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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富顺文庙裸体男童塑像之谜探讨之观点综述

宋扬

2004年04月30日 10:32

1986年11月,四川省富顺县文庙的工作人员对文庙进行例行维修,翻修崇圣祠时,在正脊亭塔式宝鼎内惊奇地发现了一尊高约28厘米的黄色琉璃质裸体童人。裸体童人面带微笑,背北朝南,右手指天,左手示地,身穿肚兜,下体赤裸,造型生动,独具匠心。
    这个被列为“巴蜀之谜”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震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各大晚报以及海外媒体、互联网等纷纷加以报道。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十分感兴趣,有的人迷惑不解,有的进行探索研究,纷纷发表文章,欲解这个谜团。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弘扬富顺文庙文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富顺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元月26日举办了“富顺文庙儒学及裸体男童探谜研讨会”。现在,我根据《富顺文庙》中的文章和相关资料,将有关裸男之谜探讨的学术观点综述于下:
   
    一、裸童男像是何时放入崇圣祠正脊宝鼎内的?
   
    刘丙文、醉舟二先生认为,裸童是明代嘉靖年间维修时放进去的。富顺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据县志记载,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5)对文庙进行过大型维修,并且把崇圣祠屋顶由单檐改为重檐,宝鼎也应该是这个时候安装的,因此,童人塑像也应该是这时放上去的。1992年,在富顺牛佛发现了一座被盗古墓,文管所所长王明日章等人在墓道里发现两根龙柱。龙柱造型和崇圣祠宝鼎上“合口龙”的造型近似。根据调查,当地一农民说,附近有块合口龙石碑,据碑文记载,这座墓里埋葬的是明朝一个名叫郭谏的进士。他曾经在云南、北京等地为官,死后运回老家安葬。碑文上反映出这座墓是明嘉靖年间所建。据此,裸体童人为嘉靖年间所制的推测得到了初步证实。刘丙文等根据墓中的“合口龙”与宝鼎上的“合口龙”相似推断出“裸男”是明嘉靖年间放入的。
    萧祥祝先生则认为,裸男是清道光十六(1836)年至二十(1840)年,由川南首富之富顺土绅萧永升重建文庙时安放的。萧先生介绍说,据《富顺县志》记载,道光十六年,富顺知县邓仁堃以文庙年久失修,亟待修葺,特请萧永升等县绅商议维修事宜。萧永升认为文庙关系富顺“文章风水”,是桑梓教化之所,慨然答应由个人捐资重建。他亲自督工,历时四年多,耗资折合白银三万余两。新建成的文庙,布局合理,体制雄伟,殿宇巍峨,工艺精湛,闻名川中。萧先生说,我们查阅了所有关于富顺文庙的史实,在1836年以前从没有安放“裸男”的记载,1836年萧永升拆除旧庙时更没有得一“裸男”的佐证。在全国三千多座文庙中,富顺文庙是独一无二的安放了“裸体男童”。可以推断,“裸体男童”是萧永升重建文庙时安放的。如果把“裸男”说成是文庙始建时就安放的,是“千古”之谜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谢桃坊教授认为,裸童很可能是明代嘉靖年间维修放上去的。明代是我国古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市民文化发达、人们的情意很活跃,艳情小说盛行、秘戏图流传。清代康熙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受到禁梏,人性被压抑,说道光时期维修放上去的,不太可能。
   
