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秦汉帝国治域下巴蜀的华夏化

胡小文

2019年12月03日 02:05

刘力 卢江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

华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符号,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秦汉魏晋时期帝国政治体的长期存 在,使得华夏被转化为秦汉式帝国政治体成员的自称,这一政治体因此又被称为华夏帝国。在此视域下,一个族群的华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汉式政治文化的帝国政治体的过程。 换言之,“华夏化”即是从非华夏的身份转变为自认且被承认的华夏身份。本文拟从此视角探究秦汉帝国治域下巴蜀的华夏化。

 一、开土列郡 

巴蜀与中原诸政权的联系交往自来久远。早在甲骨文中,就已有“商王武丁及其夫人妇好征伐巴方之记载”。在相关史书中,同时还记有巴蜀参与武王伐纣之事,“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巴师勇歌舞以凌殷其时的巴蜀终因地处偏有周之限以秦封王不得与春秋盟君长莫同书外夷狄这种情况在秦灭巴开土列郡后才逐渐得以改

秦惠王更元九年( 公元前 316) ,巴、蜀两国发生矛盾,巴国统治者向秦国请兵伐蜀。秦内部经过一番激烈廷争之后,最终选择“南下”。秦先是借机出兵占领了蜀,“十月取之,遂定蜀”。次年,因贪巴之富,张仪又趁势 “执( 巴) 王以归”。于是,作为独立方国“不与盟会”的巴、蜀,由此成为秦国的附庸。

秦在据有巴蜀之后,依据巴、蜀不同的社会状况对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首先在巴设郡,“周赧王元年( 前 314 年) ,置巴郡”,并在巴郡之下设属县 :


秦县

今地

依据

 

江州

重庆市区、巴南、江津、綦江、南川、江北、铜梁( 部分)  、璧 山(  部分)  、荣昌、永川等地

《江水注》: 张仪置巴郡,治江州。巴郡治所在公元 前 280 年后迁江州

 

阆中

阆中、仪陇、苍 溪、南 充、南 部、西 充、巴 中( 部分) 、遂 宁

(  部分) 、蓬溪

《元和郡县志·山南道》: 阆中秦为巴郡阆中一县。 最初可能为巴郡治所

 

垫江

 

合川、武胜、铜梁(    部分)  、安岳(    部分) 、岳池、大足

《华阳国志·巴志》: 巴王或治垫江。《汉书·地理 志》为县

鱼复

奉节、巫山、巫溪、开州(      部分)  及邻省部分地区

《方舆纪要》秦置鱼复县,属巴郡

 

朐忍

万州、云阳、开 州 ( 部分) 、梁 平、开 江 ( 部分) 、达 州 ( 部 分)

 

《太平寰宇记》卷 137: 开州秦汉之代为巴郡朐忍县

 

涪陵、长寿、丰都、武隆、彭水、酉阳、秀山、黔江、石柱及 贵州沿河、务川、德江、邱江、思南等县地

《史记·苏秦列传》( 正义) : 今涪州城,在 ( 乃) 秦 枳县,在江南。

 

宕渠

宣汉、渠 县、营 山、大 竹、邻 水、开 江 ( 部 分) 、达 州 ( 部 分) 、巴中、通江、南江、万源、城口等

《蜀王本纪》秦襄王时,宕渠郡( 县) 长人二十五丈 六尺。

 

江阳

 

泸州、纳溪、叙永、古蔺、富顺、威远、隆昌(         部分)

《太平寰 宇记》卷 八: 秦为巴郡、汉为犍为郡之江 阴、符二县

合江、隆昌(    部分)  、贵州赤水、司水部分地区

同上。

夜郎

贵州石阡县以东地区

《史记·西南夷列传》

贵州遵义一带

同上

且兰

贵州黄平、福泉、贵定一带

同夜郎条


[4]6-7


与在巴直接设郡守不同,秦在占领蜀后,之初依旧采取的是分封羁縻之策,即封蜀王为蜀侯,令其继


续统治蜀国故地,同时由秦派官员为相,或为辅助或为监督。秦在据有巴、蜀之初之所以在两地实施差 异化的统治方略,有学者以为,“因为其时蜀地还存在诸多大姓,他们的势力强大,利用这一方便的权力 系统比较切合实际”[5]318 。不过这一政策并未一直持续下去。秦在先后分封三位蜀侯之后,于秦昭王二 十二年( 公元前 285) ,又“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3]30 。即至公元前 285 年,秦才最终在蜀设 郡置守,将蜀同巴一样,完全纳入中央—地方的郡县行政序列中。同时,蜀郡之下又辖  20   县:

