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清代乡试诗命题与杜诗的接受

胡小文

2020年01月17日 02:25

刘美艳
《江海学刊 》2019年06期

科考试诗起源于唐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 清代科考也开始试诗,乡试诗歌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近年来对科举文献的整理、研究逐渐深入,清代试帖诗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研究多集中于试诗制度的形成、试帖诗选本的编纂、试帖诗的创作方法及审美原则等方面,对诗题的研究较少。目前清代会试诗题略受学界关注,乡试诗题的研究尚鲜有问津,值得深入探究。

杜甫诗歌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学界对杜诗在清代的接受已作了不少研究,但从科举角度出发的则很少见。本文以《清秘述闻三种》中所收的 1036 个考题及《清代朱卷集成》中补入的 23 个考题,共 1059个考题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乡试诗命题与清代杜诗接受的关系,以期为杜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命题中杜诗的独尊地位与清代诗风

对于清代试律诗的命题,清人商衍鎏有如下论述:

出题必有出处,或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如“馌彼南亩”之用《诗经》,“同声相应”之用《易经》,“射使人端”之用《淮南子》,“十日一雨”之用《京房易候》,“扪虱而言”之用《晋书·苻坚载记》,荷盖、苔钱、松针之用《格物总论》,“春城无处不飞花”之用韩翃《寒食》诗句,举例一端,可概其余。清代乡试诗命题大抵如此,大部分考题依经据典,据现存考题统计,共计 121 例考题出自经部,史部 46例,子部 36 例,渊源于集部的考题最多,共计 834 题,另有22例考题出处不明( 包括随意命题以及即景之题)。现存考题,涉及先秦到清代的文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然而,命题次数在 30 次以上的文人作品屈指可数,杜诗却出题81例,居历代文人作品之首,可见,清代乡试命题中对杜诗的重视。命题中重视杜诗的缘由,无疑值得深入探究。

清代官方的态度,对科场命题有直接的导向作用。清军入关后,经过顺、康、雍三代的发展,国家已空前强大,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专制逐渐加强,儒家诗教居于独尊地位。诗学倾向于雅正诗风,强调文化为政治服务,康熙皇帝曾谕礼部、翰林院曰:“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乃为有用。其他异端诐说,概不收录。”并在《全 唐诗》的选编中弘扬“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曰:“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宣志达情,以范于和平,盖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 乾隆皇帝也推崇雅正诗学,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四月,皇帝谕内阁诸臣曰:“原任刑部尚书王士祯,积学工诗,在本朝诸人中流派较正。”并在《唐宋诗醇·序》中言:“有文醇不可无诗醇,且以见二代盛衰之大凡,示千秋风雅之正则也。”

乾嘉时期的诗坛领袖多贯彻官方的义旨,倡导雅正之声,粉饰盛世太平,沈德潜在《试体唐诗·序》中言:“至有唐用以取士,则先王之遗意犹有存者。而必限之以声律,束之以偶比,盖所以纳天下瑰伟闳达之才于规矩准绳之内,使平其心,和其志,以形容盛德而润色太平,非苟焉已也。” 其“格调说”,为清代官方雅正文学的代表,强调儒家诗教,推崇汉魏盛唐,以唐诗为宗,尤注重 声调雄浑的盛唐之音。他在《说诗晬语》中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 上溯风雅传统,发挥诗歌的政教作用。继沈德潜的“格调说”之后,翁方纲的“肌理说”即是以学 问为根底,以考据学的方法入诗,集金石、考证为一体的学问诗,内容上归于儒家教化之内,缺少诗歌艺术。

杜诗无疑是符合官方诗教观的,沈德潜曾评论杜诗说: “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 伤乱,忧黎元,希稷契,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从儒家诗教出发,对杜诗肯定态度。

《唐宋诗醇》以官方的立场扬杜,莫砺锋先生认为《唐宋诗醇》有明显的崇杜倾向,《唐宋诗醇》选编杜诗时,推崇 其中符合“温柔敦厚”诗教的部分,对钱谦益原注中有违 清廷统治的话语,作了明显改动。翁方纲尤为注重杜诗, 其《石洲诗话》卷一说:“杜公之学,所见直是峻绝。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偶题》一篇,所谓‘法 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经训,为风、骚之本,不但如后人第为绮丽而已。”认为杜诗体现了风、骚的传统,为儒家诗教的外化。因此,杜诗本身的忠孝之旨决定了其在乾嘉诗坛的地位。

