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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巴蜀僚人的华夏化

胡小文

2018年12月20日 02:26

张兢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 年 6 月

“僚人”始见于西晋史籍中的零星记载,① 成汉时从南中大量北迁入蜀,② 自此与华夏发生密切关系。《魏书·僚传》云: “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僚人入蜀与蜀人外迁改变了蜀地华夏与非华夏的力量对比,桓温平蜀后东晋政府无法遏制僚人势力快速扩张,致使巴蜀地区出现了诸多华夏政治支配不到的隙地。

东晋后期荆州刺史殷仲堪上书称: “巴、宕二郡为群僚所覆,城邑空虚,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僚有。今远虑长规,宜保全险塞。又蛮僚炽盛,兵力寡弱,如遂经理乖谬,号令不一,则剑阁非我保,丑类转难制。”③ 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所载,成汉以至东晋巴蜀郡县为僚人所没者甚多,大片土地空荒,许多地方完全变为非华夏的世界,从而导致华夏编民的锐减与僚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华夏政权对蜀地的统治面临倾覆之危。

据蒙文通先生推算,刘宋大明时蜀中仅5. 6 万余户,略当西晋太康时的四分之一; 而入蜀僚人自成汉末的十余万落增长至北魏末的40 万户,沿长江两岸、嘉陵江以东至汉中地区,岷江两岸至蜀州,沱江两岸至简州,涪江两岸至涪城,全为僚人分布区。① 蜀地僚人数量剧增亦与僚这一概念的扩散有关。由于入蜀僚人势力坐大,西南地区其他土著族群在华夏的认知上多被纳入僚的范畴,遂使僚人成为西南诸非华夏人群的一种泛称。② 整个南北朝时代,巴蜀僚人之盛,始终是困扰华夏政权的棘手问题。从刘宋开始,华夏政权长期用兵巴蜀,讨伐各支僚人部落,在僚地创设政区,恢复华夏政权的支配力,僚人的华夏化进程也随之而来。

20 世纪以来学界对僚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僚人的族称含义、族属流变、徼外僚人与僚人入蜀等几个方面的问题,③ 研究视域多局限于民族史的范畴,对僚人与华夏国家的关系演变关注不够,尤其是对于晋唐之间巴蜀僚人这一地域族群纳入华夏统治的进程,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④ 因此,本文以南朝时代的巴蜀僚人华夏化为对象,考察各阶段相关制度的实施进展情况,以期从整体上把握僚人群体的政治演进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华夏化”不能简单作为“汉化”的代名词使用,因为所指的不是汉族对非汉民族的同化,⑤ 而是侧重于讨论非华夏统治的人群如何纳入华夏政治体、成为华夏的成员。⑥ 史料所见南朝巴蜀僚人的华夏化主要表现为僚地的郡县化与僚人的编户化,有关这一时期僚人对华夏产生的文化认同,以及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习俗的华夏化,限于极少的几条材料,① 实难考察。从《太平寰宇记》对僚人的一些记载来看,迟至唐宋时代巴蜀僚人在文化、经济、社会诸方面仍保留着不同于华夏的固有传统。② 基于此,本文所讨论的僚人华夏化,盖指华夏政权与僚人的政治关系。

一、巴蜀地区华夏统治的重建: 刘宋时代僚人华夏化的初始

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平定谯纵之乱,巴蜀回归于建康政权,然而群僚尚难以管制。为强化对蜀地的控制,刘宋开始加强益、梁二州刺史的军政权力,实行强力统治政策。③ 《宋书·百官志下》云: “西戎校尉,晋初置,治长安。安帝义熙中又置,治汉中。”西戎校尉显然是在汉中的非华夏势力造成之巨大压力下复置的,宋世俱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兼任,④ 赋予其军事统率权力,镇抚非华夏人群。

