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研究 理论研究

古蜀的“神化”与三星堆

胡小文

2022年05月13日 02:17

武家璧
《四川文物》2021 年第 1 期

古蜀国的历史可分为“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及“杜宇—开明”王朝两大时期。扬雄《蜀都赋》宋章樵注引《先蜀记》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我们据此把蚕丛开创的时代称为“先蜀”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三星堆文化;把杜宇开创的时代称为“后蜀”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东周巴蜀文化。然而“先蜀”与“后蜀”之间似乎有一段文献记载空白期,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十二桥文化。古蜀国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如《蜀王本纪》所记“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即国王往往“神化”而去,国民也大多“随王化去”。最大规模的一次是鱼凫王“田于湔山得仙”,蜀民随鱼凫王“神化”而去,此后经历一段很长的空白期没有蜀王,导致古蜀国历史断裂,我们不妨称这段空白历史为“神化”时期。直至杜宇自立为蜀王“化民往往复出”。这段空白期约自商晚周初至春秋。蜀王“神化”之前将宗庙祭器悉数掩埋,这就是“三星堆祭祀坑”形成的原因。略论如下。

一、古蜀国的王朝

学术界基本认同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时期的早期蜀文化,三星堆古城是古蜀王国的都城,因为夏商时期在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可以与三星堆古城相比拟的高等级聚落中心。三星堆遗址共分四期,一期属宝墩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四期属十二桥文化。城址始建于三星堆遗址二期偏晚,即夏代晚期;延续使用至三星堆四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祭祀坑的年代在三星堆第三期(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二期),即三星堆文化鼎盛时期。

三星堆文化盛极而衰,随之而来的是古蜀历史上的“神化”空白期。我们首先根据文献记载推断“神化”时期的大致年代。最早记载古蜀国历史的,是西汉末年蜀郡成都人扬雄(前53年—18年),著有《蜀王本纪》;其次是东晋蜀郡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今已佚,北宋《太平御览》有辑录,引如下:

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尾。尾田于湔山,得仙。后有王曰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

《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蜀王以为相……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生卢保,亦号开明……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后徙治成都。《华阳国志·蜀志》载曰: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遂禅位于开明……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周慎王五年……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关于后蜀开明政权的灭亡,除上所引之外,其他相关记载基本一致。如《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张仪复相秦;九年(前316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索隐》引“《蜀王本纪》曰:张仪伐蜀,蜀王开战不胜,为仪所灭也。”又如《蜀记》“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伐蜀,蜀王开明拒之不利,退至武阳见获。”《太平寰宇记》卷七四“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这就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参考点——前316年,可以上推先蜀王朝的年代。据《蜀王本纪》“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而《华阳国志》称蚕丛始称王在“周失纲纪”时,即两周之际,至“七国称王”(前344—前323年)时杜宇称帝,中间仅有500多年的时间,离“四千岁”相差太远,这显然互相矛盾。望帝杜宇禅位其相鳖灵为开明帝,史载“望帝积百余岁”,而开明朝传了十二世,两者相加超过400多年。那么,自司马错伐蜀上推400多年,大致可以抵达“周失纲纪”的那个历史时期(两周之际)。实际上“七国称王”不久,张仪、司马错(前316年)就灭亡了蜀国,因此跟随“七国称王”时再度称王的蜀王不可能是杜宇,只有“周失纲纪、蜀先称王”的蜀王才是杜宇。周夷王期被周朝封为子爵的楚国国君熊渠首先称王,《史记·楚世家》载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周厉王时,因厉王暴虐有名,熊渠畏其伐楚,曾自动取消王号,其子即位复称王,即楚武王。杜宇大概是与楚国大致同时称王的蛮王之一。中原王朝并不承认他们的王号,仍然称其为“楚子”“蜀侯”等。

