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四川休闲文化的人物画特色初探

钱翥

2018年09月10日 02:52

邓枫
《四川戏剧》2018/08

一、四川地域环境对人物画的影响


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四川 “闲”文化的发展与演变顺应着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趋势,出现了“心闲”向 “身闲”的转化轨迹。由于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由岷江和沱江水系冲击而成的肥沃土地使这里的人自古就过上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日子。西汉时期,成都的织锦业已十分发达,从成都出土汉代画像砖 《煮盐图》可以窥见当时的煮盐、缫丝、织绸、冶铁、兵器、金银器、漆器等手工业已很普遍,由此带来商业的发达,成为六大古都之一,这是四川经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逃往西蜀,大量中原人士追随而来,很快将成都催生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当时名列全国四大名城 (长安、扬州、成都、敦煌)第三位,其商贸经济地位,有 “扬一益二”的美名 (扬州第一,益州即成都第二)。此后,历前后蜀四代皇帝,直到北宋初年,成都地区的经济文化经历了东汉以来最兴盛的时代。再至明清,由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向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转移,四川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也就被边缘化了。


文化与经济之间一直存在相依带水的关系,东汉时期是第一个高峰期,而唐玄宗入蜀避难也促成了佛教石刻造像和壁画的发展鼎盛。第二个高峰时期,五代北宋,出现了黄筌、苏轼两位书画家,影响了此后一千年以来写实花鸟画和写意山水画的发展。黄筌和儿子黄居寀最擅花鸟画,他将唐代刚刚开始的花鸟画推向一个独立的绘画门类,与传统的人物、山水两大画科并立,构成了中国绘画的三大画种。在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建了第一个皇家画院 “翰林图画院”,任用黄筌掌管翰林图画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皇家画院。北宋太宗的翰林图画院,其写实主义画风深得北宋太祖、太宗赏识,北宋画院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黄氏绘画艺术的原则与标准作为品评、鉴定宫廷画师艺术水准的原则与标准。


正当宫廷画家黄筌写实主义花鸟画风在北宋大行其道时,文人苏轼却在倡导一种与黄筌从理论到技术都完全相反的水墨写意画风,他盛赞王维 “观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态度促使元代完成了从写实到写意的飞跃,绘画只是移情遣性,抒发胸臆,追求笔情墨趣,轻形重意,诗书画印开始融合,相得益彰。文人画 (写意画)最早影响主要在山水画领域,后来扬州画派和上海画派将苏轼的文人画思想推进到花鸟人物画领域。


黄筌和苏轼对家乡四川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无奈明清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四川一直没有再出现过对中国绘画史有影响的画家,直到民国时期出现了张大千和蒋兆和的作品,在笔墨技法和人文价值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国画师发生了影响。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娱乐与休闲生活方式不断增加,作为与现实联系最紧密的人物画题材,也紧随社会的脉络而跳动。

  

二、当代四川人物画题材


传统市井休闲人物画题材主要有时令风俗、商贩买卖、民间戏艺、盘东行旅、放牧垂钓、耕织捕鱼,这些画大部分描写平民生活、再现社会风貌,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自然淳朴趋于平民化的题材内容,自宋代以来成为描绘市民世俗生活的重要素材。2000年成都几位书画家与民俗专家精心合作,以 《清明上河图》为图式,作了一幅长约30米,宽0.3米的 《老成都》民俗风情画长卷,完美真实再现了民国后期 (1940年代中期)旧式成都的风貌。这种日常生活的艺术呈现与许多怀旧情调的文艺作品一样,皆是对现代性的自觉反思。自在、自由、闲适既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也是文人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本质上也是人的一种永恒的精神向往。在现当代,艺术家敏锐地捕捉到这种世俗生活变迁的当代意义,他们或怀旧或反思或白描地展现了当代人们的休闲生活。题材主要有:游赏娱乐、竞技休闲、民族风情、市井图像等等。


(一)游赏娱乐题材


成都除了在元宵节这些大型的节日有舞龙表演和观灯活动外,还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早在西蜀年间,成都游赏习俗与文化艺术就结合起来了,到了唐宋,基于商业的需要,每年各种专业性市场不断:一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赶集逛街成了市民的休闲活动,随着出行方便,以前闭塞的小镇被人所知,其保留住的街道、宅院、堂馆、庙观、牌坊等建筑和木雕、石刻、民俗活动吸引人们蜂拥而至,画家邓枫 《烟雨柳江》系列表现了市井小民的生活情态以及喝茶、聊天、钓鱼、观景照相等等日常生活,真实地呈现了市井小民的生活景象,折射出川人的休闲文化如静淌的河流,从遥远的地方融入到当代人的生活中。 《烟雨柳江》在图式、语言上放弃主从关系的刻意布陈,回避对人物的极力雕造,是对传统笔墨程式的有意放弃,从而在艺术风貌与趣味上与所表达的主题及文化意趣达到一种吻合。


(二)民族风情题材


四川西部横断山脉有一条被称为藏羌彝走廊的河谷地带,主要聚居了藏、羌、彝等少数民族,艰苦的环境磨练了他们意志,多民族的聚集生活也养成了他们开朗豁达的性情,与汉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很容易成为民族风情的写照。20世纪以来,艺术家们深入民族地区,从少数民族老百姓身上获得创作的灵感,扩展了中国人物画题材。如黄胄的 《庆丰收》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方增先的《母亲》《帐篷里的笑声》,李伯安的 《走出巴颜克拉》等等。生活在四川的女性画家朱理存,她以女性细腻的眼光、母爱的情怀去关注少数民族妇女。1973年她用水墨写意与写实造型相并的手法创作了 《叔叔喝水》,藏族小女孩两手端着两碗水,笑容灿烂,“叔叔”隐匿于画面,女孩脚边的几顶红军帽子传递出 “叔叔”的信息。作品没有采用女孩、解放军欢聚一起的群体大画面,而是通过个体形象表现群体气度,这本来是传统人物画的表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人物画里对个体形象的塑造往往是仕女高士,近现代以来,普通人的形象也可以占满画幅,个体形象成为社会集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浓缩。