在华夏政权的军事威慑下,刘宋首先恢复了殷仲堪所云为群僚所覆的梁州西南部巴西、宕渠二郡建置,⑤ 并分巴西置归化、北水二郡,以领僚户。⑥ 刘宋中期对这一地区的治理颇见成效,梁州西南部复有僚人于孝武帝时内属,于是置怀汉郡,领三县,治下419 户当是僚人编户齐民的结果。① 然泰始末梁州数支僚人同时发起大规模叛乱,② 宋世巴蜀东北部的华夏统治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孝建元年( 454) 分荆、湘、豫三州置郢州,罢废诸郡军府,③ 极大地削弱了长江中上游地方的华夏军事力量,以至其后“三峡蛮、僚岁为抄暴”,故泰始中分荆州之巴东、建平郡,益州之巴郡、巴西梓潼二郡( 同治一地) ,置三巴校尉于巴郡以镇之。④ 位于巴郡与巴西梓潼二郡之间的遂宁郡“其地多僚,官长力弱,不相威摄”,泰始五年( 469) “分遂宁为东、西二郡”。⑤ 泰始末,三巴复乱,巴西梓潼二郡陷没。⑥ 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谦“布恩惠之化,蛮僚怀之,竞饷金宝”,“及掠得生口,皆放还家”。⑦ 良吏的教化作用实际非常有限,至元徽中二郡依然屡遭蛮、僚攻破, “民人流散,存者无几”。⑧ 三峡诸郡地处荆、益之间,是长江中游的蛮与长江上游的僚两大族群交汇地带,刘宋政府始终无力控制这一地区,宋末三巴校尉罢废,⑨ 是巴蜀东部华夏统治退缩的反映。

大明八年( 464) 益州刺史萧惠开赴任伊始,“欲广树经略,善于述事,对宾僚及士人说收牂牁、越巂以为内地,绥讨蛮、濮,辟地征租”。瑏瑠在时人看来,牂牁、越巂是有别于“内地”的蛮、濮之地。部分学者认为僚人源自濮人,瑏瑡无论这一观点是否成立,牂牁郡乃入蜀僚人的主要来源地,瑏瑢越巂郡至齐改为僚郡,瑏瑣二郡皆为僚人盘踞区域,赋税征收难以施行,是不受朝廷权力支配的非华夏之地无疑。宋世遍布巴蜀内地的僚人尚未有效地纳入华夏政权,萧惠开经略南中之图只能化为泡影。“赕”是东晋南朝政府对境内不宾服的非华夏人群专门征收的一种赋税,① 最初以蛮夷赎罪钱的形式出现,“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益州僚人输赕赎罪始见于宋明帝之时,时任益州刺史的垣闳,被人称作“被赕刺史”,其以此作为聚敛手段,以至于“蜀还之货过数千金”。② 由于巴蜀僚人数量庞大,从其抽取的可观经济利益,为此后历任益州刺史乃至统治该地的南北各政权所重视,成为僚人华夏化的一大推动力。刘宋时代着手恢复华夏政权对巴蜀地区的控制,主要通过设置军府威慑僚人。此期经略的重点在巴蜀东部和北部,然而当地僚人的叛服无常,意味着华夏统治力的微弱; 巴蜀西部和南部大片腹地,依旧是僚人活跃的非华夏世界,刘宋政府尚无暇顾及。刘宋后期巴蜀局势的动荡,促使齐初对僚人政策的转变。

二、从军事高压到绥怀羁縻: 萧齐时代僚人华夏化的反复

刘宋昇明二年( 478) 复置三巴校尉。齐初为进一步镇静三峡蛮、僚,建元二年( 480)分荆州巴东、建平郡,益州巴郡、涪陵郡,置巴州,永明元年( 483) 省。③ 三峡地区各种非华夏人群混杂,刘宋以来荆、益二镇皆“统绾势难”,所以有单独划置高层政区的必要,然“梁州藉利,因而表罢”。④ 巴州的旋置旋废,使这一地区又回复到原先的状态,萧齐对三峡僚人仍未能达到有效控制。

萧齐代宋之初,裴叔业上疏论巴蜀形势曰: “顷世以来,绥驭乖术,地惟形势,居之者异姓,国实武用,镇之者无兵,致寇掠充斥,赕税不断。宜遣帝子之尊,临抚巴蜀,总益、梁、南秦为三州刺史。率文武万人,先启岷汉,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荡山源,纠虔奸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⑤ 他提出皇子镇巴蜀、配以重兵的主张,改变异姓居之、镇者无兵的局面,总督益、梁、南秦三州军政,强化各郡的戍防兵力,“搜荡山源,纠虔奸蠹”,将蜀地非华夏人群彻底纳入华夏统治,裴叔业的建议对随后萧齐治蜀政策的调整有着直接影响。