战国晚期“七国称王”时,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原诸侯纷纷称王,成为一时潮流。蜀国国君原本是蛮王,也加入了中原诸侯国“称王”的序列,此时称王的“蜀王”应是开明朝的某位国君。在杜宇称王之前,《蜀王本纪》所说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岁”就是《华阳国志》所说的“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纲纪”大概相当于两周之际,杜宇朝约自春秋始,与其后继的开明王朝一起,在考古学上相当于“上汪家拐遗存”或“青羊宫遗存”。 

我们把先蜀与后蜀之间的空白期称为“神化”期,即世俗社会宗教化,世俗政权退入山中,蜕变为宗教神国,全体国民变为教民(化民)。先蜀三代老王都曾“神化”,前两代“神化”之后,均有新一代蜀王继续统治剩下没有“随王化去”的蜀民,但最后一代鱼凫王“神化”规模空前,化民甚众,以至于数百年未能产生新的蜀王。古蜀历史上的“神化”现象,是三星堆祭祀坑产生的原因。

二、鱼凫、柏灌与三星堆祭祀坑

鱼凫又作鱼妇、鱼符、鱼涪、鱼腹、鱼复等。《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有鱼偏枯,名曰鱼妇。”

(一)四川境内以鱼凫或鱼涪作为津梁关隘

1.乐山县鱼涪津

《后汉书·吴汉传》“战于鱼涪津”,李贤《注》引“《续汉书》曰: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南中志》曰:渔涪津广数百步。”又《郡国志》犍为郡“南安有鱼涪津”,李贤《注》引“《蜀都赋》注曰:鱼符津数百步,在县北三十里,县临大江。”南安即今乐山。

2.彭山县鱼凫津

《太平寰宇记》卷七四“彭山县:鱼凫津,在县东北二里。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导江、皂江等水会之处。按《南北八郡志》云:‘犍为(彭山)有鱼凫津数百步。’”

3.南溪县鱼符津

《太平寰宇记》卷七九“南溪县:鱼津,按《郡国志》云‘南溪县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鸳鸯圻’是也。”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载南溪县“鱼凫津,按《郡国志》云‘南溪县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鸳鸯圻’是也。”嘉庆《四川通志》卷三二“南溪县:鱼符津,在县北三十里”。

4.永宁县鱼凫关

嘉庆《四川通志》卷三〇:“永宁县:鱼浮关在(叙永)厅东三里,明洪武四年建。鱼凫关在县三十里。附《明杨慎诗》‘鱼凫今日是阳关’。”

上举多地出现的“鱼涪津”或“鱼凫津”等,可能与捕鱼的渔梁有关,例如《华阳国志·蜀志》载广汉郡新都县“有枣、鱼梁”;江阳郡江阳县有“伯涂鱼梁”等。不能把“鱼凫”简单理解为捕鱼的鱼鹰。

(二)与古国相关的鱼凫城、鱼腹县等

1.温江县鱼凫城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五载温江县有鱼凫城和鱼凫王祠庙,“县北十里有小院存”,并引宋孙松寿《观古鱼凫城诗》为证。《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六:“鱼凫城在(温江)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

2.灌县鱼凫城

《蜀中广记》卷五一“灌县:《李冰传》‘江水堰流以灌平陆,谓之灌口’。贞观曰灌宁,孟蜀曰灌州也。上古为鱼凫氏之国,今有鱼凫故城。三国曰都安,《水经注》云‘即都安堰也’。”