“性灵说”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禁锢,是对乾嘉主流诗学观的改变,虽不推崇杜诗,也不否定杜诗的价值。

《随园诗话》卷一四中言:“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 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 此种风义,可以兴,可以观矣。”一改君主社稷为重的观点,强调杜甫与朋友、妻子、儿女间的普通情感。赵翼在论杜诗时说:“其真本领 仍在少陵诗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盖其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此非性灵中本有是分际,而尽其量乎? 出于性灵所固有,而谓其全以学力胜乎?”认为杜甫思想深厚,运笔豪劲,因而抒发情感能够达到别人不可及的深度,并认为杜诗所得成就源于天分,性灵使然。“性灵说”的提出以及诗歌俗化、市民化的倾向,打破了诗界“雅正” 的追求,但从“性灵”的角度对杜诗予以肯定性阐释。

道咸时期,诗坛风尚转而崇宋,以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为代表,宗法宋诗,陈  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 (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 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 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论诗多以苏轼、黄庭坚为宗,上溯杜甫、韩愈,诗歌创作尤 推郑珍,钱仲联评价说:“子尹诗盖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 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面 目。”郑珍诗歌博采众家之长,首崇杜甫。相 较于宋诗 派,“同光体”诗人取径颇宽,论诗以元祐为宗,上及元和、开元,如陈衍所言:“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确立唐诗经典地位的前提下,师法宋诗,甚至上溯晋、宋颜延之、谢灵运、陶渊明等人,虽不专宗杜诗,但杜诗最先开启宋诗风气,其地位自是不必言。

清代主流诗风演变,如陈衍所言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前有王士祯、沈德潜,后有祁寯藻、曾国藩。王、沈生际承 平,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祁、曾身逢乱世,诗为“变风变雅”。杜诗集正变于一身,如《原诗·内篇上》中所评:“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杜诗首先开 启宋诗风气,清初田雯言:“今之谈风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韩,海内俎豆之矣。宋梅、欧、王、苏、 黄、陆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宋代诗 歌,无论是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还是苏轼、黄庭坚、陆 游等人的诗歌,无不是从杜诗、韩诗变化而得,而韩诗又从于杜,清人宗宋,实则是宗杜甫、韩愈开创的宋型诗,虽具体师法对象有所不同,但只要宗宋,必然会肯定杜诗的地位。因而,无论诗坛宗唐还是宗宋,杜诗都具有不可撼 动的地位,如今人所评:“至于杜甫,其诗风格多样,为百代师,宗唐祖宋者无不推为至尊。”清代诗坛对杜诗的推重,是杜诗在乡试诗命题中居首的主要原因。

命题对杜甫巴蜀诗歌的重视及清人的接受倾向

清代乡试诗命题,据统计,共选入杜诗51首,涉及杜甫东都、齐赵、长安、秦州及出峡之后的作品。

所选杜甫各地诗作,以巴蜀之作居多,占所出杜诗考题总数的约56%,足见乡试命题对巴蜀之作 的重视程度。其原因,无疑值得深究。

所选巴蜀诗作,包含成都、梓州、阆州、夔州等地的作品,多描写蜀地的自然景物,如《狂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阆山歌》《草阁》等。杜甫巴蜀 诗的写景艺术颇有成就,宋人葛立方评曰:“然自唐至今,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清人在命题中,侧重选择写景之句,或为清幽静谧的草堂,如咸丰八年戊午科四川考 题《赋得万里桥西一草堂 (得西字)》,道光元年辛巳恩科四川考题《赋得浣花草堂(得诗字)》及光绪五年己卯科四川考题《赋得竹寒沙碧浣花溪 (得溪字)》,涉及草堂的地理位置,浣花溪畔翠竹掩映、沙 色洁白之景。所选写景之题,多气格清旷,如道光五年乙 酉科四川考题《赋得天虚风物清(得秋字)》,道光十二年 壬辰科四川考题《赋得澹云疏雨过高城(得清字)》,咸丰 二年壬子科河南考题《赋得露下天高秋气清(得秋字)》及 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宗室考题《赋得渚清沙白鸟飞回(得飞字)》,或为河流缩水后的清拔阔远之景,或为山城雨疏云 淡之态,或为秋露之后空阔清新之感,或为秋日沙滩凄清 空旷之境,格调清旷,色调偏冷,感触细腻,体现出清人在 命题中对“清”的追求,如李宗昉所言: “尝谓诗之有律,犹文之有法。文贵清真雅正,试律尤贵典显清灵。”

