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论天府文化的兼容特点

———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

钱翥

2018年11月22日 02:31

石硕 王志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2期


成都市政府在对成都“天府文化”特点的概括中有一个很精辟的提炼和归纳,这就是“友善包容”。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到位、很贴切的归纳,也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那么,天府文化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有着怎样的内涵? 这个特色对于置身于成都天府文化中的人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怎样把这个特色加以延续和发扬? 这对于我们认识“天府文化”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本文将着重从民族学尤其是藏学角度来谈谈成都的天府文化为什么会形成“兼容”亦即“友善包容”这样一个特色,以及应当如何来认识和理解这个特色的文化内涵。

 

一、青藏高原孕育和滋养了“天府文化”

 

在学术研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要研究一个个案,一个“点”,必须把这个“点”放到一个“面”上,放到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脉络里,才能真正看清这个“点”的内涵与特点,才能从整体和全局观照与把握的角度挖掘出这个个案即这个“点”的意义与价值。倘从这样的思路出发,要真正认识成都,认识天府文化的特质与内涵,则必须把成都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和文化格局中来看待。如果仅就成都论成都,则永远无法真正认识成都、认识天府文化。那么,本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成都及其天府文化?

 

先从地理上来看。成都是一座面向内地又背靠青藏高原的城市,位于青藏高原一个山前地带的大河冲积平原,是从青藏高原流下来的水孕育和滋养了成都。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农业时代,成都的富庶主要得益于李冰开凿的都江堰,正是从青藏高原下来的岷江通过都江堰这一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的合理分水,才使得广袤的成都平原从此成为了“天府”,亦即《华阳国志》所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 P133)

 

从这段记述可以了解,成都平原之所以富饶并成为“天府”,主要缘于两点: 一则因为它是一个大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二则因有都江堰“引水浸润”,故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而这两点,说到底,都缘于青藏高原。成都平原是青藏高原流下来的水所形成的冲积平原,这是历经上亿和数千万年逐渐形成的,而岷江水则最直接地孕育和滋养了这个平原上的人民。所以,成都平原无论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还是“引水浸润……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都得益于青藏高原,得益于它是青藏高原的山前地带。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唯有如此才能准确把握和认识成都平原之所以成为“天府”的缘由。再从文化格局来看。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蜀文明的认识。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商周时期,蜀地并非蛮荒之地,其文明的发展已达到了极高程度。蜀地为何会产生如此高的文明? 其实对这一问题,《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已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在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以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的疆域曰:

 

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潛、绵、洛为池泽; 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1( P118)“褒斜”在今汉中,褒斜道是古代巴蜀由汉中通往关中地区的一条主干道路,是最早的蜀道,战国时期又开通了“金牛道”,秦末又有“米仓道”,《史记·货殖列传》称蜀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2( P3216)。“熊耳、灵关”在今凉山甘洛一带,“玉垒、峨眉”指今都江堰、峨眉一带; “汶山”指今岷江上游地区,蜀以汶茂草原为畜牧之地; “南中”则指今云南地区。从这一描述看,古蜀国所统治的地域范围相当大,几乎涵盖了《史记》所述“西南夷”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说,古蜀文明乃是以整个西南夷地域及人群为基础而产生的,它不仅包括了属于青藏高原范围的岷江上游地区,同时还包括了今天的云南等地,故古蜀文明乃是西南夷地区的一个“塔尖”。也就是说,古蜀文明之所以达到如此的高度,是因为其统治的地域和人群范围非常广大。

 

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地,严格说来是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落成开始的。事实上,在都江堰兴建以前,成都平原乃是一个季节性的水患之地。从青藏高原下来的岷江水突然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就如脱缰的野马,立即漫漶泛滥,形成严重水患。目前,在成都平原考古发现了不少距今 4000 多年前的城址,这些城的规模不大,从城墙的结构和修筑来看,学者们认为,这些城与其说是用来防备进攻的,不如说是用来防备水患的。金沙遗址的发掘也表明,当时成都一带是水患频发。直到战国末期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才彻底根治了每年威胁成都平原的水患。那么,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分水原理从何而来? 根据笔者在岷江上游藏寨、羌寨的考察,笔者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认为都江堰的分水原理应来自于岷江上游地区。笔者观察到,岷江上游地区的藏寨、羌寨大多座落在半山或高半山,而且往往都有一股溪水从村寨旁边流过。这些村寨一般都会将溪水引进村寨,引入村寨的水都需要控制水量,所以引水处往往都有一个分水机制,这个分水机制很简单,就如“深淘滩、低作堰”之类,从而保证引入村寨的水量始终相对固定。当溪流的水变大或发洪水的时候,主要的水就从溪中排走,而进入村寨的水则永远控制在一定量的范围,这样即便洪水和暴雨也不致给村寨带来水患。这种分水机制与都江堰的分水原理完全一致。有一个事实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史记·六国年表》中的一段记载:

