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论巴蜀文化在秦汉时期的断裂与崛起

钱翥

2017年11月29日 12:00

何俊华
《文史杂志》2017年第5期


所谓巴蜀文化,按屈小强先生在《对巴蜀文化数千年历史特点的思考》的观点:其实就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交流、荟萃的产物。[1]一方面,巴蜀文化确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另一方面,巴蜀文化在秦汉时期发生了突然的断裂与新的崛起。这突然的断裂与新的崛起,值得一论。

 

一、秦的统一与古蜀文化的湮灭

 

众所周知,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的中国西南,曾经有过绝不亚于中原的辉煌文化。仅以产生巴蜀文化的四川为例,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发现震撼世界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外,从1995年开始,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发现和确认了八座古城遗址,它们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大邑高山、大邑盐店、祟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紫竹古城。在这八座史前聚落遗址中,新津宝墩古城和温江鱼凫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古城遗址。

 

新津宝墩古城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它是继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之后在成都平原的又一重大发现,不仅在中外考古界引起轰动,而且在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排名第三。考古工作者认为它应该就是古蜀国的开国之都。其建造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宝墩古城发现了古蜀先民修筑的“环城公路”和“新区”,对这座长江中上游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2]

 

温江万春镇有“鱼凫城”,那里自古就传说是古蜀国第三代帝王鱼凫的国都。1996年,考古工作者不仅在传说中的“鱼凫城”发现了一个呈不规则六边形,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还出土有大量石器、陶片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文化遗存。试掘证实:该城距今4000年左右,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3]难以计数的石制劳动工具,证明了古蜀人的艰难创业;随处可见的屋基、灰坑,证明了古蜀族安适恬淡的家庭生活;仍然隐约可见由卵石、粘土夯筑的城墙,证明了这里确实曾经是古蜀人的大都城。

 

2012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又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座、文化层堆积27处。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4]对发掘结果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也很可能曾经是古蜀国国都。

 

遗憾的是,这些重大发现虽然证明古蜀地区早在上古时期就确实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在文献典籍上却找不到任何记载。为什么?就是因为秦对巴蜀的统一湮灭了古蜀文化,使巴蜀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断裂。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了蜀地,一并被征服的,还有巴国。秦征服古蜀国,是它欲统一全国大战略的开始。《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5]类似的记载在《战国策》和《史记》中也有。即是说,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这些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

 

既然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秦国统治者自然要将新征服的古蜀地加以改造,从各方面真正纳入秦国。为此,他们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采取了建立统治中心区、向蜀地大量移民、强力推行秦文化等若干措施。

 

由于秦人作为蜀地新的统治者和新的居住在中心区域的基本力量,其推行的是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秦文化及其他政治方略,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自然没有立足之地,更不用说发展了。

 

大量文献记载也清楚地说明,在秦统治蜀地的约110年间(公元前316—公元前206年),古蜀文化虽然没有消亡殆尽;但是,由于居民主体的改变和秦文化的强行推进,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的确衰弱了。秦统一六国后,特别是在全国统一文字后,巴蜀文字实际已被废除。于是在西汉早、中期,古蜀文化急剧衰亡,其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都急速减少,乃至消逝。

 

正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未能在蜀地取得唯一独尊的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就有了这样的描述:“蜀王之……时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6]说古蜀人“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其实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不为一般人所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在文献资料中,才会有西汉初期蜀郡太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使得蜀地转化为“好文雅”之邦的举措。[7]

 

二、巴蜀文化在汉代强势崛起

 

因为秦对古蜀的统一,古蜀文化湮灭了,巴蜀文化出现了断裂,这是古蜀之地的不幸;但是,由于秦的统一让巴蜀地域自此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并因作为统一全国大战略的后方基地而加大了对巴蜀地域的管理和建设,遂使本地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好时期,这又是古蜀之地的大幸。

 

秦置蜀郡、巴郡,并因军事的需要而修建都江堰。《史记·河渠书》说:“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8]历史的发展经常出现让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本不主要是为农业灌溉而修建的都江堰,却在“有余”即它的次要目标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获得大发展。

 

刘邦继秦始皇之后,重新建立了其大一统的汉帝国;而刘邦的成功,正是依靠蜀地丰富的物资和人力。所以,西汉开国后,蜀地受到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都有大的发展。

 