特征。或是峥嵘劲峭的蜀山,如诗句“千崖秋气高”被命题六次,分别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贵州,嘉庆二十一 年丙子科广西,道光五年乙酉科贵州,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科广西,咸丰二年壬子科云南,及光绪二年丙子科甘肃考题,可见,清人对此题尤为偏爱。“千崖秋气高”为崖壑交错、秋气纵横之景,雄放之外,颇见凄然,王嗣奭在《杜臆》 中评曰:“起来二句,笔力雄壮,而别景已觉怆然。”或是雄奇壮伟、惊心动魄的蜀水,如同治六年丁卯科四川考题《赋得巫峡秋涛天地迥( 得秋字) 》,为波涛汹涌,怒折天地 的巫峡之景。施补华曰:“入蜀诸诗,作游览诗者,必须仿效。盖平远山水,可以王、孟派写之; 奇峭山水,须用鑱刻 之笔。”在王孟清丽明秀的山水书写外,开创新境界,彭端淑在《题杜工部草堂》中也说:“公倘不来蜀,胸襟何由 阔。蜀中得公诗,山川为增色。”直言杜甫对蜀地山水的刻画之功。

巴蜀诗作,纵意所如,浑然天成,不见雕琢痕迹,杜甫 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晚节渐于诗律细”,仇兆鳌解释 曰: “律细,言用心精密。漫与,言出手纯熟。熟从精处得 来,两意未尝不合。”清人对杜甫挥洒自如的老成境界 颇为赞赏,如嘉庆十三年戊辰恩科宗室考题《赋得野云低 渡水(得低字)》,出自诗句“野云低渡水,檐 雨细随风” (《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 ,杨伦《杜诗镜铨》评论曰: “诗之豪放不必言,通首格律甚细。”瑐瑦 光绪十七年辛卯科四 川考题《赋得峡云笼树小( 得云字) 》,出自“峡云笼树小,湖日荡船明”(《送段功曹归广州》) 之句,仇兆鳌评曰: “三峡山高,故云笼树而小。洞庭湖阔,故日荡船而明。”写景锤炼精工,心思细腻。《旅夜书怀》中“细草微 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四句,语言 精警,对仗工整,工细雄浑相间,足见功力。《茅屋为秋风 所破歌》以一己之经历,思及天下困穷之人,内容深沉,章 法变幻,情绪辗转于幽愤激昂之间,极具感 染力,为 千古 共鸣的佳作,《杜诗集评》卷五引吴农祥评语曰:“因一身 而思天下,此宰相之器,仁者之怀也。中间夹说无衣受冻, 故结兼言之。针线之密,不可及也。”嘉庆十八年癸酉 科山东考题《赋得红见东海云(得红字)》,为杜甫独创句法。

杜诗的艺术成就,与其诗思的细腻密不可分。命题所选诗句,同为写月,境界也有所不同。如乾隆三十年乙 酉科云南考题《赋得万里共秋辉(得清字)》,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四川考题《赋得月彩静高深(得楼字)》,乾隆五 十九年甲寅恩科四川考题《赋得赏月延秋桂(得延字)》, 嘉庆五年庚申恩科四川考题《赋得新月动秋山( 得秋字)》。诗句“月涌大江流”出题三次,分别为乾隆三十六 年辛卯科江南、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江西及乾隆六十年 乙卯恩科湖北考题。这些以月为意象的诗句,或写月 的清辉普照,或写深夜月出的深邃静谧,或写香气弥漫之 夜的清美圆融,或写秋夜山月的清寒幽远,或写月影映 江、月随江涌的阔大气势,杜甫思力的深厚,可见一斑。正 如清人所言:“学杜诗不可泥于黄涪翁、刘须溪之见,涪翁 专乎生涩古奥,须溪独主僻险奇峭。不知杜陵此种笔墨, 散见于篇什,以振作其平弱,错综其板直,故 某篇间或点缀一二语而自不觉也。……学杜诗,当从其细腻熨贴、老气无敌处着意索解,乃见其自然工夫。”其自然工细的诗作,始于成都时期,夔州时期有所继承。

