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香茗与茶文化
钱翥
2016年10月11日 00:00
张学君
《文史杂志》2016/06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有饮茶习俗；茶叶的生产与销售市场随之形成。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此说颇有见地。
唐宋时期，巴蜀茶叶已远销国内市场，成为日常消费品；由于生产与加工技艺的提高，巴蜀茶园培育出品质优良的诸多香茗，成为上层社会和各类茶客珍视的饮品。由于民族地区饮茶之风盛行，巴蜀茶叶通过“茶马贸易”大规模输往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砖茶、马茶需求数量不断增加，供不应求；粗茶产量的不断增加，导致茶叶加工技艺开始落伍于东南地区。巴蜀茶叶生产、加工技艺、饮茶习俗所代表的茶文化，也就自然沉寂下来。
一、巴蜀茶业兴衰及其原因
1.巴蜀茶业源流
早在秦汉时期，巴蜀人已有饮茶习俗。西汉王褒在《僮约》里就记载了在西蜀一个寡妇扬惠家里烹茶的情景：“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烹茶尽具，已而盖躲。”家中来客人时，“酤酒”“烹茶”款待。当时“烹茶”，是先将茶叶放入水壶中，煮开以后引用。这是蜀人最早记述的饮茶细节。在这篇《僮约》里，主人还吩咐奴仆“牵犬贩鹅，武阳买茶”，说明当时的“武阳”（今彭山）已有茶市出现。《蜀都赋》记载成都风物说：“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1]阳春三月，蜀中遍种茗茶，品种繁多，说明蜀人对茶叶的需求颇盛。汉代“蜀西南人谓茶曰蔎”[2]，又“名之苦荼”[3]，将茶叶“煮作羹饮”[4]。如何制成“羹饮”？先将茶叶烘烤逐渐变红，捣成碎末，置于瓷器中，用开水浇注，再调以葱、姜、橘子，即成茶羹[5]，又称茶粥[6]。西晋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曾写诗赞叹成都饮茶习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7]所谓“六清”是指古人所用的水、浆、醴、醇、医、酏等六种饮料，就是《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膳夫》所说“饮用六清”。张载说“芳茶冠于六清”，表明早在西晋时，蜀人茶饮已居于“六清”之首。从诗中“播九区”的描述看，巴蜀饮茶习俗似已流传到南北各省。南朝齐武帝诏告天下，灵前祭品设茶等四种供品，不论贵贱，一概如此。可见茶已列入祭供礼品，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中。[8]唐代开元（713～741）以后，佛教禅宗饮茶风气的兴起，促进了北方饮茶习俗的形成和中国“茶道”的兴盛。《茶经》《封氏闻见记》《膳夫经手录》关于饮茶发展和普及的观点基本一致：唐开元以前，饮茶习俗主要在南方区，北方地区不多见。唐开元以后，禅教兴起，僧人饮茶打坐，士大夫争相效尤，“穷日竟夜”，“遂成风俗”[9]。此风也向民间流传，于是茶道盛行，饮茶之风弥漫朝野，其影响及于西北民族地区。
晚唐以后，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小民百姓也要维持粗茶淡饭的基本生活。“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10]特别是建中（公元780—183）以后，举凡王公朝士、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无不饮茶。不仅中原广大地区饮茶，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饮茶。各地出现了茶铺，“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11]茶叶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消费品，名优茶叶价值倍增。巴蜀茶叶产地争相为茶叶市场培育并提供名茶、优质茶叶。唐人品第为全国第一的“蒙顶石花”[12]，“散花之最上”[13]的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片甲、蝉翼，以及神泉小团、昌明兽目等，质地优良、名列前茅。巴蜀地区不仅每年要向皇室“贡新茶”[14]，官员、文人也多青睐蜀中香茗。唐人记载：御史台常从蜀中采购上品茶叶，储藏在陶质器皿里，以防暑湿。需要饮用时，“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15]，其珍视如此。蜀茶得到上层人士的钟爱，其作为最佳礼品的地位便确定下来。
白居易曾吟诗谢友人寄赠蜀茶：“蜀茶寄来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16]白居易为官京城长安，得到好友寄赠的蜀茶，惊喜不已。用渭河水煎出浓香的蜀茶，更觉奇珍。他反复把玩盛满陶器中像乳汁一样的香茶，无比满足；何况是在暮春时节、对一个酒醉之后需要解渴的人来说，更是如饮甘露。诗人施肩吾在江南山中古刹游览，和尚以蜀茶待客，他则以诗酬谢：“越椀初盛蜀茗香，薄烟轻处搅来均。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17]施肩吾所饮用的蜀茶，已不用烹制方式，而用“越椀”盛茶，雾气渐散时用器具搅动，使椀中茶水浓淡均匀，搅动器具应是茶椀的盖子，与后代“盖碗茶”无异。山僧问他对此茶的感受，他直感是如饮琼浆，但又怕说出来让人觉得过分。
