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东北文化历史构成的断层性与共生性

钱翥

2017年03月02日 12:00

张福贵
《学习与探索》


“东北”一词最早作为历史地理概念,毫无疑问应该包括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前清朝在东北区域的全部领土,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大东北”的概念。当然,这个概念在当下连梦想都不是,已经成为纯粹的历史地理概念留在中华民族悲哀的记忆中了。现在所说的“东北”一词,明确是指今天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所以俗称“东三省”。至此,“东北”不仅成为一种明确具体的地理概念,而且成为明确的行政区域概念。

如果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是行政区划变动最频繁复杂的地区,但是同时与其他区域相比,“东北”“东北文化”和“东北人”作为一种地域概念、文化概念和身份概念,更成为被集中标识和指认的概念。而东北人自身也普遍认同这种指认。

东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以不同地理区域为界限的地方文化类型。即在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或者行政区划内、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文化要素特征的文化类型。这些类型化的地域文化影响着该地域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活动。因此说,地域文化的本质就是人们适应其地域历史承传和风俗习惯的一种“活法儿”。

中华文化是由若干个特色各异的族群文化和地域文化构成的,族群文化往往也表现为一种地域文化特征。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体现,挖掘和研究各个地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优秀成分,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在构成的探讨。中国地域文化中特色比较鲜明且形成相对完整系统的有齐鲁文化、中州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徽州文化、东北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等。东北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和特殊地域文化类型,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深厚的文化生命力。东北地域文化既是文化空间概念,同时更是历史延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空间区域的多种历史文化的积累,是一种时空统一的文化复合体。以行政区划作为确定东北地域文化范围的标准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东北地域文化的确认是以文化地域的相对独立为依据的,行政区划多是人为设置的,并且在历史上多有变化,与文化地域并非完全一致,因而不能作为划分地域文化的标准和规则。这种划分方式虽说注意了东北三省地域文化横向的比较关系,展现出东北地域文化的内部差异性,但在整体上却割裂了东北地域文化的一体性和统一性,“东北”和“东北人”一般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被认同的,这种认同比其他地域的认同都更加明显和普遍。除了“东北人”之外,恐怕很少还有以大区域为标志的人群称谓。甚至连有关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中,都往往使用这样的句式:“几个操东北口音的男性……”由此可见,文化性格与方言的高度一致性是这种认同的重要原因,行政区域的省份于是被淡化和忽略。

东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最为重要的是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远古东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与中原文化等一起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至明清时期,东北文化的发展主要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中原文化的辐射形态。近代以来,东北文化又受到异域或外来文化以及当代体制文化的影响。在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变迁中,东北文化融合了汉族和北方多个少数民族的文明智慧,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多元一体、且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质的文化系统。东北地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又是中华主体文化的一种表征形态,与其他地域文化共同为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基础,成为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文化资源。

东北文化之所以长时间以来被视为落后的边缘文化系统,除了根深蒂固的中原正统文化心理的原因外,主要是东北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多次的断裂,与中原文化相比,东北文化发展缺少连贯性积累,由于自然和社会等原因,常常出现文化断层,致使文化终端不够发达。例如,在有关文化遗存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按照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层文化要比下层文化发达,但是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发掘中却发现了反常的现象。夏家店文化属于中国北方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两个时代。下层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上层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晚于中原的龙山文化,与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一样,同属夏商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系统。经过考古发掘,在这一层面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但是在其后的上层文化层面中,发现的器具却明显较下层文化时代的器具粗糙、简陋,表明后代文化至少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前代文化。这其中不大可能是人类本身的智力和能力倒退的结果,而是两个文化层面或两个时代之间产生了断层,没有文化发展的连贯性。此外,以赤峰为中心的著名的红山文化亦存在着相似现象。早期玉器的精美和工艺的高超连现代人都自叹不如,但是,愈到后期则愈显落后。这一文化断层现象,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东北古代民族的演化和政权更迭的残酷性。这是奴隶社会共有的一种现象,但在东北地区则表现得更加惨烈和连续。从大的王朝更替如早期的北魏、五胡十六国、西魏等政权的更替,中后期的辽、金、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相克相生,到小的地方民族政权如渤海、高句丽乃至女真(满洲)民族内部的剿杀和融合过程,都是以民族的杀戮和文化的焚毁为代价的,虽然其中包含有积极性的文化融合。明清战争之前,辽东地区是东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清入关前与明朝发生战事之后,这一地区的民族杀戮和文化剿灭也最为惨烈。据文献记载,“天命十年十月,努尔哈赤下令对辽东汉人进行了一次全面‘甄别’”。在这场“甄别”过程中,“以秀才为主体的‘明绅衿’,几乎‘被杀绝’”。东北区域的政权更迭,深层里具有强烈的民族仇杀在其中。单纯的政治矛盾多是以政权的更替为目的,而伴有民族矛盾的政权更替,则多是以种族的杀戮为目的。这在辛亥革命初期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类似的民族杀戮和文化剿杀在东北历史发展中不断发生,极大地影响了东北地域的文化积累和传承。东北文学与东北文化的发展是与东北民族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同步的,亦有高峰和低谷,有承继与断裂。最突出的例证是清朝入关和流人回归关内所带来的文化的衰退与断裂。