3.奉节县鱼復城

《逸周书·王会解》“其西鱼復鼓钟、钟(犝)牛。”晋孔晁《注》“次西列也。鱼復,南蛮国也。贡鼓及钟而似牛形者。”黄怀信《集注》引“刘师培云:钟牛者,即犝牛也……此即牦牛之别种也。”可见西周时尚有“鱼復”国。《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师伐庸,故意败北以诱庸人,“唯裨、鯈、鱼人实逐之。”杜预《注》“裨、鯈、鱼,庸三邑。鱼,鱼復县。”可知春秋时鱼復国已被庸人兼并,成为附属于庸国的“鱼邑”。《后汉书·郡国志》巴郡有“鱼復”县,李贤《注》“古庸国,《左传·文公十六年》鱼人逐楚师是也。”《华阳国志·巴志》“巴东郡: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又《刘先主传》“由步道还鱼复。”《水经注·夷水》“夷水出巴郡鱼复县”;又《江水》“江水又东,迳鱼复县故城南,故鱼国也。《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与群蛮叛,楚庄王伐之,七遇皆北,惟裨、鯈、鱼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关,都尉治’。公孙述名之为白帝。”《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奉节县”:“本汉鱼復县也,今县北三十里有赤甲城,是旧鱼復县基……蜀先主改为奉节县。”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六“夔州府奉节县”有“鱼复故城”。以上是文献记载的“故鱼国”旧址。峡江地区是古代巴蜀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通道,考古工作者在宜昌路家河、中堡岛、白庙子等地发现鄂西“白庙文化”,以夹砂灰褐陶、泥质灰陶为主,器形有罐、盉、豆、尊等,以二里头式盉、细长柄豆、灯形器和鸟头把勺等为特征,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属于同一类型;稍晚出现在成都地区的以尖底器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在巫山大溪及忠县等同类遗址内发现有更早期的遗存,这些说明古巴蜀文化可能是由峡江传入成都平原的,鱼复古国是其源头。这里一直到春秋时尚有“鱼人”存在,可能是古巴蜀先民的孑遗。

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发现西周 国墓地,铭文国名从弓、从鱼,是射鱼的意思,并且发现有与三星堆近似的青铜立人像,说明两者关系密切。这是考古发现的“鱼”国。在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手杖上有“射鱼”的图案,应该就是“ ”的意思。西周 国位于秦蜀古道“陈仓道”北端,很可能是三星堆古国的遗裔后代。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金杖“射鱼”图中夹杂着短尾花冠鸟,笔者认为应是鹳鸟,如同文献把鵙鸟叫伯劳一样,鹳鸟也可称为伯鹳,即蜀王“柏灌”。因此我们认为金手杖上的 、鹳图案就是鱼凫、柏灌图。王家祐指出蜀王柏灌,就是不死的羽民“伯鹳”。华阳国志》、《文选·蜀都赋》、《太平御览》皆云蜀国“次王曰柏灌”,《蜀王本纪》作“柏濩”。灌与濩字皆从“隹”,《说文》“隹,鸟之短尾总名也。”鹳字甲骨文作,金文作 ,是带花冠的鸟作观望状。《说文》“鹳,鹳专,畐蹂,如鹊,短尾。射之,衔矢射人。”《诗·豳风》“鹳鸣于垤”,《释文》“本又作雚”。《尔雅·释鸟》“鹳鷒,鶝鶔,如鹊,短尾。”郭璞《注》“此鸟劲捷,虽羿亦不敢射也。”如鹊即有花冠,畐蹂即偪束其爪足,加之短尾,其形象与金杖图案非常符合。图中箭矢未能穿鸟身,大概与鹳鸟“衔矢射人”“后羿不敢射”等传说相关。据此我们认为金杖上的短尾花冠鸟就是伯鹳,代表蜀王柏灌的名号。

关于鹳与鱼的关系,《后汉书·杨震传》“有冠雀衔三鳣鱼置讲堂前”。李贤《注》“冠音贯,即鹳雀也。”《本草纲目》卷四七《禽一·鹳》“鹳字,篆文象形。其背、尾色黑,故陆玑《诗疏》有‘皂君’诸名”;并引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其巢中以泥为池,含水满中,养鱼、蛇以哺子。”《康熙字典》引“《本草陶弘景注》‘鹳有二种,似鹄而巢树者为白鹳,黑色曲颈者为乌鹳’。陆玑曰‘鹳雀似鸿而大……泥巢,其旁为池,含水满之,取鱼置其中,以食其雏’。”综上则鹳是食鱼的鸟,与被称为“鹗”的鱼鹰不同。三星堆金杖的 鹳图可以理解为:伯鹳-射鱼。《周礼·人》“掌以时䱷为梁”。即人负责修治好渔梁,以待捕鱼季节的到来。《淮南子·时则训》“季冬之月……命渔师治渔,天子亲往射鱼,以荐寝庙。”国君射鱼一般用作宗庙祭品,射鱼要在渔梁上进行。

