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三国文化与成都

贾玲

2018年04月04日 12:00

沈伯俊

 

在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三国文化是最有活力,最具雅俗共赏特色的“亚文化”之一;而在丰富多彩的成都传统文化中,三国文化又是最具特色、影响最为深广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三国文化与成都的关系极为密切。

 

一、对“三国文化”概念的界定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人们开始频繁地使用“三国文化”一词。然而,对三国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却并未予以明确的界定。199111月在四川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期间,中外学者对三国文化的概念仍未进行深入而集中的讨论,但初步提出了两种观点:有的史学家站在传统史学的角度,认为三国文化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我则从大文化的广阔背景加以观照,认为三国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于1994年发表《“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明确指出,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作以下三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

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对此,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历史学意义的三国文化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或曰扩展义的三国文化),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这些方面,有的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有的还存在若干空白,尚待人们认识和发掘。毋庸置疑,历史文化学意义的三国文化概念也可以成立,同样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上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虽然范畴的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把问题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认为三国文化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只是对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广狭不一而已。尽管它们有充分的理由自立,而且有足够的内容可供研究;然而,对于许多实际存在的三国文化现象,它们却难以作出完整的说明。这就需要谈到第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了。

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就是我1991年就已提出的,认为三国文化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比之前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广义的三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

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人们所说的三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文化,它是漫长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各地也广泛传播。

上述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每一个都可以分别进行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但相对而言,我们不妨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正因为这样,这三种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同一个圆心,层递扩大其范畴。这个圆心,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本内核;层递扩大的范畴,就是其发展、演变、吸纳、衍生的方方面面。所以,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其实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过于拘守传统的史学角度,否定和排斥各种衍生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明确了这一点,在研究三国文化时经常感到的历史与文学既密不可分,又不断打架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对“三国文化“概念的界定,已经得到学界同行的普遍认同。

顺便说明一点:今天的成都市,已经不同于汉末三国时作为蜀郡首县的成都县,而是包括11个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温江区新都区双流)、5个县级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简阳市)、5个县(金堂县郫县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人口超过1000万的现代大城市,已是名副其实的“大成都”。

因此,探讨“三国文化与成都”这个话题,完全应该置于“大三国,大成都”的广阔视野之中。

 

二、三国文化与成都

 

探讨三国文化与成都的关系,可谈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主要谈谈以下几个特别突出的方面。

 

(一)    成都是原生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

作为蜀汉都城,成都不仅是刘蜀集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整个原生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

刘蜀集团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草创期(从公元184年刘备登上政治舞台到207年三顾茅庐诸葛出山)。在此期间,刘备辗转四方,艰苦奋斗二十余年,虽然名满天下,却屡遭挫败,屡失立足之地,不得不暂时依附荆州牧刘表。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提出高屋建瓴的《隆中对》,刘蜀集团才有了明确的战略方针,成为其发展的转折点。

2兴盛期(从208年赤壁之战到221年刘备称帝)。在此期间,刘备乘赤壁战胜之势,一举夺取荆州江南四郡;建安十四年(209)刘琦卒后,刘备自领荆州牧;建安十五年(210)周瑜逝世后,刘备向孙权借得南郡,从而控制荆州大部(东汉荆州共七郡);建安十六年(211)入蜀,建安十九年(214)平定整个益州,自领益州牧,实现了《隆中对》提出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跨有荆益。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事业达到鼎盛。章武元年(221)4月称帝,名正言顺地成为大汉王朝的继承人和兴复汉室的组织者。在此阶段,刘蜀集团也遭到过一次重大挫折,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冬,由于东吴背盟,袭取荆州,导致关羽被擒身亡,刘备不仅失去了战略重地荆州,而且损失了大量精兵良将。