齐初益州刺史陈显达以责赕的名义,对山中僚人展开杀戮。《南齐书·陈显达传》云:“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僚,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遣使责其租赕,僚帅曰: ‘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遂杀其使。显达分部将吏,声将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显然陈显达将本作赎罪钱的“赕”,变为正式的赋役负担普遍施加于僚人,而此前未见向僚人征收赋役之例,故此举引起僚人反抗,进而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拉开了此后华夏政权攻伐僚人的序幕。

陈显达对僚人的高压政策,引发了蜀中非华夏人群的群起骚动,“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州城北门常闭不开”。在这种紧张的态势下,永明二年( 484) “武帝不复用诸将为益州”,而以始兴王萧鉴接任益州刺史。① 《南齐书·州郡志下》云: “方面强镇,涂出万里,晋世以处武臣。宋世亦以险远,诸王不牧。”萧鉴出镇益州,是南朝以来首次以宗王充任益州刺史,透露出巴蜀在建康政权中地位的提升。萧鉴对非华夏人群的政策由武力讨伐改为镇抚绥怀,以德政笼络巴蜀的土豪酋帅势力,“自是巴西蛮夷凶恶,皆望风降附”,“戎夷慕义,自是清谧”。② 永明三年( 485) 置平蛮校尉,③ 以蜀郡太守兼任,④ 镇抚的同时加强对益州非华夏人群的军事监控。

萧齐政权的绥怀政策吸引了非华夏人群的归附,为了集中治理沾沐王化的巴蜀僚人,设置僚郡与左郡以统之。僚郡、左郡的统治方式乃委任酋帅为地方长官,代表华夏治理夷民,实质上保持了非华夏的土著社会组织,不干预内部事务; 同时相较于正郡的编户齐民来说,僚郡、左郡在赋税征收方面对僚民有所优待。⑤ 萧齐于益州置僚郡五、左郡二: 东宕渠僚郡,领宕渠、平州、汉初三县; 越巂僚郡; 沈黎僚郡; 甘松僚郡,领蚕陵县; 始平僚郡; 齐开左郡; 齐通左郡。⑥

宋世益州东部的南宕渠郡领宕渠、宣汉、汉兴三县,户504,⑦ 后郡废,⑧ 当没于僚,入齐后在僚人归附的情形下重立东宕渠僚郡于此,复领三县,统治粗定。又刘宋益州西南边陲的越巂郡领县八,户1349,沈黎郡领县三,户65。⑨ 二郡至齐改僚郡后无属县,更无户数记载,说明二郡僚人势力的深厚,迫使县级政区撤销,华夏统治进一步弱化,寻没于僚。瑏瑠甘松僚郡与始平僚郡以益州北部归附僚人新置,瑏瑡二郡止领县一。齐开左郡与齐通左郡分犍为郡而置。瑏瑢犍为郡在僚人入蜀之前,即是蜀地本土僚人的一支僰人居住地,瑏瑣则此二左郡亦为治理益州南部僚人而新设,领县无。萧齐在益州新置的僚郡、左郡地望多不明了,郡县秩序的不成熟,表明华夏政权对当地的支配力相当松弛。

萧齐时代在军事不利的情况下,以设置僚郡、左郡为特色,对宾附的僚人实施羁縻统治。在这一制度下,非但朝廷行政权力在僚郡、左郡难以浸透,而且越巂与沈黎二僚郡终为僚所覆。僚郡、左郡之外广大的巴蜀之地仍然遍布未宾附的僚人,这样的状况进入萧梁以后方有改变。

三、深入征伐与广置州郡: 萧梁时代僚人华夏化的加速

萧梁以降,随着南朝疆土的缩小与编户的减少,境内蛮、俚、僚对华夏政权的意义凸显。为了增加国家编户与财政收入,梁武帝致力于南方内地的开拓,大大强化了对非华夏人群的控制。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巴蜀僚人的华夏化也以空前的速度展开。天监四年( 505)汉中为北魏所取,从而使益州在梁世战略地位更加重要,除开国功臣邓元起外,益州刺史皆为宗王,可见梁武帝对益州的重视。同时遍布益州的僚人对巴蜀地区的安危而言是极大的隐患,于是武帝一改前代的绥怀之策,直接用武力对僚人展开大规模征讨。《魏书·僚传》云: “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