 

或曰: “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3( P686)后之学者遂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禹生西羌”之说,如扬雄《蜀王本纪》记: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4( P1)谯周《蜀本纪》亦载: “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5( P975)其实对于这一说法,冯汉骥先生在《禹生石纽辨》一文中已做了精辟考证,认为此说“全系出于附会,而附会之者,又多为蜀人,其中之作者,实乡土观念误之矣”[6( P43)。冯汉骥先生还指出: “当尧舜之世,中国文化极幼稚之时,汶川县的景况,是可想而知的。而事迹功业都在中州的鲧,而能生禹于当时人迹罕至的汶川,自是不可思议之事了。”[6( P44)笔者完全赞同冯先生的判断和看法,但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会制造这样一个完全不靠谱的民间传说? 笔者有一个看法,大禹被后世所赞誉的一个主要功绩是治水,所以大禹在民间自然也成为一个“治水”符号。由于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对蜀人而言乃是一个造福后世的千秋伟业,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地,而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所采取的分水原理又主要来自于岷江上游的羌人地区,于是在蜀人中便产生了“禹生西羌”这一传说。也就是说,在“禹生西羌”的传说中,“禹”并非实指大禹其人,而是一种“治水”符号,象征一种治水方法。换言之,这是一种象征性说法,它不是说禹本人是生在西羌,而是指李冰父子治水的原理和方法来自西羌。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需要做进一步详细论证。但“禹生西羌”这一说法,至少可以说明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与岷江上游地区存在紧密的联系。到了汉代,岷江上游地区部落与成都平原的传统联系得到进一步延续与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岷江上游“汶山郡”时云: “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1( P184 18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记: ( 冉駹) 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众邑。”[7( P2856)汉代的汶山郡在今岷江上游的汶川县和茂县一带,汉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这一带的部落人群冬季到蜀地( 即成都) 充当雇工以谋生,夏季则不习惯蜀地的暑热而返回岷江上游,他们季节性地往返于蜀地与岷江上游地区,形成了一个传统。令人惊异的是,此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马长寿在《嘉戎民族社会史》一文中谈及岷江上游“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众邑”时指出:

 

今日嘉戎尚多如此。每年秋后,嘉戎之民,褐衣左袒,毳冠佩刀,背绳负锤,出灌县西来成都平原。询之,皆为汉人作临时佣工也。其中虽有黑水羌民,然为数不多。按嘉戎佣工精二术,莫与来者: 一为凿井,二为砌壁。成都、崇庆、郫、灌之井,大都为此辈凿成。盖成都平原,土质甚厚。井浅则易淤,以深为佳。汉工淘凿无此勇毅。故须嘉戎任之,砌壁更为此族绝技。嘉戎居地无陶砖,屋壁皆以石砌。石片厚一二寸,虽不规则,而嘉戎能斫制契合,辗转调度。故所砌壁。坚固整齐。如笔削然,汉匠不能也。[8( P129)可见,岷江上游的嘉绒藏族冬季到蜀地为“凿井,砌壁”之佣工,夏季返回当地,此传统从汉代起到民国时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天府文化并不是在成都平原中孤立形成和发展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以整个中国西南地域为基础并与西边的青藏高原地区发生着密切的渊源联系。而这种传统源远流长,从上古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天府文化何以会形成兼容特色的一个重要角度。

 

二、移民与文化复合性造就了天府文化的友善包容

 

成都天府文化的兼容性特点,还与成都是一个移民城市有密切关系。确切地说,天府文化乃是一个复合与次生的地域文化,它是在数千年历史演进中“兼收并蓄”的发展结果。

 