进入汉代后期,蜀地在经济上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汉书·食货志下》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9]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其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文化不亚于中原的奇迹。史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10],“蜀学比于齐鲁”[11]。“原是‘蛮夷之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同孔子、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比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2]汉武帝对文翁设学之举甚为赞许,于是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汉代文学承楚辞余绪,盛行辞赋,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四家”。在“汉赋四家”中竟有三家出自蜀地,即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首创断代史,撰写《汉书》的班固称赞他们“文章冠天下”。[13]

 

在班固所撰的《汉书》中,司马相如在卷五十七,扬雄在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在《汉书》对人物事迹的记载中“享受”此“待遇”的,唯有开国君主刘邦与司马相如、扬雄这三人。除此之外,再无他人。汉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化学者。他学问渊博,特善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其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辞宗”。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扬雄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他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又作《方言》叙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都堪称西汉末至东汉初那个时期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西汉的严遵(即严君平),《华阳国志》说他“专精《大易》,耽于老庄”[14],代表作是《老子指归》。此书将人的命运分为三类:一是先天带来的“天命”,由不得自己;二是因外界环境的“造命”,有时通过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环境;三是因自己行为而取舍的“随命”,去就、吉凶皆由本人。这些思想与《易》所说的“君子自强不息,朝乾夕惕”是完全一致的。《老子指归》是汉代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常璩称之为“道书之宗”。

 

汉代崇尚儒学。要通儒家古代经典,就要懂语言文字之学;文学家们写辞赋,需要积累大量词汇,也要研究语言文字学。所以,中国第一本汇总、解释先秦古籍中的古词古义的《尔雅》备受推崇,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而最早为《尔雅》作注的是一位姓“郭”的“犍为舍人”,他是犍为郡管教育的“文学”。[15]

 

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使汉代的四川在文化方面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赶上了先进地区,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三、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联系

 

《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司马相如、严君平(遵)、扬子云(雄)、阳成子玄(子张)、郑

伯邑(廑)、尹彭城(贡)、谯常侍(周)、任给事(熙)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16]

即是说,记载古蜀历史的《蜀王本纪》至少有八人参加过整理。为什么?因为在汉代,虽然古蜀文化已经急剧衰亡乃至消逝,但是,当时的蜀地文化发达,学者众多,生为蜀地人的学者们,必然会对蜀地的远古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必然会为刚刚在文字或典籍中消逝而在当时社会中还有传闻的古蜀文化进行寻觅。所以,在蜀地出现了众多学者寻觅古蜀文化的热潮,许多学者参与《蜀王本纪》的整理就是证明。也正是在《蜀王本纪》的基础上,产生了由晋代常璩撰写的被公认是最权威的记载古蜀历史的《华阳国志》。

 

尽管汉代学者对古蜀历史的寻觅非常尽力,他们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的时间也不久远,但是,他们对古蜀历史的寻觅成果却非常有限,所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7]这足证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很彻底。

 

虽然如此,仍然必须承认,现存最可靠的关于古蜀历史的文字记载,就是保存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的纂辑文字,它们是我们认识和铨释地下出土的古蜀文物的宝贵钥匙。从地下发掘文物、文献记载的信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联系。

 

依屈小强先生在《对巴蜀文化数千年历史特点的思考》的观点:巴蜀文化数千年的演进历程,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重视交流和开放、重视科技和文教、重视统一和安宁。这“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可以证明: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

 

巴蜀文化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因为重视交流和开放,所以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能在临邛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这也说明蜀人少有妒才之心,并不排斥外来人员,而且很善于学习。事实证明,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而这,早在古蜀文化中即已存在。《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的“五丁迎石牛”一类传说,就反映出古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和行为。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海螺、海贝、象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可以说,巴蜀文化是在对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大方采借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与此同时,巴蜀文化还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巴蜀地域以外进入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

 

巴蜀有重视教育和文化、重视科技发明及应用的传统。西汉有“开天下学官之先”的文翁石室,宋代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清代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明书院……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在两千多年间孕育出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苏洵、苏辙、杨慎、张船山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家;孕育出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南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的理学;孕育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名扬中外的大科学家……而这,与古蜀社会极为重视与发展科学技术和文教事业也是有关的。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充分展示出古蜀人高度的审美能力与冶铸技术。古蜀时期的诸多惠及当代的重大科技成果,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井盐的开掘、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等,就是古蜀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秦汉以后,巴蜀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不少割据政权,但在其割据范围内,多是政治相对统一、社会相对稳定,因而被某些史家写作“偏安一隅”,如蜀汉、前后蜀、大夏。特别是前后蜀时,北方文人为避中原战乱而纷纷南下入蜀——是这里“世外桃源”的气息将他们招引来的。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君主们,在中原战乱时其逃跑的第一个方向便是四川,因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为高。这安全系数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更为重要的。这也与古蜀文化有关,因为从先秦时代起,巴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巴地居民接受杜宇教化,鱼凫不与杜宇争、杜宇不与鳖灵争而退隐西山等记载和传说,都是相忍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商鞅的老师尸佼所以从秦地逃入蜀地,就是因为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少争斗,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无政治动乱之虞,便于潜心钻研学问。

