上了中产之路,最终能够与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时隔3年,一位出身于小城镇的清华大学硕士生发表了一篇与之呼应的帖子——《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2],表明由于缺乏户籍保障、制度保障、面临高昂的房价、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即使自己通过18年的努力与城市青年或是富二代、官二代们坐在一起喝上了咖啡,日后的生活差距以及为弥补差距所付出的努力还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差距的弥补也不仅仅像坐在一起喝咖啡那么容易能做到。这两篇帖子的主人公都是“80后”,这个在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被贴上“高富帅”、“屌丝”、“房奴”、“蚁族”等各种标签的群体,而他们讲述的故事就成为了聚焦“80后”新中产的向上流动之路的最佳索引。
   
       “80后”逐步成为新中产阶层的主力军,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家庭背景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在新中产之路上,处于不同的起点,面临着不同的选择。他们有的生来就在新中产的康庄大道上,有的正在向新中产之路蜿蜒前进;有的面临着层层障碍,有的则平步青云,前景一片光明。对他们而言,房奴还是啃老,漂泊还是回流,拼爹还是考证,这些选择看似个体的积极策略,也可能是现实境况下的无奈之举。这一代人的选择与价值态度将极大地影响着新中产阶层的发展走向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二、文献综述
   
       虽然人们对新中产阶层的定义、数量和构成等问题还有争论,但我国研究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中产阶层现状、规模的调查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其中也包括对新中产阶层的研究。刘欣认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产物,指的是位于社会基本阶层之间的阶层。[3]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EAMC Project)以职业为基本分类标准,将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归为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是由小雇主、小业主和自雇人员(在中国主要是指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组成。边缘中产阶级是指较低层次的白领工作人员(如普通办公人员和企业业务人员等)。新中产阶级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组成,这一群体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核心。EAMC的分类模式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与地区的中产阶层比较研究中被广泛采纳。[4]
   
       在中国,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职业结构“趋高级化”,一个以知识、技术资本为主要标志的白领人群正悄然步入中国社会,成为“新中产阶层”。[5]他们分布于竞争性较强、市场回报较高、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一些不同职业群体,在职业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大致等同于社会中等水平的地位状态。[6]该群体年龄比较年轻,具有较高学历,具有新兴知识,大多就职于金融、信息、证券、高新技术等领域。[7]据调查研究显示,从1982~2006年,新中产阶层增长约10个百分点,2006年,新中产阶层占16~60岁城市人口的比例达到18.8%[8]。
   
       关于新中产阶层内部结构特征,张宛丽认为,新中产阶层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而是一个具有一定异质性的地位集合体。在中国社会现阶段,多种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制度结构要素同时并存的背景下,新中产阶层内部存在多重分割的特征。[9]首先,新中产阶层被不同所有制经济关系及其单位类型所分割,在资源占有及机会结构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国有经济类型单位具有再分配权力的优势;新兴的私营经济类型(私企)以改革开放释放的“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10]为条件,挣得原始积累的资本利润,获得较高收入。其次,新中产阶层即使为同一职业群体,也因其所处的城市发展水平与区域差异,而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方面形成较大的差距。再次,新中产阶层在价值观及社会行为规范方面呈现出三种社会属性: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观。最后,中国的新中产阶层以代际更替的方式(即崛起的年轻一代替代了中老年一代),占据了中等阶层的地位,完成了传统中产阶层阶梯的代际地位更替。[11]另外,由于时代效应,新老中产阶层在历史感、使命感及价值观念上具有鲜明的社会分野。
   
       向上流动是个体由一个阶层渗透到另一个阶层,实现阶层地位的变化。影响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条件包括先赋条件(籍贯、家庭出身、性别、年龄等)和后赋条件(技术、知识、个人成就、工作经历)等。[12]众多研究证明,教育、个人品质与努力、家庭、关系或其他途径(运气)是实现职业地位提升、进行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13]孙立平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代中国社会分化愈演愈烈,社会资源出现了“权力垄断”及“精英联盟”的新的不平等趋势。[14]新中产阶层的发育受到“权利排斥”制约,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因此青年人在所处工作环境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地位。[15]
   
