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低生育时代的养老风险

沈华

2018年07月11日 12:00

穆光宗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低生育危机和养老风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无论是哪个层面的养老风险,在本质上反映的都是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代际关系问题,是低生育和少子化危机的延时转化,是人口结构和人口关系失衡,同时也是一种扭曲的结构。古有明训: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于今依然。在人口学界,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低生育的风险不可小觑,例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201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直言不讳:“最令我担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而是目前从政府到民众,各方对低生育的水平、规律和风险认识严重不足”①。本文试图解读低生育水平和高养老风险的关系。
   
       一、养老风险、养老资源和养老支持
   
       养老风险林林总总,复杂有加,难以一言以蔽之。何者为要?何者为重?空账运行、收支失衡无疑是其中突出的问题,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人口问题。根据人社部公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多个省份养老金告急,其中最严重的是黑龙江省,不仅当期收不抵支,而且累计结余已经“穿底”。没有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人,具体来看,就是长期的低生育率、年轻人口外流严重、城市化水平高以及享受社保的比例高,导致养老危机率先爆发。相比广东省9个参保人供养1个退休人员,黑龙江省基本已经降到全国最低水平1.3∶1。严峻的事实是,虽然研究者早已揭示成因,却在现实中找不到解决办法。
   
       所谓风险,是指发生某种问题的可能性或者说概率。风险研究本质上是预警研究,无论研究还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在时间上提前。应对风险,主要是要化解和预防,如果不能未雨绸缪,一旦问题显化就会措手不及。养老风险包括内生的和外生的两类风险。老年失能导致自主照料的风险,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的丧失产生的是“内生性养老风险”。家庭支持的弱化和社会支持的匮乏产生的是“外生性养老风险”。如果说健康老龄化抵御的是内生性养老风险,那么有保障的老龄化抵御的是外生性养老风险。“内生性”养老风险的产生带有必然性,即“病苦老龄化”才是一般老年人的生命常态,老苦病苦死苦是多数老年人难以避免的。健康不一定长寿,反之亦然[1]。老年健康还有一个程度问题,可以区分没有疾病困扰的“自然健康”和带病生存但还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功能健康”,多数健康老人属于功能健康。
   
       在低生育时代,“外生性养老风险”也带有必然性。生儿育女提供的养老保障和养老资产的储备一样具有战略意义。家庭人口的代际结构和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对养老保障具有显而易见的支撑作用。外生性养老风险的防范关键在于养老资源的积累和养老支持的获得。养老资源包括:(1)个体的健康资源。一旦失能,就失去了自我养老的可能,但失能在一定程度是难以预防的,全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健康老龄化不仅是社会战略,而且是人生战略;(2)自主的住房资源,即老有所居;(3)养老的经济或者物资资源。能够满足生活所需;(4)社会关系资源。老年人能够自求多福,通过积极的社会化来避免“空巢综合征”的风险。
   
       最脆弱群体是贫困老人、失能老人、独居老人,或者是处在几种养老风险叠加状况的脆弱老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国的养老风险是巨大的而且在不断积累和放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必须高度警惕[2]。老年人口高龄化必然带来长寿风险。例如,贫困老人的养老风险是因为缺乏收入来源和物质基础,属于低水平、温饱型的养老模式,失能老人的养老风险是缺人照料和医护养的负担大,老年人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和自杀倾向,老难善终。空巢独居老人的养老风险是生活无人照料、孤独寂寞、容易摔倒和空巢孤独死。我国空巢老人比例在2000-2010年有了非常明显的攀升,城镇由42%上升到54%,农村则由37.9%上升到45.6%;目前65岁以上独居、空巢老人数量为5000万,预计到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1.18亿人左右②;而到了2050年,这一数值将增加到2亿左右。汉族地区长达35年的生育一胎化是独生子女空巢家庭提前、普遍出现的根本原因,而老年空巢家庭的终极困难是养老安全危机。
   
       婚姻的脆弱性、家庭的小型化、生育率的低迷以及年轻人口的流动迁徙都在摧毁传统的养老基础。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和家庭化趋势更加明显;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6年的57.4%,38年提高了39.5个百分点③,代际居住空间分离产生“赡养脱离”和“情感疏离”,农村出现大量老无所养、老无所依的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而且,私人的养老资源和公共的养老资源存在着双重匮乏、供给不足的问题。为此,中国需要采取有针对性、差别化的养老策略。
   