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开口在第⑥层下,陶器年代属于三星堆遗址三期前段,铜器和玉器的年代下限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开口在第⑤层下,陶器年代属于三星堆遗址三期晚段,青铜器和玉器的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柏灌王升仙时的瘗埋坑,对应于一号祭祀坑。其中出土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等应是祭祀神像,人面具也可能是巫师跳神时戴的面具;青铜龙虎尊、羊尊、瓿、盘、器盖等是祭祀用铜礼器中的酒水器;青铜瑗、戚形方孔璧、戈及龙形饰、虎形器、龙柱形器等均为礼器和仪式用品;另有斧、锛、斤、凿等均无使用痕迹,非实用器,可能是仪仗用具。还有玉石器中的璋、琮、璧、戚形璧、瑗、戚形佩等是祭天配祖时使用的玉礼器,还有献祭用的象牙、海贝,以及燔牲遗留下的猪、羊、狗骨架等。

推测上述神像、青铜和玉石礼器等,原本供奉在三星堆台城的宗庙之内,一号坑器物中年代最早的是玉璋、玉戈等,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这说明它们是长期存放在宗庙中而遗传下来的礼器。末代柏灌王决定神化,宗庙祭祀到此终止,因此要对宗庙祭器进行掩埋。瘗埋之前举行最后一次燎祭,实即毁器。考虑到穿城而过的湔水可能爆发山洪,冲毁庙台和建筑,故此祭器被集中埋放在台城南的高地,就是现在所见的一号祭祀坑。它既是祭祀坑,也是器物坑。

三、鱼凫王“田于湔山”神化

鱼凫取代柏灌的朝代更替,很可能是和平演变的过程,即柏灌王“神化”之后,鱼凫王乘隙而入,建立新的王朝。据前文所考鱼凫王应该是“ 涪”王,意思是来自射鱼渔梁的蜀王,鱼凫王原来占据的渔梁在何处,不得而知。但三星堆应该有自己的渔梁,可能就在三星堆古城所在的鸭子河和马牧河上。

鱼凫朝最后一代国王的“神化”过程,典籍有较详细的记载:

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尾。尾田于湔山,得仙(《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

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华阳国志·蜀志》)。《蜀王本纪》曰:……(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湔水出自湔山,是沱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

自彭州关口以上称湔江,以下进入平原分为“湔江九河”,包括流经三星堆古城北的鸭子河、穿城而过的马牧河等。鱼凫王应该是沿河而上至湔山打猎的。《汉书·地理志》蜀郡绵虒县“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泸州)入江。”《说文》“湔,水出蜀郡绵虒玉垒山,东南入江。”今湔江发源的龙门山,与玉垒山连为一体,又称茶坪山,古称湔山。

扬雄《蜀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这条文献虽然记载的是古蜀国灭亡之后的事情,但它反映了蜀地古老的习俗和宗教观念,即人们习惯以天彭门或天门为标志,作为划分人与神的界限;进入神界,就是“鬼神精灵”的世界。文献记载的天彭阙共有三处,分别在松潘、彭县和灌口。松潘天彭阙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无关,暂置不论;彭县天彭阙可能是鱼凫王神化升仙的入山口,而灌口天彭门则可能与蚕丛氏神化居岷山石室有关。