 

四、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区别

 

汉代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不仅有联系,也有一定的变化、发展与区别。

 

早在东汉时期,撰写《汉书》的班固就敏锐地发现了重新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是有一定的变化与区别的,他在《汉书·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18]什么是“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虽然学术界对此有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评论同时揭示出了当时的巴蜀人尤其是蜀地文人有两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好文,善著书。正是这一点,使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赏识,成为千古流名的大文人。二是思想相对独立。“未能笃信道德”并不是如现在那些白话“二十四史”者所翻译的“没有达到诚信道德”,而是正统道德观念淡漠。[19]

 

对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有学者认为这是文翁兴学之故,并不完全。诚然,文翁兴学对蜀地文化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但是,文翁兴学的主要内容是办官学,后来景帝在全国推广的也是它。官学有利于教材标准化而统一思想,却未必有利于学术创新。如果将蜀地文化迅速发展完全归功于文翁,就很难解释“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蜀地为什么能突然冒出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大家。没有长期的文化积淀、文化修养,是不可能产生文化巨人的。这里必须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在文翁兴办官学时,民间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私学是很发达的。

 

事实上,秦灭巴蜀后,巴蜀之地纳入了秦政权的管辖。秦政府在这里全面、强力推行秦文化,大量北方移民涌进巴蜀地区,使巴蜀之地的居民主体与文字使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到了汉代,像秦朝那样极大箝制文化发展的焚书坑儒、行“挟书令”、禁止私人办学等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得以废除,于是,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巴蜀文化的强势崛起是必然的;而强势崛起的巴蜀文化与古蜀文化有一定区别也是必然的。

 

重新崛起的巴蜀文化其实是移民文化。移民历来就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按葛剑雄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即人口不断地从先进发达的地区流动到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并通过文化传播带动那里的发展。[20]对文化传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本身文化素质比较高并且拥有政治、经济优势的移民。

 

大量北方移民涌进巴蜀地区后,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成为巴蜀地区的主体居民。以定居为目的的移民,面对当地文化——方言、饮食、生活习惯、气候条件等,必须入乡随俗,融入当地的生活并对当地有一种归属感。当他们对当地有了归属感后,会更加积极地影响当地文化。

 

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早就表明,巴蜀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有土生土长的巴蜀人,同时也包括许多非巴蜀区域的外来者。

 

移民文化是最有包容性和创造力的文化,所以,经过一两个世纪的发展,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蜀地文化就全面开花结果,并且是丰硕的大果实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赋在汉代开了一个好头,巴蜀出了三位大师,超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

 

“好文”是蜀人的特色之一。很多文化巨人出生或生活在蜀地,由西汉赋圣司马相如开其端,后有汉代“孔子”扬雄、唐代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文章独步天下”的苏轼、剑南诗宗陆游、明代文坛宗匠杨慎、清代函海百科李调元、性灵南宗张问陶,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这些文坛宗主多出于蜀,或虽不是蜀人,却是由蜀山蜀水与蜀地文化熏陶哺育而成。诚如元代人张翥《谒文昌阁》所说:“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21]难怪,古人有“文宗在蜀”之说。

 

司马相如是巴蜀文人的典范。从“司马”之姓可知司马相如也是移民。[22]他的性格兼具崇文尚武两方面:一方面是好读书所显示的沉静,另一方面是好武所显示的刚健。如果只是好文的沉静而无尚武的刚健,他就不会在汉景帝不好辞赋之时,毅然弃官到梁孝王那里;如果不是有尚武的刚毅性格,他不可能对汉武帝也要“刺讥”,也不可能出使西南,为汉王朝打通西南通道立下卓越功勋,更不可能做出琴挑卓文君的大胆举动,为后世留下一段美妙的爱情故事。

 

正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巴蜀文人具有“风流才子”的特点,所以,班固在《汉书》中说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巴蜀文人的正统道德观念确实淡漠。司马相如之时,由孔子奠定的礼教文化在中原和北方早已扎下深根,而僻处西南一隅的古代巴蜀到西汉之时仍未能更多地受到这种影响。虽然在文翁兴学之后,儒家文化较大规模传入巴蜀,但是,山高皇帝远,远离政治中心的巴蜀仍然较多地保留着西南夷风。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看,特别在道德方面,看看历史上所歆羡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就知道巴蜀人的个性及思想是比较独立的。