       二、少子化、长寿化和养老风险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时代,目前,已经掉入稳定的“内生性的超低生育陷阱”。长期、严苛的计划生育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独生子女文化,形成了转型中国“高生育成本—低生育意愿”的生育转变结局。目前,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一个十分危险的低水平,根据2010年到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这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7,平均为1.20,即使抽样有所低估(例如低估15%),实际上的总和生育率也恐怕1.4都不到,离2.2的更替水平生育率相去甚远。
   
       低生育和少子化给“人口底部老龄化”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未来十年中,由于处于22岁至30岁的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将萎缩40%以上,生育水平将不可避免地快速下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出现两个极端:严重的人口少子化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即少子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幅减少,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大幅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占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而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则从7.63%升到10.5%,再升到16.1%。在未来中国的0~14岁比例会继续走低至10%以下,而到2050年前后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会直线上升到接近40%的水平。
   
       中国已经成为少子化和长寿化日趋显著的国家。通常,造成少子化与长寿化的因素主要是两个方面:长期的低生育率(底部老龄化)和预期寿命的延长(顶端老龄化)。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迅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10年的74.83岁提高1.51岁。从性别看,男性为73.64岁,比2010年提高1.26岁;女性为79.43岁,比2010年提高2.06岁,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1.60岁,其中高收入国家为79.28岁,中上收入国家为74.83岁,中下收入国家为67.48岁,低收入国家为61.80岁④。
   
       古今中外,生育和养老的关系都是不容忽视的。生育与养老的关系可以通过生命历程理论来解读,即生育的养老效用将随生命历程的展开而逐步显现,亲子关系从抚养下一辈逐渐转向赡养上一辈,养儿防老是传统社会的习俗。在进入低生育时代的中国,由于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的不健全,生育与养老的基本关系迄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几千年来,生育的核心价值包括了传宗接代(种的繁衍)和养老送终两个方面。生与育决定人口和社会的未来。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人口即命运。仅此可见,生育和人口对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养老保障和服务出现社会化趋势,生育对养老的支持有两个变化:一是在家庭内部,由于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进入了社会保障范畴,所以通过生育儿女对老年父母主要提供的是非经济养老支持——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两个方面的支持;二是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生育所提供的宏观的社会养老支持日趋重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类社会逐渐走向“社会养老”。在低生育时代,生育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同时,生育的社会养老功能却需要强化,即养老职能从家庭转向社会。生育之于养老的“内部性”虽然乏善可陈,但生育对于养老的“外部性”却需要重视,这就是全球化浪潮中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替代过程。社会养老的本质不仅仅是养老资源的福利制度,更深刻的是反映了代际反哺的必然性,即总体上是年轻一代赡养老年一代,持续的低生育将对社会养老体系的运行构成威胁。
   
       在理论上,可以将生育分成三种状态:低生育(一孩化)、零生育(单身和不孕不育)和负生育(失独、伤残、孩子出事如犯罪以及亲子关系交恶等导致养儿难防老)现象,三种生育现象的养老保障作用都令人担忧。
   
       首先在微观上,三种情形都导致家庭养老支持持续弱化,导致普遍的养儿难防老。没有家庭,也就没有孝道,也就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失独家庭往往面临着家庭结构残缺、精神情感痛缺和老年生活照顾空缺的三大风险。难以逆转的超低生育放大了养老风险。其次在宏观上,持续的低生育反映在宏观人口上,就是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失衡发展,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口难以承受、供养和照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导致养老支持体系脆弱化,出现长寿风险、贫困风险、自杀风险、失能风险和空巢风险[3]。特别在区域开放人口的格局中,在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的浪潮中,“赡养脱离”和“异地养老风险”必然会发生。上海财政大学人文学院课题组完成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显示,四成多的农村老人喜欢的养老方式是与子女同住,而超过六成的农村老人不喜欢进城养老,农村老年人口的“非城市化”耐人寻味。这一方面反映了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乡土乡亲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归属需要;农村老人不喜欢进城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不习惯、没有亲友熟人话聊、生活费用过高等原因⑤。另一方面,“老年固化”反映了老年不宜异地养老,环境反差越大,养老适应性越差,水土不服问题就越严重。
   