据《元和郡县志》载唐代彭州有两处天彭阙,一在灌口,即今宝瓶口的位置;一在彭州导江县。关于后者《元和郡县志》载曰:“彭州,以岷山导江,江出山处,两山相对,古谓之天彭门,因取以名州。”《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图经》曰:唐垂拱二年,以九陇县置彭州,取古天彭关以为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五载“(彭)县北三十里丹景山……其前为彭门山,两山对峙,悬崖绝壁,相去数百步,如门,即天彭门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载“彭门山,在(彭)县北三十里,两峰对立,其高若阙,名天彭门,亦曰天彭阙……山之后曰丹景山,蜀王衍游乐处也。”光绪《彭县志·山川志》“彭阙山,旧讹为定峰山,俗呼老君山,亦曰彭门……北对天彭山,方正平列,状类今之石坊,故谓之阙……旧志谓堋口山为彭门”;又曰“丹景山……东三里曰玉女房山,俗名皂角崖……东临湔口与牛囟对峙,旧志误指为彭门者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彭门山,在四川彭县西北,两峰对立如阙,名天彭门。相近有牛心山,与彭门山隔江对峙。”

鱼凫王从三星堆城址出发,沿湔水而上,所到之处只能是彭州天彭门。《华阳国志·蜀志》载“阳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光绪《彭县志》曰“彭阙之东,为迆南诸山起脉处,其在最北向东南曰阳平山,亦名金城山……《华阳国志》‘阳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又曰‘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湔山即阳平山。”湔口有老君山(彭门)与景山(牛囟)相对,湔江从中间穿过,此与文献所载“江出山处”的地貌特征相符。这个出山口俗称海窝子“关口”,由北南下的湔水在此“关口”折转向东流向三星堆、广汉。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此为蚕丛氏所都的“瞿上”城的所在地:“‘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湔水两侧,山爪本相抱合,构成一山间盆地,曾潴成湖海,后穿泄成陆,故俗云海窝子。泄水之缺口,成短峡,左右岸逼近,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

彭县天彭阙的关口形胜,无疑是引发鱼凫王“仙去”的诱因,由此可以画出鱼凫王神化而去的路线图(图二):自三星堆古城出发,由东向西沿今鸭子河——马牧河——小石河到达关口,穿过两山夹江的天彭阙,再由南向北沿湔江到达海拔2000米以上的龙门山麓,再由西南向东北进入龙门山以东宽广的湔江河谷,溯流而上可直至湔江发源地神仙岭(海拔4700余米)。天彭阙是升仙路“东西——南北”向的转折点,象征人间与“鬼神精灵”世界的分界线。龙门山东的河谷是“化民”们赖以生存的采集区域,而高山峻岭则是修仙的理想场所。湔江发源地现在依然叫“神仙岭”,可见古来就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鱼凫王升仙时的瘗埋坑,对应于二号祭祀坑。此期年代集中为殷墟二期,相当于商朝的武丁前后时期,中国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此坑中的祭器种类与一号坑基本相同,说明历史曾经重演。此坑中没有年代更早的祭器,因为宗庙中古老的礼器已被前朝掩埋过了。

二号坑出土有大型青铜立人像,另有神树,以及鸟、蛇、鸡、鹿、水牛头、怪兽以及鲶鱼等动植物精灵神像。铜立人的外套上衣绘有四只大鸟纹,其形像与金手杖上的纹饰类似,短尾,大花冠,束爪足等,也是伯鹳。这件交领左衽短袖外套,或可称为伯鹳服(图三),穿着此服者就是蜀王柏灌本尊。这件铜立人可能是柏灌王朝的建立者,应是宗庙里祭祀的太祖神。这个情况说明鱼凫朝与柏灌朝具有继承关系,鱼凫王祭祀柏灌王为他们的祖先神。

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头像有40多具,以每一具头像代表一代先王、平均每代人20年计算,则有400多年的历史,这大约是“柏灌—鱼凫”两朝的历史跨年。以此向前推,则蚕丛王朝相当于夏朝至早商之际。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符合的。