2.两宋巴蜀茶业特色
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到民族地区。宋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云：“华夷蛮豹，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无厌不宁。”茶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18]茶成为家庭生活中“开门七件事”之一。但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饮茶习俗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侯，蜀茶质量却明显下滑，落伍于后起的江南地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宋代蜀茶与江南茶叶进行比较时说：
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19]为何宋代江南茶叶质量上升，而蜀地茶叶质量下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茶叶销售区域不同、消费对象不同所致。
五代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成为经济、人文繁盛地带，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皇室贵族、官员缙绅、文人雅士云集，他们有品茶的雅趣，读书、会友离不开品茗，对嘉茗的需求量很大；即使与辽、金的岁贡、市易茶叶，也非粗恶之品。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序云：“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顾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福建建州（今福州）等产茶区气候温润，适合种植茶叶；加之距江浙销区不远，自然成为当时高档茶叶的主要供应基地，嘉茗的生产和加工必然随消费者的口味精益求精，也会随市场需求而不断培育出新品。宋人梅尧臣在答谢雷太简赠送自制蒙顶茶诗中写到：
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比来唯建溪，团片敌汤饼。顾渚及阳羡，又复下越茗。近来江国人，鹰爪夸双井。凡今天下品，非此不览省。蜀荈久无味，声名漫驰骋。[20]
在梅尧臣诗中，坦言蒙顶茶的风光不再，茶味淡薄，无法与建溪“团片”“越茗”等福建名茶相提并论。
建州茶叶生产享誉上层社会，必然随着消费需求而精益求精，以创新求发展。史籍记载了福建茶叶制作方法：“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21]朝廷还在建州北苑制造皇帝饮用的北苑龙凤茶，工艺更为精良，其中小团龙凤茶每斤20饼，价值虽高至黄金2两，但无法购得。“每因南郊致斋，皇帝赐中书、枢密院各一饼，四人分储，以为奇玩，不敢自饮。”[22]
宋代蜀茶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蜀茶销区转移到西部民族地区，饮茶对象主要是高原、草地的游牧民族。蜀茶榷茶的时间虽晚于东南地区，但一直未弛禁，蜀茶成为宋王朝的军国之需，以生产粗茶为主，细茶产量较少；主要销往肉食乳饮的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产量高、质量不高。这方面，可以从蜀茶产量成倍增长看出。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吕陶奏报说，蜀茶岁约3000万斤。[23]南宋时期，四川茶叶总产量大致接近北宋3000万斤的年产量。与宋朝所辖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等东南地区相比，北宋时期四川超过其产量（约2280万斤）的23%；南宋时期超过其产量（1781万斤）的40%。[24]四川担负着榷茶和茶马贸易的双重任务，需要数量巨大的茶叶以满足宋王朝的军国之需，因此蜀茶产量高于东南地区。宋王朝通过榷茶得到的大批茶叶，用于交换西部民族地区的马匹。茶马贸易需要的茶叶数量很大、质量要求不高，粗茶多而细茶少，大都是老茶叶梗压制的砖茶、饼茶。这的确是宋代四川茶叶产量极高，质量却较东南低的主要原因。但是必须肯定，宋代蜀茶以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满足了特殊市场的巨大需求，为当时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和睦关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巴蜀香茗产区与茶叶生产
1.香茗产区
