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一)

钱翥

2018年11月14日 02:24

黄剑华
《地方考古与文化 》2018年02期


一、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关系


天府文化从性质上讲,应该是一种地域文化。 其地域范围主要是以成都平原为主,并向四周延伸包括了四川盆地,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文化特色。 在人文内涵方面,融会古今,既有远古的深邃,又有后世的弘扬,更有当今的创新,可谓绚丽多彩,厚重而又丰富。 说到天府文化,如果寻本溯源,其源头应该是古蜀文明。 任何地域文化,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天府文化也不例外。 古蜀文明既是天府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源流关系。 二者的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非常密切的,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对此便给予了充分的揭示。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 后来传说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一个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 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小邦林立、部族众多,据《史记》和《汉书》等史书中记载,大大小小的部落至少有百数个,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 史料中称这些部落首领为“戎伯”,或称为“诸侯”与“邑君”。 《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①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 其中的蜀当然是势力最强的,《战国策·秦策一》就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②蒙文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是“联盟的盟主”。③古蜀国的历史,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 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 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①这些记述充满了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古蜀早期历史也因此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常璩《华阳国志》中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述也比较简略,例如《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周失纪纲,蜀先称王。 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次王曰柏灌。 次王曰鱼凫”。 这里说的蚕丛、柏灌、鱼凫三代,都极其简略,可见史料确实太少了,“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②常璩了解也很有限,所以只能概述。 后来唐朝诗人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如果说三万四千岁是一种传说,那么四万八千岁更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了。


传世史籍中关于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具有太多的传说与推测色彩,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但也并非完全虚构,后来的考古发现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 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使我们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对古蜀国的神秘面貌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 特别是 1986 年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震惊天下的考古发现, 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2001 年以来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国繁荣昌盛的历史文化,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文明演进发展的根脉。 在此之前,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文化多座早期古城遗址群的考古发现,以及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的相继发现等等,都为传说中的古蜀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 这些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的悠久与灿烂辉煌,同时也告诉我们,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同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正因为成都平原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从而使我们对古蜀国的历史与文明都有了真切而深入的认识。 这些年来,在古蜀文明的研究方面,也有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已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重要认识:一是古蜀起源,古蜀先民可能最早栖居于岷江河谷,到蚕丛开国时期逐渐迁徙进入了成都平原,筑城而居,成都平原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曙光。 二是古蜀文明发展到商周时期,出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成了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是古蜀国虽然地处内陆,但很早就与中原以及周边区域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既保留了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又汲取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对周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是古蜀文明的辉煌,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遥相呼应,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而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多元一体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共同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古蜀文明的主要特色,是繁荣兴旺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 在蚕丛、柏灌、鱼凫王统治时期,古蜀国只是一个雏形,疆域还相对有限,活动范围主要是岷江流域、川西平原和一些丘陵地带,已开始有早期农业生产,扬雄《蜀王本纪》中就有“鱼凫田于湔山”的说法了,③当时蜀民还比较稀少,而渔猎与畜牧仍是重要的生存方式。 到了杜宇时代,农业成了古蜀立国之本,工商畜牧相互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促成了一个划时代进步,不仅促使了社会的兴盛,而且使古蜀国的疆域也大为拓展,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蚕丛、柏灌、鱼凫王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 到“七国称王”的时候,“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这是一片相当广阔的领域,除了成都平原和川西盆地的丘陵地带,还囊括了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古蜀国此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强盛之国。 杜宇的作为对周边区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农时先祀杜主君”。①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充分揭示了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辉煌,与当时农业的兴旺发展是分不开的。 杜宇之后的开明王朝,延续的时间比较久长,“凡王蜀十二世”,进一步发展了蜀国的农业,并正式“徙治成都”,在成都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都城。 当时蜀国的富饶,不仅农业发达,盛产稻米,而且工商业也非常兴旺,布帛金银之多,更是天下闻名。 秦惠王谋划攻蜀时,司马错等人就说:“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②又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惠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不久“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③秦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就在蜀地征用众多的兵员,筹集大量的军粮与军需物资,足见蜀地农业的发达和人口的兴旺,而生产稻米的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说:“在李冰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 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丰富”。④


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由于物产丰富,从而为秦朝进一步统一天下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 后来汉高祖刘邦也是充分利用了巴蜀地区人力物力,在与项羽逐鹿天下时,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以及巴蜀之地,一直是中国的大后方,在很多重要历史关键时刻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开创了辉煌的汉朝大业。 在汉代之后的两千年内,巴蜀地域仍然不止一次发挥过这样的重要作用。