    二代中产阶层比一代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处境更加困难。针对年轻一代的新中产阶层,苏耀昌提出了“被宠坏的第二代”命题,他认为,截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代中产阶层成员有一半以上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家庭中长大,历尽艰难、学习刻苦、勤勉工作、志向远大;到20世纪90年代,第一代中产阶层的子女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在更加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但失去了其父辈向上流动的动力。[16]教育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阶梯”,但随着大学的扩招,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上大学,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在就业中的相对优势减弱。李强指出,近年来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激增,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中产阶层内部的激烈竞争。[17]由于公司改制、政府重组、灵活的雇佣方式等大大地侵蚀了有力的市场优势、对知识和专长的垄断、文凭主义等,“80后”青年面临着比第一代困难得多的职业环境,稳定、安全、有地位、高收入的工作也不再如囊中取物。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新中产阶层正在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面临着向上流动受阻的困境;同时,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新中产阶层内部存着资源、机会、生活质量、价值观的差异。但是,现有研究多从宏观阶层结构的视角来分析新中产阶层的规模、构成与特征,缺乏对新中产阶层个体成员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研究。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获取了北京“80后”新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状况以及该群体有关向上流动的意识与策略选择等主观层面的资料。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本研究根据职业地位分类方法,参照国家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划分,从中选取了会计/金融、律师、科研、媒体/公关、工程/建筑等行业的专业人士作为新中产阶层研究对象,覆盖了工科、文科、理科不同的学科背景。运用目的性抽样方法,在北京选取了“80后”年轻专业人士44名,其中,男性26人,女性18人,平均年龄28岁,平均工作年限4.5年。研究中,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以职业为划分标准,进行了5场讨论,每场小组人数为6~11人;此外,对6名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半结构访谈。所有的研究资料均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香港三十会合作开展的一项关于京港年轻专业人士工作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
   
       四、结果与分析
   
       (一)现代化进程中“80后”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差异性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劳动分工体系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教育系统成为重要的职业分配机制,整个社会的职业出现结构性向上流动趋势。尽管新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都是以知识、技术资本为主要标志的专业工作,但是由于市场机会的非理性(如投机、市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与运作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行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等因素,导致了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一定的异质性构成决定了该群体在地位评价上的不一致性,即某一职业群体不可能同时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社会声望方面获得一致性的评价。
   
       1.处于不同行业的新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突出体现在新型的金融、IT、工程行业与传统的科研、媒体行业之间。新兴行业的工资水平体现出高起点、高增长的趋势;而传统行业则体现出低起点、增长缓慢的趋势。从受访者信息可以发现,从事金融、财务、建筑、软件工作的“80后”专业人士,多就职于私营和外资企业,平均月工资可到10000元~15000元左右;从事科研、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士,多就职于国有事业单位,平均月工资为5000元左右。
   
       2.处于不同行业的新中产阶层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声望不同
   
       从事于媒体、科研行业的“80后”表示,虽然收入水平不是很高,但在职业中收获了很多个人成就感与社会影响力。对此,有年轻女编辑这样表示:“做媒体的人有两份收入,一份是自己工资卡上的工资,然后第二份是参与历史、改变社会的这种成就感,如果说一个媒体人没有这个第二份工资的话,很少有人就因为第一份工资而待在这个行业。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想挣大钱,就不要来干新闻、来干媒体。”
   
       布迪厄认为,在阶层划分中,除了经济资本以外,作为一种职业要求的学历、社会评价以及某职业特有生活方式和品位等文化资本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经济资本有着相同的分量。[18]媒体、科研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其从业人员拥有更高的社会声誉与文化地位,这对于经济收入的相对较少产生了一定的补偿效果。
   