四、蚕丛王“居岷山石室”神化

岷江的出山口也有一处两山夹江的山门,文献亦称之为天彭阙、天彭门。如:灌口,古所谓天彭阙,两石相立如阙,号曰“天彭”(南朝梁李膺《益州记》)。岷山都安县,有两山相对立如阙,号曰彭门(晋刘渊林《文选·蜀都赋》注)。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两石相立如阙,故名之(《元和郡县志》卷三一)。《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天彭阙,今四川灌县灌口山西岭有天彭阙,亦曰天彭门,两石相立如阙,故名。”此天彭门即都江堰的离堆宝瓶口,是岷江进水内江的咽喉,因其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素有“离堆锁峡、玉泉入瓶”之称。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玉垒山)虎头岩的一部分,这里是岷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出山口,向北是青城山与玉垒山东西对峙的深谷,通向岷江上游。因此即使没有开凿宝瓶口,这里也是“天彭门”。

青城山南约30千米的鹤鸣山是中国道教发源地。《元和郡县志》卷三一载“鹤鸣山……绝壁千寻,张道陵天师学道于此。”又卷三三载“陵即张鲁之祖父,学道鹤鸣山,人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时人号‘米贼’,亦曰‘五斗米道’。”《华阳国志·汉中志》载“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其孙张鲁“住汉中,断谷道……以鬼道教……巴汉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晋葛洪《神仙传》卷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并天师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这些都印证扬雄《蜀记》谓天彭门“鬼神精灵数见”的说法,在蜀地一直流传。灌口天彭门是通往岷江上游的隘口。传说中蜀王蚕丛的事迹发生在岷江上游一带。《古文苑》扬雄《蜀都赋》“蜀侯尚丛”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这是文献中最早提到的石砌碉楼——“岷山石室”。

《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后汉书·郡国志》作八陵县,《水经注·江水》作西陵县。《太平寰宇记》卷七二“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元和郡县志》卷三二“翼州:临翼,《禹贡》梁州之域,本秦汉徼外羌也,武帝元鼎中开为县,今州即汉蜀郡蚕陵县之地也。”《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汉蚕陵县,属蜀郡,故城在县西,有蚕陵山。……翼水,汉蚕陵县,隋置翼水县也。”清李元《蜀水经》“江水又南经蚕陵山,故蚕陵县以山名也。古蚕丛氏之国在叠溪营北三里……江水又南经叠溪营。”《大清一统志》卷三一九载“蚕陵山,在叠溪营北,《旧唐书·地理志》‘卫山县有蚕陵山’。

《旧志》‘在营北五里’。”地址在今四川茂县北校场乡之迭溪(即叠溪)。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二:“迭溪,古氐羌地,汉为蚕陵县,属蜀郡……洪武十一年平羌,始置迭溪右千户所,隶茂州卫。……《图经》‘……迭石为以居’,所名本此。……其山北有蚕陵”。又《蜀中广记》卷五〇:“叠溪所:氐羌之地,汉蚕陵县……洪武十一年置,取《图经》‘叠石为’置所。”曹学佺引《图经》指明迭溪地名源于“迭石为 ”故称“迭溪”,这就将叠溪地名与“岷山石室”“蚕陵”联系在一起。今茂县叠溪镇又名蚕陵镇。

《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河谷两岸山麓上发现了大批石棺葬,可作为这一带确曾有过“蚕丛石棺椁”习俗的证据。据现有材料所知,这些墓葬的时代大约是自春秋、战国至西汉晚期,最晚也不过东汉初期。此与先蜀时期(夏商西周)“蚕丛—柏灌—鱼凫”三代的年代不符,但与后蜀时期(东周)“杜宇—开明”王朝大致相容,秦亡之后由氐羌人建立冉駹国。《后汉书·西南夷传》:“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前111),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

“邛笼”下李贤《注》“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王先谦《校补》“案‘邛笼’二字无义可求,盖方言也。以其高言,疑‘穹隆’之异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书不见,殆即李贤所谓雕矣。”“雕”通“碉”,即石砌碉楼。故此我们认为冉駹夷的“邛笼”就是继承蚕丛氏的“岷山石室”而来。