自天监四年( 505) 至普通四年( 523) 张齐居蜀,历任巴西太守、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南梁州刺史,“讨击蛮僚,身无宁岁”,“既为物情所附,蛮僚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于庸、蜀”。① 梁州没于魏后,天监八年( 509) 以巴西郡置南梁州,② 南梁州“皆仰益州取足”,很大一部分财政开支依赖于伐僚带来的收入,如《梁书·张齐传》载,天监十年( 511) 张齐平定巴西僚乱,收其租税,“得米二十万斛”,“以应赡南梁”。从责赕物到税租米的转变,意味着这部分僚人的身份已等同于编民。刘宋恢复覆于僚人的巴西郡建置之初,大明八年( 464) 户仅4954,③ 梁初增至4 万余户,④ 40 余年间巴西在籍人口增幅约在10 倍,显然非自然增长所致,当是大量僚人编户齐民的结果,这一阶段巴蜀东北部僚人较为集中的巴西郡华夏化取得长足进展。

梁世僚郡、左郡不见史载,除了为僚所没的越巂、沈黎二僚郡外,甘松僚郡、齐开左郡亦遭荒废,⑤ 大同中萧纪镇蜀之前,此数郡复沦为非华夏之地。其余东宕渠僚郡改为宕渠郡,⑥ 始平僚郡改为始平郡,齐通左郡改为齐通郡,⑦ 成为华夏正郡。萧梁政府对新征服的僚人,不再采取僚郡、左郡的羁縻方式管理,而是在僚地直接设置正郡。《太平寰宇记·剑南东道六》“普州”条云: “今州境,即汉之资中、牛鞞、垫江、后汉之德阳等四县之境……李雄乱后,为僚所没。梁置普慈郡于此,梁普通中,益州刺史临汝侯赐群僚金券镂书,其文云: ‘今为汝置普慈郡,可率属子弟,奉官租以时输送。’”从华夏政权赐予僚人君长券书的情形可知,萧梁在僚地置郡之初,僚人部落组织尚未解散,赋税仍须通过酋帅征收,然僚民所承担的赋役不再区别于编户齐民,僚郡、左郡的自治状态随之打破。

萧梁在推进南方开发的过程中,为了深化统治蛮、俚、僚诸非华夏人群,实行广建州置的政策。同时期的北魏自太武帝时便授予南境蛮酋刺史的名位,① 在南北政权竞相招徕中间地带蛮人势力的形势下,梁武帝天监中始于北境蛮区置州笼络蛮酋,② 以达到与北方争衡的目的。普通以降岭南与巴蜀逐渐成为经略的重点,州的析置政策遂施及俚区和僚区。巴蜀僚区沿着自东北而西南的开发方向增设州置,以蛮、僚交汇区域信州的出现为开端。宋齐以来三峡蛮、僚势力猖獗,刘宋三巴校尉、萧齐巴州皆旋置旋废,为了改变三峡诸郡分属荆、益二州治理甚难的局面,梁初巴东、建平二郡自荆州度属益州,由其统一管理,但益州鞭长莫及,终在普通四年( 523) 割二郡置信州。③ 至此三峡地区划置独立的高层政区,华夏政权对巴蜀东部僚人的控制得以强化。