       3.不同时期进入同一行业的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存在不同
   
       在一些快速发展与变动的新兴行业(如IT、传媒),这种行业发展潜力与发展空间不同所导致的向上流动机会差异更为明显。对此,一位男工程师这样说道:“我是做通信的,2000年到2002年是黄金时期,那时候收入在北京绝对是非常高的。现在随着华为的崛起,已经是白菜价了,竞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像我们这个行业这种公司,在里面待个四五年,就属于老员工了。”另一位从事传统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传统媒体发展的黄金期,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他所从事的职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福利待遇也不如以往。在律师行业中,新中产阶层也出现了职业地位差异化的情况。例如,一位出生于1987年的男性律师助理认为:“对于我们小律师来说,就是没有案子”;另一名出生于1981年、已有7年工作经历的女律师则表示“我们是接了案子,没法做,人手不够”。早几年进入律师行列的人,工资待遇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并且有很多发展空间。随着行业空间的压缩,后期进入者的职业地位与工资水平大不如前。
   
    以往研究发现,在新中产阶层内部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公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与非公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就业于党政机关、国有经济类型单位的新中产阶层,具有再分配权力的优势。受雇于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新中产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常常比公有部门的新中产阶层高得多,在消费市场是一个有实力的消费群体,但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较弱。[19]通过对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分析后发现,新中产阶层内部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公有制、私有制等单位体制类型的差异,行业的市场化水平、职业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及行业发展水平与发展空间都会造成“80后”阶层地位的差异性。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市场结构的不断调整,这种差异性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
   
       (二)经济体制转轨中“80后”新中产阶层受益程度不同
   
       中国的“80后”新中产阶层,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体制向市场化转轨,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市场交换关系而分享社会经济资源,实现向上流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代中国社会分化愈演愈烈,社会资源出现了“权力垄断”及“精英联盟”的新的不平等趋势。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集体面临精英联盟和上一代中产阶层权力排斥的处境,遭遇着向上流动的困境。本文发现,“80后”新中产阶层不仅面临上一代新中产阶层的权力排斥,由于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受益程度不同,这种权力排斥还存在于其内部。
   
       1.处于不同权力位置的新中产阶层
   
       “80后”新中产阶层内部的不同成员,因为接近权力的条件与能力不同,处于权力排斥的不同位置,导致阶层地位产生分化,这种分化也正是经济体制转轨中新中产阶层受益程度不同的表现。根据一名女性律师的介绍,与在法律行业拥有丰富资源的丈夫结婚,带给了她丰富的行业资源,她同时指出:“律师其实是很特殊的职业。想要在这个行业取得成功,必须有几个条件,首先是家庭背景,如果家庭背景涉及面不广,光杆司令是不可能做律师的。现在的律师行业,其实是一九法则,就是百分之十的律师控制着全北京,乃至是全国的百分之九十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年轻人既没有背景,又没有阅历,是没有办法去竞争的。”
   
       从以上的访谈资料可以看出,有一部分“80后”会通过特殊途径获得权力,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会在一定程度上排挤没有权力的“80后”。同时,这种权力排斥能够带来复利效应,即越拥有权力的人,越能够占有更多的资源。处于权力排斥的不同位置,造成了个体社会流动处境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会导致有些“80后”新中产阶层个体,因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或难以理性预期,不能在向上流动中凭自己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进入高报酬、高福利、好环境的就业岗位。就社会结构而论,这种以权力优势建构出的排斥关系,扰乱了一个靠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2.处于不同户籍体制中的新中产阶层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原有的“再分配”机制中的户籍制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仍然是影响社会分层的制度性要素。北京的户口政策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产物,也对新中产阶层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名从事法务工作的女士这样说道:“生活上最大的困扰就是,我和老公本来正是生育的年纪。但是我是外地户口,他是北京集体户口,我们现在生孩子是不能有北京户口的。要让我们的孩子有北京户口呢,就必须在北京买房。可是房子又那么贵!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政策就是这样。”户籍制在很大程度上,使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处境产生了差异化。非京籍新中产阶层在职业发展、获得生活的基本权利中受到户籍限制,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阻碍,制度的设定本身给京籍和非京籍的中产阶层带来了先赋的不平等和界限,而非京籍中产阶层如若希望跨越这一阻碍需要付出额外的艰辛和努力。
   