东北文化的断层性和衰变性是从历史的纵向角度考察的结果,而从历史的横向角度来看,东北文化的结构具有多元性和多样化特征。

东北多民族格局的更迭融合与东北历史的复杂变迁,以及多种生产方式的存在,使东北历史文化的构成具有“多元复合共生性”:如汉满民族与农耕文化、蒙古族与草原游牧文化、鄂伦春等满—通古斯民族与北方渔猎文化,以及朝鲜族与北方稻作文化等。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间多有互融与重合,共同构成了历史上东北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复合共生的特点。当然,在历史的变迁中,原生态文化迅速消逝,大多已经逐渐成为非生需要的一种地域文化仪式。而从历史变迁、族群主体和社会属性来看,东北文化具有多种属性形态,如包括以原住民族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历史上文化流人的遣戍与东北流人文化,关内汉民族的迁移与“亚中原文化”,以俄罗斯、日本等为主要影响而形成的殖民文化和东北近现代文化,老解放区与老工业基地的当代体制文化等。

以原住民族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在东北民族文化的构成特点,就在于多种少数民族共同存在的格局。这种民族文化构成特点,一方面使东北文化呈现出整体相近而风格多样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也使东北的宗教文化呈现出繁复多元的状态,即东北各少数民族都具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但是,随着民族历史的演变和政权的统一,萨满教逐渐成为东北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从远古的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勿吉、女真族直到满族、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近古北方少数民族都信奉萨满教。即使在当下,东北民族文化中仍旧保存着萨满教的故事传说和相关服饰、器物、神谕等宗教实物。可以说,萨满文化不仅是东北特定族群的精神核心,也是一种社会化、全民化的意识形态,并成为东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萨满文化对建构东北文化精神实质和价值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萨满文化所提倡的群体精神、英雄崇拜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奔放狂野的生命力、坚韧不屈的性格等,都成为东北文化的精神来源之一,并对东北民族精神、心理素质和个性品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萨满文化渗透到了东北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东北民族生活的精神基础和人生观念。例如,东北民族普遍对神灵的崇拜和敬畏、对家族祖先的膜拜以及婚丧嫁娶、祈福祝寿等民俗都与萨满文化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萨满文化对东北的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北民族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都带有萨满文化的痕迹;更为重要的是萨满文化对东北人的伦理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北流人”文化是东北文化构成中极为特殊的部分,在东北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前面说过,东北文化具有断层性。中原文化对于东北文化的影响绝不是从近古“东北流人”的到来开始的,远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所传播。到了隋唐时期,以“海东盛国”渤海国为标志,中原文化对于东北文化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但是,其后民族兴灭剧烈,政权更迭频繁,文化不断出现断层。而在不断的文化断裂过程中,在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起到了最直接的勾连作用的,除了方国使节和待进学者之外,就是未曾间断的流人文化。清朝以前,东北并非犯案罪臣、文人的主要流放之地,流人最初大批到东北是明代后期满清入关之前因战争被掳到东北的关内兵民和清初犯案被流放的官员和文人。