3巩固期(从222年刘备兵败夷陵到253年费祎之死)。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其一,章武二年(222)闰六月——建兴元年(223)五月,包括兵败夷陵、白帝托孤、刘备逝世、刘禅继位等重大事件;其二,建兴元年五月——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辅佐刘禅十二年,治国理民,发展经济,南征北伐,巩固了蜀汉政权;其三,建兴十二年八月——延熙十六年(253)正月,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蒋琬、费祎、董允和衷共济,前后相继,辅佐刘禅十九年,取得了保境安民,维持国运的良好效果。

4衰亡期(从253年姜维执政到263年蜀汉灭亡)。在此期间,由于刘禅在位日久,渐生怠惰;佞臣陈祗与宦官黄皓互相勾结,极力迎合刘禅的享受欲望,专权乱国;头号执政大臣姜维长期在外征伐,不理朝政,其他执政大臣董厥、樊建、诸葛瞻等虽是忠臣,却未能有力地谏诤后主,抑制黄皓:这三大因素交汇作用,加上蜀汉国力难以长期支撑与曹魏的抗衡,使蜀汉逐步衰落,终至亡国。

其中,从建安十九年(214)刘备进入成都,自领益州牧起,刘蜀集团的中心自然转到成都。此后首尾五十年(214-263),占了刘蜀集团发展史的大部分,成都一直是刘蜀集团最重要的腹心之地,因而也是整个原生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

三国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蜀汉经济的支柱;诸葛亮特地设置锦官,加强对织锦业的管理。于是,“锦里”、“锦官城”、“锦城”便成为成都的别名。

这里还要指出一个人们长期未曾注意的重要史实:成都也是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求学与成才之地。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华阳国志·陈寿传》云:“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晋书·陈寿传》亦云:“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这就是说,陈寿青少年时期曾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而谯周早在建兴元年(223)诸葛亮领益州牧不久,便被任命为劝学从事,此后一直在成都作官;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逝世,后主刘禅遵照诸葛亮的推荐,以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不久兼领益州刺史,次年四月又进位大将军,蒋琬则将谯周晋升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延熙元年(238),后主立太子,以谯周为太子仆,转太子家令,官至光禄大夫[①]。陈寿生于诸葛亮逝世前一年,此时谯周已在成都做官多年,当陈寿“十有五而志于学”时[②],要师从谯周,只能是到成都求学。他学成后出仕,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直到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在成都,陈寿完成了学业,亲身经历了蜀汉后期的历史,熟悉了刘蜀集团的发展历程和相关资料,为他后来撰写《三国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成都是三国文化的传承中心。

一千八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发生了无数历史变迁;然而,三国史事、三国人物始终是文人学士和广大民众特别关注的对象,不断地被缅怀和追忆,三国文化也就不断地传承、衍生、丰富和发展。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成都显然处于中心地位。

今天,成都遗存有众多的三国胜迹,包括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合庙武侯祠,有刘备称帝即位处的武担山、纪念刘关张的三义庙、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饯行处的万里桥、诸葛亮治水所筑的九里堤,还有弥牟镇的八阵图遗址、大邑县的赵云庙墓、龙泉石经寺内的子龙家庙、新都的马超墓、蒲江石象湖的严颜殿等等。特别是武侯祠,更是成都市最负盛名的文化古迹,被誉为“三国圣地”成为来成都者必定游览之处。

近年来,武侯祠博物馆投资复建“锦里”古街三国文化和四川传统民俗文化内涵,每天游人如织,成为成都旅游的一大亮点。

最近,毗邻武侯祠的成都体育学院已经决定整体搬迁,留下的数百亩土地,已经确定打造新的三国文化景区。

闻名中外的都江堰,人们都知道系由战国后期蜀郡守李冰开创;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诸葛亮治蜀,设置专职堰官,统率1200士卒,常年负责保护和疏浚都江堰这一制度,为此后历代所沿袭,这才使都江堰持续发挥功效达两千余年。可以说,这个享誉中外的水利工程,李冰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因此,都江堰也称得上是三国遗迹。