自汉晋以来，巴蜀茶叶产地集中在川西南山区。蜀茶“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摘”[25]。广汉郡什邡县“山出好茶”，犍为郡“南安、武阳皆出名茶”[26]。川东涪陵郡“出茶”[27]。此外，涪陵郡以北的巴东郡产茶。“巴东别有真香茗，煎饮，令人不眠。”[28]唐代开元以后，巴蜀茶业出现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唐以后，饮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的普及，茶叶生产供不应求。巴蜀地区产地不断扩大，从川西到川东的长江上游地区，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渝州、涪州、开州、忠州、渠州，均为茶叶产地，并出产嘉茗。[29]唐人记载，嘉州“园畦半种茶”[30]。简州土产有“茶”[31]，茂州“玉垒关外宝唐山有茶树，产悬崖，笋长三寸、五寸，方有一叶、二叶”[32]，被视为茶宝。涪州则“出三般茶：最上宾化，制于早春；其次白马；最下涪陵，收茶在四月，嫩则益人，粗则损人。真者用碧箬烟过，气味尤佳”[33]。渝州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34]。开州也产茶，张籍《茶岭》诗说：“紫芽连白蕊，初向岭头生。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35]夔州有“香山”[36]，渠江有“薄片”[37]，忠州南宾有四园：“一多陵，二多波，三波罗，四思龙；皆方饼，惟多陵为上。饭后饮之消食，空腹朔饮。多波次之，二园下”[38]。宋代四川的茶叶生产，在唐和五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仍然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四周、长江流域和川北山区。其中以成都府路产茶地区最为集中。北宋华阳人范镇说：“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39]这是产茶最多、也各自拥有品牌茶叶的地区，除利州的罗村而外，均在成都府路辖区之内。成都府路的川西平原四周是当时产茶的中心。南宋绍兴时，“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处茶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一千六百十万系成都府路九州军，凡二十场”[40]。仅成都府路的茶叶产量就约占同时期南宋茶产量总数的2/5，[41]可见宋代成都平原地区茶叶生产的发达。
2.茶叶生产
野生茶树为常绿乔木，属双子叶门离瓣花区二重花冠系金丝桃部山茶科。唐以前，巴蜀地区所出茶叶主要采自野生茶树，最初是砍到茶树摘取茶叶，既损害了野生茶树资源，也不利于增加茶叶产量。后来采茶者不再砍树，直接攀援采摘。西汉时期，随着茶叶需求增加，野生茶树数量有限，不敷供应，巴蜀地区开始栽培茶树。人工种植的茶树，通过长期选育，形态发生变异：树干变矮，呈半乔木或灌木状。唐代人工种植的茶树迅速增加，唐人记述人们栽培蒙顶茶树的情况说：
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视厚利，不数十年，遂斯安草市岁出茶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42]
蒙顶茶是蜀茶的代表，因其享誉海内，价格昂贵，一捆丝绸难换一斤蒙顶茶。名茶高额利润的诱惑力激发了种茶人的求利冲动，于是他们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仅仅过了数十年，距雅州不远的遂斯安草市，每年蒙顶茶的交易额就达到千万斤。在蒙山种茶人的带动下，巴蜀地区种植茶叶蔚然成风。岑参在嘉州书斋中，凭眺到“园畦半种茶”的景致。[43]樊宗师在绵州吟诗说：“辍田植科亩，游圃歌芳丛”[44]。孟郊在蜀中所见是，“蜀山绕芳丛”[45]。这都可以证实当时种植茶树已成茶叶生产的主要途径。种茶实践中，人们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46]。茶树需要良好的排水条件，“水浸根必死”[47]。茶树喜阴凉，不耐阳光直射，有人对此作了富含哲理的阐述：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阴阳相济，则茶之滋养得其宜。[48]种茶土地方位也有考究。如果在山崖地区，应选择向阳地带种植，因为崖石性寒，茶树枝叶不易得到营养，必须多感受阳光照射，以弥补营养不足；如果在园圃种植茶叶，必须选择阴凉地带，因为园圃土地肥沃，茶叶营养过剩，茶味富足，不需要过多阳光，适宜减缓茶树的代谢活动。阴阳相济，是茶味适宜的要诀。
茶树最忌低矮潮湿、不易排水的土地，“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49]。因此，山区、深丘地带最宜种茶，其次是容易排水的平畴地带。巴蜀地区唐代茶叶种植情况，大致是“即山树茶”[50]。山区贫瘠土壤，原本不宜五谷，正好由茶树来弥补这个缺陷。南宋洪迈说：“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51]。除少数依靠野生茶树为生的山民外，大多数茶园都以种植茶叶为业。例如：泸州，“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闻于秀麦”[52]。涪州宾化县民户“不务蚕桑，以茶、蜡供输”[53]。可见唐代茶叶生产与粮食作物生产一样，都是可以顶替田税的产业。茶农通常在自己山林种茶，采茶时节，需要雇人采茶，或初步加工，卖茶后取得收益。例如：彭州“九陇居人张守珪，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杂之园内。”[54]这家茶园佣工达到百余人，很显然，应是一家规模很大的茶园。唐代茶树的种植，采用直播法，“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劚，着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则以米泔浇。”采用这种方法种茶，省功、成本低，适合大面积种植。缺点是茶树生长期长，需要3年才能成熟采茶。每亩种240棵茶树，每棵收茶8两，共计“收茶一百二十斤”[55]。