       展望未来,农村的养老风险要大于城市,突出体现在社会养老支持的城乡差别上。比较而言,城市养老可以实现社会化和社区化,农村的公共养老资源相当匮乏,加上农村老人居住分散,使得公共养老服务即使有也会因为缺乏“规模经济”而难以为继,农村养老水平很低,可怜又无奈,痛苦又无助。农村边缘化的社会养老现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老年人异地生活会有诸多困难,可能遇到水土不服、代际冲突、乡愁难了、社会保障缺乏等诸多问题[4]。有一个故事是讲异国“老漂族”的,其中反映了老漂一族“养老风险”的一些共性问题。故事经《知音》杂志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天津实验中学退休教师朱力、刘晓莉夫妇只有一个独生儿子,远在美国。为了帮助儿子创业,俩老卖掉了国内的唯一一所房子,破釜沉舟、没留后路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帮助儿子家做饭,接送孙子上下学。但不久跨国异地养老的不适应性就一一暴露了出来。始料不及的是,这一对为人师表的老年夫妻以异地养老始,却以梦断美国终。突然远离了熟悉的环境,又无法融入儿子的家庭,他们迷茫、排斥、恐惧……他们让儿子归还房款,归国养老。但未果,家中的战火不断,终于,心理崩溃的朱力向媳妇举起屠刀,而自己也在狱中自杀。合家欢聚却以悲剧告终,令人扼腕,令人深思[5]。独生子女的父母没有回旋余地,他们只有唯一的养老依靠,这是独生子女唯一性养老风险的人口学解读。
   
    天津那对教师夫妻原来一个喜欢下象棋,一个喜欢跳广场舞,语言不通造成了个人交往的社会局限甚至隔绝。在异国他乡,对不懂英语的老年人来说,文化隔阂是难免的,也是难以跨越的。“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可他们的英语早已退化,只靠认识的寥寥几个单词根本没办法生存,看不懂家用电器说明书,听不懂大家讲话,没办法看电视,没办法问路,慢慢地对出门产生了恐惧。”[5]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在退化,语言是融入当地社会的第一道门,语言不通就很难与人交流,就融不了当地社会,难逃“社交性孤独”,这是相当一部分老漂族面临的共性问题。
   
       朱力夫妇最后终于明白,到美国养老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们根本就不适合在美国生活,和儿子、媳妇也无法共同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儿子、儿媳尽快把钱还给他们,回国终老。俗话说得好:“梁园虽好,终非久居之乡”。也许儿子、儿媳暂时确实有资金困难,也许儿媳处理代际矛盾的方式不妥,没有用换位思考的“同理心”来体会老人的悲愤心情,不是息事宁人,反而火上浇油,终于,公公和儿媳话不投机半句多,导致矛盾激化,老人不堪受辱,怒杀儿媳,悲剧收场,望断归国养老路!如果有两个孩子,养老也许不会如此绝望,养老风险也能因此化解。管中窥豹,可以由点见面,了解一般。
   
       三、隐伏的养老风险:全面二孩政策的回望与展望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其中一个理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迈出重大一步。适逢政策出台两周年之际,回望与展望一下全面二孩人口新政的实施成效很有必要,可以更好地理解低生育时代隐伏的养老风险,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二孩政策至今,根据新政的成效,生育转变的规律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养老保障的完善,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核心化,避孕节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发挥了其最佳避孕效果,生育率从高到低转变是全球化的趋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二,各国的经验表明,提高低生育率比降低高生育率难度更大。其三,生育文化的力量大于生育政策的力量,文化对生育的影响更深刻也更持久。中国经验表明,生育文化作用于人们的观念,生育政策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一旦形成低生育文化,内生性低生育将很难逆转。其四,根据中国的经验,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而意愿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首要的考量是“国情”而不是“民情”,是“经济”而不是“文化”,是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这个“数”一是人口总数,二是出生数量。其五,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观念越理性,生育积极性越弱,生育水平就越低。其六,生育意愿甚至生育能力在代际之间有弱化的倾向和趋势。00后弱于90后,90后弱于80后,80后弱于70后,这与不同代际人口的成长环境和文化影响有关。
   
       从2000年开始,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低生育已经是内生性的,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大小不等的很多调查都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大概平均是1.6~1.8[6],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2.2)。数据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在效果上都可以用“遇冷”来概括。中国符合生“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考虑到年龄、健康、个人意愿等问题,这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⑥。生育基本上是以家庭和夫妇为单位的,如果这里的目标人群是指育龄妇女,那么理论上是说二孩生育的母体人口2520万,这个研究也指出了二孩生育的极限值。但实际生育率毕竟是条件生育率,是要打折扣的,是家庭计划范畴里利弊权衡的多样化结果。虽然今后的政策效应还有待观察,但考虑生育意愿代际弱化的倾向,二孩生育意愿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低生育反弹的特性已丧失殆尽,能生、该生、愿生的都已经生了,所以对低生育率回升的愿景不要抱什么厚望和热情。面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少子化危机,全面二孩政策恐怕是无力回天。
   