       3.住房压力下的新中产阶层
   
       房子问题是北京“80后”新中产阶层面临的又一问题。拥有舒适宽敞的住房是中产阶层重要的身份标志,然而2006年以来,北京商品房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20],这无疑对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产生了巨大的阻碍。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买房的时机(房价上涨前、上涨后),也造成新中产阶层进行资产积累的程度出现了很大不同。有学者开始关注住房分配制度,发现在市场体制下,住房对生活机会的重要性越来越高[21]。同时,在中国能否购买特定小区的住房,不仅由收入—市场原理决定,还取决于克服行政障碍、社会文化区划等能力[22]。“80后”不仅面临着房价飞速上涨的压力,户籍制度的限制也是买房的一大阻碍。对此,一名女记者作如下表述:“在涨之前我也考虑过要买,现在真的是,买不起了,因为我已经错过了最佳买房时机了,我就彻底死了这颗心了。另一个是我也没有北京户口,据说得等5年需要连续纳税(后才能买)①,我之前有断开的,所以就得重新开始。”
   
       本文发现,家庭出身这一先赋条件在是否买房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间接影响着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对此,一位男性会计师对我们说道:“我是两年前来北京的,我妈就说你不要到处乱跑了,直接在北京把房子买了吧。首付是我妈给的,自己还房贷。现在房贷每个月4000多,工资除了还房贷还可以经常出去玩儿,问题不大。不用给父母钱,我妈挣得比我还多。”这名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男会计师表示,已经在父母的帮助下顺利买房,并能够在买房之余进行其他休闲消费;家庭不能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一名受访者则表示,凭借自己的能力买不起房子,如果买房也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消费产生影响。可以说,通过买房,实现了上代中产阶层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向下代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这种传递加速了某一部分新中产阶层的向上流动。买不买房成为“80后”生活中的一个象征性事件,而个体职业地位差异与家庭背景、市场环境、住房体制都聚焦在这一转折点上相互作用,造成了“80后”新中产阶层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他们的生活机会、经济地位有着重大差别,向上流动的速度与方向也各有不同。
   
    (三)“80后”新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多元化策略
   
       相似职业、教育背景的“80后”新中产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其内部的向上流动处境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布迪厄认为,新中产阶层是一个以高生活标准和一致的道德价值观为特征的巨大集合体,他们有着高度个人主义的生活观念,强调个人成功和竞争的重要性,该阶层被认为能够增加处于快速深刻改革中的国家的社会稳定性。[23]
   
       1.职业的乐趣
   
       能力才是关键。虽然有部分新中产阶层在向上流动中会面临权力排斥的困境,但访谈中有很多受访者都表示,会通过学习、个人努力、经营人脉关系等方式,以提高自身的后赋条件谋求职业发展,提升职业地位,获得社会认可。一位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男青年曾这样告诉我们:“我想说的是,对于新律师来说,能力才是关键的,能力才是你真正的根基。即便现在一时没有人脉,但慢慢积累起来也是会有的。”随着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深化,社会对法律、金融、会计、技术和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专业人员需求持续增长。有学者已经看到,随着专业领域的深化,这些专业人士与其他从事常规性的非体力工作的人的分离可能越来越明显,他们拥有专业的凭证[24]。可以看出,在本行业内的升迁与跳槽是新中产阶层职业发展的主要途径,跨行业的跳槽则比较少见。
   