宋代巴蜀地区茶叶产地、产量都有大幅增加。由于人口增多，许多深丘、高山地区不宜种植粮食作物，却适合茶树生长，农户开垦大量荒山野岭，专门种茶。宋人吕陶说：“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56]。他以九峰山茶农生活作诗云：“九峰之民多种茶，山山栉比千万家。朝脯伏腊皆仰此，累世凭恃为生涯。”[57]种植面积大的茶园，年产达到三五万斤以上。吕陶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十七日，堋口茶场一天就收茶6万斤，造成官府无钱继续购买，茶叶积压，最终酿成两天后园户五千余人进入卖茶场痛殴官吏的事件。[58]同年，永康军也“积压茶五十六万余斤在务”[59]。由此可见，蜀地年产数十、百万斤茶叶的茶园不少，每年巴蜀总产量超过东南地区也是很自然的。
三、采茶时令与茶叶加工技艺
1.采茶时令
采茶是茶叶生产的重要环节，据陆羽《茶经》记载，采茶主要是在春季“二、三、四月间”[60]。巴蜀地区气候差异大，在气温高的长江河谷，采茶时间多在春初，“收茶在四月”的涪陵茶被列为下等。[61]西部气温低，通常四月收茶，部分上品茶多于清明前后采摘。如雅州的蒙山中顶茶是在“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之发声，并手采摘，三日而止”[62]，“火前”（清明前）采摘的“有露芽、谷芽”，“火后”（清明后）采摘的质地稍差。又如“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绿黄等号”，绵州“龙安有骑火茶”[63]，最上等，采茶时间更为奇特，恰在清明当日，故曰“骑火”。普通蜀茶采摘时间大多在四月底，“自谷雨已后，岁收数百万斤”；晚茶则在“十月采贡”，这又是极品，专供皇帝享用。蜀地也有初春采摘的早茶，如蜀州（今崇州）出产的片甲散茶就是“早春黄茶”[64]。
采茶通常选择晴朗天气，优质茶叶多在日出前采摘，因为茶叶不能被雨水、汗迹污染。被污染的茶叶，“制造虽多，皆为常品矣”[65]。茶叶采摘后要立即加工，否则要发酵变质，“新茶连拳半未舒，自摘俄顷余”[66]。《大观茶论》说：“夫造茶，先度日晷之短长，均工力之众寡，会采择之多少，使一日造成，恐茶过宿，则害气味。”这是采造优质茶叶的关键环节，否则，造出的茶叶只用常品。
2.茶叶加工技艺
唐代巴蜀地区出产的茶叶，大致分为饼茶与散茶两类。饼茶历史远肇汉代，唐代更为普遍。彭州“茶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更妙”[67]。眉州、雅州制作茶饼。邛州有火番饼，专门销往川西高原，“每饼重四十两”[68]。眉州所属洪雅、昌阖、丹棱加工茶叶方法，“如蒙顶制茶饼法”[69]。渠江“薄片”，每斤“八十枚”[70]。夔州三峡一带，以“穿”论茶饼重量，120斤为“上穿”，80斤为“中穿”，50斤为“下穿”。饼茶的制作有采茶、蒸青（去青草味）、捣碎、拍打（压模）、焙干、穿孔、封装（打包）7道工序。[71]巴蜀地区散茶主要出自蜀州，“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茶，芽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72]。其他产区大多同时生产饼茶和散茶，如眉州洪雅、昌阖、丹棱，“其茶如蒙顶制茶饼法，其散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73]。雅州“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74]。散茶制法与饼茶采茶、蒸青工序略同，其后不捣不压，而用炒、晒、焙的方法尽量除去水分，保留茶叶自然香味。宋代巴蜀地区生产的茶叶大多数是易马茶，专门行销边地，故称“边茶”。这种用粗老茶叶加工而成的砖茶、饼茶，茶味特浓。藏羌民族肉食乳饮，饮用浓茶有助于消化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加马奶煮成茶粥，深受牧民喜爱，所以有巨大的需求。这是宋代蜀茶的主要消费对象。
四、巴蜀茶文化管窥
陆羽认为，《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的记载，饮茶习俗应当追溯到神农时代，“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75]。这只是一种传说，不足为据。较有历史依据的说法是，中国饮茶始于秦汉，起源于巴蜀，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渐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饮茶由上层社会向民间社会发展，由道家、佛门向世俗社会弘扬；饮茶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区越来越广，茶叶的产地和品种也越来越多。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日知录·茶》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西汉著名辞赋家王褒《僮约》是关于巴蜀饮茶的最早记载。