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 理论研究

城乡一体化:小城镇理论的反思与扩展

沈华

2019年05月17日 01:43

李晓斐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一、费孝通与小城镇

某种程度上,以乡村发展为核心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问题是费孝通先生终其一生的思考与关怀。早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就敏锐察觉到家庭副业、乡村工业之于乡村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云南三村》等一系列著述里,乡村工业及由此引出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继续是其讨论的重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乡社会涌现出的活力与新变化给了费孝通先生重新思考这一课题的机会。1983 年,为了探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及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恢复了学术工作之后的费孝通回到江苏吴江,重拾早年田野调查方法,在对吴江县小城镇历史与现实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正式提出了“小城镇”的概念[1]9。以此为开端,费孝通将考察对象扩展到整个苏南、苏北与苏中地区,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影响深远的小城镇建设思想由此逐渐丰富与成型。在随后整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全国各地的考察与调研中,乡镇工业与小城镇建设始终是费孝通先生思考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核心宗旨,成为费孝通晚年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贡献。

小城镇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影响力远远超出学术界范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城镇建设更被纳入国家战略,指导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因此,对费孝通小城镇思想的分析与理解,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层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纵观学界对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现有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宏大或中观概念的解读与讨论上,特别是小城镇模式的城市化道路、“离土不离乡”的人口流动、区域经济发展[3],以及乡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共同体等等[4]。然而,由于费孝通围绕小城镇的各种论述,是在其全国各地调研过程中零零散散提出的,时间跨度大,内容具体而又庞杂,除了小城镇、乡镇工业、城乡一体、工农相辅等宏观思想之外,还提出了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跨区域协作开发区、全国一盘棋等中观概念,以及各种各样针对全国各地更加具体细微的地方性对策与建议。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费孝通的小城镇思想,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系统审视小城镇理论所蕴含的核心思想,从而将费孝通小城镇理论中的宏观思想、中观概念以及种种零散的具体对策纳入同一思想框架之下; 在此基础上,以两个乡镇的发展为例,从具体实践层面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当下,费孝通小城镇建设思想中颇具代表性的核心论述是否遇到或遇到了哪些新问题与新挑战,进而对小城镇思想做出相应的可能扩展。

二、连续统:小城镇理论的本质意涵

(一)工农城乡连续统

费孝通是从中西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道路的高度来思考小城镇的。正如马克思所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以农村崩溃为起点,工业化的过程也即城市与乡村相分离对立的过程,乡村的农业与手工业被城市大工业所取代,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5]。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正在走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是西方国家工业化所走的城乡对立,还是另辟蹊径? 在费孝通看来,乡镇工业与小城镇不仅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其意义更在于开辟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独特道路: “中国基层工业化的道路,是农民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创办集体所有的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反过来巩固促进了农村经济,农副工齐头并进、协调发展”[1]51; 换句话说,即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

共同一体发展,或曰“工农相辅、城乡一体”。这正是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本质意义之所在。

费孝通一到苏南就敏锐捕捉到乡镇企业与传统农业经济及城市大工业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乡镇工业及其前身的社队工业,本身就根植于男耕女织、工农相辅的历史传统,是在人民公社集体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队工业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副业而已,是“以工业为手段的农村集体副业”[1]256。可以说,乡镇工业“支农、补农、养农”责任是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乡镇工业越发展,就越能够促进农业的综合发展; 另一方面,乡镇工业与大中城市工业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结,社队工业的创办就来自于大城市工业的转移与技术干部知识青年的下放。改革开放后,从最初的通过乡土关系熟人牵线,到城市工业由于规模扩大与升级而主动与周边乡镇联系,通过合资、部件外包、来料加工、技术与资金支援等方式,两者相互依赖,乡镇工业已经成为城市工业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正因为此,费孝通格外重视中心大中城市的辐射影响与扩散作用,其注意到不论是苏南模式的上海,还是珠江模式的香港,均对当地的乡镇工业产生关键作用。通过发展乡镇工业( 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结合地方特色与资源加工、以某个或多个核心城市的辐射影响为依托) 来实现当地小城镇及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费孝通奔赴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的核心主旨。