       跨一步,就成功?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相对快速发展与变迁行业的“80后”新中产阶层,职业地位具有不稳定性。但是,现代化进程同样也为他们提供了创业的机遇,越来越多的新中产阶层开始突破传统的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创业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创建自己的事业。访谈中有一些从事于IT、设计、财务等新兴行业的成员表示了自主创业的想法:“我在中关村嘛,有一句老话叫作‘人挪活,树挪死’。先看现在的发展,有机会就换一换。在中关村,很多人就是一个传奇,几天就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我有一些朋友在创业,确实算是小有成功吧,确实也是通过技术实现转变。创业是把个人的资源、钱的资源、人的资源、物的资源、人脉的资源整合起来。我比较羡慕他们,做得比较成功,提升了一个层次。以前我就是天天写程序,但现在我要酝酿(创业)。工作确实不成问题,你到哪里工作都一样,哪个老板都会给钱,但做事业感觉不一样。”一般而言,随着精英阶层的分化以及进入精英阶层渠道的增加,开始引发中国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和社会结构的重组,人们的市场取向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企业家作为其社会成就的指示器。[25]值得注意的是,创业需要庞大的启动资金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某网友在帖子中表达道,“创业于你(富二代),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启动资金有三姑六婆帮忙筹集,就算铩羽而归,父母那三室一厅、温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败于我(贫二代),意味着覆水难收一败涂地”[26],家庭条件不太好的“80后”创业成功的概率不高。据调查显示,94%的大学生创业者的年龄在26~30周岁之间,在创业前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的占65%,创业成功率约为4%。[27]创业这种行为到底是“80后”新中产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积极选择,还是因为职业发展路径堵塞或缺乏职业安全感的无奈之举,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寻找生活的多种可能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向上流动主要关注人们职业地位的提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活动领域日益壮大,所属群体日益增多,社会成员的个性日趋丰富和多样化,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具有多重性的。[28]个人所占据的多重社会地位结构,包括收入、职业、教育程度、权力,此外像家庭背景、居住区位等都可以作为分层的标准。在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大众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新中产阶层的身份与地位通过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生活方式、阶级品味及其消费模式等多元化的标准得以体现。无论是通过消费、休闲,还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80后”新中产阶层都在积极地提高职业地位以外的社会地位,以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并通过对家庭生活、内心的追求,寻找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追求体面住宅、休闲消费。新中产阶层中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他们的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受到西方中产阶层文化、生活消费方式的影响。他们希望自己穿戴得体的服饰,住在与自己职业身份相称的住宅小区,过体面的生活等。[29]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一名男金融师曾做如下表述:“如果要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成功的话,我想给大家描述这样一个情景,就是我能够收到秘书的电话,说‘钱已汇到您的账户,几百万’。我淡淡地以嗯一下作为回答,然后挂掉电话,走进厨房,与妻子一起做午餐。透过厨房的一扇窗户,看到草坪上,父母与孩子在嬉戏。”在现代社会,随着职业之外的生活时间的增加,包括消费、休闲在内的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差异性成为区分人们社会性差异的重要标准。一名男律师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基本每年都会去一个地方玩。订的酒店,玩的路径全都是自己安排好,开车玩。去泰国也好,去澳大利亚也好……我们去了好多地方,都见不到黑头发的人,全都是老外,各国的外国人,我觉得这是生活的本质。”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中指出,当工作成了声望的一种不稳定的基础甚至是消极因素时,闲暇和体面对地位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30]“80后”新中产阶层更加注重在旅游、消费、休闲中获取社会地位。
   
       注重家庭生活。帕尔指出,踏入21世纪之时的另一种(或多种)人生观——至少不再是唯社会地位与流动为成就标准的人生观——将会抬头,一般人将更加重视自我身份、生活风格与(工作及工作以外的)平衡。[31]过去以就业、职业生涯及社会流动作为核心活动和主要关怀的一种中产生活已发生了变化。从对“80后”新中产阶层的访谈中,的确可以发现原有的社会流动价值观正在改变,他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不再仅仅只追求经济地位、职业地位,还越来越重视家庭、社交生活、社会参与对自己的重要性。两名分别从事科研和大学教师工作的女青年这样说道:“就我自己来说吧,能够混到一个科级,然后慢慢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我觉得就成功了。然后,因为在这个小圈子里,我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然后还可以照顾家庭,享受该享受的天伦之乐。”“回国后,发现我周边全是工作狂,或者大家都认同工作是彰显身份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有些人是自愿,有些人是被迫,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工作应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说的生活不仅仅是家庭生活,还有社交生活,社会参与这些方面。”周文霞和孙健敏的研究通过使用开放系统的方法研究工作家庭关系,发现工作和家庭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个人的感情充溢在两个系统之间,尽管工作和家庭之间存在身体上的暂时分离,但人们依然会将在工作中建立的情感、态度、行为、技能等带进家庭领域,反之亦然。[32]“80后”新中产阶层通过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努力实现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体现了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采取的积极策略。
   