以往一般认为蚕丛王一开始居住在岷山石室,后来走出山谷,来到成都平原,创立了古蜀国。我们根据古蜀三代“皆神化不死”的习俗,认为蚕丛应该是先创立古蜀国,再“神化”入山中,居岷山石室。神化的路线应该是:从三星堆古城由东向西,到达灌口天彭门,再转向北进入岷江上游河谷,直至迭溪蚕陵山,这里有蚕丛氏居住的“岷山石室”。迭溪以上山谷狭窄,水流湍急,已不适合建石室居住。灌口天彭门是升仙路“东西—南北”向的转折点,象征人间与“鬼神精灵”世界的分界线(图二)。蚕丛王“神化”的时代比较早,除了留下“岷山石室”的传说之外,目前很难找到对应的考古遗存。

五、神国探讨

古蜀国的历史为探讨古文明消失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个案例。即由文明古国退化到“神国”,文明可能很快衰落、甚至消失“神国”文献又叫“神守之国”。《国语·鲁语下》载孔子之言:“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晚清俞樾《群经平议》卷二〇载:“樾谨案:《国语·鲁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然则神之名不必据死后而称之也……《诗·皇矣篇》毛《传》‘致其社稷群神’。《释文》曰‘本或作群臣’。是神犹臣也。”其弟子章太炎《封建考》:“以神守之国,营于禨祥,不务农战,亦尠与公侯好聘,故方策不能具,及其见并,盖亦摧枯拉朽之势已!”章太炎认为“神国无兵”,故诸侯可以“摧枯拉朽”式地兼并它,古国迅速消亡。

杨向奎曾提出国家形态由“神守”向“社稷守”进化的演变观,指出在远古时代,神守和社稷守不分,所有国王都是神而能通于天;神守与社稷守之分,当在夏初之际。其弟子吴锐认为“神守”即政教合一的社会实体,并将历史划分为“神守时代”(新石器时代)和“社稷守时代”(夏商周早期国家直到清代)。总之一般认为神国或神守之国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是原始的社会形态。

古蜀国的国王是由“社稷守”退化到“神守”的状态,就像《老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一样。“神国”具有怎样的特征呢?《鹖冠子·度万》载“鹖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神化者,定天地,豫四时,正流亚生,万物无害,万类成全,名尸气至。官治者师阴阳,应将然,地宁天澄,众美归焉,名尸神明。”《鹖冠子》把上古的“成鸠国”作为“神化”的样本,集中描述在其《王鈇》篇:泰上成鸠之道……世莫不言树俗立化。成鸠之制,与神明体正……其兵不武,树以为俗,其化出此。

鹖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从中制外之教也。……此素皇内帝之法。成鸠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夺者也,功日益月长,故能与天地存久,此所以与神明体正之术也,不待士史苍颉作书,故后世莫能云其咎。

成鸠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兵器竖立作一种习俗,而不是作为武器,其制度是“从中制外之教”“素皇内帝之法”“与神明体正之术”等等,其政权之牢固“世世不可夺”“与天地存久”。这种神权国家,虽然可以消弭内部的利益纷争,但由于没有军队,根本不能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

古蜀国退化到“神国”时,还产生了毁灭文明成就的行为,三星堆祭祀坑就是一个显著例证。祭祀坑的地层年代属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二期),一号祭祀坑器物的年代约在殷墟一期,对应于柏灌王神化毁器;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武丁时期)范围内,对应于鱼凫王神化毁器。没有“化的蜀民继续留在古城生活,创造了三星堆四期即十二桥文化遗存。

“神化”时被毁掉的不仅是物质成就,还有祖先祭祀等宗教信仰。鱼凫朝末期,随着鱼凫王及其臣民皆“神化”,祭祀神主被集中淹没起来,聚落城邦失去了精神支柱,古蜀国的三代盛世就此结束了。新出现的“杜宇—开明”王朝,与先蜀三代没有血缘关系,完全是另一个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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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5月13日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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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入川对巴蜀戏剧与移民文化的影响