现在学界所谓“东北流人”多是指此类人群。虽说流人之徙并非清代才有,自西汉至明清,历代未曾间断,但是到了清王朝建立,流人数量激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流脉。清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中央政权,面对中原文化体系的强大优势,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反差,清朝统治者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卑意识。这种自卑意识一方面使清朝统治者崇敬汉文化、刻苦学习传统经典,几乎每一个皇族成员都成了优秀的文人;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自卑意识也使清朝统治者的政治敏锐性显得格外强烈,从清朝政权建立之初开始,在汉民族不断的政治反抗之中就采取了严酷的政治压迫和文化禁锢政策,“文字狱”接连不断,一人犯案祸及九族,少则株连数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由此产生的大量罪臣和犯案文人及其家人,被流放到东北,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流人群体。由于对于“先进文化”的崇仰和渴望,这些流人在东北遇到了普遍的礼遇。这为中原文化在东北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鲁迅在《隔膜》一文中谈到有关清代文字狱时,曾经指出文字狱在清代并不大被人提起,主要是晚清之际许多反清的革命文人和留学生开始大肆宣传,如“南社”等文人团体。鲁迅认为,罹难于文字狱中的文人并不都是嘲讽了清王朝,“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鲁迅文中所说的书生冯起炎犯案流放一事,就属于这类文字狱性质。但是,冯起炎一案的结局和那些反清案犯的结局却大致相同: “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与披甲人为奴。”鲁迅解释了东北流人的由来及其最初境遇。王源在为杨宾著的《柳边纪略》作的序中写道:“数十年士庶徙兹土者,殆不可以数计。” 有人估测,清朝先后流放东北的罪臣和文人及其家人、下人等总计约有150万之多。这些流人在东北地区很快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文学修养和政治抱负,他们进入东北之后,不仅互相联络,以文会友,结社唱和,而且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创办教育,设馆授徒,并帮助当地官府修撰方志,传播中原文化,受到当地贵族和平民的欢迎和礼遇。

据文献记载,流人中最早教学授徒并进行诗文创作者是著名的南宋使臣、诗人洪皓。他受命假以“礼部尚书”之名出使金国被扣,长期流寓东北冷山(今黑龙江省五常市)。“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洪皓教授金国陈王悟室八子及其他女真族贵族子弟。最初生活艰难,“或二年不给食,盛夏衣粗布,尝大雪薪尽,以马矢然火煨面食之。”洪皓“博学强记”,凭记忆在桦树皮上写下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全文,成为有名的“桦叶四书”。洪皓滞留东北15年,力辞金国官职,急公好义,弟子众多,深受当地官民的敬重:“皓虽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着诗文,争钞诵求锓梓。”归来之后,洪皓辑著《松漠纪闻》《金国文具录》等有关东北诗文多卷。

清代流人教学授徒规模最大者,是流放辽东的湖广道御史郝裕与翰林院编修陈梦雷。郝裕被吴三桂以“冒功狂奏”参劾,判处死刑,后免死而流徙盛京。郝裕到达铁岭戍所后,建立书院,开馆授徒,在东北流寓长达21年。后来吴三桂谋反叛乱,郝裕也因此被平反回京,最后官至广西巡抚。据《铁岭县志》记载,他“筑室于银冈之麓”,“颜其室曰‘致知格物’之堂”,他在此“注《周易》《孟子》”,“讲学授徒,说礼乐,敦诗书,文化渐开,士之向学。召还后,留其室为书院,名曰银冈。”他被平反回京后,把“致知格物之堂”改称“银冈书院”,把多年来购置的225亩土地和城内的宅基地捐给书院,作为办学和资助学生的资金来源。郝裕所举足见其对于自己东北流寓经历的感怀和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重视。而郝裕在沈阳出生长大的儿子郝林后来考中进士,回到出生地奉天任府尹,进一步致力于东北的文化教育事业,使其父留下的铁岭银冈书院成为清代著名的“五大书院”之一。早年周恩来就曾就读于此。