《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等，一般都认为“烹荼”“买荼”之“荼”为茶字。《僮约》作于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因此蜀人饮茶习俗不会晚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王褒为犍为郡资中人，买茶之地“武阳”在今四川彭山。最早对茶有过记载的王褒、司马相如、扬雄均是蜀人，可见饮茶是蜀人发明的。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兔楼》诗云：“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说成都的茶叶香溢四海、名满天下，可见茶香味有独特的魅力。
西晋杜育的《荈赋》中有对于茶艺的描写。《荈赋》现存茶艺文辞曰：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文中所言“灵山”，即巫山，今属重庆市；如烹茶之水，择取岷江中的清水；选器，茶具选用产自东隅（今浙江上虞一带）瓷器；煎好的茶汤，汤华浮泛，像白雪般明亮，如春花般灿烂；然后用匏瓢酌分茶汤。由此可见，茶艺的形成与巴蜀习俗有直接关系。文中还说，茶汤“调神和内，慵解倦除”。饮者已发现茶汤具有提神、和胃、解除疲劳的功效，说明饮茶具有健身提神的作用。
唐宋时期，巴蜀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唐代蒙山茶被列入“贡茶”，产地专辟“皇茶园”，每年春天，名山县合衙官吏都要斋戒沐浴，择吉上山，焚香礼拜，采茶精制，装入银瓶，运送京师。著名诗人白居易赞美蒙山茶诗云：“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唐人郑谷《蜀中》诗也云：“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
北宋名臣吕陶在《净德集》中保存了吟咏九峰山茶园的诗。前引“九峰之民多种茶……”反映了九峰山民的生活实况。他们世世代代以种茶为生，茶叶生产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苏轼在《漱茶说》中说：“除烦去腻，世不可缺茶”；但饮茶也会“誾中损人”，有损伤脾胃的弊端。他摸索出“浓茶漱口”之法：“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浸漱之，乃消缩不觉脱去，不烦挑刺也。”[76]“盖碗茶”，是成都最先发明并独具特色的饮茶方式。所谓“盖碗茶”，包括茶盖、茶碗、茶船三部分。茶盖扣在茶碗上，茶碗的下面有木盘或漆盘作依托，如装载货物的船，因此叫茶船。相传是唐代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由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发明的。原来的茶杯没有衬底，经常烫着手指。受到饮茶风气的启发，崔宁之女心思奇巧，发明了木盘子来承托茶杯。为了防止喝茶时茶杯倾倒，她又想法用蜡将木盘中心浇铸一圈，使杯子固定在蜡圈内。这便是最早的茶船。后来茶船改用漆环来代替蜡环，人人称便。到后代环底做得越来越新奇，外形百态，有如环底杯。一种独特的茶船文化，也叫盖碗茶文化，就在成都地区诞生了。这种特有的饮茶方式逐步由巴蜀向四周地区浸润发展，后代遂遍及于整个南方。
茶馆里张贴名人字画——这种高雅的习俗也始于宋代的四川，主要是供饮茶人消乏解闷时欣赏。在苏轼的诗里，茶水又叫“茶汤”“茶食”；由于饮酒吃饭前，要先品茗，进茶一盏，这种习惯也叫做“茶筵”。这种习惯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现在日本的“茶道”。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同古代巴蜀饮茶的程序和方式极有关系。
茶汤鲜净清香，沁人心脾，在高朋满座、谈兴甚浓的时候，茶汤的温润清香更给人们带来温馨宜人的良好气氛。所以，古人用茶来形容清丽的女孩子。金人元好问的诗说：“牙牙娇语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因此，“小茶”、“茶茶”常被用来作为美丽女孩的代称，甚至径称为“茶花女”……这充分显示了茶文化在人们审美心理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而中国乃是世界茶文化的诞生地，西蜀是其中之一。这是巴蜀茶文化对祖国民族文化作出的崇高奉献。
注释：
[1]《全蜀艺文志》卷一。
[2]《广群芳谱》卷十八引扬雄《方言》。
[3][5]《尔雅》卷十四《释木·苦荼》郭璞注。
[4]唐《新修本草》卷十三《木部·苦荼》。
[6][25][29][46][70][71][75]唐·陆羽：《茶经》卷下《七之事》；卷下《七之事》；卷下《八之出》；卷上《一之源》；卷上《三之造》；卷上《二之具》；卷上《三之造》；《六之饮》。
[7]晋·张载：《登成都白兔楼》，《全蜀艺文志》卷六。
[8]《南齐书》卷三《武帝本纪》。
[9][11]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10]《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李珏列传》。成都茶楼（选自《四川画报》2000年第10期
[12][36][74]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
