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巴蜀文化与宋代的巴蜀词

钱翥

2018年06月25日 12:00

张琼1,孙纪文2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5月


作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主要形式———词,其发展可谓蔚为大观,而地处西南的巴蜀词坛更是盛极一时。正如词学巨擘唐圭璋先生所言:“论词以宋为极盛,然蜀人实导其先路,……风流相扇,由来已久。”[1]以“知人论世”而言,作家与其所处的环境必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如罗宗强先生即认为:“出生于同一地域或者活动于同一地域的作家,往往在创作倾向上相近或相似”。[2]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蜀地区的两宋词正是浸淫着巴蜀地域文化的直接产物。本文试从巴蜀文化与巴蜀词的关系切入,探讨巴蜀词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及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以推进巴蜀词研究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地域文化之于文学的关系,古人似体察较早,并颇多论述。北齐颜之推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3]魏征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4]对此,清人况周颐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自六朝以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时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何与焉?……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5]由此略知地域文学的概貌。
    
具体到词学研究,巴蜀地区一直为词学研究之重镇。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创获颇丰。如唐圭璋先生的《唐宋两代蜀词》,将唐宋巴蜀籍词人做了系统划分,并评述了部分重要词作。韩云波《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陈明《〈花间集〉与巴蜀文化》等文章,探讨了巴蜀文化对词人创作的影响。其中以张帆的《唐宋蜀词人论丛》用力甚勤,为集大成之作,该著作对唐宋巴蜀地区的重要词人进行了系统研究,体大宏深,对学界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宋代(公元960-1279)巴蜀籍词人作品,词作征引之内容,以《全宋词》《历代蜀词全辑》和《历代蜀词全辑续编》为准,凡词人79名,词作1067首;词人籍贯的界定,以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为主要参考。
    
二、宋代巴蜀词形成的地域文化原因

(一)富庶的经济条件

历史上的巴蜀地区被称为“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6]班固《西都赋》言:“……源泉灌注,陂地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27西晋左思在《蜀都赋》说:“(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 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 八方。”[7]96宋人郭允蹈说:“(秦)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8]清代顾祖禹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9]况且,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是当时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基地。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泽被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而在封建时代,作为经济命脉的农业更是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繁荣,令天下瞩目。

(二)巴蜀地区“性喜游乐”的风俗

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物产丰饶,因此蜀人向无饥谨之忧。《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槽之便。”[10]到了宋代,巴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宋史·地理志五》:“川峡四路,……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11]2230北宋韩琦《扬州厅壁题名记》:“故有唐藩镇之盛,曰扬、益二州,号天下繁侈。”[12]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形成了蜀人“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 ”的民风。[11]2230对于成都的繁荣景象,宋人杨天惠《铃辖厅东园记》曾有这样的描写:“成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彀画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12]399宋人王十朋《人日游碛》一诗中,很好地写出了巴蜀人“好游乐”的习俗。“好遨蜀风俗,夔人贫亦遨。今日日为人,倾城出江皋。遨头老病守,呼宾酌春醪。归来及初鼓,繁灯照霜毛。”[13]描述了人日这天,人们尽享受游玩的快乐。词是一种应歌文学,与歌楼酒肆的佐酒娱欢关系密切。一般而言,城市经济、市民娱乐之风与词的创作活动是呈正相关的。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中说:“故南人生活逸乐,得沉湎于空想或冥想之中,是以民性浮华,热情而富有诗意。其文艺思想则流于浪漫主义,而有逸乐的、华美的、放荡的倾向。”[15]
    
而曲子词这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的文学形式,就与巴蜀地区“好游乐”的民风高度契合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蜀地区“好游乐”之风愈演愈烈。以苏轼的《满庭芳》为例:香叆雕盘,寒生冰著,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飏。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
    
美女、歌声、美酒、佳肴,这些在宴饮中常见的意象,在宋代巴蜀词作中所在皆是,较为普遍。
    
(三)巴蜀人的乐观性格

对于巴蜀人性格方面的特点,唐代杜佑曾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15]《宋史》也有类似的记载。蜀人“少愁苦”,热情外向,性喜浪漫,乐天旷达,这主要是得益于巴蜀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优势,常常使得蜀人随遇而安,较少铤而走险。
    
以苏轼为例,他的一生可谓“时乖运蹇,忧谗畏讥,流离颠沛,疲于奔命”。林语堂说“SuTung-po was an incorrigible optimist(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16]这里,苏轼性格中的乐观用“incorrigible”一词表现的淋漓尽致。苏轼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楷模,他面对蹭蹬人生,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何等豁达,何等胸襟!从根本上讲,巴蜀人乐观豁达的性格,正是他这种性格生成的土壤。苏轼的词作中常常表现出一种超越俗世的乐观心态,如《定风波》一词中,他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将他的这种乐观旷达表现得十分透彻。再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1]表现出一种闲云野鹤般的闲适,令人叹服。
    