陈梦雷堪称清代罕见才子,是清代著名的学者。12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0岁中进士,后做翰林院编修,因回家守孝而陷“三藩之乱”,受藩王耿忠明胁迫,与李光地同任伪职。但他内心不忘报效朝廷,与李光地秘密协商,将耿忠明等乱军的情况密奏朝廷。但是,平乱之后被李光地独揽功劳并受其诬陷而谪戍沈阳。到戍所后,陈梦雷患重病,家中父母先后离世,最后妻子也死于流放地。在此种情境下他仍刻苦读书和著述。奉天府尹高尔位爱其才学,请其做《盛京通志》的主修。陈梦雷滞留沈阳17年,设馆授徒。除教书和编撰《周易浅述》等典籍之外,还主持编撰了许多地方志,如《承德县志》《海城县志》《盖平县志》等。归来后,任三皇子的老师,并编成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万卷,收录图书6 109部。雍正继位后立即将陈梦雷再度流放到黑龙江,而这时陈梦雷已72岁。18年后,终死于流放地。陈梦雷先后两次共长达35年流寓东北,为东北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在流人文化中没有能超越他的人。

著名的《柳边纪略》作者杨宾的父亲杨越在1662年被遣戍宁古塔时,当地缺少书籍,杨越的“五经”以及《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等藏书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经典文本,这也使他成为宁古塔地区文化知识的重要传播者之一。而杨宾把东北探望父母的经历见闻写成《柳边纪略》,流传甚广,成为后人研究东北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除了文化教育的传播影响之外,流人文化也为东北的艺术活动带来生机。这其中当以被掳的徽、钦二帝特别是宋徽宗及其宫人、教坊乐工为最多。其后,流人中擅长或喜欢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杂技、棋艺者不乏其人。

明清战争使东北大量汉族人内迁避难,清军入关,又有十几万精壮八旗子弟弃家毁城进入内地,使东北在很长时间里人口凋敝。对此,清廷曾采取招民垦荒等对策。例如,清廷在顺治十年颁布了《辽东招垦令》,其中规定:若能在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若能招至60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康熙二年,清廷又颁布了《辽东招民授官令》,规定:“辽东招民百名者,不必考试,俱以知县录用。”东北人口的稀少和城乡荒芜之状况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流人们最初也正是在这种“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境况下来到东北的。他们或为商或为教:“盖俗原以文人为贵,文人富则为贾;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贫而不通满语则为人师。” 章太炎在民国初年以东北筹边使的名义在东北考察、工作半年多。他经过考察不无夸张的认为,因“文字狱”犯案的吕、方两家是东北文明开化的先驱:“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

清代东北的文化流人群体,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基础上,糅合东北本土文化并加以创新,为东北文化、教育积淀了极为深厚的基础,不仅培育了一批批的文人志士,也给沉寂、荒凉的东北大野增添了中原文化氛围和文化信息。

清代中晚期开始,随着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关内传统的中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对于东北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强化。但是,与东北地区以往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来源和形态有所不同,近代“闯关东”移民所带来的中原文化更多的是以民间性的文化传统为主的,而过去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和流人群体所接受与传播的“则以官制”为主的中原文化。因为“闯关东”的移民绝大多数是在关内生存不下去的下层农民,但凡过得下去,“安土重迁”的民众是不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而背井离乡闯关东的。所以,闯关东移民中没有官宦之家也少有书香门第,都是活不下去的最底层的农民。他们携带的中原文化多是以民俗民风为主要表征的民间性的中原文化,与正统的、官方的传统文化有所不同,是一种“亚中原文化”。这也为东北文化带来更鲜明的家族观念和行帮气。

这种民间性的“亚中原文化”为近代东北地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从民间底层扩大和巩固了中原文化对于东北地区的影响,表明中华传统文化在大众化、民间性的基础上对于东北地区文化影响的再度强化。这种强化主要是由山东和河北等地的移民移居东北所促成的。这些移民来到东北以后,大体按照中原文化样式开始展开社会和文化生活,因而可以说是汉民族主体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再度强化。到了清代中后期以后,以雅文化和俗文化融合的中原文化,已经完全成为东北地域文化的主体。东北文化就是在中原文化的多重影响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而逐渐形成的,并有次序地传承下来的。