大同元年( 535) 萧梁收复汉中,解除了益州的外部威胁,从而集中精力对付僚人。

《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上》“邛州”条云: “梁益州刺史萧范于蒲水口立栅为城以备生僚,名为蒲口顿。”萧范深入僚地建立军事屯戍围捕僚人,并联合巴蜀土豪势力加强了对僚人的攻势。《陈书·侯瑱传》云: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国人也。父弘远,世为西蜀酋豪。蜀贼张文萼据白崖山,有众万人,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弘远讨之。弘远战死,瑱固请复仇,每战必先锋陷阵,遂斩文萼,由是知名。因事范,范委以将帅之任,山谷夷僚不宾附者,并遣瑱征之。累功授轻车府中兵参军、晋康太守。”前述梁初在太守张齐的治理下,巴西僚人华夏化成效卓著,作为巴西酋豪的侯氏极有可能是依附萧梁的上层僚人。萧梁政府拉拢与利用华夏化程度较高的“熟僚”讨伐深山之中不沾王化的“生僚”,授予僚帅边郡长官,④ 治理编户化的僚民,通过不同的方式分别将僚人纳入华夏政权,实现其各自向华夏身份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与萧梁对北境蛮酋大肆授以刺史、太守的情形相比,巴蜀僚帅受封的例子却不多见,似乎透露出梁世治蛮与僚政策上的差异,盖与蛮、僚各自的政治体发育程度及二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有关。据胡鸿先生研究,蛮人自战国即开始与华夏接触,秦汉以来长江中游蛮人社会逐渐接受帝国的印绶与官爵秩序,到南北朝时代蛮人的组织能力与军事实力都大为增强; 又蛮人北徙后处于南北对峙的中间地带,可以得到多方的官爵和赏赐,获得了主动选择的权力,使其成为华夏政权笼络的对象。① 而僚人与华夏接触较晚,僚人入蜀后遍布蜀地,蜀地华夏统治凋敝,王朝的政治秩序对僚人社会的影响远不如蛮人社会深刻,故僚人的政治体发育度非常低。华夏史家笔下的僚人, “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好相杀害,多不敢远行”,② “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③ 僚酋的政治权威极为有限,血亲复仇的原始传统始终存在,呈现破碎化特征的僚人部落缺乏加入华夏政治体的主动性; 又相对于长江中下游而言,巴蜀在南朝前期不是南北争夺的重点,僚人对双方的重要性不及蛮人,不若蛮人受到重视。而在梁魏争夺汉中的30 年战争中,梁州僚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④ 促使蜀地的萧梁地方长官认识到拉拢边地僚酋的必要性,故而益州刺史萧范委任巴西酋豪侯瑱之事例,应置于这一新的形势下予以解释。然而对于巴蜀广大腹地的僚人,依然采取的是军事占领的方式在僚地建置州郡,这在萧梁后期尤为显著。

大同三年( 537) 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萧纪出镇益州,经营巴蜀17 年,对非华夏人群的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李文才先生指出,萧纪出镇益州乃出于梁武帝对其的偏爱与对益州的看重,在其镇蜀期间益州已不在荆州的兼督之下,并认为萧纪对巴蜀僚人的管理更为有效,惟其以为萧纪治僚的政策以安缉抚慰为主,似可商榷。⑤ 根据史书记载来看,萧纪开发巴蜀多伴之对非华夏人群的武力征服,与梁武帝时代总的方针趋势是一致的,从其在蜀地广置州郡的情形判断,其对僚人的有效管理是以军事拓殖为前提的。《南史·萧纪传》称其“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萧纪在西南不遗余力地开发,既满足了梁武帝晚年拓地蛮夷之愿,也是其建立功业进以夺嫡、退以割据之资,全蜀僚人在萧梁后期华夏化的加速,是国家大政方针与萧纪个人野心两方面所共同促成的。