       2016年数据显示,全国住院分娩的新生儿达184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其中“二孩”占比从2013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5%;2017年前8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新生儿达1162万,同比增长2.4%,其中“二孩”占比达到52%。毕竟政策刚出台才两年,所以二孩生育还在进行中,当初就预期2017年是二孩生育的高峰年,从有想法、到谋划和付诸行动也需要至少10个月的时间,所以2017年二孩占比上升是可以解释的,这是典型的政策释放效应。然而,二孩生育的高峰年能否变成连续多年的“高峰期”,一路延续下来却难以预期。因为一方面适龄生育的女性减少,“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另一方面是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低生育文化影响巨大。
   
       由于二孩生育意愿普遍强烈的70后一代人的生育机遇期几乎全部错失,所以死水微澜的“生育回潮”不能看作是排江倒海的“婴儿潮”。可以想想,2017年的生育主体人群基本上是80后90后了,假定平均的生育年龄是26岁,那母亲也应该是90后了。90后80后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低弱,身为独生子女的也更倾向于选择做独生子女母亲,这是生育的社会遗传和文化惯性。因此,可以说全面二孩政策意义很大,但作用很小。
   
       2016年12月30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是假设同批育龄妇女按现在分年龄生育率水平来生育终其一生所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它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变数。在现代中国,所谓适度生育水平可以理解为是符合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意愿、也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的区间生育率,笔者称之为“近更替水平低生育率”,也就在更替水平(TFR=2.2)附近上下波动,它应该存在一个弹性区间(1.8~2.5),这样才能较好地保障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根据2011-2015年平均生育率仅有1.2推算,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1.2,甚至可能已经低于1,到了令人吃惊的探底水平也未可知!这是对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删除备受争议的“生育率”指标做法的一个猜想。目前的人口态势是低生育不仅常态化而且有继续走低的风险。无论怎么努力,2020年要达到14.2亿人口目标恐怕都难以实现。因为这意味着未来三年要净增3000万,年均千万概率多大?2011-2016年,我国平均净增人口为696.7万人。“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将减少2500万人左右,而且低生育意愿已是如此普遍,放弃二孩生育的大有人在。所以,当下的任务根本不是去控制生育率,而是应该想方设法提升超低生育率。在种种现实条件的约束下,实际生育率当然是越高越好,因为事实上中国已经很难跳出“内生性低生育陷阱”。
   
       只有恢复自主生育、自由生育的人口生态,那么一孩、二孩和多孩的分布比例才可望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广东是我国生育意愿较强的地区,来自广州市数据显示了多样化生育的偏正态分布:2017年1至7月,全市新出生人口中“一孩”占比36.54%,“二孩”60.87%,“多孩”2.59%⑦。广州二孩家庭为主这是值得肯定的人口现象,不过鉴于生育率过低的问题和养育压力过大的事实,理想的人口生态还是应该以“二孩为主、多孩为辅、一孩其次”。因为无论是政策性或者选择性,独生子女家庭都是高风险家庭⑧,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失独现象时有所见、不绝于耳;只要具备家庭养育能力,多孩家庭无疑是更具优势的潜力型家庭和发展型家庭,对低生育社会贡献更大。
   
       即使假定中国生育率没有在1.3以下的超低水平,而是在1.5左右的水平上,那么在25~30年的世代更替时期里,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要少30%以上,总人口持续减少,预期2025年前后开始人口负增长和人口大雪崩。根据人口学者黄文政博士的推算,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维持1.5的水平,50年后我国的总人口将从2017年的13.9亿下降到2067年的10亿略多。但实际情形可能更为严峻,人口萎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特别是人口的代际失衡超过想象。现在的悲观看法到时来看可能都偏于乐观,估计经过50年的人口革命,到2067年人口总量最终将跌破10亿,关键还在于届时的人口年龄结构将高度老化,老龄化水平高达30%甚至40%以上,整个社会将不堪重负面临巨大挑战。因为中国早已进入“内生性低生育陷阱”,从2000年五普开始观察到的统计生育率就低于1.3,超低生育率已经常态化,全面二孩政策“遇冷”已经发出强烈的信号:超低生育时代已经到来。在假定总和生育率不超过1.3这种比较现实的低生育态势下,到2100年我国总人口会持续下降到6亿以下,到2150年则会进一步萎缩到3亿以下[7]。今天低生育的一切“成就”均会转化为高风险的养老困局。
   