 

秦县

今地

主要资料

成都

成都市、郊、简阳(    部分)

《华阳国志·蜀志》

 

郫县、温 江、崇 庆 ( 部分) 、设 湔 氏 道前还辖灌县、彭 县 ( 部分) 及其 以西地区

 

《华阳国志·蜀志》: 张若等修筑郫县城

 

临邛

邛崃、大邑、蒲江、丹棱、洪雅、新津

(  部分)  、崇庆( 部分)

 

《华阳国志·蜀志》: 张若等修筑临邛县城

 

广都

双流、仁 寿( 部分) 、崇 庆(  部分) 、

新津(  部分)

 

蜀国故都所在地之一。《华阳国志·蜀志》: 李冰穿广都盐井

 

彭县( 部分) 、新都、新繁、广汉( 部 分)

 

《方舆纪要》: 彭县,秦为蜀郡繁县地


续表

 

秦县

今地

主要资料

 

甘肃成县、武都、文县、康县、略 阳

(  嘉陵江县)  、徽县(   嘉陵江西)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二: 舆州,《禹贡》梁州之域,战国时为白马氐之 东境,秦并天下,属蜀郡( 汉武帝时划入武都郡)

 

葭萌( 明)

广元、剑阁( 部分) 、青川、旺苍、南 江(  部分)  、江油( 部分)

 

蜀国故邑。《史记·货殖列传》: 诸迁虏争处葭萌

 

湔氐道

 

灌县、彭县(  部分)  及以西地区

《华阳国志·蜀志》: 李冰至湔氐县。唐卢求《成都记》说: 湔山( 氐) 县治在导江县。此县置于公元前 277 年后修都江堰时。

 

武阳

彭 山、新 津、眉 山、仁 寿 ( 部 分) 、

井研

《蜀王本纪》: 蜀王开明退走武阳,被秦军追获。《方舆纪要》: 秦因置 武阳县,属蜀郡。

 

严道

荥经、雅 安、汉 源、名 山、芦 山、天 全、石棉及阿坝、甘孜州部分地区

《史记·樗里子列传》: 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索隐》案: 当是封之 严道。《太平寰宇记》卷七: 雅州即秦严道县之地。

 

僰道

宜宾、高 县、珙 县、筠 连、长 宁、江 安、兴 文、荣 县 ( 部 分) 、犍 为 ( 部 分) 、南溪、屏山及凉山州部分地区

 

秦五尺道起点。( 华阳国志·蜀志) : 《秦纪》言僰僮之富; 李冰烧崖以 通江道。县城筑于高后六年。

 

南安

乐山、峨 眉、夹 江、青 神、犍 为 ( 部 分) 、荣 县 ( 部 分 ) 、凉 山 州 部 分 地区

 

《华阳国志· 蜀志》: 李冰平南安涿崖。高祖六年,封宣虎为南安侯 

(   《史记·高祖功臣年表》)    ,证明在此之前早有南安县。

 

汁方(  什邡)

 

什邡、广汉(   部分)

《华阳国志·蜀志》: 李冰导洛水时经什邡、郫别江,令新都大渡。汉 高帝六年封雍齿为什邡侯,当时来不及新置县,当为秦旧县。

 

青衣( 道)

名山、芦 山、天 全、宝 兴 及 其 以 西 地区

《史记·彭越列传》: 刘邦欲流放彭越于蜀青衣。当时汉朝初建,来不 及新置县,当为秦旧县。《太平寰宇记》卷七四: 龙游县本汉青衣道。

新都

新都、金堂

蜀故都之一。李冰时仍有新都县。

 

三台、射洪、中江、盐亭( 部分) 、蓬 溪( 部分)

高帝六年分置广汉郡(   辖县六)   时已有郪县(   《太平寰宇记》卷八二) ,

当时广汉辖县皆取秦旧县。

 

资中

资阳、内 江、威 远、乐 至、遂 宁 ( 部 分) 、安岳( 部分)

 

《太平寰宇记》卷七六《资州》: 秦为蜀郡。汉为犍为郡之资中县也。

 

 

梓潼

 