公元前 316 年秦灭蜀后,曾“移民万家于蜀”,移民规模相当可观。此后,在西晋末年、北宋初年和元末明初均有大量的东部地区的外来人口流入蜀地。①不过清代以来,人口数量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移民运动主要有两次: 一次是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另一次则是抗日战争时期。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蜀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残不堪,遂催生了清初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清初大规模的“移民实川”运动,起于康熙年间,一直持续到乾隆时期,长达 1 个世纪,移民入川的人口,以康熙六十一年( 1722 ) 的四川总人口为基数,移民人口达六百多万②,大大超过了四川土著人口。各省入川的移民中,以两湖为最多,其次是广东、福建,还有广西、陕西、江西、贵州、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山西等省的移民。佟世雍《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序》说成都“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9( P5); 《成都通览》载: “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10( P100),各原籍的比例是: 湖南、湖北籍占 25%,河南、山东籍占5% ,陕西籍占 10% ,云贵籍占 15% ,江西籍占15% ,安徽、广东、广西籍各占 5% ,福建、山西、甘肃籍占 5%。[11( P32)社会经济方面,移民带来了新的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如粮食作物玉米、红薯、马铃薯,经济作物甘蔗、烟叶等。文化方面,移民带来了习俗的流变,巴蜀文化在与各省移民文化的大碰撞、大交融中表现出新的文化面貌。移民在保留其原有习俗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完全融入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也在原来的四川话基础上融合其他省份方言形成了今天的四川方言,川菜、川酒、川剧、茶馆其实都是移民文化的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成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和政治中心所在,对当时的国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四川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抵抗日本侵略具有战略地理优势,也成为难民内迁的首选之地。当时内迁入川的人口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国民政府组织的有目的性的西迁,包括政府成员、商界精英、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内迁工厂的技术工人等,他们不占多数; 二是自发的内迁难民,在总人口中占多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先后接纳和安置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各类机关约 57 个,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约5000 ; 迁入工厂 250 多家,工人 1 万多人,占战时内迁工厂数的 55. 8%; 迁入高等学校 48 所,师生2 万余人,占内迁院校的76. 8%。[12( P73)其中迁入成都 8 所,有 4 所在华西坝与原本在此的华西协和大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华西五大学”,坝上大师云集。抗战结束后许多工厂学校又回迁,但人员并没有完全回迁,他们留在了四川,建立家庭并繁衍后代,成为成都的老城民。而抗战时涌入四川地区的难民数量更难以估量,单以成都计算,1937 年成都人口数为 499059 人,而到 1945 年成都人口便达到 742188 人。[13( P217)据估算,整个抗战的八年里,迁移至四川的人口数量在二三百万之间③,其中一部分留在了成都。从这两个时期对成都影响最大的移民来看,移民的来源主要是东部南北各省区,这说明两个问题: ( 1) 成都是东部地区的一个“大后院”; ( 2)成都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荟萃之所。所以,从移民这个角度看,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文化并非一种原生形态的文化,而是一种“复合”与“次生”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的重要特质是非常善于“兼容”和“学习”,有极强的可塑性、适应性和变通性,其中蕴含的则是一种随意、洒脱、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三、兼容性使成都日益成为连接汉藏民族的重要枢纽

 

成都独特的区位及其具有的兼容性,使其肩负起一个为其他城市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它不仅是内地进入西藏及四川藏区最近、最便捷的门户与通道,同时也成为内地与西藏及汉藏之间最重要的连接枢纽。

 

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周边,主要有四个向藏区辐射的中心城市,它们分别是成都、西宁、兰州和昆明。这四个城市均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连接内地与藏区并向藏区辐射的功能。但在这四个城市中,尤以成都向藏区辐射和连接内地与藏区的枢纽功能最为强大。之所以如此,与成都的兼容性有极大关系。据笔者了解,西藏以及康区的藏人对成都的认同度极高,他们认为成都人待人热情,友善包容、不欺生,他们对成都的主要印象是这个城市不排外,生活舒适、安全且物产丰富、价格便宜,成都人又非常友好。他们说到北京、上海等地出差,回到成都就像回到家一样。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拉萨在很多方面都是成都的投射,如打麻将、吃川菜、说川话,成都流行什么,很快也会传播到拉萨。今天的成都在汉藏民族的沟通交流上正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汉藏民族交流联系的重要枢纽与桥梁。