二、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地域特色


古蜀文明作为天府文化的源头,自古以来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通过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可以清楚地看出,古蜀文明不同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也不同于周边其他区域文明,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吸取了来自于其他区域的一些文化因素,有着较为丰富的复合型特征,这对后来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天府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蜀文明的地域特色,首先是在社会结构方面。 蒙文通先生曾指出,古时的巴、蜀作为“诸侯中的雄长”与“两个联盟的盟主”,各自都曾伙并了一些诸侯来扩大境土与势力,到秦灭巴、蜀之前才发展成两个比较大的国家。 蒙先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这确实是当时的一种实际状况。 这也说明早期古蜀国的社会结构与政权模式,与中原王朝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应是一种酋邦式的形态。⑤早期的古蜀社会正是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政治局面的出现。 古蜀国由此在统治方式、典章制度,以及习俗方面都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 考古发现揭示,殷商王朝的统治者去世后曾用大量奴隶殉葬,古蜀王朝在丧葬方面很少有殉葬的现象,这就很真实地说明了统治方式与礼仪习俗的差异。 根据甲骨卜辞和古文献的记载,人牲与殉葬曾是中原殷商王朝统治者广为采用的做法,特别是商王朝后期殉葬之风尤为盛行。 商代奴隶主贵族经常频繁举行祭祀上帝、鬼神、祖先等仪式以求得到保佑,每祭祀一次,除宰杀牛羊外,往往还要杀人作为祭品。 商王朝在营建宫殿和宗庙建筑时也要埋葬狗、牛、羊三牲和车马奴隶人牲等。比如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安阳武官村北地殷王陵区发掘了 191个商代祭祀坑,共埋奴隶 1178 人,每次祭祀杀戮的人数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至几百人。 商代人殉数量也很惊人,据统计,已发现的商代墓葬中的殉人数量在 1000 人上下。①商周时期古蜀国也频繁举行祭祀活动,而在祭祀过程与丧葬习俗方面与中原王朝有很大的不同,三星堆遗址等许多重大考古发掘均未发现古蜀统治者有人牲或人殉的情形, 这说明古蜀社会显然没有人牲或人殉的习俗,盛行的是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祭祀方式。


其次是生产方式的不同与文化系统的差别,黄河流域和中原北方地区是旱作农业为主,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是稻作农业为主,由此形成了不同族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思想观念与崇尚习俗的差别,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的不同特点。 应该说,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 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 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 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 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有多位妻子,最著名的三位妻子分别是羲和、常羲、娥皇。 帝俊与羲和生十日,与常羲生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帝俊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中就记述有“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记述有“帝俊生季釐”,《大荒西经》记述有“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记述有“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等等。 由此可见,帝俊的身份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妻室与后裔众多,堪称是世界东方的天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②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又比如在宗教崇尚方面,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崇日意识特别强烈,广泛流传着十日神话传说,而帝俊是十日之父,崇日意识其实也是和稻作文化紧密相关的。 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可知十日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在巴蜀与南方地区广为流传,后来才传播到了北方与其他地区,在整个世界东方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便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山海经》中关于太阳神鸟与扶桑神树的记述。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形器,与传说中金乌十分相似的铜鸟,数量众多的中间有圆球凸起的菱形装饰铜片,以及青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形装饰图案等等,也与太阳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些古蜀时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图像遗存,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国太阳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与图像材料,对此亦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反映。 比如金沙遗址出土铜立人像头上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就有祭祀者头罩太阳光环的特殊寓意,应是古蜀国太阳崇拜观念在祭祀仪式中的生动展现。 又譬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对太阳和宇宙的观察与想象,也凝聚着极其丰富的象征含义。


再者是在观念崇尚方面,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以九为尊,以九鼎代表青铜文化中的最高王权,而古蜀时代以五为尊,以五色象征宗庙。 中原王朝的皇帝要使用九鼎等礼器来象征地位与身份,古蜀王朝则认为“五”是吉祥与尊贵的象征。 古人常说“九五之尊”,可能就是融合了二者才形成的一种说法。 殷商时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进入了鼎盛期,中原王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礼器,而同时期的古蜀王国则铸造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这也充分表现了崇尚的不同。 中原王朝与古蜀王国都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但在形式与内涵方面却不一样,各具特色。 虽然南北崇尚不同,却也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来自于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譬如古蜀时代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王朝都崇尚神鸟,长江下游沿海地区的东夷族群也崇尚神鸟。 从传世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资料来看,对神鸟的崇尚,起初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与南方广大地区,为古蜀诸多氏族与东夷族群所信仰。 后来出现了“玄鸟生商”之说,①神鸟也成了殷人的崇奉。 又譬如关于龙的传说和对龙的的崇拜,也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盛行于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 后来随着稻作文化由南而北的传播,龙的崇拜也流传到了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崇尚。