    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说法难以成立。
   
    林远森先生根据“裸男童”是明嘉靖安放的说法,认为不是受西学的影响。他说:明朝开国之初,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儒学出现空前盛况。他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明成祖亲自主持和作序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开始编修。嘉靖年间(1522-1566年)除了程朱理学大行于世外,王阳明的心学大兴,并影响中国思想长达百年之久。王阳明的高足王艮,还主张面向下层民众宣传。正如刘光第所说:“明有天下凡三百年……上专以孔孟程朱之道教人,下之服习者深而且广……”,此时是无所谓西学影响的。
    西学的影响发生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1514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抵广州海岸;1554年,葡萄牙人进入广东浪白澳;1557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52年8月,耶酥会创办人方济各·沙勿略抵达距广州三十里的上川岛,病死于岛上。1582年,葡萄牙人罗明坚得到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在广东肇庆天宇寺居住,正式传教,其时为明万历十年(1582年)。可见,在崇圣祠屋顶的宝鼎上安上裸男,不是受了西学的影响。
    刘海声也认为,“裸男童”并非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裸体”一祠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称“裸裎”,是赤身露体的意思。儒家对赤身露体认为是“下流”、“粗野”、没有礼貌的行为。孟子曾经说过:“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就有上述意思。但是,老(子)庄(子)学派对“裸裎”行为的看法与儒家学派恰好相反,认为是高尚的行为。《晋书·范宣传》有记载说:“正始(公元240-248年,三国魏齐王曹芳年号)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唐朝柳宗元在《序饮》中也说:“呈闻昔之饮酒者……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可见“裸体”并非就是“西方文化冲击东方文化的一个信号”,不如说是东方文化老庄学派对孔孟学派的影响较为贴切。
    周开岳先生认为,如果说“裸男童”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合乎事实的。持外来文化影响论的人,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庙是儒家的圣殿,儒家是讲究“礼法”的,怎么能把裸体男童放置在圣殿的顶上?而且孔门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怎么会搞一个裸体男童,而且那虽未发育完全却是羞耻处的男性阳具也显露张扬,这真是大逆不道。看来只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画裸体塑裸体的西方文化),才会这样不讲“礼”不讲“法”,捣鼓出这样不伦不类的事物。我的看法是:否!两千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并不视裸体童男为“非礼”。只要略略翻阅我国历代的绘画——特别是年画,裸体童男比比皆是。什么“五子登科”,什么“百子献寿”,什么“年年有余”……都是裸体童男(有的系着肚兜,还有童女掺杂其间),个个憨态可掬,人见人爱。这些绘画创作的年代上溯远至唐宋,多在明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儒家是不排斥裸体童男的。明清时代的年画还大量印制裸体男童,并未看作是“非礼”的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祈求“多福、多寿、多男子”,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当然不能否认,而多男的愿望却一直支配着许多中国人。
   