在费孝通看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小城镇与乡镇工业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客观形成的自然村庄、临时或定期聚会贸易的集市、以及以固定商业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集镇,皆自古有之,但在改革开放新时代背景下,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必须有待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当代的集镇( 小城镇) 是在原有集市上进一步发展乡镇工业而逐渐建设起来的,反过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壮大,也越来越向小城镇集中,经营也更依赖于小城镇[1]88。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工厂向集镇的集中,新型小城镇开始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市镇的性质,即小城镇不仅作为农副业贸易场地,而且成为广大市场的组成部分,与大中城市接上了贸易关系,从而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功能,工业化也就过渡为城市化[1]655 - 658。

可以说,建立在乡镇工业基础之上的小城镇正是农村与城市的中间过渡阶段,既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大中城市向农村的延伸,又是中国特色农村城市化的重要载体。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新型小城镇,不仅能够防止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可能引起的社会灾难,同时能够避免乡村的空心化与衰败,真正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发展、共同繁荣。

在费孝通看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根本不是二元对立的两端,相反,是一个相互协调一体的连续统( continuum) : 在工农关系上,乡镇工业将农业和工业勾连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在城乡关系上,小城镇将农村与城市勾连起来,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新格局。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处于同一系统之内,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自然过渡、一体发展的连续统,而基于乡镇工业的小城镇正位于这一连续统的中心位置,在看似分离的两端架起沟通的桥梁。

(二)连续统内核下小城镇各类概念的内在逻辑

事实上,费孝通关于“不能离开工业谈农业、更不能离开都市谈乡村”的工农城乡连续统的系统论思想,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初步形成。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孝通详细讨论了中国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过程。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的城乡之间是经济相互依赖、人才来回流通、文化联结一体的有机循环。近百年来,这种有机循环被打破,相成变为相克,变成了都市对乡村的剥夺与侵蚀,由此费孝通提出了应走恢复城乡循环关系的都市化以及乡村与工业联合的工业化道路,而城乡关系循环、断裂与恢复的联结点正是集镇[6]。

费孝通晚年对小城镇概念的重视以及作为小城镇理论内核的连续统思想,并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而是一以贯之于费孝通对中国城乡发展问题思考的始终。正是基于工农城乡连续统思想,费孝通才如此看重小城镇,并将其提高到中国特色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的高度。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全面把握费孝通的小城镇思想。

首先,就小城镇理论中的宏观思想而言,正如前文所述,费孝通在论述中即明确强调了工农相辅的历史传统及根植于这一历史传统的乡镇工业分别于乡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的内在联结[1]52 - 55,同时又强调了小城镇既属于城市又是农村的经济、文化、教育、服务中心的双重角色从而勾连起城市与乡村的重要意义[1]44。

其次,就中观概念来说,费孝通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总结提炼了乡镇工业与小城镇发展的三种不同模式,而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无不体现着其对工农城乡连续统的思考。苏南模式中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本身就是根植于农村手工业历史传统并且在新时期承接了上海等城市工业的人才、设备等要素的结果; 温州模式中个体经济的家庭工业及其联合同样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农商结合、以商带工,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市场网络与联结[1

]285 - 303。而外向型的珠江模式则更加是香港这个大都市与乡村联结的产物,是香港工业扩散的直接结果。不仅如此,当费孝通把视野扩大到全国范围时,工农城乡连续统的思想就被进一步扩展,于是,跨区域协作、东西

部互补互惠、全国一盘棋等中观概念也就顺理成章出现在小城镇理论之中。

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学界所忽略的,是费孝通小城镇论述中的各类微观对策。在调研过程中,费孝通每到一地就不厌其烦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各种对策与建议,诸如发挥大城市与大工业的扩散辐射带动作用、根据当地历史与现实特点发展乡镇工业、在经济薄弱地区发展牧副业加工以带动工业发展、以及农工贸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等等; 以及在西部地区强调三线企业的扩散,在民族地区强调农牧结合、跨民族协作,在中部地区先后讨论了民权的“无墙工厂”、信阳的“公司+ 农户”、焦作的“公司 + 基地 + 农户”,以及漯河的“家家上项目”与“微型庄园”等等。这些论述表面上看非常琐碎,具体而又多有重复,然而,归其一点,这些微观对策本质上均指向了工农城乡连续统的思想内核,是这一思想的在地化与操作化。