古蜀文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都城,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 成都平原考古出土的大量珍贵资料,充分展现了古蜀文明独具一格的特点。 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增多和经济往来的影响,古蜀文明也吸纳了很多外来文化因素,但其自身的地域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就有来自于殷商的青铜尊与青铜罍等器物,但数量并不多,而占据主导的则是青铜造像群。 在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商周窖藏青铜器中,也显示了古代蜀人对来自中原青铜文化的吸纳和模仿,同时又给予了创新发挥。 譬如其中有双耳为长鼻形立体象头的铜罍,其象头和长鼻以及突出的象牙,堪称是对真实大象栩栩如生的摹拟。②这很容易联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兽首冠青铜人像,那夸张而奇异的冠顶装饰物,就活脱是卷曲象鼻的写照。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高竖的卷云纹装饰也使人油然联想到卷曲的象鼻, 是一种充满了想象力的象征表现手法。③三星堆出土了 67根象牙,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说明当时蜀地是产象的。 这些象鼻与立体象头的造型,也都透露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形态的熟悉,显示了艺术表现手法的一致性,而青铜罍的造型则是对中原青铜器物的模仿。 这说明古蜀文明并不封闭,并不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的积极影响。 也正是这种对外来文化有选择的吸纳,为古蜀文明增添了活力,进一步丰富了其厚重的内涵,也更加张扬了绚丽和神秘的魅力。 我们从三星堆遗址和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中可以看出,大量的青铜雕像和青铜面具、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和巨大的青铜神树,无不显示出浓郁而又神奇的古蜀文化特色,而其中青铜礼器中的尊、罍以及玉石器中的璧、璋、戈等形制,则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和融合。


秦并巴蜀之后,对蜀地采取了很多加强统治的措施,加速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融合。 在政治措施上,秦朝采取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的统治方式。秦相继分封的三位蜀侯(王子通国、公子恽、公子绾)虽然在不到三十年内皆死于非命,而秦初置的巴、蜀、汉中三郡三十一县则不断添置达四十一县。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秦人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了成都城、郫城与临邛城。这些城市都夯筑有高大的城墙,上建观楼、射阑,下建粮仓,城内有街道府舍市肆与居民住宅区,为秦人提供了驻守和控扼巴蜀地方政权的便利,同时也促使了盐铁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 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计算,迁移入蜀的秦民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从考古发现看,20 世纪中叶以来在四川各地考古发掘的战国秦汉墓中,就发现有大量的移民墓,也印证了当时秦朝的移民之举。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这种做法,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两得。 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了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譬如《史记》与《汉书》记述的临邛卓氏,便是秦汉之际从北方迁到蜀地的移民中的代表,此外还有从山东迁徙来的程郑等人,这些移民大户都用铁致富,成为临邛的大富豪。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了这些移民致富后的奢侈之风:“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 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 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 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 正是由于“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①所以对后世的民俗民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蜀地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性,在政治一统和文化快速融合的进程中,依然保留了很多自己的文化特色。 秦朝一方面十分强势地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巴蜀文化习俗的宽容。 譬如古代蜀人有浓郁的“尚五”观念,秦人在伐蜀之前就深知蜀人的这种传统习俗,因而雕造了五头巨大的石牛送给蜀王,诱使蜀王派五丁力士开凿了石牛道,后来又设计将五位秦国美女嫁给蜀王,因山崩而将五丁力士与五位秦女一起压死在梓潼山中。 秦人的石牛计与美女计都借用了蜀人的“尚五”习俗,使阴谋获得了成功。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颁布了很多统一的规定,《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要求“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②而在蜀境内开凿的道路仍称为“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③就对此作了如实的记录。 还有秦朝派遣的蜀郡太守李冰,在治水过程中“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④也说明了李冰对蜀人习俗的尊重,从而调动了蜀民的积极性,使治水获得了大成功。 总之,蜀地在被秦朝统一后,纳入了统一发展的大格局,同时也依然保留了很多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


古蜀文明在秦并巴蜀之后,虽然结束了自成系统、独特发展的历史阶段,却并未中断,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演化为更加绚丽多彩而又活力充沛的天府文化。 秦代之后,历史上又曾多次往蜀地移民,带来了很多其他区域的文化因素,继续融入了天府文化之中。 天府文化一如既往保持着鲜明而强烈的个性色彩,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接受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兼容并蓄,吸纳和融入了许多新的因素,从而更加滋润和丰富自身的文化特色。 天府文化的这种文化特色,经过历代传承,并在继承中不断创新,迄今仍充满活力,显示出鲜明而浓郁的地域文化魅力。


作者简介:黄剑华(1949-),男,江苏沙洲(现张家港市)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蜀文明、秦汉美术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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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4日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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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古代侠义文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