梓潼、剑 阁( 部分) 、江 油( 部分) 、 绵阳、德 阳( 部分) 、盐 亭( 部分) 、 北川、安县

《华阳国志·蜀志》: 蜀王遣五丁迎秦五女,还经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

……。《元和郡县志》: 梓州,秦并天下,是为蜀郡。《太平寰宇记》卷 八四: 秦之蜀郡、汉之广汉郡之梓潼县。此地处秦蜀交通要道,蜀国 时已是重镇,秦置以为县。

 

 

汉阳

 

贵州大方、水城、威宁、毕节、织金、 云南昭通等地。

《史记·西南夷列传》: 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史 记· 司马相如列传》: 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秦 县,至汉兴 而 罢。《山 海 经 · 海 内 东 经 》: 濛 水 出 汉 阳 西,入 江,聂 阳西。


秦除了在巴、蜀分置郡守、县令外,还在其下分置了乡、里、亭、邮等系列基层行政组织。县辖乡,吏 称“部佐”等; 乡辖里,吏称“里典”等; 里下有伍,设“伍老”。他们逐级负责,协助上级官吏派役征赋和办 理各种公事。而亭作为治安机关,兼管市场和传递公文,亭吏为校长,求盗,所在亭楼还供行旅宿舍。邮 则是亭的下属机构。

此外,较之于其他郡县所不同的是,秦在巴蜀还创设了“道”,专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与县同级的地方政府。 西汉帝国建立,一方面承秦之制,继续施行郡县制,但同时又广行分封。不过,关中与巴蜀汉中之地

却始终未尝被纳入分封之地。除了高帝六年( 公元前 201) ,割巴郡、蜀郡各一部,另置“广汉”新郡外,巴 蜀始终被置于汉帝国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对此,学者指出,“刘邦不愿把关中、巴蜀汉中之地分 封出去,盖因此区域是他打天下的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必须自己控制。”

郡县制的施行,使得巴、蜀由一方邦国开始变而为中原王朝治域下的地方行政区划。较之于邦国分 封的世袭,郡守、县令均由皇帝直接任命,故只对皇帝负责。郡县制在巴蜀的施行,使得秦汉大一统的君 主在这些行政区域内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此外,郡县制的设置,推动巴蜀民众统一成为接受国家授 田、授爵,为国家提供赋税、徭役和兵役的“编户齐民”,从而使得处在帝国西南曾经的“蛮夷”不仅“渐渐 觉察到‘天高皇帝近’统治秩序的存在”,而且“与遥远的君王及中央朝廷有了上下一体的感觉”。由此,郡县制的设置成为巴蜀政治形态转变的开端,使其由先前的蛮夷邦国逐渐进入秦汉为象征的华夏 帝国的政治序列,从而开启了巴蜀政治体制上的华夏化。

 二、“染秦化”与“好文雅” 

与巴蜀在行政序列上被纳入秦汉“中央—地方”格局相伴随的则是巴蜀文化习俗方面的转型,换言之,即巴蜀文化形态上的渐趋华夏化。

自公元前 316 年,秦先后灭蜀、巴起,秦便逐渐将巴蜀置于郡县治域之下,对之进行大力改造。除了上述施行郡县行政体制的变革外,还进一步用关中文化模式改造巴蜀。首先,秦在巴蜀之地仿照咸阳修 筑城池,以期在当地构筑营建新的与中原政权相一致的政治经济中心。其时在蜀郡,秦置有成都、郫县等城。“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休整里阓,市 张列肆,与咸阳同制。” 在巴郡,则筑有“江州”城,“其中心在朝天门、望龙门、千厮门,上至小什字之 间”。这些仿咸阳城修建的城池,不仅成为由秦任命的巴蜀地方统治者居住、统治的中心,同时还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工商业聚集的城市,以及秦控制巴蜀广大地域的军事重镇。此外,与“咸阳同制”城池的修筑,推动了巴蜀政治生活形态的转化,使其与中原帝国日渐趋同一致。

除了在体制模式与统治方式上予以“更化”外,秦汉还对巴蜀民众给予更多的政治恩宠与赋税从轻 的经济优待之策: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 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而在秦人与巴人关系的处理上,“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以钟”的规定则无疑是更 明显的给予巴人以偏袒。

至西汉,高帝 十 一 年 ( 公元前 196 )六月下诏: “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免终身租赋徭 役。”《高帝纪》,次年三月,再次下诏: “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高帝纪》, 秦汉帝国在巴蜀之地所实 施的系列优惠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巴蜀民众对于中央王朝的认同感。