    三、裸男塑像疑是幼年孔子或者是孩童时期的项橐
   
    刘海声先生怀疑“裸男”是幼年时期的孔子。“裸男”安放在崇圣祠的顶脊上,而不是安放在孔庙的其他地方,其中大有文章。
    第一,崇圣祠,原为孔子家庙,到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追封孔子五世祖为王,才把家庙改称为崇圣祠,也叫做五代祠,距今只有278年历史。祠内供奉的是孔子第五世祖肇圣王木金父、高祖裕圣王祀父、曾祖诒圣王防叔、祖父昌盛王伯夏、父亲启圣王叔梁纥。同时配享的还有颜回、曾参、孔亻及(即孔子的孙儿)、孟轲四人的父亲;从祀的还有宋代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弟兄、朱熹、蔡沈等六位的五位父亲。可说是上系孔子的五代祖先和儿子,下连孔子学派的后继人代表的父亲,都在崇圣祠中受祭祀。这些人之能够受人供奉、祭祀(连没有什么名气的孔鲤,就因孔子是他父亲,孔亻及是他儿子,也都安排了座位)都沾了孔子的光。可是,在崇圣祠中,恰恰没有孔子的存在。请大家想一想,这岂不是有点儿不可思议吗?有人也许认为:孔子自有大成殿“王者之尊”的位置,何须在崇圣祠中来找座位?但再想一想,在集“公祭”与“家祭”于一祠或一庙的情况下,孔子却成了上有五代,下有儿孙,却惟独没有他自己,难道大成殿的孔子是从天上掉下的吗?清朝雍正皇帝这样的“圣旨”安排,实在有点儿不妥!
    第二,从“裸男”身穿肚兜来看,“裸男”是个幼童。富顺文庙发现的“人像”,除了“阳具毕现”的特征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身穿肚兜”。肚兜是什么?是挂束在胸腹间的贴身小衣,又叫“抹胸”(请注意不是“围腰”),富顺地区又叫“兜肚”,是用来给2岁到10岁左右的男孩赤身露体时穿着防凉胃感冒的。20世纪40年代以前,常有幼儿穿着“肚兜”、光着屁股在床上睡觉,或在外面玩耍的。幼女穿肚兜却要穿上单裤或短裤。这种“肚兜”究竟兴起于何时,未经考证,但在清朝初期已有文字记载了。清高宗乾隆时期(18世纪中叶)曹雪芹著的《红楼梦》36回中有段文字写道:薛宝钗独自去怡红院,看见贾宝玉在床上午睡,袭人坐在宝玉身边做针线。宝钗说着,一面就瞧她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
    《红楼梦》的记载,使人得到这样的启示:肚兜(兜肚)是幼儿戴的、防睡觉时着凉感冒的小衣。根据这一启示,可以说明富顺文庙崇圣祠正脊上的“裸体人像”是一个幼儿像。这幼儿赤身露体带着肚兜、露出阳具,是一种纯洁善良的婴幼形象,古代称做“赤子”的象征。由此可以断定:这个裸体塑像代表着一个“大人物”的幼年时代。
    第三,崇圣祠为孔子的家庙,没有孔子的位置,岂不成了叔梁纥无儿子、孔鲤无父亲?孔氏家庙没有孔子的存在?这是一道难题,让富顺文庙的设计者和总建筑师们颇为迷惑。但他们决心解决这道难题,尽管可能冒两重风险:一是冒违反皇帝“圣旨”的风险;二是冒违反儒家“规矩”的风险。但他们仍采取了新的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一、孔子是“圣人”,不能与祖宗、儿子并坐一起,应该在崇圣祠正脊上安置座位,并用右手指天,左手示地来表示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一生。二、孔子虽是伟大人物,但在祖先面前,他仍然是个孩子,孟子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话,因此把塑像定位为天真纯洁的“幼儿”,用挂带“肚兜”来显示,使后世人不致于误解。三、塑像面对南面的大成殿,显示了幼年孔子与成年孔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富顺文庙崇圣祠正脊上亭塔内的裸体人像不是他人,正是幼儿时代的孔子。
    可是,刘海声又认为,裸体陶人应是小孩项橐。项橐是春秋时人,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甘罗曰,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后来,司马迁的《史记·甘茂传附甘罗》、刘安的《淮南子》中都“语焉不详”。南宁王应麟编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就有“若仲尼,师项橐”一句。因历史典籍上可以查到孔子以项橐为师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要在崇圣祠屋顶安放项橐呢?刘海声先生分析:
    第一,崇圣祠是安放孔子一家五代牌位的地方,大体上可说是家庙(因为有个别外姓人)。过去,民间的堂屋“家神牌牌”上写的是“天地君亲师之神位”。这座崇圣祠中,“天地”是无法表现的,一国之君的皇帝是不敢请他也坐在其中的。剩下还有一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师,却因为大清皇帝没有想到,设计者就没有给他留下座位。这是很不公平的事。要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民群众是很尊敬老师的,特别是古代的建筑工匠们更加敬重老师,视为“衣食父母”。富顺文庙的建设者们为了要发泄心中不平之气,开动了脑筋。
    第二,要在清朝或明朝封建专制时代,任意在孔子家庙崇圣祠中加一位老师是决不可能的,他们终于想到了七岁幼童项橐,于是将他制成偶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面向供奉孔子塑像的大成殿。这样就在崇圣祠表现出是祭祀天地亲师的意思了。恰好项橐是七岁儿童,所以就以“裸体”、“兜肚”、“阳物”为特征,并将他安放在屋脊上,寓有尊敬崇拜之意。
   