(三)市井图像题材


以都市集镇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商贩买卖是最为常见的。南宋画家李篙创作过大量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如 《市担婴戏图》《货郎图》,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还有以城市中最为常见的汤茶小贩为题材的,如南宋佚名的 《卖浆图》,刘松年的 《茗园赌市图》。茶馆最能反映成都人的休闲状况。四川画家曹辉的 《太平场茶铺纪事》就表现了一段成都老茶馆历史,表达了他对都市化进程中残留的或已消失的平实的乡土生活的一种深深的眷念与追忆。


三、当代休闲文化题材出现的原因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川人物画的题材以表现平凡的、日常生活化的普通人物取代了建国时期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四川画家对当代休闲文化影响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现状的关注,透溢出对当下的 “景观”社会的反叛和疏离,透溢出对现代性追逐的抵触,透溢出对曾经流行的崇高美学的反思,以及大众消费文化与画家世俗情结的暗合。


(一)对“景观”社会的疏远的意识


“景观”一词的原意是指观看、被看,1967年德波的 《景观社会》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推及到影像传媒领域,认为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正如德波在对基督教的批判中,他说在基督教神学语境中,上帝之城的幻想取代人之真实的感性生活,这是一个 “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颠倒时代,我们今天因为影像的介入,景观本是表象,但是它取代了本质。随着商业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的景观化诱骗并奴役着大众,平庸的娱乐和无聊的消遣,噬咬着人们的心灵。于是人们乐于流于表象而无意探究本质,乐于看电视选秀节目或肥皂剧来消磨他们的空闲时间,乐于流连在高度商业化的休闲生活中。对休闲状态下人们日常生活的展现,是对当下 “景观社会”的疏离,日常生活本身既包含琐碎与平庸,又包含卓越与神奇。它是我们看到的表象,也是本质。曹辉 《老茶馆·偶尔也有女人来》,其表象是对民国时期川西女性的市井生活的眷念与追忆,两位女性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年长的女性手里拿着长长的烟斗,有靠背的竹椅子围合成一个私密空间,将嘈杂混沌的背景隔离开来,前景清晰的女性头部和背景头像构成稳定的三角形,厚重而斑驳的渲染使画面带有了历史的沧桑。女人的眼光注视着前方,前方有什么东西吸引她们观看吸引她们偶尔来坐坐? 这就是表象下透漏的本质。画家没有全景式地展现茶馆这一空间,从两位女性偶尔来茶馆坐坐我们可以猜度当时的四川茶馆已经是评书、戏曲艺人极好的舞台,茶馆中的精彩表演吸引了男男女女顾客,茶馆不仅仅是男人闲聊、商贩穿梭的空间,它已经初步具有了当代公共空间的属性。


(二)是对现代性追逐的抵触


现代性问题涉及到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在艺术上,首先,精英艺术逐渐从与社会的对抗中寻找艺术发展的新方向,这些艺术家既不满意现存的博物馆之类的艺术机制,也不满大众文化的商品文化气息,于是走出博物馆,在大自然中去寻找艺术与自然的结合。这些大地艺术对现代主义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艺术和真实的边界在哪里? 因为这种边界在现代主义者那里一直是努力捍卫的。其次,打破了艺术内部界限。在建筑领域,曾经在二战后风靡战后国家的国际主义风格,被那些复杂的、个性化的、融合多种传统要素的风格所取代,建筑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空间,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意义。再次,精英艺术在消费社会里日渐演变为 “文化产业”,通俗文化不断地商品化,娱乐媒介的巨大增长,迫使自主的艺术经历一系列激进的自我变化,到后现代时期,自主的艺术转向了商业性的时尚活动中,雅俗的界限消失了。最后,机械复制时代使艺术品的复制充斥于世界各地,摧毁了真实与想象的边界,而媒介更是越来越操纵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和认知。


“的确,在时间的流转中,我们正遭遇现代都市不可抑制的物质空间的更新、再造,人们在释放着对城市革故鼎新的激情,以索取标示其现代性特征身份证的同时,温情脉脉的市井图像也变得模糊起来,原汁原味、原情原欲的生活样态渐行渐远,正在消失于我们对对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而变得淡然的记忆中。”油画家高小华最近几年反映市井小民日常生活作品 《后街》,不是简单生活表象的再现,而是描摩出在我们追逐现代性的过程中,在城市高楼林立的景观中,有很多人在现代性和传统、欲望之间的真实情景。


(三)对曾经流行的崇高美学的反思


20世纪50年代崇高与美已经摆脱了西方语境中的形式限定,它成为精神力量。在文艺创作中,“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形象” “三突出”是崇高美学的具体体现,人物画作品被政治性人物垄断,人物被分解为 “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即使画面出现一般的民众形象,也只是政治问题的需要,他们本身也成为政治性的符号。而现今的四川艺术家将视觉转向市井生活,转向休闲状态中的市井小民,既是对曾经流行的崇高美学的反思,也因其形象的真实、朴实、生动而更真实再现了温情脉脉的市井文化。


邓枫,四川省诗书画院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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