综上,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各种宏观思想、中观概念再到微观对策,都可以在这个逻辑一致的连续统思想中得到整合。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再去审视费孝通关于小城镇与乡镇工业的调研文字,便不会觉得杂乱无章,而是层次有序,处处闪耀着连续统思想的光辉。

三、两种困境:失败的项目与凋零的作坊

费孝通先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论述的小城镇思想,距今已有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均发生着急剧变迁。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当下,费孝通小城镇理论及建设策略在地方具体实践中呈现出怎样的情形?

(一)W 镇与 S 乡①

河南省南阳市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内,一条大河穿境而过,W 镇正位于这条大河的傍边。历史上,凭借航运与驿道的双重便利,作为重要水旱码头的 W 镇,早在清朝初年就发展成为贸易繁荣的重要集镇,被列入当地四大名镇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大河泛滥,政府重建集镇,建成两纵两横四条街道。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又新增两条街道,集镇规模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被称为中州名镇,但乡镇工业并不发达,集镇及周边居民仍以传统农业为主,间或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2010 年,为了响应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方略,在当地政府带领下,一位陆姓老板投资上亿元,承包紧邻集镇的葵村及周边村庄耕地五千余亩,种植各类名贵花木,号称“万亩花卉园”,在当

地政府的规划与公司的宣传中,花卉园被视为当地龙头企业,目标是“以此为核心带动相关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一万余人、增加非农收入一亿元”。在规模经营花卉园经济农业的同时,地方政府大搞新集镇建设,在陆老板投资下,整个葵村被拆迁,建成一条条宽阔的柏油崭新街道、一排排整齐气派的临街门面楼房,命名为“葵村新区”,与拥挤破旧的老集镇形成鲜明对照。然而,田野调查期间,身处整洁气派的葵村新区,一个很直观的观察是,从早到晚在宽阔的街道上却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匆匆路过,不仅没有什么顾客与生意,街道两侧的门面房也是大门紧锁,并没有什么商户或住户。万亩花卉园虽然草木茂盛郁郁葱葱,但是没有工人劳作打理,反而成了周边群众割草喂羊的好去处。再往远处看,临近花卉园的路边,搭建了不少临时性简易窝棚,询问得知竟是葵村拆迁后无处居住的贫穷村民。可以说,该项目毫无疑问是失败了。

与以农业为主的 W 镇不同,距离省会郑州不远的 S 乡则是家庭工业发达的典型。集体化时期,依托于郑州及周边城市的大型机械厂与农机公司,S 乡所辖村庄在公社与大队领导的带领下,创办大队集体所有的农机配件加工厂,为周边大工厂生产齿轮、轴承等农业机械配件,走上与苏南社队企业类似的道路。配件厂很成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S 乡基本上每个村都有一个机械厂,连续好多年每年都能分红。改革开放后,S 乡的社队企业没能经受住集体解散的冲击,惨淡经营几年后,机械厂把车床设备分到了各家各户,集体企业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式机械加工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为红火的时期,S 乡周边的楼村、路村等,几乎家家有车床、户户搞加工。村民们自豪地说,当时一个村庄生产出来的配件能轻松组装一台大型拖拉机。与此同时,S 乡政府所在地的 S 村利用回民的独特优势在改革开放后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毛皮加工业。凭借机械加工与毛皮加工两大支柱产业,当时的 S 乡,设备轰鸣、集市繁荣、村民富裕,成为远近有名的发达集镇。但新世纪以来,S 乡的家庭工业迅速走向下坡路,毛皮加工作坊被取缔,机械加工业也因为同类产品竞争及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大为萎缩。2016 年与 2017 年田野调查期间,S 乡的毛皮加工作坊已不复存在,机械加工尚有带独立厂房的企业 89 家、家庭作坊 120户; 街道上顾客稀少、集市萧条,丝毫看不出曾经的繁荣景象,绝大部分村民只能外出打工。如何