与政治经济上的改造同步,秦汉帝国还不间断的将大量中原人士迁徙至巴蜀。秦惠文王更元九年 ( 公元前 316) ,以巴蜀“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秦在统一关东六国后,始皇帝一方面将地方豪 强、六国贵族及其后裔迁徙至关中,以便于实施充分而有效的监管; 同时,秦帝国还将一大批富商大贾如 赵国卓氏、山东程郑迁到南阳、巴蜀等边远之地,“( 蜀) 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这些关中人士徙居巴蜀,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使得巴蜀民众渐趋 “染秦化”:

始皇克定六国……家有铜盐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 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妇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豚牺 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

“染秦化”表面上呈现的是巴蜀民众对于中原习俗风尚的效仿,其背后隐显的则是巴蜀民众对于中 原帝国较之政治经济更为深层次的认同与接纳。至西汉,这种接纳表现为对于以儒学为主的中原主流 文化的学习,进而渐趋“好文雅”。

先秦时期,“蜀左言,无文字”,仅有口耳相传的从蚕丛、鱼凫到杜宇开明的祖先传说和巫术式的巴 蜀图语,故很长时间被中原视为披“蛮夷风”。至西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 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 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循吏传》,此外,文翁还在巴蜀首创地方官学,“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 子”。为了鼓励巴蜀民众的学习积极性,文翁一方面利禄以诱之,“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另一方面又广行教令,“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循吏传》, 文翁所施行的这些举措,一方面将以儒学为主的中原文化引至巴蜀,促使巴 蜀文化更为丰富更为多元的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推动巴蜀士人与中原主流文化的融合。此后,“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地理志下》, 随着巴蜀本土杰出人士相继“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巴蜀士子更是掀起习儒 尚经的高潮,“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长久习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 焉”。《循吏传》,在秦汉治域下,巴蜀由“染秦化”进而至于“好文雅”。这一状况的出现,从文化性质的视角论之,有 学者认为,“这是由一种作为独立王国形态和民族性质的文化,向作为秦汉统一帝国内的一种地域形态 和以秦汉文化为符号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的转化”。如果从“华夏化”视角来看,笔者则以为,以文翁兴学为契机,巴蜀由“蛮夷”而“大化”,这种“转化”说明了其时经过近百年更化之后,巴蜀不仅在政治经 济方面与中原华夏帝国融为一体,在文化习俗方面亦与中原主流文化有着日渐深入密切的融合,并由此 对华夏文化产生归属与认同,这是较之于政治体制上的认同更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更是巴蜀在行政序列 上融入华夏之后的文化华夏化。由此,原先“巴、蜀、广汉本南夷”《地理志下》,的历史书写逐渐成为了历史。 

三、黄帝祖先 

与政治、文化上的演变相应,秦汉时期巴蜀的族群身份亦在变化,黄帝开始成为其时巴蜀族群的 祖先。

华夏作为集族群、政治、空间与文化于一体的族群,其认同的形成更依赖共同的“起源”,这“起源” 便是可以让所有华夏产生同胞手足之情的“根基历史”,即共同的“族源记忆”。[10]43 春秋战国时,随着诸 侯邦国之间以及诸侯与蛮夷戎狄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在此过程中,“黄帝”作为“英雄祖先历史心性” 的产物,逐渐成为华夏之祖先。[10]43 随着“华夏认同形成后,所有自称华夏的人群都以‘族源’来证明自 己是华夏”[11]129 。即是说,如果希望自己被称作华夏或拟图跻身华夏之列,就得让自己的族群血缘能与 黄帝、炎帝后裔血脉相联接,而不享有此血缘性“祖源”的族群则被拒斥为蛮夷戎狄之列。

秦汉之前的巴蜀,常被视为不与中原会盟的西南夷。其时的巴蜀拥有属于本族群的祖先谱系。 对巴人而言,在很长的时间段内,他们是务相廪君的后裔: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 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 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 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 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 “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 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 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 南夷列传》)

与巴人祖源具有浓厚地域特色一致,蜀人祖源记忆也原本有着黄帝之外的另外版本:

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礼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 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 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12]《全汉文》卷《蜀王本纪》,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创建,其也就自然成为华夏的“具体化、政治化象征”。在此视域下,无论是