三、宋代巴蜀词的地域特色

(一)神秘绚烂:蜀地神话故事和人文传说的入词
    
在几部反映巴蜀先民事迹的典籍,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蜀地神话传说。这其中,又以“巫山神女”和“望帝化鹃”这两个神话故事最为耳熟能详,也最能表征出巴蜀神秘、浪漫的地域特色。
    
“巫山神女”最早可见于《山海经 · 中次七经》,后来被宋玉在《高唐赋》中进行了文学上的演绎,此后,“巫山神女”便常用以比喻美女,“巫山云雨”遂成男女欢好之典,千古传诵。在两宋时期巴蜀词人的词作中,这样的物象运用也不绝如缕,特别是在苏轼的作品中,即反复多次使用神女典故,兹举几例,如《祝英台近》“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临江仙》“云雨未成还又散,思量好事难谐”,《江城子》“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意难忘》“别来音信难将,似云收楚峡,雨散巫阳”,由此表现出苏轼在词学创作上,对“巫山神女”所蕴含的情爱内涵及文化精神的高度认同。
    
“望帝化鹃”最早可见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相传商朝时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为蜀治水有功,后禅位臣子,退隐西山,死后化为杜鹃鸟,啼声凄切。后世常用“望帝化鹃”代指一种哀婉悲伤的情绪。在两宋巴蜀词人的作品中,这一物象也比较常见,常用来描写哀怨的情感或凄冷的环境。如苏轼《洗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萧萧暮雨子规啼”,程垓《南浦》“可堪杜宇,空只解声声,催他春去”,王学文《摸鱼儿·送汪水云之湘》“杜鹃枝上东风晚,点点泪痕凝曲”,给巴蜀词人的作品赋以凄清幽怨的美学风格。
    
除了神话传说入词,两宋巴蜀词人的作品中还经常引用蜀地名人的逸闻趣事进行创作。比较常见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词人们总是截取其中一段来“抒写性灵”。有的是从艳情的角度来表现,属于正用,例如李从周在《风流子》中说:“春满绮罗,小莺捎蝶,夜留弦索,幺凤求凰”,[18]2403表现出一种传统宋词的绮丽风格。有的则是反用,如苏轼《满江红》:“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17]335此词写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这里指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文君之父卓王孙的赐予,卑残可耻。然后用“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的典故,歌颂了守礼的男子不强求游于外的贤女,来表明苏轼安贫乐道的心志。
    
还有巴蜀天才诗人李白的事迹也进入了词作的殿堂。由于李白杰出的文学才华和那狂放不羁的性格,遂成为巴蜀文人心中推崇的“偶像”。刘望之《水调歌头》“谪仙人,解金龟,换美酒”,[19]通过贺知章见李白这个典故,写出了李白的文采俊逸和贺知章的爱才惜才,表现出自己希望被贤人举荐、青云直上的心理。魏了翁《江城子》“人似风流唐太白,披紫绮,卧青莲”,[18]1514作者将好友与李太白之风采作比,表达了对好友的赞誉之情。苏轼 《满江红》“愿 使 君、还 赋 谪 仙 诗,追 黄鹤”,[17]506通过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气节,来激励自己的朋友要淡泊明志,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世无争的情怀。李白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物象要素,在文学作品当中经常见到。
    
(二)乡土情结:巴蜀地名、物产的入词
    
两宋巴蜀词人词作中出现的诸如:巴、蜀、岷峨、西州、剑南州等地名,其实并非实指。如苏轼《满庭 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18]2369魏了翁《水调歌头·赵运判师 生日四月 十 一 日》)“帘卷西州风雨,庭伫百城歌鼓”,[8]2388《小重山·次韵刘左史光祖,和三月十八日词见贻生日》“与人和气乐融融。应怜我,留滞剑南东”,[17]221这类词作中出现的巴蜀地区的统称,只是作为家乡的代名词,用以抒发思乡之情和赤子情怀。

有时又通过具体的名称,即通过词作中出现的巴蜀地区的具体地名,如成都、巫山、三峡、锦江等等,借以表现乡土情结。如苏轼《临江仙·送王缄》“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18]2235是说作者对在成都交游时生活的深切怀念。李壁《阮郎归·劝袁制机酒》)“风姿重见阆江边”,阆江即嘉陵江,也称阆水。[18]2064这里的“阆江”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实际上还是两个人深厚友谊的见证。刘光祖《临江仙·春思》“梨花寒食,到得锦官城”,锦官城,即成都。词人这里写的“锦官城”三个字,似包含了对意中人的柔情和思念。
    