今天,成都人喜爱的川剧、评书、清音、竹琴、金钱板等曲艺门类,三国故事仍是最大宗的题材。以川剧为例,传统川剧中的三国戏多达150余出,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题材的剧目;其内容几乎从头到尾编演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全部情节;还有一些并非来自《三国演义》,而是来源于民间三国传说,或出自艺人想象的剧目,如《三闯辕门》《滚鼓山》《探营哭师》《审阿斗》等。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以前,川剧作家们创作了一些新编川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李明璋取材于《三国演义》中“孙刘联姻”故事的《和亲记》。改革开放以来,川剧作家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灵动的笔墨,创作了一批新的剧目。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隆学义的《貂蝉之死》,隆学义、胡明克的《枭雄夫人》,倪国桢、李朝的《锦囊妙计》等;魏明伦的《夕照祁山》,更以鲜明的反思意识、大胆的情节设计而颇为引人注目,也引起若干学术争议。

今天,成都各个领域的文艺工作者仍以很大的热情,从事各种形式的三国题材的改编与再创作。其中,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集合多方力量,经过十余年努力,终于在1993年底全部完成、1994年4月全部播出、1995年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剧本的108集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堪称中国广播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我将其列为《三国》改编的“三大艺术工程”之一。它不仅先后获得全国广播剧特别奖、“五个一工程”荣誉奖;而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被评为60年来“影响广播电视进程的60个节目”之一,成为四川广电系统获此殊荣的唯一作品。

 

(三)    成都是三国文化的研究中心。

长期以来,成都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三国文化的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这里有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四川大学三国文化研究中心、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成都武侯祠研究陈列部等。

这里有专门的学术团体:中国《三国演义》学会1984年成立,办事机构挂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1983年成立,挂靠成都武侯祠,并联合多个诸葛亮行迹所至地,建立诸葛亮研究联会。

上述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有力地推动了三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和学术交流。

这里有重要的学术阵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刊《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在全国率先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连续发表了多篇《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并持续多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天府新论》,自1985年第6期起,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持续数年;《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为《三国与诸葛亮》专辑,此后长期保持这一栏目(后更名为“三国文化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化论坛》,自1994年创刊起,长期设置“三国文化研究”专栏。这些刊物,都成为三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园地,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里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三国文化研究学术活动,其中多次活动具有较高的学术史意义,影响深广。这里略举三次:(1)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三国演义》研究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发起,1983年4月15日至21日在成都举行,到会的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120余名学者。(2)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三国与诸葛亮研究的首次国际性学术会议。1985年11月24日至2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30余人,来自国内10个省、市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物博物单位,以及日本、泰国和中国香港地区。(3)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以“三国文化”为中心议题的首次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四川大学、中国《三国演义》学会联合主办,1991年11月1日至7日在四川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60余人。与会的中国代表,除了一批著名的三国史、《三国演义》研究专家外,还有正在筹拍《三国》系列电影的著名艺术家孙道临、正在执导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著名导演王扶林、正在抓紧创作广播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毕玺,堪称史学家、文学研究家、艺术家彼此切磋的一场盛会。与会的外国学者,则包括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三国演义》英文版译者罗慕士,日本庆应大学教授、《三国演义》日文版译者立间祥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克劳婷·苏尔梦等,他们的精彩见解,也使本次研讨会大为增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专家,成为推动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骨干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举国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三国文化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7年9月,四川省公布了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共10人,诸葛亮毫无悬念地入选。同年12月,经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宣告成立,由我担任首席专家。与此同时,“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会”也正在筹备之中。这就为成都、四川乃至全国的三国文化研究增加了新的推动力。

上述种种,使成都成为公认的三国文化研究中心。

 

总之,绚丽多彩的三国文化,乃是成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重要资源。在成都市建设国际性大都会的豪迈进程中,三国文化已经成为一张十分亮丽的名片。如何进一步加强三国文化的传播,深化三国文化的研究,乃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

 


[①] 参见《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②] 孔子语。见《论语·为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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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04日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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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