       四、结论与思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低生育态势是一种逐渐由内生力量主导的人口过程,是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共同作用的产物,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低生育格局将持续成为我国人口的常态。区分低生育的生成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低生育的走势。简单地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低生育形成机制已经完全从外生性转为内生性的,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1.22,十年之后的“六普”继续下降到1.18。低生育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总体而言,中国年出生人口正在大幅度缩减,即便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并鼓励生育,若生育率无法恢复到更替水平,也很难扭转出生人数不断萎缩的局面,同时总人口也将急剧减少。中国人口已出现少子化和长寿化并存趋势,未来还会持续加深。从全球视野来看,未来中国将会是全球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因此低生育和养老风险的关系也将日趋明朗和紧密。
   
       其一,家庭养老的价值永恒但功能锐减。养老的内部风险根植于低生育背景下家庭养老传统的丢失和瓦解。迄今,我国以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只占少数,同时城乡差别巨大。古往今来,家庭是最可靠的养老支持,但这种力量正在无情消失。家庭养老名存实亡,只剩下家庭这个形态,也就是空巢自养和“名义养老”。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结构的核心化和关系的离散化特别是居住的两地化导致儿女养老功能几乎完全退化,传统的孝道不再。随着社会转型,熟人社会的日益消失,家庭养老的难以为继,使得部分农村老年群体充溢着养老的焦虑、彷徨与无助,并成了自杀率相对较高的一个群体。一些留守农村的老人也成了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中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的弱势群体。
   
       其二,持续低生育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养老的人力支持不足,甚至可能引发养老保险和服务体系的崩溃。持续低生育和养老风险加剧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低生育构成了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最大养老风险。在我国,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同时并存,前者指经济基础,后者是指人力条件。养老风险因为持续的低生育风险加上长寿风险而不断加剧。少子老龄化向少子高龄化演变更应该看作是危机与挑战,而非成绩和机遇。如果说养老是一个下游问题,那么生育就是一个上游问题。生育资源是最根本的养老资源,为此需要人口的储备和转化。生育重构了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没有生育,也就谈不上养老的代际支持。国家需要在一个生育与养老相互联结的大周期中看待养老风险问题,计划生育无疑加速了人口的底部老龄化,加剧了养老风险,在低生育时代提高生育水平、增加出生量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已经不堪重负的养老风险。
   
    今日的低生育危机就是明天的高养老风险,这一观点的政策含义是我国需要采取新的老年友好的生育政策,体现生育自主的导向、生育优化的环境和生育保障的功用。任何限制生育的政策都只会加剧低生育时代的养老风险。从低生育水平和高养老风险的关系来看,中国人口观需要从小人口转向大人口,核心问题是人口结构扭曲和人口生态失衡,不扼制低生育和人口少子化态势,人口加速老龄化和养老风险的诸多问题将雪上加霜、治标不治本。迄今,中国生育政策的改革没有完成。对关系重大的生育率水平应该是宁信其低、不信其高,居安思危这才是真正的人口安全观。改革的方向是继续还权于民、造福于民:一方面要恢复自由、自主、自觉的生育,在低生育时代倡导“鼓励生育、包容多孩;老年友好,合力养老”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健全鼓励生育、促进养老的服务、关怀、保障的社会文化、政策和制度体系。
   
       注释:
   
       ①《第一财政日报》专访:“北大学者郭志刚:对低生育风险认识仍不足”,2016-2-24,http://www.sohu.com/a/60237230_119536。参见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与被忽略的人口风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②参见国务院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③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年9月,前言。
   
       ④http://www.zhicheng.com/n/20170726/159209.html.
   
       ⑤《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6月8日有关报道。
   
       ⑥人民日报:“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9000万”,2015年12月5日。
   
       ⑦“广州前7月出生的‘二孩’占比超五成”,2017年08月25日,中国新闻网,http://baby.sina.com.cn/news/2017-08-25/doc-ifykiuaz0659619.shtml.
   
       ⑧“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产生于一胎化政策实施期间,“选择性(或者自愿型)独生子女家庭”产生于2016年之后。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特别是养育成本的上升所带来的生育观念转变,导致生育模式独子化倾向日趋显著,从过去“只能生一个”转向“只想生一个”,独生子女现象过去是政策,现在是一种文化了。
   
    作者简介: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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