基于巴蜀自身拟图位列华夏之域的期盼亦或是秦帝国为政权一统所需而将其视为华夏,对于其时的巴蜀而言,要实现由蛮夷到华夏族群身份的转变,就必然涉及到对于自身族源记忆即祖源传说的改变,即要将有关巴蜀族群的族源传说与华夏的黄帝(炎帝) 血脉支系进行关联沟通。

对于巴蜀民众的祖源记忆,作为汉代之华夏历史书写者,即中原的精英人士,首先予以了重新建构。 司马迁《史记》载黄帝正妃嫘祖所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唐司马贞《索隐》: “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五帝本纪》, 在此,黄帝二子均成为西南蜀地封国诸侯,帝颛顼亦生于蜀地。借助上述这些新的祖源记忆,巴蜀“被纳 入了一个线性历史与政治秩序之中,这个‘历史’的起点便是黄帝,这个政治秩序,则是战国至汉代儒家 所建立之虞、夏、商、周相传之华夏政治体系”。在随后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已经将巴 蜀与“西南夷”明确区分开来,“巴蜀徼外”。这揭示出在当时中原精英人士的认知中,巴蜀已经由“蛮 夷”变而为“诸夏”,已经跻身华夏文明之列,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的蜕变。

如果说中原精英人士对于巴蜀祖源记忆的重新建构还属于“他者”,多少有被建构的要素。可被视 为是华夏帝国的话语权拥有者拟图以共同的华夏认同实现对于帝国政权一统的认同而采取的途径与手 段。而随后巴蜀本土士人对其祖源记忆的重新建构则昭示着巴蜀民众主观化的华夏趋同: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

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  囿中之国,则巴蜀矣。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

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在这被重新构建出来的族源记忆里,巴蜀转而为“人皇始出”,成为黄帝、高阳之支脉。通过祖源记 忆的调适改变,巴蜀从血统上打通了其与华夏之间的内在相连。

对于巴蜀祖源记忆在秦汉时期改变这一状况,顾颉刚明确提出 是“为秦汉的大一统思想所陶冶”,而承认这一改变的意义则在于承认巴蜀的华夏身份,是“承认巴蜀统治家族的血缘与政治权威 皆来自以黄帝为隐喻的中原华夏,如此也便是宣称巴蜀为华夏之域,域中之人为华夏之人”             。

如果说郡县制的施行,使得巴蜀由一方邦国变而为郡县,通过编户齐民进入秦帝国中央集权的政治 序列,实现对于帝国的政权认同; 而巴蜀祖源传说的这一改变,显现的则是巴蜀民众在血缘情感上的认同变迁。巴蜀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华夏祖先———黄帝,不仅实现了其族群由蛮夷向华夏的合理化转变,同时也彰显了其对秦汉华夏帝国这一政治体的认同。

要之,从开土列郡的编户齐民,到“染秦化”后的“好文雅”,再至族群记忆中的黄帝后裔,我们看到,在 秦汉帝国的治域下,巴蜀的华夏化经历了一个由政治体制到文化习俗再至血缘祖先这一由外及内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伴随一个阶段较一个阶段的更为深入,巴蜀对华夏帝国的认同也更为内化,更为牢固。

巴蜀的华夏化加深了我们对于“华夏”的认知。作为一个血缘想象共同体的族群———华夏,实质上 是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出现与演变实与早期政治国家同步,即随着中原政权国家治域边界的扩展,华夏族群的边缘( 或华夏成员) 亦处于不断变迁中。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创建,华夏也开始由春秋战国时的多元走向帝国视域下的一体化。巴蜀由“蛮夷”至“华夏”族群身份的变迁, “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央集权帝国政治一统视域下华夏也渐趋一统的产物与反映。这从另一视角彰显了传统中国与华夏族群的同构性,亦即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统与华夏的融合,始终是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

巴蜀的华夏化,不仅巩固了秦汉帝国的统治,而且有助于秦汉帝国进一步对“巴蜀徼外”的“西南 夷”实施影响与更化。一方面,秦汉帝国充分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其时的“西南夷”予以开发   治理; 另一方面,华夏化的巴蜀位居中原与西南夷之间,发挥着中介与桥梁作用。随后,以巴蜀为起点的 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更是助推了秦汉华夏帝国的声名远扬。

刘力( 1975—) ,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卢江( 1980—) ,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2016 级专门史硕士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建构、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巴蜀在秦汉民族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项目批准号: 2015YBLS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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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03日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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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