应对这些挑战、重新打造机械加工与民族特色的经济产业,成为 S 乡主要领导干部最为关心的话题。

(二)项目失败与人的因素

不可否认,W 镇的万亩花卉园与葵村新区项目是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也与费孝通关于农业基础薄弱地区发展规模化商品化的农副种植进而带动地区经济的思路相吻合。然而,该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什么会遇到如此困境、不仅没有成功实现最初设想反而还给当地群众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综合田野调查的资料,可概括为“人的因素”。当然,费孝通先生在小城镇思想论述中也看到了人才尤其是工程技师与企业带头人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企业发展关键还是在人,特别是有经营能力的带头人[1]553 - 555。但在 W 镇案例中,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1. 政绩导向的地方官员

研究指出,在基层官员调动频繁以及以政绩为升迁依据的背景下,拓街修路建楼式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往往成为最可见成效的“政绩”,因此小城镇建设极易陷入行政化、邀功式、轰动效应的政绩工程陷阱[7]。W 镇的项目就恰恰陷入了政绩工程的陷阱之中。2010 年开始,W 镇官员积极响应县级领导建设新型社区的行政号召,但不顾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盲目扩大项目规模、提高建设标准,规划葵村新区住宅两千套,可容纳一万余人集中居住,一心将其打造成该县样板。葵村新区及花卉园一期建成后,媒体争相报道,参观者络绎不绝,2014 年还被农业部授予国家级美丽乡村称号。对于 W 镇官员而言,花卉园与新区项目成了政绩工程。正是因为政绩工程,地方政府不仅不顾地方乡情而盲目扩大建设规模,导致葵村新区并无多少人居住,万亩花卉园几近烂尾,并没有产生规模经营与转移劳动力的应有经济效果,而且在拆建过程中也没有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能,任由开发商以较低赔偿完成拆迁并以较高价格出售新房,造成了一些贫穷村民被迫住窝棚的困局。

2. 品行不良的企业老板

费孝通多次提到企业带头人对企业成败的重要性,但费先生的重点是带头人的个人能力、即是否具备将企业做强、做大的能力。据了解,陆老板就是葵村本地人,颇有经营头脑及投机钻营之术,早年曾在广东建过工厂,在新疆贩运棉花。万亩花卉园与葵村新区建设本是政府项目,当政府寻找合作企业时,陆老板凭借各种手段争取到了该项目的合作开发权,还拿到了数目不小的国家补贴,在这个项目上狠狠地大捞了一笔。葵村新区与花卉园一期建成后,由于新房不好卖出,再加上拆迁造成的各种纠纷困扰,据说赚了钱的陆老板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项目的二期建设计划也不了了之。

3. 被动失语的普通村民

新世纪以来,以多元参与、合作协商与持续性上下互动等为特征的治理( governance) 取代自上而下、单一向度的统治或管理( government)[8],成为政府转型的重要方向。该县政府部门同样认识到多元共治的重要性。然而 W 镇项目从规划、建设到经营的整个过程,普通村民并没有也无法参与其中,而是被动的游离于整个项目之外。开发花卉园时,葵村每亩每年一千元、周边村落八百元的耕地承包费是开发商事先定好的; 拆迁标准与新楼价格也是政府与开发商制定的,乃至整个项目规划本身也是政府操办,并没有村民或村民代表的意见与声音。至于花卉园宣传册上所谓“公司 + 农户”模式也只是说说而已,花卉园的种植、经营与销售基本上没有农户什么事。如果地方官

员能够真正贯彻多元主体协商互动的治理理念,让普通村民真正有效地参与到项目建设中来,即使建设项目是由行政主导,也或可避免该项目的失败与困境。遗憾的是,由于普通村民的被动与失语,不仅无法监督整个项目成效,甚至连合法权益也难以维护,当耕地承包费无法按时发放或因为房屋被拆又买不起新房时,只能私下谩骂发泄不满,或者通过零星的上访告状进行微弱抗争。