萧纪首先开拓的是宋齐以来较为安定的巴蜀东部宕渠地区,东宕渠僚郡入梁后改为宕渠郡,又分置北宕渠郡,大同三年( 537) 萧纪在其地置渠、邻二州,⑥ 对宕渠僚人的统治进一步深化。巴蜀南部犍为地区在萧纪统治期间,获得全面的开发。《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上》“戎州”条云: “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僰道抵牂柯,凿石开道,二十余里,通西南夷,置僰道县,属犍为郡,今州即僰道县也。戎僚之中,最有人道,故其字从‘人’。李雄窃据,此地空废。梁武帝大同十年,使先铁讨定夷僚,乃立戎州,即以铁为刺史,后遂不改。”汉武帝开置犍为郡,刘璋分立江阳郡,① 当地郡县秩序长期稳定,对僰人的教化遂有可能,故称其在僚人之中“最有人道”。成汉时由于僚人势盛,犍为、江阳二郡大片土地为僚所没,江阳郡治江阳县至梁始恢复建置。② 大同十年( 544) 萧纪平讨犍为南部僚人后,于僰道县置六同郡,③ “六合所同”表达了拓定夷僚、实现华夏帝国域内均质化统治的意愿,并置戎州于此,又于江阳郡置泸州。④ 前述犍为北部分置的齐通左郡入梁后虽已改正郡,而迟至梁末仍被视作“外徼”之地,则梁世升为正郡的僚郡、左郡,对其华夏化程度不宜作过高估计。太清二年( 548) 萧纪开通外徼,于齐通郡立青州,⑤ 变为徼内之地。萧纪通过军事征讨与分建州郡,深化了对巴蜀南部腹地的治理。巴蜀西南边陲是华夏力量稀疏的“生僚”之地。蜀郡临邛僚地与没于僚人的沈黎旧郡相接,“宋及齐、梁不置郡县,唯豪家能服僚者名为保主,总属益州”,萧纪在萧范立蒲口顿的基础上置邛州。⑥ 该地生僚与土豪互相勾连,尤为难治,经两任刺史努力,虽得置州,却“未为郡县”,⑦ 故萧纪之改蒲口顿为邛州,当仍是作为军事据点而存在。齐世沈黎僚郡与越巂僚郡为僚所没,至萧纪南开沈黎、越巂故地,恢复越巂郡并于此置巂州,然“寻复

陷没”。⑧ 萧纪向巴蜀西南僚地的开拓基本未有实质进展,与僚人处于胶着状态,政区的军事镇戍功能突出,且置废不定,华夏力量难以推进。

萧纪镇蜀期间,益部华夏化成果斐然,进而将统治的触角伸向宁州。《资治通鉴》卷158 梁武帝大同五年条云: “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牂柯,南平俚洞。”牂柯郡作为入蜀僚人的主要发源地,宋末益州刺史萧惠开欲辟其地以为内地的愿望,至此有了实现的可能。《南史·萧纪传》云: “纪在蜀,开建宁、越巂,贡献方物,十倍前人。”大同中分置南宁州于晋宁郡,⑨ 是加强南中统治的体现。对此,方国瑜先生指出: “自晋永和三年以来,历二百年,南朝虽设宁州,未能切实统治,为爨氏据地称雄,至是时始改变。”瑏瑠《梁书·徐文盛传》云: “大同末,以为持节、督宁州刺史。先是,州在僻远,所管群蛮不识教义,贪欲财贿,劫篡相寻,前后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僚感之,风俗遂改。太清二年,闻国难,乃召募得数万人来赴。”从侯景乱后“乃召募得数万人”推测,徐文盛在宁州对夷僚的教化还是有一定成效的,惟其在任时间不长。太清二年( 549) 徐文盛甫一离任,南宁州即复为爨氏所据,瑏瑡承圣二年( 553) 萧纪败亡后,宁州再度没于爨氏。瑏瑢梁末南中地区的华夏化仅昙花一现而复归沉寂,王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僻远山地,凭地方长官一时之力盖难彻底扭转非华夏大姓势力称雄的局面。

萧梁时代的巴蜀,外部失去汉中的屏障,内部僚人由于齐世的绥怀政策而势力复涨。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为了巩固上游地区的战略安全,梁武帝对益州高度重视,对僚人的军事征服异常激烈。萧梁中后期通过大规模分州置郡,华夏政权权力向僚地的浸透较之宋齐时代大为深入,巴蜀僚人自东北而西南渐次纳入统治。

四、余论

梁世巴蜀僚郡、左郡的消失与州郡的林立,并不意味着巴蜀僚人的华夏化业已告成。一方面,非华夏的土著部落组织尚存,僚地新置的郡县一开始仍须通过僚人君长行使统治权,这部分“熟僚”彻底完成酋帅内臣化与僚民编户化的转变,还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 另一方面,巴蜀西部和南部还有许多的统治空白点,① 即使是巴蜀腹心的蜀郡附近,依然设有防备“生僚”的军事屯戍。② 侯景之乱引发萧梁宗室内讧,萧纪治蜀的极盛时代随之终结,西魏取蜀使南朝政权从此丧失巴蜀之地。进入西魏北周以后,巴蜀僚人与华夏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留待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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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0日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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