[13][34][64][67][68][69][72][73]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五引《茶谱》、卷一百三十六、卷七十五、卷七十三、卷七十五、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四引《茶谱》。
[14]《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本纪》。
[15]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征部》。
[16]唐·白居易：《谢萧员外寄新蜀茶》，《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七。
[17]唐·施肩吾：《蜀茗词》，《全唐诗》卷四百七十四。
[18]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鳌铺》。
[19]《通考》卷十八《征榷考》。
[20]宋·梅尧臣：《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宛陵先生集》卷五十五。
[21]《宋史》卷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
[22]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并见《宣和北苑茶录》。
[23]宋·吕陶：《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备边之费状》，《净德集》卷三。
[24]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第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26][27]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卷一《巴志》。
[28]汉·桐君：《桐君采药录》，《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七。
[30]唐·岑参：《郡斋平望江山》，《全唐诗》卷二百。
[31][53]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六《简州·土产》；卷一百二十《涪州·宾化县》。
[32]宋·吴淑：《事类赋》卷十七引《茶谱》。
[33][37][61]清·王灏：《广群芳谱》卷十八、卷十八、卷七十五引《茶谱》。
[35]唐·张籍：《和韦开州盛山露行》，《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六。
[38]清·张澍：《蜀典》，《诸茶品》引《茶谱》。
[39]宋·范镇：《东斋纪事》卷四。
[4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
[41]贾大泉：《宋代四川地区的茶业和茶政》，《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42]唐·杨晔：《膳夫经手录》，《续谈助》卷五。
[43]唐·岑参：《郡斋平望江山》，《全唐诗》卷二百。
[44]唐·樊宗师：《蜀绵州越王楼诗并序》，《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九。
[45]唐·孟郊：《凭周况先辈与朝贤乞茶》，《全唐诗》卷三百八十。
[47][49][55]唐·韩鄂：《四时纂要》卷三《种茶》；卷三《种茶》；卷三《种茶》。
[48]宋·赵佶：《大观茶论》，《地产》。
[50]唐·孙樵：《书何易于》，《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五。
[51]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三《蜀茶法》。
[52]唐·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全唐文》卷七百七十二。
[54]唐·杜光庭：《墉城集仙录·阳平化》，《云笈七签》。
[56]宋·吕陶：《奏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奏》，《净德集》卷一。
[57]宋·吕陶：《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净德集》卷三十一。
[58]宋·吕陶：《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情状》，《净德集》卷一。
[59]宋·吕陶：《奏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奏》，《净德集》卷一。
[62][63]宋·吴淑：《事类赋》卷十八引《茶谱》；卷十七引《茶谱》。
[65]宋·黄儒：《品茶要录》，《采造适时》。
[66]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全唐诗》卷三百五十六。
[67]宋·苏轼：《漱茶说》，《全宋文》第45册，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210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