(三)家庭工业与环境影响

S 乡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与费孝通先生关于分散到乡村里的家庭工业的命题颇为吻合。与 W镇失败的项目相比,S 乡产业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不可谓不尽心尽力、真抓实干,每个村庄也都有企业较大、效益较好的带头人,村民们发展家庭工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很强。但是,S 乡的家庭工业为什么没能走向费孝通所设想的自主联合、发展壮大之路,反而从繁荣走向衰落呢? 原因当然很多,例如产品、资金、技术、人才、组织等,但在 S 乡的案例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环境因素的影响。有学者批评费孝通在小城镇乃至整个乡村研究过程中对环境的忽视,认为环境视角的缺失造成小城镇论述的片面与局限,甚至动摇了乡镇工业勾连城市与乡村的城乡一体化的根基[9]。费孝

通其实并没有完全无视环境因素,除了在小城镇发展调研过程中曾多次一笔带过地提到环境因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还专门讨论过小城镇中的环境污染问题[10]。但中肯地说,环境因素一定不是费孝通小城镇论述的中心,而环境恰恰在 S 乡的家庭工业与小城镇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两大产业支柱中最先受到环境冲击的是毛皮加工业。因为不论是制裘还是制革,都需要各类化学药剂对生毛皮进行加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S 村几乎家家户户毛皮加工,废水直接排放到村边大河里,河水甚至地下水源都遭到严重污染,癌症人数增多,吃水一度都成了问题。在此背景下,2000 年开始,县乡政府强制取缔关停毛皮加工作坊,花了三年时间才全部取缔。污染问题得到遏制,河水逐渐变清并有了鱼虾,但一直到现在 S 村村民仍然不喝浅层地下水,桶装纯净水成为必需品。环境改善的背后,是 S 村毛皮工业的彻底根除,家庭作坊彻底消失以及村民收入的大幅下降,如今的 S 村村民只能依靠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另谋出路。

如果说环境问题对 S 乡毛皮工业的冲击是直接的、根本性的,那么,环境对于机械加工业的影响则是渐进却日益强劲。其实,与毛皮加工相比,机械加工的污染并不严重,然而近年来雾霾天气等一系列污染问题的出现使得社会各界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意识更加严格与敏感,首当其冲的是翻砂铸造类型的机械加工业,因为铸造需要烧煤冶炼而排放大气污染物,早在几年前就被勒令整改或取缔。在 2016 年与 2017 年田野调查期间,S 乡的铸造类企业已全部整改到位。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全省掀起环保风暴的背景下,S 乡的所有机械加工厂和作坊一律拉闸停电、停业整改,必须先拿到环评报告才具备恢复生产的资格,至于何时复产则要等上级政府的通知。接连而至的环保风暴令经营者人心惶惶,较具规模的加工企业损失了大量订单而更加不景气,许多小作坊主则干脆外出打工,关门了事。

(四)规模经营与家庭工业两大策略的再审视

费孝通在比较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时,总结了乡镇企业生长发育的两种不同类型: 内发型与外向型,前者是当地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企业,资金、设备等均来自于自己的积累与努力; 后者则是外地力量输入下的企业,其资金、经营等全部依靠外来或外国的输入[11]。事实上,在具体策略层面,费孝通也是按照内发型与外向型两个角度思考的: 对于工业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与三线国有企业集中的西部地区,应该依靠大中城市的辐射、大型企业与三线企业的扩散等外部力量; 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则更应从农村本土资源入手,例如农牧结合、公司 + 基地 + 农户、种养加多种经营结合等。

如果说扩散与辐射是外向型策略的关键,那么就内向型策略而言,有两点最为关键: 一是以商品化为导向的农林牧副渔经营; 二是分散在乡村的家庭工业。因为商品化规模化农业经营可以增加收入、增进原始积累,从而逐步向工业化过渡; 而处于分散状态的家庭工业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家庭工业的发展、壮大与合作更是向乡村工业转化的直接有效途径[1]710 - 713。

在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中,规模经营、家庭工业是“从农业里长出工业”的最具意义且切实可行的两大策略。而 W 镇规模经营项目的失败与 S 乡家庭工业的凋零这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作为费孝通小城镇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核心论述,规模经营与家庭工业在具体地方实践中并不是简单操作就可以实现的,至少存在着人与环境两大方面的困境与挑战。这也正是当下重新把握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关键所在。