    参与公益。除了休闲、消费以及家庭生活外,有一部分新中产阶层已经开始积极地介入社会公益事业及社会精神重建的“民生政治”中。例如,一位男青年研究人员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一方面就是在学术上要有一些话语权,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工作联系起来,做一些对社区有益的事情。”另一名大学男教师则直言:“接下来5年,我可能会更广泛地参加公益性的NGO活动,有意识地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以前都没有想过的。”新中产阶层在面对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时,会以柔性运作的方式,曲折、迂回地表达利益诉求和社会价值,通过借助自身的社会文化资本优势以及社会底层的草根力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实现多重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
   
       追求内心的安宁和满足。有许多受访者会通过强调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来降低自身对向上流动的诉求。一位男金融师说道:“我经常对自己说境由心生。其实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可能我的最终出发点是不要为名利追逐什么东西,不要想太多其他的这种东西,然后自己可以活得舒服点。”吕大乐在研究金融危机后的中产阶层时也发现,中产阶层职业生涯变得不稳定的时候,以物质为基础的价值观必然有所动摇,他们会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不只是感到身边的社会环境在变,而且也开始觉察到在这个大环境的转变过程中,旧有的社会价值也变得不实在。[34]因此,我们也需要社会关注新中产阶层价值观转变的动因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五、结论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背景下,“80后”新中产阶层还处于非常脆弱的成长阶段,他们与以往中产阶层研究结果一样,具有多元分割的特点,既存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单位类型的分割,也存在上代与下代的代际分割,还面临着向上流动的困境。由于时代发展的特殊性,“80后”新中产阶层的差异并不局限于以上特征,其自身还具有独特的异质性:行业的市场化水平、行业发展水平与发展空间导致了其职业地位的差异;权力排斥、户籍制度、住房压力、家庭背景的不同也使他们向上流动的处境出现了分化。
   
       在向上流动策略的选择上,“80后”新中产阶层会通过个人努力、学习、人脉等策略实现职业地位的提升;同时,一些人会通过自我创业,突破传统职业发展路径,谋求事业的发展;还有人会通过扩大职业地位以外的社会地位以实现向上流动;另外,随着价值观的转变,该群体正逐渐改变唯社会地位与流动为成就标准的人生观,追求个人生活、家庭与工作等各方面的和谐发展。可以看出,“80后”新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策略具有多样性。
   
       此外,多元分化的处境与选择能够使“80后”群体内部产生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良性竞争,推动“80后”新中产阶层位置的共同提升。但是,权力分配结构、户籍、住房等制度正使一部分人陷入不公平的恶性竞争中,随时面临着向下流动的风险,要么坠入社会下层,失去“精英”地位——经市场竞争、平等交换而取得社会成就——的社会示范意义。新中产阶层对创业、休闲、消费、追求内心的安宁与舒适的选择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是由于向上流动路径的堵塞,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就需要社会提高警惕了。合理流动能有效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从而推动高水平的社会良性运行。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石,“80后”新中产阶层的良性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关注。
   
       注释:
    
       ①2011年2月15日发布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规定:自本通知发布次日起,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驻京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家庭、持有有效《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家庭,下同)、持有本市有效暂住证在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向其售房。
   
    作者简介:李欣,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王曦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社会工作。]]>

2015年12月29日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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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移时代的儿童留守和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