古代及近代东北文化除了接受、融合汉文化本体、并且日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以外,体现东北游牧民族或者半游牧民族独特性的东北文化也日渐孕育和积淀,这在东北自身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乃至群体性格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由于东北在东北亚区域所处的特殊历史和地理位置,东北文化与欧洲文化、东亚文化系统的交流、冲突与融合变得格外剧烈和复杂。在惨烈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的战争中,文化的冲突特别是文化的融合被历史所忽略。

对于近代东北文化与东北亚区域文化的交融而言,这一时期东北亚区域文化开始出现中华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两种文化系统冲突与融合的新局面,因而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文化开始受到中华文化之外的文化影响和冲击,也塑造了东北文化新的文化品格。这主要表现为在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入侵下,中国东北地域文化具有了西方近代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双重属性。

以沙俄为代表的欧洲文化是从明末时期伴随着武装入侵而逐渐开始影响中国东北文化构成与发展的。从1581年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派遣叶尔马克武装,越过乌拉尔山东侵西伯利亚西部开始,到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哥萨克军队首次侵入黑龙江流域,以东正教为先驱的俄罗斯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东北。晚清时期,沙俄进一步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东北的大片领土,并因修筑中东铁路、十月革命和红军占领等一系列过程,大批俄国移民与军人进入东北。在政治入侵和经济掠夺以及人身伤害的同时,也把欧洲的交通、城市规划、建筑技术和宗教、艺术、传播媒介等带进东北,从而使东北在近代化进程中走在了中国其他大多数区域前面。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极具进攻性和侵略性、强悍的沙俄文化面前,表现得十分柔弱。外来文化很快从饮食、建筑到宗教诸方面几乎覆盖了东北文化特别是都市文化的表面。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教育等诸方面对于整个东北的影响则更是十分全面、深入和持久的。

日俄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殖民势力全面侵入中国东北,在奴化东北人民的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城市建设,并通过“满铁”“满映”等文化机构,从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文学艺术和教育等方面进行文化殖民统治。日本文化与此前的沙俄文化一起,成为影响东北文化构成的最大外来文化系统。

近代文化对于东北地区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殖民文化则对东北地域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构成冲击,产生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纠葛。在西方文化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影响中,起到主要推动力的是沙俄及苏联和日本。沙俄和日本与其他欧美列强相比属于落后国家,但对于近代中国尤其是与沙俄和日本地理上最接近的东北地区而言,则已经构成了强大的综合优势。沙俄和日本都是有着较高文化水平和较强文化组织力的国家,因此沙俄和日本所代表的东北亚区域文化以从未有过的能量和效率影响着东北文化的发展趋向。沙俄和日本所代表的外在东北亚区域文化,促使东北文化无法按照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模式延续,不得不做出调整,从而使得东北文化得以获得另外一种文化形态的新生。对于沙俄和日本对于东北文化的影响,国内学界的研究角度一般集中于沙俄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侵略的关注上,从负面影响的立场来进行否定,而极少从正面的立场来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影响进行某种肯定性的评价。而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对于中国及其东北社会和文化的评价则恰好与此相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否定性的评价。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配合体制和思想变革的需要,才开始对苏联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对中国和东北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而在当代,随着日本和韩国现代文化影响的扩大,东北首当其冲地又受到国际现代时尚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影视、动漫、流行音乐和服饰文化等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然,其中也包含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回流影响。例如“韩剧”对于中国及其东北观众生活和文艺创作、文化消费的影响。

东北文化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断层性与多元性特点,要比其他地域文化都更为突出和复杂,文化的消长和民族的更替也以更为惨烈的方式来完成。但是,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冲突,最终在深层次上形成了文化的融合;而不论这种融合是在怎样一种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下完成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地域文化研究”)

作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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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2日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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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的转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