此外,清人还注重选择杜甫晚年的组诗及长篇诗作,如《秋兴八首》选入其二、其五,这组诗歌为老杜艺术巅峰 之作,沈德潜《杜诗偶评》中评论曰:“怀乡恋阙,吊古伤 今,杜老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 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夔府书怀四十韵》艺术成就可谓登峰造极,诗歌从安史战乱写起,往事历历在目,战争的苦难,生活的艰辛,仕途的坎坷,困穷的惆怅, 思想博大,情感深沉,学力深厚,对仗整齐,语言典雅,章 法严谨,是杜甫才华、学识的综合体现。彭端淑推崇杜甫 夔州之后诗歌,他说:“工部至夔州后诗,年愈老,识愈精, 阅历弥深,而笔力弥健,不独《秋兴》、《诸将》等篇,为前此 未有。”赵翼评论杜甫夔州之后诗曰:“今观夔州后诗, 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 意味悠长; 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 雄之概。”认为杜甫夔州之后诗歌多意兴衰丧,但也认 可《秋兴八首》。

综上所述,清人多推崇杜甫巴蜀诗作,在具体命题中,各取所好。偏爱山水的,以自然之景为题。崇尚诗艺 的,择其工细之句。关心国事的,从时政角度命题,如同治三年甲子科广西考题《赋得政简移风远(得风字)》。重 视人才的,从用人角度出题,如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广东考题《赋得攀桂仰天高(得香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 四川考题《赋得每依北斗望京华(得心字)》及同治三年甲 子科顺天考题《赋得一洗万古凡马空(得龙字)》等,或以 桂枝的难以攀折,比喻仕进的艰辛; 或直抒对京城的怀 念,寄托恋阙之情; 或以骁腾待驭的骏马作比,喻 人才的 杰出; 都体现出科考的用人之意。此外,所选考题还注重 对官员品行的考察,如嘉庆六年辛酉科四川考题《赋得清 高金茎露(得金字)》,以承露盘露水的晶莹比李十五秘书 品行的高洁;同治六年丁卯科福建考题《赋得冰壶玉衡悬 清秋(得秋字)》,以冰壶玉衡的清澄作比,言裴施州的品 质高尚;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四川考题《赋得正直原因造 化功(得功字)》,以古柏的笔直挺拔,比人的正直。虽取舍不同,又以自然景物之题为重。乾隆时期,三晋著名布 衣诗人张晋言:“杜陵诗法老宗工,今古骚坛一举空。莫道后人工变化,有谁能出范围中。” 王闿运也推崇杜甫 入蜀后诗,他说:“其五言由秦入蜀诸作皆可观。入湖南 以后,多泛响矣。”清人大多推崇杜甫巴蜀诗作,但因流派的不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诚如今人所评“宋诗派则主要倾慕杜甫夔州以后那种苍老健硬的作品”。

江浙考官对杜诗的青睐及清代的研杜风气

清代乡试以杜诗命题的考官,大多为进士出身,且多通于诗歌创作,甚至还著有专门的诗集,如叶观国著有

《绿筠书屋诗钞》,吴芳培著有《云樵诗集》,赵来彤有《澄 怀园诗集》等。有的考官诗文、书法皆通,如翁同龢、王维 珍、林召棠、李宗昉、何淩汉等,其中王维珍为“葛沽四大 书家”之一,以书法著称,又精于文学创作,其笔下有不少 反映现实的诗作,著有《莲西诗赋集》;林召棠著有《心亭居诗文集》;李宗昉著有《闻妙香室文集》。陈同礼、余集 工诗擅画,余集著有《秋室诗钞》;黄钺诗文书画皆通;王赠芳虽宗宋儒,也擅长诗文创作,《清史列传》中称其诗: “不拘体格,不主门户家数,以性情酝酿出之,缠绵恺恻, 粹然有德之言。”著有《慎其余斋诗集》。