 

目前成都武侯祠一带已成为内地最大的藏人社区,其定居与流动的藏人常达到 30 万左右。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藏族同胞大量涌入成都求学、经商、就医、求职、购房或养老,成都也被誉为“西藏的后花园”。有意思的是,笔者还听到出自藏人的一种说法,说藏语有卫藏、安多和康三大方言区,而成都武侯祠一带的藏人社区因这三大方言区来的人都有,三大方言相互混杂,于是藏人把成都武侯祠藏人社区说的藏语戏称为藏语的“第四大方言区”。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的藏族人口增长率非常高,根据 1990 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成都有藏族人口 3985 人④; 2000 年有 12690人,其中 2889 人居住在武侯区⑤; 2010 年,成都有藏族 32332 人⑥,其中 3627 人在武侯区进行了登记⑦,藏族已成为成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并且“每年有 100 多万人次来自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藏族人口在成都市区流动,常年无户籍常住性藏族人口在 15 20 万之间,约占成都市总流动人口的 5% 6. 67%”[14]。此外,成都周边城镇像邛崃、崇州很多农家院落生产藏式工艺品,如地毯、宗教用品等,这些作坊的老板大多来自藏区,他们利用内地的技术和先进的运输、传播方式,然后再将产品销往藏区。所以,在连接藏区与内地之间,成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枢纽和桥梁作用。

 

成都的藏族流动人口大体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一是经商型,一类是把成都作为中转站,在内地和国外从事商贸往来的人士,另一类是长期在成都经商的各地藏族,最典型的是武侯区的“民族用品一条街”[15]。二是养老型,二十世纪末期,藏区行政机关单位通过自愿购买、集体建设的方式大规模在成都购房置业,也就是以干休所的方式聚居,目前多是自发购买商品房分散定居。[16]三是受教育型,藏族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大量藏族学生来内地上学。四是务工型,主要以年轻的藏族人口为主。

 

“目前,在成都市南边的武侯区和西面的金牛区分别形成了 2 个具备相当规模的‘藏族人聚居区’和‘藏族特色商品一条街’的商业区,仅在武侯祠横街这条近 200 米的街道上就有藏族人经营的宗教用品商铺 120 多户。”[17]武侯区是成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人口最多、流动量最大的一个区,共有少数民族 44 个,这里又是藏族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在成都经商的藏族人主要集中于武侯祠横街、洗面桥横街和武侯祠东街,经营方向以藏族餐饮、服饰、医药、藏文化工艺用品、宗教用品等具有藏族特色的商品服务为主。这些商品的供给“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来自藏区的货源,二是来自成都市周边乡镇企业的厂家”[18]。成都郊县乡镇如邛崃、大邑、龙泉、双流、仁寿,生产藏区用品已有多年,近年发展迅速并逐渐形成了产业化、批量供货趋势。成都市政府还为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地谋生提供服务和平台: 2006 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郫县安德镇为“四川省安德民族贸易市场”和“四川省安德民族工业园”,吸引大量少数民族来此投资置业。目前,安德镇成为川西最重要的跨区域、多民族的商贸物资集散地之一,每年有以藏族为主的 30 多万人在该镇流动。另外,在成都市双流、郫县和都江堰市,分别定居着从甘孜州、阿坝州迁居此处并购有商品房的数万藏族人口。

 

成都的藏族流动人口以自发式、民间形式为主导,藏族( 及其他民族) 流动人口不断增加,说明藏族( 及其他民族) 对成都包容度的充分认同,反映了各民族相互往来、相互包容、和谐共处已成为共识和发展趋势。在人口稠密、寸土寸金的天府之国能出现数个“藏人聚居区”,包容大量藏族人口谋生和安居,大量藏族民众乐于在汉人密集的成都经商、买房置产、安居养老的客观现象,本身就是当前汉藏民族关系和谐融洽的实证,也是成都这座城市开放性、兼容性的最好证明。

 