与地名相关,在巴蜀词人的作品中,有时往往将远离故土的惆怅寄托在一些巴蜀物产上。下面以酒和笺纸分别举例,做一简单分析。从周朝开始,巴蜀地区几乎历朝历代都是酒的一等产地,悠悠岁月下来的酿酒氛围、人文历史和酿造文化都是十分浓厚而精湛的。诗圣杜甫即咏出“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的诗句,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写有“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千颗轻红肌”。杜甫和黄庭坚诗中所提到的“春酒”,是一种在唐宋时期非常有名的粮食酒。如苏轼“废圃寒疏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洗溪沙》),[17]341魏了翁“那复有。气味浓于春酒。犹向故乡怀印绶”(《谒金门·次韵虞万州刚简,以谒金门曲为叔母寿》),[18]2376李石“共将春酒祝金卮”(《临江仙·老母太恭人三月二十一日生,是日仍遇已卯本命,作千寿会祝寿,子孙三十八人》)。[18]1299与沉溺于酒色之欢的五代词大相异趣的是,两宋巴蜀的酒词多为宴游酬唱的应景之作,应而具有了一种更为高雅的文人趣味。
    
再如笺纸。鱼笺,鱼笺子的简称。唐李肇《唐国史补》曰:“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20]宋代程垓曰:“一纸鱼笺枕底香,且做新来梦。”(《卜算子》)[19]2000由于造纸技术的发达,文人雅士的推动,笺纸精彩纷呈,而这些精美的笺纸也承载了文人雅士们的情意和梦想。
    
(三)蜀风流韵:巴蜀风俗的入词
    
文学是源于生活的。巴蜀词作中描绘独特风俗,展现出一种令人流连忘返的蜀风流韵。“遨头”的节俗在宋代成都较为流行。为了纪念翼国夫人任氏,在四月十九日任氏生日这天,成都人民以“浣花溪”为游乐中心,以此来纪念她。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於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魏了翁很生动的描写:“闻鼓吹,强欢讴。被人嗺送作遨头”(《鹤鸽天·六十日再赋》),[18]2394“今岁遨头穷相眼,繁华不学常 年”(《临 江 仙 · 上 元 放 灯 约 束 妓 前 灯火》),[18]2372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蜀地风俗人情的画卷,既有纵情欢乐的恣意人群,也有繁华富丽的游赏欢宴。
    
巴蜀很早就具有饮茶的习俗,如“玉粉旋烹茶乳,金荠新捣橙香”(苏轼《十拍子·暮秋》),“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苏轼《洗溪沙》),“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蜀妓《鹊桥仙》),“驼褐倚禅榻,丝鬓飏茶烟”(程公许《水调歌头·和吴秀岩韵》)。宋代巴蜀词中,有许多描写品茶习俗的作品。可以说,茶作为一个物象,已然融入到巴蜀词人的创作当中,他们把饮茶的感受写得鲜活生动又富有才气,体现了蜀地茶饮习俗的浓郁风情。

巴蜀地区有着独特的服饰习俗,《蜀王本纪》:“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21]不同于中原一带人民的右衽,“左衽”是我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或是汉族死者所着的服装,前襟向左掩。除此之外,巴蜀词人程垓还写到了另外一种特殊服饰:“花拥鸳房。记驼肩髻小,约鬓眉长。”(《意难忘》)[18]1995词中所写的这位歌妓身着肩部饰有驼肩的衣服,挽着小小的发髻,鬓角上束,眉毛修长。巴蜀词人作品中的服饰物象,为其词作增加了浓厚的巴蜀特色。
    
如此具有强烈蜀地特色的物象,被极为娴熟地运用到巴蜀词人的作品中,从而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神奇瑰丽、重视乡土、古朴醇厚的词中世界。
      
四、结语:巴蜀词———一地之文学

王国维先生曾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巴蜀词人以其创作昭示了“一地有一地之文学”的内涵,诚哉斯言。不同于中原文化,得益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巴蜀文化在其独特的环境中生长着。巴蜀文化以其强烈的包容性,历经岁月的洗礼,终将这些外来文化吸收、融汇成自己的特色。词所携带着的世俗气息与两宋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相得益彰,因此,巴蜀词也成了巴蜀地域文化的一个独特标志。
    
但需要指出的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巴蜀词人通过自己的词作中的巴蜀地域文化因子,对两宋词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巴蜀籍词人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地域文化的特色,在两宋时期入蜀客居的词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体现着,与此同时,入蜀客居词人自带的各自原籍所负载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因子,也反作用于巴蜀地域文化。因此,若将巴蜀籍词人和入蜀客居词人都纳入研究范围,那么对于两宋时期巴蜀词坛的研究而言,可能把握的更加客观和全面。当然,关于此课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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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25日 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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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蜀道申遗为切入点的中华古蜀文明的历史挖掘与创意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