考官中不乏崇杜之人,如李德仪能背诵所有杜诗,如所评:“诗话:小黁熟精选理,以词赋擅名,散馆试《乾清宫 赋》列第一,为时传诵。潘文勤称其能背诵少陵全集,无一字遗忘。咸丰中,入直上书房。集中多与诸邸唱和之 作。”瑑瑧 道咸时期的“宋诗派”对杜诗也多宗崇,所选考官,程恩泽、曾国藩即为“宋诗派”的代表人物,程恩泽论诗以 韩愈、黄庭坚为宗,追求诗歌的险怪奇崛,上溯杜诗;曾国藩论诗最推崇黄庭坚,却也崇尚杜诗,其在《致温甫弟书》 中称:“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道咸时期的“经世派”也崇尚杜诗,黄爵滋论诗宗法黄庭坚,也推崇杜诗,《晚晴簃诗汇》中称“诗循杜、韩正轨,纵横跌宕,才气足以发其所学”;孙锵鸣也为经世派人物,诗歌成就高,孙诒让评价曰:“诗古体渊源少陵,近体似东坡,词喜稼轩、白石,尤华妙精深。文则兼涉众家,渊懿清雅,出入唐宋。”孙毓汶著有专门的研杜之作《迟庵集杜诗》。考官陈宝琛为 “同光体”闽派代表人物,其诗虽学王安石,但深谙杜诗,诗歌创作中常引用杜诗,或化用杜诗,如其诗歌《荫坪叠 落花前韵四首索和己未及今十年矣感而赋此》(其一) 中 “恨紫愁红又一时,开犹溅泪落滋悲”之句,“溅泪”即出自 杜甫《春望》,“忍覆长安乱后棋”之句,化用杜甫《秋兴八首》(其四)中“闻道长安似弈棋”之句。

另外,还有一些考官,虽不擅长诗歌创作,但也都精通文墨。其中,有擅长书法者,如邹梦皋、黄轩、平恕、戚人镜、柏锦林、晏端书、李文田、吴宝恕等;有工于绘画之人,如戴兆春、王泽、翁心存、沈兆沄等;有长于目录学的彭元瑞;有通于经史的学者,如胡长龄长于经学,潘祖阴、黄群杰、丁仁长博通经史; 有理学家,如李棠阶、孙诒经等;丁守存通天文、历算,善制造; 有精通印学的黄经,杨庆麟不仅承家学治印,还长于绘画、收藏;此外,还有清末维新派人物,如李端棻。

这些各专所长的考官,为什么会在命题中不约而同地选择杜诗,为此,笔者进一步统计了考官的籍贯

清代乡试诗命题,各省乡试考题由考官所出,顺天乡试除外,考官分正副主考,乡试的省份各一人(道光之后, 顺天乡试的副主考为三人)。笔者对《清秘述闻三种》以杜诗命题的考官籍贯进行了统计,宗室及顺天乡试考题 为钦命,不计入。将考官籍贯在 5次及以上的省份列出,可见尤以浙江及江苏籍居多。

而清代江浙之地,是杜诗研究最为繁盛的地区,有的学者还对各省研杜的家数作了统计,其中,以浙江、江 苏二省为重,不仅研究者众多,且有代表性的杜诗注本。以杜诗命题的考官籍贯及杜诗研究繁盛之地,都为江苏、 浙江二省,这是偶然,但是也有某种必然联系。

据统计,江苏籍考官,各府所出数量不等,苏州府有10人,常州府6人,扬州府 4人,淮安府、江宁府、镇江府各 1人,明显以苏州、常州、扬州三府人数居多。而清代江苏杜诗学研究,又以苏州府、常州府、扬州府称盛。就杜诗注本而言,苏州府以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与朱鹤龄的《辑注杜工部集》为代表,钱注本诗史结合,以诗证史,注杜简明扼要; 朱注补钱注之不足,注重杜诗的编年,保留钱注之精华,详释典故,考证今事,二者都影响深远。此外,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杜工部集》,以考据学的方法研究杜诗,注重文字的校勘,较为客观,《杜诗镜铨》多征引此书;沈德潜《杜诗偶评》多选佳作,精简适当,流传广泛,影响较大。常州府杜诗研究,以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与 杨伦的《杜诗镜铨》为代表,前者体现出浓厚的忠君思想,但在地理考证、诗歌评点上较有见地; 后者以朱鹤龄《辑 注杜工部集》为底本,编年校对详细,注释评点简洁精当,集仇注以来注杜的精华。此外,李长祥、杨大鲲的《杜诗编年》,顾宸的《辟疆园杜诗注解》,邵长蘅所撰《评杜诗钞》及蒋金式的《批注杜诗辑注》较有影响。扬州府相对 逊色,大致有汤启祚的《杜诗笺》、郑沄校刻的《杜工部集》、乔亿的《杜诗义法》以及朱宗大的《杜诗识小》等。