    四、裸男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形象化再现
   
    幸代明认为:第一,是孔子人体现的表现。圣人首先是人,人就有人的味道。孔子对裸体的看法并不神秘。在《论语》上,虽然找不出对人体的直接论述,但却有相关之言,譬如:“齐,必有明衣,布。”(《论语·乡党》)。意思是沐浴之后穿透明的麻布衣服。这透明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对人体的曲线欣赏吗?
    一天,孔子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着,孔子叫大家谈谈个人理想。子路说了,冉有接下,公西华第三,唯曾皙鼓瑟。孔子点他的名:“点〈曾皙〉尔如何?”曾皙铿乎,舍瑟而坐,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志也。”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名),风乎舞雩(祭坛),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从以上“浴乎沂”中看出,孔子并不忌讳人体裸露。不仅如此,他曾两次说“德”与“色”。一次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第二次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
    第二,是孔子天道观的表现。
    原件:“裸体童人”,右手指天,左手示地。
    幸先生认为这“指天”“示地”并非所谓什么“玩意”,这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它显示了“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哲理。为什么这样说呢?从《论语》中即可找出答案。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又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一天,孔子对学生们说:“予欲无言。”学生们听了十分着急,子贡立刻问道:“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夫子很有感触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予欲无言”,这“天何言哉”,这“随心所欲不逾矩”都说明孔子自拟为天,把“礼”和“仁”作为天道,推行“礼”和“仁”便是行天之道。并且认为这种天道是不可抗拒和违背的。一旦“抗拒”或“违背”了,便要受天的惩罚。
    第三,是孔子南面而治学说的体现。
    原件:裸体童人,面带微笑,背北朝南。
    裸童所在位置十分考究。一是崇圣祠正脊宝鼎亭塔底层,二是背北面南。为什么要背北面南呢?这是具有深意的。《论语·雍也》开头一句便是“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这南面说的什么呢?杨伯峻教授在《论语译注》中注释道:古时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听政时都南面而坐。因此,南面代指人君之位。所以裸童所在位置是尊位,是天子之位,是把童人象征孔子,把孔子作为天子来看待,作为神来侍奉。
   
    五、从形式上看是生殖崇拜产物,而内容却是表示孔子对父母的孝敬。
   
    陈德述教授认为,说裸体男童是受西方文化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中华民族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都有生殖器崇拜的文化传统。在古埃及,人们崇拜的太阳神乌色里斯神像身上,都安装着巨大的勃起的阴茎。在中国有近代出土的五千年前的男根崇拜物“陶祖”和“石祖”。“祖”字中的“且”是指男性生殖器,这是一个人生命延续和家族繁演的根器;男女二字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字,“男”字中的“力”是阴茎的象形,“田”是阴囊的象形;把“女”字的一横斜立起来,就成了女阴的象形。《周易》中的阴爻— —和阳爻 — 同样是男女生殖器的符号化、抽象化。《易传》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宜,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于是始作八卦”。“近取诸身”就是取之于人体自身,即男女之性。阴爻柔而中虚是女性生殖器,阳爻刚而直是男性生殖器。《老子》说:“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小男孩不知道男女交合之事,他的生殖器会翘起来。还有《老子》中的“玄牝之门”,是指宇宙母体生出万物的门户,即女性生殖器。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早于对男性生殖器崇拜,古人以孔状物象征女阴,如玉璧、玉瑗、玉环、陶璧、骨环等都有这个含意。道家贵柔,崇拜女性;儒家贵刚,加上宗法观念的影响,崇拜男性及其生殖器。讳言性、生殖器是假道学先生的外部表现,在人们的真实思想中是不忌讳言性及生殖器的。为和人们的外部表现和真实思想的一致,所以,富顺文庙的修建者只好把“裸童”秘密地字放在屋木亟的宝鼎内。其次,从内涵上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为父,地为母。《周易》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裸童指天指地,表示不要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是儒家孝道思想的体现。移孝于忠,以孝治天下,是儒家学说十分重要的内容。还有,从《周易》的宇宙模式中看出,天地人为“三才”,天在上,地在下,人居其中,构成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天人和谐,社会才能和谐,这是孔子追求的社会治理目标。
   
    六、“裸男”之谜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
   
    关于“裸男”之谜,论者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根据王明日章、刘丙文、醉舟等人的归纳,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明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文庙里的裸体人像抑或就是西方文化冲击东方文化的一个信号,是东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第二种观点认为,2000多年封建礼教对“性”的禁锢是后代对孔子思想的曲解,裸体童人的出现是对儒学思想的全新诠释;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生殖器崇拜的产物或表现;第四种观点认为,这个塑像为明代文物,它可能和当时出现的哲学思想“童心说”有关;第五种观点认为,它是“三教合一”的产物;第六种观点认为,是神化了的孔子降生像;还有一些人却觉得,它不过是匠人的一种“小把戏”,只是市民艺术的再现,用不着大惊小怪。当然,也有论证这是希望孔氏家族绵延不绝,希望儒家发扬光大的,并称这符合孔子对“天”、“孝”的看法。
    由于,论者存在着观点上的很大不同,“裸童”之谜到底是什么?还需要深入进行研究,以期有一个科学的、满意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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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9月28日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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