四、回归与超越:城乡发展的实践之道

(一)小城镇连续统思想的价值与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至少在学术层面,围绕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存在着“大城市论”与“小城镇论”的争论,双方从激烈交锋到相互借鉴反思,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小城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12]。本文无意介入这一宏大争论或对小城镇模式以宏观分析,而是通过对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核心观点与基本策略的审视考察,为当前的小城镇建设提供思考与借鉴。正如学者所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中国的城乡发展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剧烈变化,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乡镇工业的性质等等均出现了费孝通小城镇论述中所没有料到的新情况,中国的发展走势也没有完全按照费孝通的设想进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城镇论述的错误,相反,在大城市不堪重负的背景下更应该回归费孝通小城镇思想,特别是小城镇在人口蓄水池与城乡一体化方面的意义[13]。

如果说要回到费孝通小城镇思想,最关键是要回到小城镇理论的核心: 工农城乡连续统的思想。只有在工农城乡是连续整体而非割裂对立两端的理论框架下理解小城镇,才能够真正把握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本质内涵,从根本上理解城市化、工业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真正检验与衡量全国各地小城镇开发建设的成败。

(二)小城镇建设策略的反思与超越

而在小城镇建设策略上,由于费孝通在小城镇论述中缺乏对策略实践过程的具体分析,因此对待费孝通所提出的种种策略,不应该简单照搬或浮于表面,而要结合地方实际对诸多影响因素审慎考察。就前述两个案例而言,在小城镇建设发展过程中,至少应该考虑到人与环境两个方面的因素。

1. 作为主体的村民: 主体性与外部结构

费孝通看到了人特别是带头人与技术人才的重要性,W 镇的案例则进一步展示了地方官员、企业老板、普通村民等不同群体对小城镇建设成败的影响。W 镇失败项目案例背后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问题: 谁的小城镇? 谁的地方经济发展? 于是就指向了人的主体性这一论题。小城镇建设要重视人的主体性,被许多学者提到,但深刻分析的较少。作为西方社会思想界的核心概念,主体性与权力、结构密不可分。如奥特纳所言,主体性是主体对于其自身所处整套环境的既部分内化又部分反映或反抗的复杂结果,既是嵌入在外部世界的行动者的内心状态,又呈现与建构了其所处的外部结构与文化形式[14]。

具体到中国乡村领域,从二十世纪初随着现代性的深入而农村与农民双双被建构成他者以来[15],不论是文化观念、权力结构还是意识形态,在围绕农村与农民的改造或建设运动中,农民大多是无声、失语的[16]。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主体地位在意识形态等层面大大提高,然而在国家或政府建设项目中农民主体性彰显的空间仍然有限。从这一意义上,W 镇项目的失败既可以归咎于地方官员与企业老板,同时也是当地村民在现有结构下难以真正有效参与项目的结果。基于此,在小城镇建设中要想发挥当地农民的主体性,必须要首先看到农民所处的外部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从制度层面加以完善与保障。否则,离开外部环境来倡导农民主体性,只能沦为口号式的空谈。应该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型日益深化,简政放权、政务公开、透明公示成为制度与常态,以及村( 居) 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的逐步规范,再加上各类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迁[8]326 - 350。那么,如何充分利用权力结构的这种转变、如何将现有制度与规范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治理与善治,成为确保农民主体性的关键之所在。

2. 成为问题的环境: 二元对立与浑然一体

正如前文提及,环境维度在费孝通小城镇讨论中基本上是缺失的。但至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环境之于乡村工业和小城镇建设的影响与意义,特别是对乡镇企业环境污染的现状、特征、原因、对策[17 - 18],以及对政经一体化等环境污染内部深层机制[19]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这些讨论不仅引起对环境问题的发现与重视,而且还有助于对包括 S 乡家庭作坊凋敝案例在内的乡镇企业及城镇建设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然而,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就会发现环境问题并不应该仅限于外部特征或社会机制等层面,不应只对环境做就事论事的思考。