浙江籍考官,据笔者统计,杭州府 7人,嘉兴府 5人,绍兴府 4人,湖州府、金华、温州各 1人。观清代浙江省杜 诗研究状况,以嘉兴府居首,有代表性的为朱彝尊的《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査慎行的《杜诗抄》、江浩然的《杜诗集说》、刘濬的《杜诗集评》、沈曾植为赵次公《杜诗注》残本所作的题跋以及王国维的《批校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等,可谓名家辈出,其中朱彝尊、查慎行、沈曾植、王国维等大家都参与其中,可见,此地评杜风气之盛,其中朱彝尊的《朱竹垞先生杜诗评本》较有价值,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及刘濬的《杜诗集评》多引此书。杭州杜诗学也较为兴盛,多集杜之作,如王延祚的《病余集杜诗》、王余高的《退庵集杜诗》、陈本的《集杜少陵诗》及施学濂的《耦堂集杜》等,此外还有杭世骏抄《杜工部集》、梁诗正的《笺注杜诗》及梁同书的《旧绣集》等,尤以施鸿保的《读杜诗说》较有价值,此书旨在纠正《杜诗详注》之误,并引入赵次公、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等多人的评论,对杜诗的一些特征进行了阐发。相较而言,绍兴杜诗学颇显衰弱,如倪会宣著有《杜诗独断》,顾廷纶撰有《少陵诗钞》,其子顾淳庆有《杜诗注解节抄》,此外还有宁锜所撰《杜诗摘参》,邢树抄《杜工部诗集》,王霖撰《弇山集杜诗钞》等,但成就都不甚突出。
  清代乡试以杜诗命题的考官,多出自杜诗学繁荣的江浙之地,这并非巧合,出于江浙之地的考官,明显受到此二地杜诗研习风气的影响。而江浙文人推崇杜诗,与其世运遭际密不可分。明清易代,江浙地区激烈抵抗清军,情绪激昂,态度坚决。降清后,又受清军的屠杀凌虐,杜诗成为士人的情感寄托,清人借杜诗或伤国乱,或寄故国哀思,抒发身逢乱世的慷慨之声,如清初李长祥注杜就有寄慨之意。乾嘉时期清代官方高压文化政策的影响,考据学盛行,江浙之地以“吴派”为代表,考据学无疑促进了杜诗学的繁荣,清人也多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杜诗。道光时期,外敌入侵,江浙一带,较早受到侵扰,士人宗杜热情高涨,经世派多学习杜诗,从杜诗中寻求寄托,钱泰吉为曹培亨所作《跋曹孺岩先生集杜诗册》中云: “自来集杜诗者,文信公最著。盖蒙难抗节,慷慨悲歌,与少陵忠君爱国之心异代同揆,信可谓诗史矣。然惟五言集句二百首,不及他体。近时梁山舟学士,各体皆备,《频罗庵集》脍炙人口,不以书法掩也。”所论文天祥集注,体现乱世安身立命之旨,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战争不断,清人饱受家破人亡及颠沛流离之苦,极为关注杜诗,甚至将杜诗融入诗歌创作。清人将杜诗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认为可与六经媲美,如龚鼎孳在《杜诗论文·序》中称: “诗之有少陵,犹文之有六经也。前乎此者,于此而指归; 后乎此者,于此而阐发。文无奇正,必始乎经; 诗无平险,必宗乎杜。此少陵之诗与六经之文,并不朽于天地间也。”清人学杜,极为普遍,无论宗唐派,崇宋派,桐城派、经世派,无不以杜诗为尊,甚至渗透到书法、绘画等领域及日常生活中,杜诗融入了清人的内质,与其精神、血肉相存亡,因而,身兼各长的文人在命题中自然择取杜诗。
  总之,清代乡试诗命题中杜诗的独尊地位与杜诗本身的忠孝之旨、清代官方对雅正诗学的推崇以及清人对杜诗的崇尚有关; 命题中又倾向于其巴蜀诗作中描写自然景物之句,尤以其所开创的奇峭险峻的蜀地山水描写为重,偏爱浑然天成的工细之句,并对其艺术上登峰造极的组诗及长篇诗作也有所选择; 以杜诗命题的考官,多出自杜诗学繁盛的江浙之地,清人在命题中以杜诗为题,是杜诗研究繁荣的风气所致,而对杜诗的推崇,与其遭际世运极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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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1月17日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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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王朝蜀地农业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