需要指出的是,成都作为藏区的门户,在历史上历来就具有联系和沟通内地与藏区之间的连接纽带功能。事实上,成都的发展与地位的不断提升也与此密切相关。例如,清初是由“川陕总督”管理陕西和四川。康熙五十六年( 1717 ) ,为了“驱准保藏”和由四川向西藏进兵,清廷始设置“四川总督”,并从湖北荆州抽调 3000 名八旗兵进驻成都之后,成都开始成为清朝在内地驻防成建制八旗兵、也是西南唯一驻防八旗兵的地方,这亦是后来成都被称为“满城”之滥觞。清乾隆时期征大小金川之役,同样以成都作为兵力和物质集结的前沿。战役之后,清朝始在成都设置“成都将军”,其职掌有两个: 一是统帅当地驻防军队,包括统帅成都旗兵与节制川边藏区打箭炉和建昌、松潘二镇总兵官; 二是管理川边藏区文武官员及刑名盗案等。此外,川边藏区的民政事务也由成都将军兼管,最主要的有屯务、驿站、土司承袭与朝觐、宗教等等。⑧成都将军职权自乾隆时确定之后延续了130 余年,历有 49 任,对于川边藏区乃至西藏和西南边疆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成都将军的设置,正缘于成都是中央政府治藏之依托和前沿之特殊地位。

 

1904 年因英军占领拉萨而举国哗然。清朝在西藏危局之际,启用赵尔丰经营川边,力图以经营“川边”为依托来实现“保藏”目标。在赵尔丰经营川边之际,清朝特以其兄赵尔巽做四川总督,主政四川,以使兄弟俩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和拯救西藏危局。这一事例也充分说明四川特别是成都与西藏及四川藏区的唇齿关系。1939 年,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难当头之际,国民政府特准成立西康省,同样是鉴于依托四川来保障和稳定西藏的需要。事实上,自清末以来提出“固川保藏”的方针与思路,充分说明四川尤其是成都对于西藏及四川藏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事实上,成都的很多文化特质都是因藏而起。如成都的“满城”之称是因对藏作战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满城的产生又给成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一些独特的文化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成都的休闲文化与都江堰建成后“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有关,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成都的休闲文化很大程度上与满城和旗人的居住有关。因为满人不事生产,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仗,不打仗的时候就养鸟、养花等。后来,清朝对藏区的战事减少,旗人在成都过着极休闲的生活,这种风气对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过去成都有一个习俗,喝茶主要“喝三花”( 指“三级茉莉花茶”,因价廉物美而受到大众的欢迎) ,这个风气在文革前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仍十分流行。其实,南方地区一般喝绿茶。喝“花茶”主要是北方人的习俗,北方把花茶叫做“香片”,旗人尤其喜欢。从中国的南方地区唯成都有普遍“喝三花”即“香片”这个特点来看,应是承袭了满人的习俗。由此可见,成都的文化乃是兼容了许多民族的文化成分而形成的。

 

从历史来看,成都地位变得重要和特殊乃因它是中央政府治藏的依托和前沿; 从今天来看,让成都的地位变得重要和特殊的则在于它不仅是内地与藏区的门户与通道,还是汉藏民族发生交流联系的重要连接枢纽,在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汉藏民族的团结与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而成都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功能和作用,除了区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天府文化所赋予成都的“友善包容”使之得到藏人的高度认同,让藏人在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综上所述,对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天府文化,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友善包容”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特质。这个特质不仅使成都广泛兼容吸收来自东西南北的各种文化因素,形成兼容性极强、丰富多样又颇具地域特色的天府文化,这个特质也成为促进成都不断自我更新、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引挈。更重要的是,这个特质还赋予成都一个在全国大格局中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功能,这就是成都日益成为连接青藏高原藏族与内地汉族及其他民族发生交流、联系的最为重要的桥梁和枢纽城市。今天,成都的这一功能正在日益增强,特别是随着航空业的发展与普及,成都正成为出入西藏以及其他藏区的主要门户之一,成都在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传统上,成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东向”,即面向东部内地。而在今天,成都的经济发展如何在保持“东向”的同时加强“西向”的开拓与意识,使其在西面藏区与东部内地之间发挥更大的连接纽带和桥梁作用,对于成都来说既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与文化增长点。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 10ZD110)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石硕,成都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 藏学、西南民族史。四川 成都 610106

王志,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藏彝走廊民族历史与文化。四川 成都 6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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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日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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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