事实上,环境成为问题( problem) 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背景下自然与文化关系的认知密切相关。研究指出,人类认知里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是启蒙运动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从人类祖先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狩猎采集社会里,文化与自然浑然一体,环境被狩猎采集者视为生活来源与灵魂家园,其自身不仅没有与自然分开,而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 人类进入“现代”以后,在现代性发展观的意识形态之下,自然最终成为人类( 通过文化) 改造、掠夺、征服的对象,环境问题随之出现[20]。特别是当现代化意识形态与强国家、弱社会以及简单化管理结合在一起时,就如同欧洲科学林业项目那样,不仅带来环境问题,还会导致巨大的灾难[21]。

在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一直存在诸如开荒、屯田等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但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以及自然与文化关系上的天人合一等理念,具备较强循环与修复能力的环境还不足以成为社会问题。清末民初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强化,如同充满贬义色彩的“农民”取代“农夫”成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异类与他者而理应被改造[22],农村、环境在认知层面上也分别被建构为城市、文化的他者而理所应当的被教育与改造,于是出现了对机器轰鸣的赞叹、对工厂黑烟烟囱的赞美,以及对人定胜天理念的坚定信服。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由此变得割裂与对立,再配以化肥农药等为内容的绿色革命普及以及现代农业科技力量的支撑,自然的面貌遭到极大程度的改变或破坏。因此,就小城镇建设而言,如果从认知上环境与文化的对立、实践上环境成为文化客体的视角,就会清晰地看到,注重小城镇建设中的环境因素,不仅仅是发展绿色产业诸如旅游观光、生态农业等产业结构调整那么简单,减少污染源、整治环境、恢复绿水青山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应当从认知层面彻底破除环境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在自然与文化一体的视角下审视小城镇,将小城镇以及小城镇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行为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将环境整合进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使小城镇真正成为自然、经济、文化浑然一体的生存模式。而这才应该是“绿色小镇”、“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核心之义。

五、结语:宇宙观与小城镇理论的可能拓展

如果留心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围绕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小城镇、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等概念被学界与政府广为接受,小城镇建设已然成为整个国家现代化与城市化建设的重要方略,2014 年肇始于浙江省并迅速推广到全国的特色小镇,更是将小城镇战略推向新的阶段,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这一对表面上的矛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完美统一,离开了乡村的城镇化必将是无本之木,而离开了小城镇的乡村振兴也同样无从谈起。两者不可分割,最终均指向同一个目的与本质: 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城镇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完美统一关系的背后,蕴藏的其实是中国文明的独特智慧。张光直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对比分析指出,中西文明从起源时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与西方文明分离断裂性的变化不同,中国文明从石器与青铜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连续性( continuity) ,天地人神、人际关系、城市与乡村、甚至是政治与宗教之间均非对立,而是连续一体的和谐均衡关系[23]。李亦园进一步将中国文明的这种连续性文化理念总结为“致中和”的宇宙观,涵盖个体系统( 内在与外在) 、自然系统( 时间与空间) 与人际系统( 人与超自然界) 三个层面的和谐与均衡,于是,从身体经脉、生辰八字到天干地支、阴阳五行、风水堪舆,再到社会与政治秩序,都

是一个和谐连续的统一整体[24]。换句话说,在和谐均衡的文化理念以及致中和宇宙观下,不仅仅存在着农业、工业、城市、乡村之间的连续统一与和谐均衡,更是将这种均衡扩展到身体、自然、秩序、精神乃至整个宇宙的整个领域。这将对小城镇建设极具启发,在理论层面,小城镇理论中工农城乡连续统的核心思想只有在整个致中和宇宙观之中才能得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在实践层面上,中国文明的独特智慧更告诉我们,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仅仅看到工农城乡的连续统一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将小城镇建设放置在主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均衡、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等更大范围的和谐统一之上,甚至重新认识阴阳五行、风水堪舆以及精神观念的独有价值,只有这

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小城镇实践中可能面临的诸如主体缺失、环境破坏等困境,从而达成主体与结构、文化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平衡。在此意义上,重拾中华智慧的独特价值,不仅是人类永续生存之道,更是小城镇理论拓展与实践指导的可能路径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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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斐( 1982—) ,男,河南南阳人,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农村、文

化人类学。E-mail: lixiaofeinju@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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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17日 0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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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慈善信托监管机制的反思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