 

而古代巴蜀,“好文刺讥”的文人并非司马相如一人;尤其是在司马相如之后,在他成为后世巴蜀文人欣羡和仿效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之后,“好文刺讥”成为巴蜀文人很普遍的一种性格,或者说是一种现象。

 

扬雄是司马相如之后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语言学家。《汉书·扬雄传》称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因“文似相如”而被推荐给汉成帝,待诏宫廷,连续撰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对汉成帝的“功业”尽力歌颂;另一方面又运用反话,寓讽谏于委婉曲折中,对汉成帝的穷奢极欲以苦心规劝。在写了若干辞赋之后,扬雄感到讽劝的实际效果甚差,遂下决心不再作赋,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对于扬雄这种从尽力作赋到反对作赋的重要变化,茅盾在《夜读偶记》中说:扬雄“是比韩愈早了八百年揭起反对文学骈丽化的旗帜的第一人”[23]

 

扬雄之后,西晋的陈寿在“魏—晋”正统观念的强大压力下,以一个“良史”必须忠实于历史的道德品质,在《三国志》中以“魏书”“蜀书”“吴书”的方式客观反映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并对“魏—晋”居于最权威地位的曹操、司马懿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刺讥”。

 

初唐时期,靡丽纤柔的诗风占统治地位。陈子昂坚决、彻底地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要求诗歌恢复“正始之音”,要有“兴寄”,要有“风骨”。所谓“兴寄”,指的是寄托和倾向;所谓“风骨”,指的是真挚的感情、充实的内容和刚健的风格。陈子昂关于诗歌革新,要求诗歌恢复从《诗经》以来就重视思想内容的优良传统、符合时代要求的革新,标志着唐代诗风开始转变,从而开拓了唐诗健康发展的道路。

 

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24]。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的很多诗像一面镜子,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这一历史转折过程的真实面貌,因而被称为“诗史”;又因为这些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所以人们尊他为“诗圣”。杜甫的代表作组诗“三吏”和“三别”,集中揭露了唐代兵役制度的黑暗,深刻反映了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在著名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倾吐了自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痛苦心情,指出统治者所挥霍的都是人民的血汗,并用鲜明凝练的诗句,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这一最令人痛恨的社会现象。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由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而想到天下穷人,渴望得到“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甚至为此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现出他对人民的关切。

 

宋代的苏轼不仅是一代文豪,也是一位难得的尽可能考虑人民利益的好官。在官场上,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明哲保身,而以敢言著称。他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25],看到弊政总要抨击,一吐为快。他因此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故而一再遭到贬谪,最后被贬至海南儋州。可是,即便如此,他仍然为儋州的文化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明代的杨慎是个勤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才子。他对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针对皇帝的“大礼议”而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他遭廷杖后被贬往最边远的云南永昌卫,在那里度过了后半辈子。他在云南的35年中,不坠青云之志,到处游历考察,继而著书立说,设馆讲学,广收弟子,其著作是整个大明朝最多的。《明史·杨慎列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

 

由此可见,巴蜀之所以文人辈出,与“好文刺讥”这个巴蜀文化的特点、巴蜀文人的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好文刺讥”是值得肯定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文人应该继承和发扬。


注释:

[1]屈小强:《对巴蜀文化数千年历史特点的思考》,载《文史杂志》1997年第2期。

[2]《四川新津宝墩古城考古揭秘:4500年前的成都政治文化中心》,载《天府早报》2014225日;《4500年前,成都宝墩古城已有“一环路”,还有“新区”》,载《成都商报》2017531日。

[3]蒋成、李明斌、黄伟:《四川省温江县鱼凫村遗址调查与试掘》,载《文物》1998年第12期。

[4]王浩野、张磊:《三星堆确认发现两城墙,墙外疑有“码头”》,载《华西都市报》2014329日;唐金龙:《三星堆古城核心区基本确定,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载《华西都市报》2015615日。

[5][11][14][1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

[7][10](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9](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15]蒙默、刘琳等:《四川古代史稿》第二章“秦汉时期的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18](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1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9]李殿元:《论蜀人的“好文刺讥”》,载《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20]葛剑雄:《移民与文化传播——以绍兴为例》,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21](元)张翥:《谒文昌阁》,载《蜕庵诗集》。

[2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24](唐)李白:《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载《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5](南宋)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9年版。


作者:成都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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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